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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的作品很早就传入了朝鲜半岛，在朝鲜半岛古代文化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虽然与杜甫的受欢迎程度相比稍嫌逊色，但仍留下了大量的相关资料。

(一)

李白作品传入朝鲜半岛的时间可追溯到新罗中叶，当时有大量遣唐留学生往来于中韩之间，他们在唐朝留学时，不仅参与当时的文化教育和学习，还和唐朝文人多有交游，在这个过程中极有可能接触过李白的作品，并将其带回朝鲜半岛。可惜的是，现存文献并没有确凿证据支持这一推测。

朝鲜半岛历史上长期以“事大主义”来处理中朝的关系，因此在外交上熟谙典故、娴于辞章的文士是国家不可或缺的人才。高丽光宗九年(960)，在后周人双翼的建议下，朝鲜半岛第一次实行了科举考试，以诗赋取士，而以诗赋取士自然需要基本的教材。据《高丽史》记载，因为当时传入的书籍较多，辗转流传中容易产生错讹，不利于举子们学习，高丽文宗十年(1056)，“请分赐秘阁所藏九经、汉晋唐书、《论语》《孝经》、子、史、诸家文集、医卜、地理、律算诸书，置于诸学院，命所司各印一本送之”(《高丽史》卷六)。这里的“诸家文集”当包括李、杜等文集在内。

据《增补文献备考·艺文考》记载，高丽宣宗二年（1085），宋哲宗即位后向高丽赐《文苑英华》一书，其中收录李白诗文两百六十馀首，可视为李白诗文传入朝鲜半岛的确证。据此，李白诗文传入朝鲜半岛的时间最晚可以确定在11世纪80年代。此后关于李白诗文的记载就多了起来。《高丽史·崔惟清传》记载崔惟清（卒于明宗四年，即1174年）“尝奉诏撰《李翰林集注》《柳文事实》，王览之嘉赏，镂板以传”，这是朝鲜半岛历史上第一次为李白文集作注、第一次刊刻李白集的明确记载。《李翰林集注》应是完成于1174年之前。即使从整个东亚的历史来看，这也是较早为李白文集作注的尝试，早于后来在朝鲜半岛流行的编纂于元代的《分类补注李太白诗》百馀年。可惜此书并未流传下来，其收录文献和具体版本情况不得而知。

在完整的李白集子传入之前或同时，就不断有零篇散章传入朝鲜半岛，如徐湄《青邱诗话拾遗稿》中记载：“李白《蜀道难》诗稿旧藏松都佛云寺佛腹中，近年为无赖子窃去，人有见其稿者，多所篡改，首句曰吁咄哉，改以噫吁兮云。”这里所言的李白《蜀道难》诗稿当指李白底稿，但现存各种版本中都未曾有“吁咄哉”这一异文，其为抄本当属无疑。朝鲜人认其为李白底稿，那么必定是从中国传过去的。

在高丽朝后期，李白诗文集逐渐成为文士们阅读的基本典籍，甚至出现在了俗乐中。《高丽史》卷七一中所收录的俗乐《翰林别曲》中提到：“唐、汉书，庄、老子，韩、柳文集，李、杜集，《兰台集》《白乐天集》《毛诗》《尚书》《周易》《春秋》，周、戴礼记云云。”李白诗文和《文选》、杜诗等一起成为高丽文人学者必须学习的典范，如崔滋《补闲集》（成书于1254年）记载：“文安公常言凡为国朝制作，引用古事，于文则六经三史，诗则《文选》李杜韩柳，此外诸家文集，不宜据引为用。”可见，在为政府所创作的公文中，所用典故必须来自李杜诗和《文选》等重要典籍才算合格。

