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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论》是曹丕的一部论文总集，五卷二十篇，《隋书·经籍志》子部类著录。现多已亡佚，《自叙》《论文》两篇相对完整。《论文》一篇专论文学，《文选》卷五十二“论”类收录，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曹丕很希望自己在文学上不朽。《三国志·魏志·文帝传》载：“初，帝好文学，以著述为务，自所勒成垂百篇。”他从不讳言这种理想，在《与王朗书》（裴松之注引《魏书》）中说：“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疠数起，士人凋落，余独何人，能全其寿。”其中，他提到《典论》和百馀篇诗赋，正是他希望的传世之作。在《论文》中，曹丕提到建安七子已逝。建安七子中，孔融死得最早，建安十三年（208）被杀，馀者多数死于建安二十二年（217）。当时，疾疫流行，陈琳与徐幹、应瑒、刘桢等，一时俱逝。徐幹死于建安二十三年（218）二月。至此，建安七子皆离世。这说明，《典论》二十篇定稿于建安（196-220）最后两三年间，不会晚于曹丕即皇帝位的黄初元年（220）。因为，《艺文类聚》卷十六载卞兰《赞述太子表》称：“著典宪之高论，作叙欢之丽诗，越文章之常检，扬不学之妙辞。”由此推知，曹丕著成此书，还是太子身份，在黄初元年之前。

曹丕非常重视这部《典论》，还专门钞录送给孙权、张昭。裴松之注引胡冲《吴历》载：“帝以素书所著《典论》及诗赋饷孙权，又以纸写一通与张昭。”《魏志》载，曹丕的儿子曹叡也深知乃父的遗愿，在大和四年（230）二月，议“文帝《典论》刻石立于庙门之外”。《三少帝纪》裴注引《搜神记》：“文帝以为火性酷烈，无含生之气，著之《典论》，明其不然之事，绝智者之听。及明帝立，诏三公曰：‘先帝昔著《典论》，不朽之格言，其刊石于庙门之外及太学，与石经并，以永示来世。’”《宋书·武帝纪》《隋书·牛弘传》载，晋安帝义熙十二、十三年(416、417)，刘裕先后攻陷洛阳、长安，收录图籍数千卷。裴松之追随刘裕北伐，不仅看到各地图籍，还亲历洛阳，看到太学门前所立六块《典论》石刻。史载，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间（477-499），《典论》石刻犹存其四。《隋书·经籍志》著录为五卷，《宋史》以后不见著录。据此推测，全书大约亡于宋初。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一系列重要主张，触及到文学自身的规律，体现了文学的自觉精神。所以，郭沫若《论曹植》一文称其为“文艺批评的初祖”。按照文章的逻辑顺序，可以梳理成下列几个重要的问题。

第一，批评文人相轻的弊端。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里语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见之患也。

于光华《重订文选集评》引邵长蘅说：“通才既难，而人又苦于不自知，故须论定也。此一篇之大意。”文人通常以其所长，轻人所短。班固、傅毅，论才能，两者应在伯仲之间，不相上下，但是班固却自以为略高一筹，嘲笑傅毅下笔千言。自休，五臣张铣谓“言其文美不能自息也”，似与上下文意不符，应是自止之意。不能自休，即文字汗漫而无所统御。

第二，编纂建安七子的合集。

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幹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瑒德琏，东平刘桢公幹，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 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

“七子”之称始见于此。“咸以自骋骥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咸以自，《三国志》作“咸自以”。《艺文类聚》亦作“咸自以”。胡克家《文选考异》谓“依文义，‘自以’是也。各本皆倒耳”。骥 ，良马，比贤才之俊逸。这两句比喻七子竞相驰骋才华。在当时，这种纵横骋气之风，不仅限于七子。曹植《与杨德祖书》就说当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钟嵘《诗品》也说：“东京二百载中，惟有班固《咏史》，质木无文。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他们在创作上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咸蓄盛藻”，“以情纬文，以文被志”（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有意识地把目光转向乐府诗，努力从民间创作中吸取养分，注重情文兼具，文质相称，创造了属于他们那个时代的典范之作。

