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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树华，出生于1966年9月，河北人，现为中国社科院信息情报研究院院长，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东城区政协副主席、民建中央委员。2014年12月至2015年12月挂职北京市商委副主任。

中国社科院信息情报研究院院长张树华这一年很忙，每天像陀螺一样转不停，因为原本三点一线的生活多了一点。2014年12月底，张树华被分配到北京市商务委员会（以下称市商委）挂职一年，任商委副主任。自报到那天起，他几乎每天都要去市商委打卡，早8点到晚5点，跟着开会、讨论、调研，连午饭都在市商委的食堂吃。其中，每周五给学生上课或社科院有会议，他都要向市商委请假。那边的事情忙完了，他才回到自己的单位处理事情。

与张树华一样忙碌的还有7个人——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施一公、孟安明分别挂职市卫计委副主任、市科委副主任；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挂职市文化局副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教授赵进东挂职市农委副主任；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张兴凯挂职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中国城市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杨旭挂职市住建委副主任；朝阳医院副院长邢念增挂职市食药监局副局长。

这一年，他们虽然还是以本职工作为主，不强制到挂职单位坐班，但对挂职工作的参与度都很高。列席参加局长（主任）办公会等同级行政和领导班子会议，重大事项、重大工作拍板定案前建言献策，下基层调研和了解情况，都是他们在挂职期间的日常。这些从未进过官场的党外高层人士或专家学者在一年时间内，着实过了一把“兼职当官”的瘾。

其实，党外人士挂职锻炼不算新鲜，这已逐步成为北京干部培养的常规性动作。2011年，北京市首批党外高层人士挂职计划启动。当时，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白重恩、王光谦等9名知名学者被分配到市政府部门和国企挂职。如今，除王光谦已从清华大学调任青海大学校长、清华大学副校长袁驷退休，其他7名学者依然在自己原来的岗位工作。

2015年12月26日，张树华等第二拨到市政府挂职的8位党外高层人士也结束了一年的挂职生活。前几日张树华还在忙着写个人总结报告，在总结交流座谈会上，他的感受是，一年挂职生活过得很充实，但时间太短了。他对《环球人物》记者说：“这一年过得太快了。感觉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干，有些意犹未尽。”

“像接待老朋友一样”

2014年12月15日，正在忙工作的张树华接到北京市统战部门打来的电话，电话内容是，通知他去市有关部门挂职锻炼一年。“我当时开玩笑说，我还需要去挂职吗？”张树华向《环球人物》记者回忆起接到电话时的第一反应，仍如昨日。

张树华在社科院待了近30年，先后任社科院俄罗斯研究室副主任、政治学所所长助理、比较政治研究室主任、社科院图书馆馆长等职，2011年筹建信息情报研究院后，担任院长至今。若论行政经验，张树华并不是白纸一张。此外，张树华还是民建中央委员、东城区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多年参政议政，经验丰富。

电话那头说：“你这么多年都在科研院所待着，没有到政府部门任过职，这次是个好机会。”就是这句话，打动了张树华。最终，他选择了市商委作为自己的挂职单位。市商委并不是大单位，与张树华的专业也不挂钩。《环球人物》记者很好奇，他为何选择去市商委挂职。张树华解释道：“我在大学虽然主修的是俄语，但辅修了世界经济，一直对经济学感兴趣，加入民建后，又因民主党派中商界人士多，与经济的联系就更紧密了。此次挂职市商委，正好可以将多年所学的理论‘落地’。”

12月底，张树华正式到市商委报到。接待他的是市商委副主任闫小彦。当时的情形张树华记得很清楚，在交代了用车问题、办公室安排等琐事后，闫小彦详细地为他介绍了市商委的工作领域、各处室的具体情况等相关工作，两人聊了两三个小时。“就像接待老朋友一样。”张树华笑着回忆。

挂职双宝：开会、调研

走马上任后，张树华分管政策研究、物流发展、总部经济发展、商务服务业发展协调工作。挂职这一年，他印象最深的是：会议多、调研多。从前，他带有固有印象，觉得开会和调研有时候就是在走形式，作为学者，他宁愿关在屋子里多看书、多思考。但后来他开始明白，开会和调研，恰恰就是政府部门解决问题的方式。

在市商委，开会是常态。有什么问题要讨论，有什么决策要部署，都是通过会议。“主要领导一天大大小小的会议不断，下属要汇报工作，只能等到中午大家一起在食堂吃饭的时候，见缝插针地说。”张树华告诉《环球人物》记者。