现存高丽时代的文学主要属明宗朝（1170-1197）以下者，此时文坛的最高典范是苏轼，杜诗也大受欢迎，但喜欢李白诗文的仍大有人在。李奎报在《军中答安处士置民手册》一文中称赞李白：“太白，天人也，其语皆天仙之词。”在《与李侍郎需书》中说：“然李白韩愈，天下之雄才也。则虽抗白以千载独步，跻韩以周情孔思，世不为嫌，而犹以为歉也。”另一位高丽末期著名文人李穑在《读李白诗》中极力称赞李白诗作的巨大魅力：“豪气凌云不得□，满天光焰吐文章。欲寻影响竟无处，极目太清空断肠。”其《咏太白》诗说：“谪仙风彩照堪舆，醉赋沉香兴有馀。独步盛朝青琐闼，重营秘术紫河车。艳词吐凤纡新宠，豪气骑鲸入虚。莫道妇人并酒耳，知仁观过一唏嘘。”可见当时王安石“李白诗十句九句妇人酒”之说已经传入朝鲜，李穑在赞赏李白风采的同时，用“知仁观过”来收尾，已经可见朱子学的影响。

随着对李白作品阅读的增多、认识的加深，在诗文创作中化用李白诗文也逐渐增多。如崔滋在《补闲集》中指出，早在高丽中期的著名文人郑知常就化用过李白诗句：

大同江是西都人送别之渡，江山形胜，天下绝景。郑舍人知常《送人》云：“大同江水何时尽，别泪年年添作波。”当时以为警策。然杜少陵云：“别

泪遥添锦水波。”李太白云：“愿结九江波，添作万行泪。”皆同出一模也。

李奎报极为仰慕李白，被时人誉为海东李白，其诗文创作中随处可见李白的影响痕迹。他化用李白诗文入诗，如“古来得意只酒杯，莫辞对月倾金罍”、“请君对月莫辞饮，到海黄河不复回”，可见《将进酒》《月下独酌》的影子。李白作为风流文采的一种象征，被他不断融入诗作中，如“一万古风丞相系，三千诗笔翰林才”、“阚公名在月，太白笔生花”、“青春一日忍虚抛，谪仙杯可倾三百”等等。李谷《墨梅》中“谪仙休怪玉颜缁”一句显然是化用了李白《颍阳别元丹丘之淮阳》中“悠悠市朝间，玉颜日缁磷”一句，而“记取明年相对处，沉香亭北倚春风”则来自李白《清平调》“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阑干”。李谷之子李穑在诗文中也有化用李白诗文之例，如“高堂自昔悲明镜”是化自《将进酒》“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日照红妆水底明，翰林诗句使人惊”则直接引用了李白《采莲曲》“日照新妆水底明，风飘香袂空中举”。高丽末期另一位大儒李齐贤曾出使滞元十多年，和大都文人多有交游，他擅长作词，在词作中也较多使用了李白诗文，如“举杯长啸待鸾骖，且对影成三”化用了《月下独酌》、“八表神游，三杯通道”则语出李白《大鹏赋序》“谓余有仙风道骨，可以神游八极之表”及《月下独酌其二》“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又何处，长亭短亭”则化自李白《菩萨蛮》“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

除了化用李白诗文，高丽末期学者也偶尔有拟次唱和之作，如李谷《稼亭先生文集》卷十四有《妾薄命，用太白韵二首》、李齐贤有《姑苏台，和权一斋用李太白韵》，李仁老有《续行路难》，阐发李白《行路难》世事坎坷、心中难平之馀意。

但总体而言，高丽朝是李白诗歌接受的初始阶段，唱和和化用都不多，李白诗文的刊刻在文献中虽有记录，但实际上影响不大。

（二）

朝鲜王朝建立之后，以儒家思想作为立国之根本。杜诗因为强烈的儒学精神，理所当然成为文坛典范。原本高丽朝文士对李杜的喜好并无大的差别，对李杜各有优长有清醒认识。《补闲集》云：“学诗者对律句体子美，乐章体太白，古诗体韩、苏。”但至朝鲜朝，李白得到的重视远不及杜甫，关于杜甫的评论、唱和以及杜甫文集的注释和刊刻都远多于李白。即便如此，因为印刷术的发展和发达，书籍流通的增强，尤其是元朝出现的《分类补注李太白文集》传入朝鲜半岛，对李白诗歌的接受比起前代仍然有了极大的发展。