建安七子的文集，与《典论》大约同时完成。曹丕《与吴质书》称：“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谓百年己分，可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顷撰其遗文，都为一集。观其姓名，已为鬼录。”鬼录，记录死去的人名。杜甫《赠卫八处士》“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即由此而来。《与吴质书》作于建安二十四年，诸子合集是曹丕在七子最后一位离世（徐幹）的建安二十三年的翌年所辑。此集《隋书·经籍志》未著录，可能久已亡佚。明代杨德周《汇刻建安七子集》为至今存世较早者，但此集有曹植而无孔融。清人杨逢辰《建安七子集》则补入孔融而去掉曹植。

第三，比较建安七子的异同。

建安七子有其共同的追求，也有共同的毛病，文人相轻是其显而易见者。曹丕自比君子，可以审己度人，避免斯累，故作此《论文》，从比较中论述各家的特点和成就。他说：

盖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而作《论文》。王粲长于辞赋，徐幹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幹之《玄猿》《漏巵》《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俊也。应瑒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词，至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杨、班俦也。

首先，他把王粲、徐幹二人放在一起比较。曹丕《与吴质书》论王粲：“仲宣续自善于辞赋，惜其体弱，不足起其文。至于所善，古人无以远过。”认为王粲虽然有才，但是体弱，缺乏壮气。王粲字仲宣，山阳高平（今属山东）人。他出身名门，曾祖父王龚、祖父王畅均为汉代三公，父亲王谦为何进长史。但他幼年丧父，十三岁时逢董卓之乱。十七岁时南下荆州，依附刘表，著名的《七哀诗》《登楼赋》就作于这段时间。建安十三年（208）,曹操南征刘表，会刘表病死，刘表之子刘琮继守荆州，因降曹操。王粲亦投归曹操，被征为丞相掾，赐爵关内侯，后为军谋祭酒，参与政务。魏国既建，拜为侍中。从此，原有的一点壮气也丧失殆尽。他曾与曹植、阮瑀等人并作《三良诗》，曹、阮二人继承《诗经·秦风·黄鸟》的传统，哀叹三良，对殉葬一事表达了强烈的愤懑情绪。王粲《三良诗》也对秦穆公有所批评，但更多的是赞扬三良知恩图报、不惜殉葬的牺牲精神。这样写，不排除借机向曹操表示效忠的可能，多少有点献媚色彩。徐幹也体弱乏气，但不献媚。徐幹字伟长，北海剧（今属山东）人。建安十年（205），曹操平定袁绍，徐幹应诏入曹操幕，为司空军谋祭酒掾属。建安十三年（208），随曹操南征，作《序征赋》。建安十六年（211），曹丕受封为五官中郎将，徐幹为五官将文学。建安十八年（213）前后，因病隐退，潜心写作《中论》。曹丕说徐幹“有齐气”，什么叫“齐气”？若就历史传承而言，应是从田横以来该地就普遍推崇的气节。若就齐人性格而言，似指恬淡自然的风气。若就文章而言，则是指舒缓平易的风格。齐气，《三国志》《艺文类聚》《初学记》并作“逸气”。若此，则徐幹的创作就不是舒缓，而是骏逸风发。黄侃《文选平点》卷六说：“文帝论文，主于遒健，故以齐气为嫌。”曹丕在《与吴质书》也明确说：“伟长独怀文抱质，恬惔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者矣。著《中论》二十馀篇，成一家之言，辞义典雅，足传于后，此子为不朽矣。”所谓“箕山之志”，其实就是尧时许由所奉行的“终身无经天下之色”（《吕氏春秋·求人篇》）。同时代的王昶作《家戒》，其中说到他所敬佩的徐幹：“北海徐伟长，不治名高，不求苟得，澹然自守，惟道是务。其有所是非，则托古人以见其意，当时无所褒贬。”“不求苟得，澹然自守”与曹丕所说的“怀文抱质，恬惔寡欲”，是一个意思，即舒缓平淡。这应是“齐气”的本意。而“逸气”非徐幹所有，乃刘桢的风格。

