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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1977年11月报考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专业研究生的时候，招生简章中指导小组是以张岱年先生为首的几位老师，有邓艾民先生、朱伯崑先生，而汤一介先生不在其中。1978年秋天入学后，给我们上课的是张岱年先生和朱伯崑先生，教研室负责研究生工作的是楼宇烈先生。因为汤一介先生没有参加“文革”后首届研究生的教学和指导工作，所以我很长时间里一直没有见过汤一介先生。

1980年秋天，我去中国人民大学听岛田虔次教授讲演，汤先生也去参加了。讲演结束出来的时候，我跟汤先生打招呼，并一起走到332车站坐车回中关村，他问我论文指导老师是谁，我告诉他是邓艾民先生。这是第一次跟汤先生说话。1981年秋天我毕业留校后，因为同在一个教研室工作，所以跟汤先生见面的机会就慢慢多了起来。

1984年，汤先生开始做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主任。1985年夏我的博士论文通过答辩，我本来就是中国哲学教研室的教员，自然回到中国哲学教研室工作。1985年夏天我去日本筑波大学开会，汤先生要我带封信给也将到日本开会的成中英教授。他当时问我，你和刘笑敢谁的英文好一点，我说都差不多。他说学校现在重视青年教师的培养，王守常已经安排去新加坡进修，如果有可能，希望你们都有机会去美国进修。他还说，准备跟成中英说一下，看看他能不能在夏威夷大学弄个进修名额让我去。他还说想看看能不能安排刘笑敢去天普大学。这年的冬天，成中英教授应汤先生邀请来北大访问，汤先生就安排我作为年轻讲师接待成中英教授，我想汤先生也是想让我跟成中英教授熟悉一下，便于以后联系去夏威夷大学访问。

这件事在成中英教授访问北大时已经跟他说明，所以到了1986年3月，我就写信给成中英教授，询问夏大访问有没有希望，成先生回信说现无名额，以后再看机会。于是4月份我就写信给杜维明教授，请他看看哈佛有没有机会。为什么写信给杜先生呢？这是因为1983年汤先生从美国回来后曾邀请杜先生来参加汤用彤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纪念会时，我当时在勺园跟杜先生谈过，彼此已经认识；当时他很关心我的《朱子书信编年考证》书稿的出版，由于国内出版不容易，他建议我到海外去出版。但因为当时批判精神污染，空气紧张，我未敢贸然答应。1985年春季学期，杜先生来北京大学哲学系教书一个学期，陈鼓应先生也在哲学系任课，汤先生便安排我作杜先生课的助教，安排刘笑敢作陈鼓应先生课的助教。杜先生那时对朱熹也很有兴趣，我有时去跟他谈，彼此也逐渐相熟，杜先生还参加了我的博士论文答辩。1986年1月杜先生来中国文化书院讲课，我到外交学院去看他，他已知道汤先生托成中英帮我联系去夏威夷大学访问，大概他预计我可能去不成夏大，便跟我说，你也可以考虑来哈佛。所以，夏威夷大学访问没有希望，我自然就给杜先生写信询问哈佛访问的可能，结果在杜先生的帮助下很快就办成了去哈佛的访问。如果不是汤先生当初安排我作杜先生的助教，我就不可能跟杜先生相熟，也就不会那么容易去哈佛作访问学者。这是我应该感谢汤先生的。

（二）

我1986年去哈佛访问，初到哈佛的时候，晚上没事读杜先生借我看的乐黛云先生的To the Storm，给汤先生写信中也谈了我的读后感，汤先生回信说希望我回国参加中国文化书院的工作。1988年我回国，汤先生又说起参加文化书院的事，鲁军也专门来我家谈此事。因为当时书院的事业较大，事情也多，如果参加，一周最少要有两天的时间投入；而我的心思完全在学术研究，想集中精力写我要写的书，于是就谢辞了书院的邀请，没有参加书院的工作。直到2000年，我才接受汤先生邀请，担任了文化书院的导师，当然这时书院已经很少活动了。不过，1987年在美国的时候，我在台湾的《当代》杂志上写了文章，第一次把“走向未来”、“文化中国与世界”和“中国文化书院”作为文化热的三个文化典型加以分析，此文有一定的影响，对确立和提揭文化书院在大陆文化热运动中的地位，并把文化书院介绍给海外，也有一点小小的贡献。

从1988年到1995年，我常常和汤先生共同受邀参加国际会议，比如1988年夏 “儒学国际讨论会”（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1989年夏“第七届国际中国哲学会”（美国，夏威夷大学希洛分校）、 “第六届东西方哲学家会议”（美国，夏威夷东西中心），1991年春“‘文化与社会’国际研讨会”（美国，夏威夷东西中心），1994年赴台湾参加政治大学“两岸文化思潮与社会变迁”研讨会，1995年“第九届国际中国哲学会”（美国，波士顿大学）等。因为那时我是年轻教员，所以都是我跑教委办我和汤先生出国的手续，取批件、送材料、拿签证。那时办出国手续颇不容易，有时第二天要走，头一天还没拿到签证，到教委拿签证一等就是几个小时，拿到签证送给汤先生时已经过了晚饭时间。至于旅行中帮忙拿行李，照顾汤先生，也是常事。所以有一次乐黛云先生说：“我老说老汤有福气，老是跟你一起出去。”这些当然都是我们应当做的，换了其他年轻老师也是一样。