朝鲜朝的文人基本上仍能坚持李杜并称，认为他们同为诗人的杰出代表，如徐居正说：“文章所尚随时不同，古今诗人推李杜为首。”(《东人诗话》卷上)权近：“义理阐程朱，辞华追李杜。”(《阳村集》卷七《贺门下左侍中平壤伯赵公》)柳方善：“文章直慕李杜风，道学窃效程朱论。”(《泰斋集》卷一《八日歌奉舅氏》)李海寿：“李杜谁轩轾，骚坛两圣人。”(《乐圃遗稿》卷四《嘲崔立之学后山失真》)此类说法极多，可见是当时的一种基本认识。

对于李杜各自的风格特色能有较准确的把握，如河受一认为：“李白之诗，公子王孙弄仙娥于楼台之上。杜子之诗，忠臣孝子救君父于水火之中。孰为优也，孰为劣也？仙娥不可舍也，君父不可遗也，吾将后仙娥而急君父也。”(《松亭集》卷三《李杜韩柳诗文评》) 对于一些过分抑李扬杜的说法，也能有持平之论，如《恕庵诗评》就对王安石的看法提出了批评：“王荆公次四家诗，以青莲编于其末，曰其诗言酒色者十居八九，此论非真知青莲者。黄山谷云青莲诗语如生长富贵人，宁于醉中作无义语，不作寒乞声。必如此论然后乃可。”

金万重《西甫漫笔》指出：“李杜齐名，而唐以来，文人之左右祖者，杜居七八。白乐天、元微之、王介甫及江西一派并尊杜。欧阳永叔、朱晦庵、杨用修右李。韩退之、苏子瞻并尊者也。若明弘嘉诸公，固亦并尊。而观其旨意，率皆偏向少陵耳。诗道至少陵而大成，古今推而为大家无异论，李固不得与也。然物到极盛便有衰意，邵子曰看花须看未开时，李如花之始开，杜如尽开，开后则不无离披意。”表面上承认李不如杜，其实则颇有右李之意。也有个别人特别推崇李白，如李瀷在《星湖僿说》中说：“屈原之作《离骚》，其志洁，故其称物也芳，兰蕙菌荪揭车杜蘅之属，烂然于齿颊之间，其芬馥便觉袭人，所以为清迥孤绝，能泻注胸臆之十怨九思也。后惟李白得其意，就万汇间取其清明华彩，馨香奇高，陶铸为诗料，一见可知，为胸里水镜、世外金骨也。”“惟屈原得之为《离骚》，其义始见矣。后有李白者，为古风五十九篇。古风者，准古之风诗也，上希于风，下挹于骚，欲以讽刺于世，不可以浅近看。”评价极高。李瑞雨在《苍舒李白诗卷跋》中把李白尊为诗中的天子和圣人：“且汝欲闻李诗之评乎？吾言其崖略。秋空万里，独鹤摩云者，高也。峻岭千寻，快鹘捎风者，逸也。海宫明月，珠寒玑绿者，清也。仙家白日，凤舞鸾翔者，丽也。尊之则曰诗中天子，法之则曰诗中圣人。汝未能容易见得，姑读之勉之哉。”

随着对李白诗歌阅读的增加，出现了一些针对具体诗篇的评论，李睟光《芝峰类说》中观点可为代表，如“李白《凤凰台》诗起结两句，全袭崔颢法。第二联是寻常怀古语，且与五言诗‘古殿吴花草，深宫晋绮罗’同意。第三联视‘晴川历历汉阳树’，太不侔矣。且既曰江自流，而又曰二水中分，似叠。余妄谓李白此诗，虽不作可也”。批评《凤凰台》，所言甚是。再如“杜诗‘红入桃花嫩，青归柳叶新’，李白诗‘寒雪梅中尽，春风柳上归’，王荆公诗‘绿搅寒芜出，红争暖树归’。此三诗皆用‘归’字，而古人以荆公诗为妙甚。余谓不然。老杜巧而费力，荆公欲巧而尤穿凿，李白为近自然”。分析三首诗“归”字的优劣，亦有道理。