其次，他论述了陈琳、阮瑀的共性：“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俊也。” 陈琳字孔璋，广陵射阳（今属江苏）人。早年在何进幕下任职，曾作《谏何进召外兵》，认为“今将军总皇威，握兵要，龙骧虎步，高下在心，以此行事，无异于鼓洪炉以燎毛发。但当速发雷霆，行权立断”；认为如果招纳董卓进京，“大兵合聚，强者为雄，所谓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只为乱阶”。事实证明陈琳的判断是对的，说明他很有政治眼光。后又追随袁绍，曾作《为袁绍檄豫州文》讨伐曹操。文章气势磅礴，排江倒海。《文心雕龙·檄移》称其“壮有骨鲠”。官渡之战后，曹操灭袁绍，不计前嫌，将陈琳纳入幕府，任命为司空军谋祭酒,管记室，主管军国书檄。《檄吴将校部曲文》即作于此时。这两篇文章并收录在《文选》中而成为一代名文。此外，《文选》还收录其《答东阿王笺》《为曹洪与魏文帝书》两文，也都内容繁复，风格壮丽。这与曹丕在《与吴质书》中的评论完全吻合：“孔璋章表殊健，微为繁富。”

至于阮瑀，曹丕说：“元瑜书记翩翩，致足乐也。” 阮瑀字元瑜，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曾随蔡邕问学。建安初，曹操召为司空军谋祭酒，管记室。阮瑀擅长章表书记，与陈琳负责军国书檄文字。故《文心雕龙·才略》篇称陈琳、阮瑀“以符檄擅声”。《文选》收录其《为曹公作书与孙权》，文气顺畅，舒卷自如。他还著有《文质论》，认为文“远不可识”，质则“近而得察”，“文虚质实，远疏近密”，故主张“意崇敦朴”，即以质实为上。这些都可与曹丕的论述相互印证。

最后再比较应瑒、刘桢、孔融的差异。先说应瑒的“和而不壮”。应瑒字德琏。早年流寓南北，建安初入曹操幕府为掾属。曹植为平原侯，应瑒为平原侯庶子，后转为曹丕的五官中郎将文学。《文心雕龙·才略》：“应瑒学优以得文。”曹丕《与吴质书》也说：“德琏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学足以著书，美志不遂，良可痛惜。”曹丕说他“美志不遂”，也不尽然。《艺文类聚》卷二十二载其《文质论》，篇幅较阮瑀的同题之作为长。《文心雕龙·序志》称：“至于魏文述典，陈思序书，应瑒文论，陆机《文赋》，仲治《流别》，宏范《翰林》，各照隅隙，鲜观衢路，或臧否当时之才，或铨品前修之文，或泛举雅俗之旨，或撮题篇章之意。魏典密而不周，陈书辩而无当，应论华而疏略，陆赋巧而碎乱，《流别》精而少巧，《翰林》浅而寡要。”这里提到“应瑒文论”，应当是指其《文质论》。在刘勰看来，这篇文论与《典论》《流别论》《翰林论》《文赋》同等重要，也算是不朽之作了。当然，这篇《文质论》也有不足，主要是“华而疏略”，即华丽而缺少实质内容。他的诗也有这个问题。清人沈德潜评其《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魏人公宴，俱极平庸。后人应酬诗从此开出。篇中代雁为词音调悲切，异于众作。”“代雁为词”是其长处，而平庸应酬也是其短板。