1989年夏天，我和汤先生一起到美国出席两个会议，在夏威夷大学林肯中心住的时候，我们和台港学者一起经常讨论中国问题。有一次在汤先生房间我问他，从文化书院的取向来看，您应该是属于文化保守主义吧？他当时回答我说“我不属于文化保守主义”。他当时主要强调思想观念的现代化，我想由此可以了解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汤先生的文化取向，以及他这一时期的整个思想主张和活动。

（三）

1992年至1993年，是汤先生1989年以后出国时间较长的一段，这段时间他虽然不在国内，但他很惦记博士生的论文完成情况，所以几次给我写信。下面是1992年3月8日的信：

我于3月4日到香港，现在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科学院帮忙做点事。

去年九月离京，先在加拿大教书四个月，十二月底到美国访问了四所大学，在其中三所作了讲演和座谈，一切尚顺利。本来打算经香港回国，现在准备在科技大学停留三个月。因为他们的人文科学院目前全是聘请台湾的学者，我感到对我们国家不利，现在他们让我帮助设计人文科学院如何办，我想也许我可以起一点作用，以便1997年后和我们的关系更密切些。

我已给朱德生写信，请假三个月。但有件事请你们帮忙，我有三名博士生今年毕业，王平的论文是“《太平经》研究”，张广保的论文是“全真教的心性学说”，我走前已经安排好他们的写作，并讨论了他们的提纲。我将写信给他们，要求他们三月底写成。我想，请抗生帮助看“《太平经》研究”，请你看看“全真道的心性学说”，不知可否？同时我也要求他们把稿子复印一份用快件寄给我（费用我支付），我看后寄回。

1992年5月4日汤先生来信：

陈来同志：

来信收到，关于第八届国际中国哲学会事，我现在没有什么建议，等回到北京后，再说。

我将于6月16日由香港回国，两个博士生的论文，请费心帮忙指导。但王平论文尚有一部分未寄来，请问问，何时可寄来，最好快一点。

出来大半年，一切还好。因“六四”后总感到在北大不很愉快，出来走走，使一些事可以淡化。我自己想，反正已65岁，最长也不过还有五年我可以退休，而且还可以说自己身体不好，要求提前退休。我们的孩子都在美国，也得为自己晚年考虑一下，在国内没有亲人，大概是不会有人管的。我之所以在6月中回来，还是因为两个研究生，还希望做点事，希望环境好一些真能做事。本来我也可以在香港科大长期呆下去，但想想总还有些责任，应把未了之事做完了再说。

祝好

又是一个5月4日。

汤一介

5月4日

可见，汤先生对博士生论文的事总是很挂心、很负责的。汤先生博士生的工作，我的确参与不少，就以招生来说，那时教研室教授少，汤先生博士生复试，都是汤先生和我两人参加；朱先生的博士生复试也是我和朱先生两人参加；汤先生不在国内，就由朱先生和我负责汤先生博士生的复试。

这封信中说到的“关于第八届国际中国哲学会事”，是因为1993年7月要在中国主办第八届国际中国哲学会，确定在北大举行，由北大哲学系负责主办。1992年就要开始筹备，我作为教研室主任参加了学校的筹备会，故写信告知汤先生。汤先生是国际中国哲学会驻中国的代表，又称中国大陆分会的会长，所以这个会自然是要由汤先生负责的。但汤先生这一时期多不在国内，而我是中国哲学教研室主任，于是办会的责任就全部落在我的身上。

1993年2月汤先生来信：

陈来同志：有几件事得拜托你，请你帮忙。

1.我招博士研究生题目我已经出好（包括国内的和留学生的，韩国有吴相武等三人找过我，要考我的博士生）。

2.请代问问我申请的“整理和编辑汤用彤全集”的资助是否已批准。因为我身体不太好，想尽快完成，已找孙尚扬、胡军帮助工作，题目已开始做了，希望有点经费。请你帮忙。

3.能否给我一份参加“第八届国际中国哲学会”邀请名单(国内和国外的)，以便我考虑邀请参加“纪念汤用彤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名单，我并想再请几位韩国学者。

4.我仍在检查中，尚无结果，如无大问题，我想一两周后或可出院。如要动手术，我就想转院到阜外（心脏专科）或去美国动手术（我女儿答应支持在美医药费），请便中向系领导报告一下。