李杜一起成为朝鲜文人学习的榜样，如李玄锡《游斋集》卷二二《游斋六家》一文中，把学问分成义理家、文章家等六家，而文章家之下把《唐诗品汇》、李杜全秩、《楚辞》、选赋俪文等列为一科，是必读书籍。洪柱世在《入学门庭》一文中，也把李杜同列为必读书目。而朝鲜王朝也将李杜文集列为人才培养的基本书目之一。如《朝鲜王朝实录》世宗十七年，集贤殿大提学李孟畇等启，要求儒生文臣都必须学习李杜诗：“成均馆生员经学馀暇，兼习《楚辞》《文选》、李、杜、韩、柳、欧、王、苏、黄等历代诸家诗、《春秋》。议政府六曹都试，或令赋诗，四部学堂及外方乡校，亦依此讲习，并录书徒，每当都会，亦加考讲。”“春秋等文臣中直以下应赋诗者，亦令兼习李、杜、韩、柳等诗，令艺文馆考其所读卷数，赋诗科次时，并录启闻。”成宗时还设立了专门研究李杜诗的机构：“而如四传、《春秋》《纲目新增》《文翰类选》《杜诗》《李白诗》《庸学口诀》，皆设局。”光海君七年，为了应对和明朝使臣的诗赋酬唱，专门设立诗学教官，讲授李杜诗：“我国接待华使之际，专以诗律唱酬，至于华国，岂曰小补？前日臣尔瞻启辞中，请以李杜、《文选》为监试轮讲者，正为此而发也……请依私教官例，专掌诗学，善诱童蒙，以期作成之效。”同年七月，有人奏启，以能背诵李杜诗作为参加进士试的资格：“臣尔瞻于上年启辞中一款，以诗、义、赋、疑，换定监试初、终场，且以能诵四书者，许赴生员试；能诵《文选》或李、杜者，许赴进士试。”因为在科举考试中的重要作用，甚至一度出现了只习李杜的倾向：“今闻业科举者，以李杜为孔、孟，以诸子为经书，偷章盗句，徒事摹仿而已。”

一些重要的中国诗歌选本中选入了李白诗，如朝鲜安平大君李瑢模仿《唐宋八大家文钞》编纂的《唐宋八家诗选》就选入了李杜诗，朴彭年在《八家诗选序》中说：“匪懈堂与诸儒士，选李、杜、韦、柳、欧、王、苏、黄八家之诗凡几首，釐为几卷……然诗家独推李杜为称首，韦柳以下，评论纷纷，是亦不可以不知也。”虽云八家，对李杜则最为推崇。金堉所编的《三大家诗全集》收录杜甫、李白和韩愈三家诗，在序中对三人推崇备至：“逮李、杜勃兴，韩子大振，此为唐世诗家之宗匠……太白，飞将之兵，勇如快鹘，精贯金石，人莫能测，飘然而无与敌者也。”

和高丽朝文士零星的几篇唱和次韵之作比起来，朝鲜朝文士对李白诗文的唱和趋于繁盛。朝鲜朝最早唱和李诗的是朝鲜初期文人申叔舟和周世鹏，周世鹏有《次李白送崔氏游天竺寺》《次李白送杨山人归天台》等五首次韵之作，其后许多文人都参加进来，拉开了唱和李诗的大潮。唱和之作数量颇可观，据统计超过了二百首，所涉及的李白原作约在六十首左右，范围相当广泛，不仅《将进酒》《蜀道难》《凤凰台》《庐山谣》《远别离》《襄阳歌》《望庐山瀑布》《把酒问月》《秋登宣城谢朓北楼》《乌夜啼》《塞下曲》《菩萨蛮》等名作有唱和之作，《宫中行乐词》《杜陵贤人》《听新莺歌》《送杨山人归天台》《赠黄山胡公》等也有唱和之作。另外唱和的方法也较多样，既有次韵，也有用韵、效体、拟作、续写等等，甚至还有人模仿李白的风格，作《代李太白答杜子美书》。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对李白《紫极宫感秋》一诗的唱和多达七十馀首。《紫极宫感秋》一诗在李诗中不算上乘，一般选本也很少选入，本诗受到朝鲜学者格外关注和苏轼关系重大。苏轼是最早唱和该诗之人，其后黄庭坚等亦有唱和，但在宋朝以后唱和该诗的文人很少。在朝鲜最早唱和该诗的是申叔舟，他在次韵诗题中说：“阅《诗林广记》，见东坡、山谷、后村、叠山和李太白《紫极宫感秋诗》，依韵书怀。”（《保闲斋集》卷十）周世鹏在次韵诗尾小注中说明自己的创作缘由，也提到了苏黄的影响：“李太白四十九，作《紫极宫感秋》诗，其后苏黄皆效之。余亦不觉其已到此也。今以省柏入石仑寺，阻雨三日，不得下山。夜诵三仙诗，便怀多少感慨，乃次其韵。”(《武陵杂稿》卷一《石仑寺次李白紫极宫感秋韵》)其后海东大儒李滉及其弟子柳成龙亦有唱和，逐渐形成传统，许多重要文人如宋时烈、金昌协、金泽荣等都参加了进来，成为李白在海东接受史上的别样风景。