再说刘桢的“壮而不密”。刘桢字公幹，东平宁阳（今属山东）人。曹丕《与吴质书》评刘桢：“公幹有逸气，但未遒耳。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钟嵘《诗品》列为上品，说他“仗气爱奇，动多振绝，真骨凌霜，高风跨俗。但气过其文，雕润恨少。”都说他的诗歌以气胜。今人俞绍初《建安七子集》辑存文十一篇、诗十三首并佚句。其中十首见于《文选》，说明他确实是以诗歌取胜。诗歌真骨凌霜，难免疏略，大约是性格所致。王昶《家戒》就说：“东平刘公幹，博学有高才，诫节有大意，然性行不均，少所拘忌，得失足以相补。”得失兼半，这是刘桢为人为文的特点。《赠徐幹》一诗，可能写于他失志时。当时，徐幹等人能够随曹丕游宴西园，而自己却不能随意出入西园，不能预宴，心中非常郁闷。尽管如此，他并不想改变自己的性格。《赠从弟》三首，分别以苹藻、松柏、凤凰作比，勉励从弟能够坚持节操，端正不阿，反映出刘桢对独立人格的追求。《文心雕龙·体性》称“公幹气褊，故言壮而情骇”，认为他的诗歌的最大特点就是气盛。《风骨篇》《定势篇》分别记载了刘桢的话。如《风骨篇》转引刘桢评论孔融的话说：“‘孔氏卓卓，信含异气，笔墨之性，殆不可胜’，并重气之旨也。”《定势篇》“刘桢云：‘文之体指实强弱，使其辞已尽而势有馀，天下一人耳，不可得也。’公幹所谈，颇亦兼气。然文之任势，势有刚柔，不必壮言慷慨，乃称势也”。所谓气、势，陆厥《与沈约书》称“刘桢奏书，大明体势之制”，道理是一样的，就是要求文章要有气势、风骨、气象。刘桢的诗有气势，他的文章也如此。《文心雕龙·书记》说：“公幹笺记，丽而规益，子桓弗论，故世所共遗；若略名取实，则有美于为诗矣。”刘桢《毛诗义问》十卷，尚存残篇，可见文章写作固有其学术根底相支撑，所以不凡。

最后再说孔融的“不能持论，理不胜词”。不能持论，李善注引《汉书》“不根持论”，北宋本作“不良持论”。胡克家《文选考异》据袁本、茶陵本作“不长持论”，谓孔融文章精美，但是议论不足。至于那些嘲戏之文，则与扬雄、班固相近。俦，伴侣。从《后汉书》记载及孔融的作品不难看出，曹操起兵时，以恢复汉室相号召，孔融深信不疑。后来曹操挟天子令诸侯，孔融发现有代汉野心，逐渐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如官渡之战消灭袁绍，曹丕霸占甄夫人，他上表祝贺说“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曹操未听说此典，便问其故。孔融说：“以今例古，想当然耳。”曹操下禁酒令，他作《难曹公禁酒书》，称“酒之为德久矣”。所谓嘲戏之文，大约就指此类文章。《文心雕龙·论说》：“孔融《孝廉》，但谈嘲戏。”这些冷嘲热讽的文章，曹操还勉强可以接受。谁知他又《上书请准古王畿制》，建议“千里国内，可略从《周官》六乡、六遂之文，分比北郡，皆令属司隶校尉，以正王赋，以崇帝室”。孔融写作此文，实际上是担心曹操分封子弟，控制王室。这就引起曹操疑心。建安十三年（208），郗虑承旨，以微法免融。路粹又承旨奏文，捕杀孔融。《文心雕龙·程器》说：“文举傲诞以速诛。”以傲诞而引火烧身，这是孔融没有想到的结局。尽管曹操不喜欢孔融，而曹丕却对他的诗赋文章高度赞赏，并广为收集，编入《建安七子集》中。

通过具体而微的文学批评实践，曹丕的作家论体现出以下特点：一是善于用只言片语概括作家的特点。如徐幹“应瑒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有逸气”，徐幹“怀文抱质，恬淡寡欲”，王粲体弱，则其文不壮，均言简而意赅。二是往往既指出其长处，也指出其短处。曹丕酷爱孔融文章，认为“体气高妙”，但同时指出其“不能持论，理不胜词，以至于杂以嘲戏”。三是将作家放在一起评论，相互对照比较。这也是中国文学批评的传统方法。这种批评方法与东汉以来的人物评论风气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四是在对建安七子的评论中，也体现着曹丕本人的自信。诚如林云铭《古文析义》所说：“语语自疏所长，半著不肯让人，有推倒一世气概。”毕竟，他的身份不同，实际上有居高临下、俯视文坛的意味。

第四，辨析不同文体的特点。

“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又患暗于自见，谓己为贤”为一过渡句，进一步引起另外一个话题，即不同作家，所以会有不同风格，不仅仅是由其性格所导致，还与其擅长的不同文体密切相关。他说：