谢谢。祝好！

汤一介

1993年2月8日1993年夏天，“第八届国际中国哲学会”在我独立操办之下，成功举行，汤先生会前才从海外回到北京。尽管当时我们的条件很差，与会学者还都比较满意。顺便说一句，从这时开始，国际中国哲学会规定，主办双年会的单位即为会长单位，即谁主办会议，谁就在主办的两年中担任国际中国哲学会的会长。但在最开始的两届中，由我们办会，波士顿大学当会长，下一届波士顿大学办会，我们当会长。所以我们1993年办会，波士顿大学的南乐山当会长。1995年波士顿大学办第九届国际中国哲学会，汤先生当会长。我们成功地主办了第八届国际中国哲学大会，为汤先生做下任会长奠定了基础（以后方克立教授办十二届会，由他当会长；郭齐勇教授办十五届会，便由郭齐勇当会长）。因此，这次会议的顺利举办，汤先生还是比较满意的。

1994年我和汤先生去台湾政治大学开会，会后汤先生约我一起去佛光山会见星云法师，我们在佛光山都作了讲演。汤先生讲演时对佛学院的学生说“我们现在再也培养不出陈来这样的学者了”，这当然是汤先生对我的表扬，但长江后浪推前浪，流水前波让后波，北大新一代的学者肯定会超过上一代，后来居上是一定的。

1995年以后，由于中国和美国的关系恢复，和汤先生一样，我的长期出国也多起来，甚至比汤先生更多，所以就较少参与汤先生博士生的培养工作了。不过1998年汤先生决意退休时，希望我接收他手上仍未答辩的几个博士生，我都按要求帮他们顺利完成了学业。

1999年秋季学期，汤先生在香港城市大学访问，我在香港中文大学教书，期间汤先生夫妇曾请我在他们的居所吃饭，受邀的还有郑培凯教授。吃饭中乐黛云先生说起××功的事件，提醒我们不要参与，汤先生说，他们那么聪明，是不会参与的。后来我们还一起参加了汤先生的讲演，主题是关于郭店楚简的。我们知道，汤先生并不以口才见长，但他的那次近一小时的讲演不用讲稿，讲的平缓而流畅，得到大家一致的肯定，以至于有位香港大学的学者以汤先生为例，说中国学者口才比英美学者好。

此后几年，我经常在香港教书，我在香港科大教的一门课是“中国宗教哲学”，我指定的三本参考书之一，就是汤先生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因为许多研究道教的著作都没有宗教哲学的视角，而汤先生这本书开始有了宗教哲学的视角，这是胜于许多国内道教研究者的地方。

（四）

其实，汤先生给我写过许多信，但大都是关于研究生等具体事情，所以都没有保存下来。2002年10月汤先生在学校倡议开展儒藏编纂工作，11月初的一个晚上他打电话给我，希望我支持这项计划，第二天早上又让吴志攀副校长给我打电话，要我出席当天上午在一院召开的儒藏论证会。我到会上发了言，作了论证，表示了对儒藏计划的支持。工作开展起来后，为了争取教育部的支持，我也写过相关论证材料；在儒藏中心内部开会讨论，我都尽量支持汤先生的想法。由于我在系里和教研室还有不少工作，所以我在儒藏主要参与的是目录的工作。2004年汤先生就目录问题给我一信：

陈来同志：

我又看了一下《儒藏》精华本的目录，对“史部”还是有些想法。由于我们以对古籍不拆散为原则，因此《二十四史》中的“传记”无法收入，这样只能退而求其次，收了一些年谱。如果年谱都删去，那么对大儒的生卒事迹就无法了解。这样似有缺陷。因此我建议是否可以恢复一部分。如“十一，史部”中的12、13、14、15、17、18、20、22、25、27、32、34、55、56等等。

在“子部”中“性理之属”是否“上蔡语录”和“龟山语录”、“太极图说述解”等也看考虑不删。

“别集”中“汉至五代”中“李翺”是否可考虑不删；“南宋”中“岳飞”似可删。“金履祥”在元或更合适。“明”的6、7、8、11、27等是否可考虑删去一些，复旦吴震提出要增加的是否可选一两个。

“目录”事多多麻烦，拜托、拜托，谢谢！祝中秋快乐，万事如意！

汤一介

2004.9.18

从这一件小事可以看出汤先生对儒藏的事是非常认真，也非常负责的。另外，在多年与汤先生的交往中，我体会到汤先生很长于学术谋划和学术组织，对解决行政事务的困难也很有点子，这可能也是他愿意“做点事”的原因之一。他的这种组织能力在儒藏编纂工作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当然，汤先生对编纂儒藏的决心也是逐步形成的。我记得，还在教育部立项之前，2003年4月，有一天汤先生给我打电话说儒藏的事，其中他说他做两年就交给我们做，他就不做了，还说“反正我也不是搞儒学的”。次日我给吴志攀副校长打电话，跟他叙述了汤先生的说话，我说我是乐观其成的。这是儒藏争取立项过程初期的事。后来教育部重大项目立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学校大力支持，汤先生的决心越来越大，儒藏项目的建设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成为北大文科最有代表性的项目，而在这十几年中汤先生对儒学也做了更多的研究。

2005年哈佛燕京校友会在北大召开研讨会，汤先生提交的论文是讨论当现代中国哲学的，其中有一段提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