除了诗歌，李白的赋作在海东也有唱和，这和杜甫的情况亦有不同。主要有四篇《次惜馀春赋》、三篇《次悲清秋赋》、二篇《次愁阳春赋》、一篇《续〈拟恨赋〉》，这些次续之作，大都继承原作伤春悲秋、感时伤逝的主题而加以敷衍，亦融入自己的感慨。此外，在朝鲜世宗年间古韩文文字被创造出来后，以之创作的时调歌词等俗文学日渐发达，李白因其诗酒风流的人生和飘逸清新的文字特别契合时调文学的风格，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朝鲜中期，在朝鲜文坛占据主流的宋诗风稍有衰歇，出现了一些标榜学习盛唐的诗人，以所谓的三唐诗人李达、崔庆昌、白光勋为代表，还有一些与他们关系密切的文人，比如许篈、许筠、许兰雪轩姐弟等。这一学唐风气，显然推动了李白诗歌的进一步深入人心。许筠本身就不喜杜诗，他在《四友斋记》中将陶渊明、李白和苏轼当成异代知己，画像供奉，“其次则唐翰林李太白氏，超迈豪逸，俯阨八极，蚁视宠贵者，而自放于川岳之间。吾所羡而欲企及者”，杜甫不在列。李达评价许篈的诗作，就指出他受到了李白的影响：“公诗长篇短韵，清壮动荡，深得青莲遗法，而五言亦清邵逼唐。”(《荷谷先生年谱》)许筠也评价其兄长为诗学李白：“晚年谪甲山，持李白诗一部以自随，谪还之后，深得天仙之语。”(《惺所覆瓿稿》附录《鹤山樵谈》)当时林悌等亦学唐，其《无语别》一诗：“十五越溪女，羞人无语别。归来掩重门，泣向梨花月。”极类李白《玉阶怨》。

朝鲜朝性理学占据学术中心，忧国忧民的杜甫显然更合理学家的口味，李白则难免受到非议，对此有学者予以反驳。如申维翰《李白诗序》：“李白诗在天下，殆与六经齐寿，三光并曜。昌黎子所称万丈光焰，是当时定论。”对于“谓太白迷于仙，癖于酒，昵于蛾眉，所以其辞多淫放”(《青泉先生续集》卷二)的说法给予了反驳。林昌泽在《李白论》中说：“论白者，以白论白而已，不必以名教论白。白特脱俗仙骨虚浪诗人耳，不以仙骨诗人论白，辄以忠义暴白，欲掩其过，愈益彰白之罪，非所以爱白也。”（《嵩岳集》卷四）也同样指出了性理学者评价李白的误区，强调要从李白诗歌本身的独特性上来认识李诗。这些都是对李白认识深化的表现。

李白作为盛唐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作品在海东的传播是一种自发性的文学感染，体现了中国古典文学对海东文学的巨大影响。作为一位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诗人，李白是东亚文化圈的重要名片之一。李白作品最早在晚唐时期，至迟在高丽中期就传到朝鲜半岛，从传入后开始，朝鲜半岛的文人学者就开始了对李白诗文的模仿、学习、唱和、研究，但总的说来，虽然历代文人和朝鲜王朝在表面上都能持李杜并尊，几无过分贬抑之论，但对李白诗文的学习研究和刊刻情况远不及杜甫，而且朝鲜王朝也从未以古韩语翻译过李白诗文集，这和中国历代“千家注杜”而李白诗文注释极少的情况不无类似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