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

不同文体有不同的要求和风格。奏议是公文写作，经常用于朝廷军国大事，语言必须典雅。书论当以理为主，不应以言辞求胜，否则会枝蔓横生，辞不达意。碑诔是悼念死者之文，自然要求朴实无华，徒事华艳则有悖语境。文章体裁不同，多数人只能独擅一体，不能执此非彼，更不能一概而论。言下之意，曹丕可以突破文体禁锢，而通达众体。当然，曹丕似乎更重视“诗赋欲丽”四字。他没有对“丽”字作更具体的论述，我们只能从其追随者陆机《文赋》中推知一二。陆机对文学作品提出了五个方面的审美要求，即：应、和、悲、雅、艳。“艳”是最高的审美要求，与曹丕《典论·论文》“诗赋欲丽”的“丽”非常接似。东汉以来文人制作五言诗风气日盛，语言日趋华美。《典论》分为四科八体，陆机《文赋》将文体分成十类。至齐梁间，文体分类越发细密，反映出六朝时代文学观念与创作实践的突飞猛进。

第五，指出不同风格的形成。

“暗于自见，谓己为贤”是“文人相轻”的重要原因。曹丕提出“文以气为主”的主张，实乃千古不易之论：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检，法度。同样的节奏、曲调，运气不同，好坏就有很大差别。这些只能意会，即便父兄之间也不可言传。联系前文，说徐幹“时有齐气”，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刘桢“有逸气，但未遒耳”，王粲“惜其体弱，不足起其文”。从这些评论来看，曹丕更欣赏壮大有力的风格。《文心雕龙·风骨篇》也延续这种观念，提出了“风骨”的概念：“若能确乎正式，使文明以健，则风清骨峻，篇体光华。”所谓“篇体”是指文章整体。钟嵘《诗品》评论曹植“骨气奇高，词采华茂”，也是指曹植的全部创作。不仅诗文要求风骨，书画的最高标准，也在风清骨峻。谢赫《古画品录》就常常用“气”“气力”“壮气”等概念推崇那些有气势的作品，都与曹丕的“文以气为主”之说，有异曲同工之妙。

第六，肯定文学的历史作用：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制《礼》。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

古人有所谓三不朽之说，所谓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作者把立言的重要性置于经国大业上，可以不朽。周文王被商纣王拘禁在羑里，演绎八卦，并不因为禁闭而放弃追求。周公旦功成名就，依然治礼作乐，也不因为安逸而改变自己的志向。他们就担心时光流逝，所以，不贵咫尺玉璧，而重寸寸光阴。可惜常人对此却多不在意，贫贱时就担心饥饿，富贵时又放荡游乐。他们只想追求眼前的快乐，而忽略名山事业。日月运行，身体日渐衰老，终有一天会化为乌有，这才是仁人志士最大的哀痛！文章的最后说，“融等已逝，唯幹著论，成一家言”。融等，概指建安七子。他们的创作已经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这是叫人感到欣慰的地方。前面说过，陆机的文学思想有很多方面源于曹丕，可谓一脉相传。

文学不朽的论断，并不是曹丕的发明。从曹丕对徐幹著《中论》的推崇和对自己著《典论》的期待可以看出，他之所以如此强调这种立言不朽之论，其实另有隐情。如前所述，《典论·论文》作于曹丕为太子之后。与此同时，曹植作《与杨德祖书》说：“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昔扬子云先朝执戟之臣耳，犹称壮夫不为也。吾虽薄德，位为藩侯，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迹，辞赋为君子哉？”曹丕、曹植兄弟生活在同样的政治文化环境中，但是他们两人对于文学的看法似乎截然相反，一个力主文章可以经国，一个蔑视辞赋小道。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这篇著名的讲演中对此有所分析，他认为曹植之所以轻视辞赋，只因为他自己文章做得好，故可如此大言。还有一个原因，曹植活动的目标在于政治，政治方面不甚得意，遂说文章是无用的。所以鲁迅说“子建大概是违心之论”。这种分析是颇为细微的。曹丕已经当上了太子，政治方面他已经胜出，所以更加重视的是文学名声，渴望名实双收。他当然不希望人人都有政治抱负。因此，曹丕发表这一通文学不朽的议论，其实并不是真心倡导文学；曹植贬抑文学，也并不是真正看不起文学。曹丕、曹植对于文学的看法大相径庭，而骨子眼里却是一致的，都是站在政治立场上看文学，只是观察的角度不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