每周的党组会、例行的办公会张树华都要列席，“现在我特别愿意开会，每一次领导都要听我的意见和建议。因为我是‘外来人’，从我的思路、经验、视角来提意见，不受上下级关系束缚，能够坦诚相见。”在会上，张树华提起意见来从不“嘴软”，也不怕得罪人。领导说“树华，你来说说”，他便敞开了说。

2015年年末，市商委有一位处级干部由于申报不实被暂缓提拔，张树华了解情况后才知道，这位干部妻子的一个亲戚办了一个基金，该干部不知情，没有填报。张树华便在会议上向领导提建议：干部申报项目的明细要求一定要提前明文发下来，保证干部的知情权，不然因申报不全导致缓提，实在是冤枉。后来市商委采纳了这个建议。

北京市非首都功能纾解文件刚发下来时，市政府有人心中抵触，不愿意动，张树华就在一次常规会议上说：非首都功能纾解，这是政治大事，但政府人员有抵触情绪也情有可原。要解决根本问题，不仅市政府要搬，与之配套的设施也要跟着搬，公共资源跟上了，大家自然愿意搬。

“政府部门处理急事是好手，但有许多问题他们想不到，或者想到了也没时间去做。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站在学者的角度提出来。”张树华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除了提问题、提意见，这一年张树华还多次参加调研。

在北京服务业扩大开放文件起草之前，张树华就去了中关村、通州等地进行调研，2015年5月，为了做好试点工作，张树华随中宣部调研团到西安、武汉、上海调研，考察了西安综合保税区、西咸新区、武汉光谷以及上海自贸区等。一番调研后，张树华收获颇多。尤其从上海回来后，上海市政府购买社区服务的做法令他印象深刻，“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用于百姓，既公开透明，老百姓又得到了实惠，这比浪费人力物力政府自己来做强得多。”

挂职快结束的时候，张树华觉得最大的遗憾就是时间不够，没有多下去调研。

《环球人物》：在到市商委挂职之前，您对官场了解多吗？

张树华：在担任政协委员期间，也曾与官场中人打过交道，但是对官场没有过多了解。

《环球人物》：挂职期间待遇如何？

张树华：市商委挂职没有任何工资补贴，用车、办公室等一切待遇和在原工作单位一样。我和市商委其他领导同职同责,也要签廉政责任，下面所管辖的处室如果出了廉政问题，我也是要负责的。

《环球人物》：就您自身经历而言，感觉如今政府部门风气如何？

张树华：现在社会上总习惯妖魔化官场。我在那里工作了一年，大家都很客气，官员素质也很高，并没有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那一套。在中国现今的政府行政体制下，也不会有这些“宫斗”戏码上演的机会。我和他们加了微信好友，现在还保持着联系。

《环球人物》：您认为科研院所在哪些方面可向政府部门借鉴经验？

张树华：政府部门的运行有很多优点。与科研院所不一样，政府部门上下级关系分明，链条性很强，每一个官员都有他自己的位置与级别，一级就是一级，上级的命令下级必须严格执行。这样的制度对决策的执行十分有利。另外，政府部门办事更规矩规范，工作节奏紧张、有序。北京出台一个小政令，需要很多部门的协调，不得不说折子工程的确很厉害，每段时间要做的事情制成时间表、路线图、任务书，到年底追责、督办，大大提高了办事效率，一点马虎的余地都没有。政府部门还有着严格的值班制度，市委和市政府之间每天都要传送机密文件，仅文件传输就有许多规矩。

《环球人物》：一年挂职生活结束，您最大的体会是什么？

张树华：最大的体会是，以前站在纯学者角度想问题，现在知道了一个文件的出台是各方利益协调的结果，对怎么出台、怎么执行都有了更深的了解，会从执行、地方政府部门等多角度、多维度、全方位地想问题。除此之外，也提高了综合素质，以前光“会写字”，现在还“会管人”“会办事”了。

《环球人物》：您挂职对原单位有怎样的影响？

张树华：在挂职期间，我起到了市商委与社科院之间沟通渠道的作用。这一年市商委与社科院合作很多，商业服务业“十三五”规划、物流业“十三五”规划、经济对外开放“十三五”规划就是社科院世界经济政治研究所帮着做的。针对北京服务业扩大开放的问题，我还联系了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专家，有了我这个渠道，双方的交流更加畅通了。可以说，过去市商委与社科院像是隔着两层皮，现在则是亲戚关系了。挂职结束临走的时候，市商委的领导还跟我说，欢迎把市商委作为社科院的调研基地。

《环球人物》：今后如果有机会，您会入仕做官吗？

张树华：我还是更适合参谋助手的角色。像基层官员那样处在改革一线，抡开膀子来干，一般的学者做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