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汇环球人物

从北京前往延安，通常有两条路线。一条先入陕，从西安北上，坐动车两小时即达；另一条取道山西，跨过黄河，向西进入黄土高原。

1938年春，日军决定进攻延安，也想到这两条路。首选当然是侵入西安，北上可进攻中共所在地延安，南下可直逼国民政府陪都重庆，但胡宗南的大军在西安严防死守。日军只能派出一个旅团的兵力，试图从山西渡河，结果渡河到一半，突然遇到八路军警备第六团猛烈的火力。日军想退回岸上，警备第六团已分兵袭击其后岸。在正面战场一路占领大城市的日军，对延安的首次进攻宣告失败。据统计，日军共进犯陕甘宁边区的河防23次，均败。延安与边区的千里河防，始终未被日军突破。

此时，毛泽东正在延安的窑洞里，挥笔疾书《论持久战》。

“现在立即对日作战吗？”“对！”

美国记者海伦·斯诺在1937年到达延安后的第一个早晨，就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和朱德来得很早，以至于她没有时间决定是补一下口红，还是把口红完全擦掉。结果，她既没有补，也没有擦。“毛泽东在那座古老的砖地小院里同我握手，欢迎我到延安访问。他举止随意，态度冷静，谦虚好问。”毛泽东从方桌前把椅子拉到一边，脱掉软绵绵的红军帽，一束又黑又粗的头发落到了耳际，他交叉着的双手“异常健美、强悍，有贵族气质，显示出真正的力量”。

海伦给了毛泽东一份见面礼。“是她丈夫埃德加·斯诺一年前给戴着红五角星帽子的毛主席拍的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后来广为传播，影响很大。”陕西省斯诺研究中心创始人安危说，“毛主席看到照片觉得很惊喜，说他没想到自己会是这个样子。”

斯诺拍这张照片时，毛泽东刚刚从瓦窑堡搬到保安（今陕西省志丹县）。那时延安还被张学良的东北军占着。在那次见面中，毛泽东向斯诺讲述了自己的生平。“这些内容后来成为《西行漫记》中最吸引人的部分，深深影响了一代美国人对毛泽东的看法。无论罗斯福这样的美国高层，还是普通美国学者，都对《西行漫记》中举止洒脱、头脑聪明、满怀理想的毛泽东印象深刻。”安危说。

斯诺离开两个多月后，1936年12月发生了西安事变。他镜头下的这位统帅做出了抗战中第一个艰难而重大的决定。“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杀蒋’‘囚蒋’。别人的思想还没转过弯来，毛泽东经过一个晚上思考，开始亲自去做工作，说我们不能‘杀蒋’，我们要‘逼蒋’抗日。”延安革命纪念地管理局副局长苏雅琳说。

毛泽东把蒋介石比作一头小毛驴，陕北的老百姓让毛驴上山有三个办法：一拉，二推，三打。毛泽东说，蒋介石在抗日的问题上，就像毛驴上山一样，不愿上山，不愿拿枪打日本，我们就得向老百姓学习，拉他和推他，再不干就打他一下。西安事变就是打了他一下，他会上山抗日的。但是，小毛驴也有缺点，很倔犟，有时不听话，还会抬起腿踢人，我们要提防着这一面。

毛泽东提出“放蒋”的条件只有一个：停止内战，立即抗日。蒋介石答应后，张学良随蒋离去，东北军把延安古城移交给共产党。当海伦来到延安时，她对毛泽东这种敢于妥协和决断的气魄极其难忘。“他的见解带有一种王室和教皇声明的气魄，总是具有长远的、宽阔的视野。”

“在延安，海伦和毛主席坐下来长谈有好几次。起初，毛泽东对她说，你所问的问题，也是国内外共同关心的问题。请你把能想到的不明白的问题都写下来，我给你回答，然后我们俩合出一个关于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的小册子。”安危说。但卢沟桥事变爆发了，毛泽东忙碌起来，只能把跟海伦谈话的任务交给别人。直到1937年8月13日再次见面时，毛泽东把一份《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交给海伦：“这就是我们的抗日纲领。这十大纲领已送往南京，要求中央政府接受。”“共产党现在要求立即对日作战吗？”“对，共产党要求立即对日作战。”毛泽东两眼闪光：“如果有南京政府的合作，这十大纲领就能实现，我们就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否则，中国就要灭亡！”他拍案而起，愤怒地重复着最后一句话：“否则，中国就要灭亡！”

海伦在延安待了4个月，和所有人一样，过着极其艰苦的生活。“地上栖居着各种昆虫。每晚我都把鞋子放在高处，早上再把它们抖了又抖，看看有没有蝎子和蜈蚣爬进去。头顶上的天花板是一块白布。老鼠在木椽上彻夜奔跑，每跑一趟，就是一阵黄色的尘雨。我的床下放置着一个鼠夹，打住老鼠时，我就尖叫起来，把全院子的人吵醒。”每天吃的都是小米、馒头，没有菜，她饿得没办法，买了一只鸡来吃，结果不知道为什么，吃完就拉肚子，得了痢疾，最后瘦得不到90斤。

但海伦敏感地觉察到，延安的贫瘠中孕育着抗日终将胜利的希望。她看到，这里的战士们，“没有酒，甚至没有茶，喝的是白开水。他们都是义务兵，没有薪水，都想尽量地牺牲自己的利益，为革命立功。他们参加小组竞赛和评定，对生活的每一分钟无不喜欢。共产党人能够把民众组织起来——在物质上，他们没有什么可以提供给民众，能够给的，只是一种精神的力量，兄弟的情谊，或者就像他们所说的那样——与民众‘生死与共’。”她觉得延安有一种像美国童子军营地般的气氛。

“抗大让人看到一种新社会的希望”

海伦到达延安那天坐的是卡车，与她同车的还有13名去抗大的学生。他们唱着《巴迪尼进行曲》，和车上的行李颠簸了一路。一到延安，学生们就去抗大参加入学考试。海伦看到：“东北来的大约有100名，白区来的有400名，女学员41名。大多是中学生，大学生只占20%。他们很多人是小资产阶级出身，有点儿罗曼蒂克。”

在抗大，这群小资青年经受了抗日的教育和严格的训练。毛泽东在抗大二期的开学典礼上说：“抗大像一块磨刀石，把那些小资产阶级意识——感情冲动、粗暴浮躁、没有耐心等等，磨它个精光。把自己变成一把雪亮的利刃，去打倒日本。”怎么磨？据抗大原政治部主任莫文骅回忆，学生们脱下皮鞋换草鞋，自己挖窑洞铺干草就是宿舍，早上打绑腿出操，白天听课，晚上点名。“抗大的全名是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它的总方针是‘教育为抗战服务’，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抗日’是学校的宗旨。大部分学生毕业后直接上了前线，跟日本人作战。”苏雅琳说。

学生们挖的窑洞就在凤凰山上，跟山脚下毛泽东住的吴家院很近，上下学的路上经常会碰到毛泽东。“毛泽东讲课非常受欢迎，学生们喜欢找他题词，无论在书上、本子上、照片上，递给他，他都题，写得都是努力奋斗、抗日到底这样的话。”苏雅琳说，“毛泽东对培养青年成为抗日的主力，是非常重视的。那时候根本不具备办学条件，教室、教材、经费都没有，但毛泽东决定办学，真是看得远、决心大。抗大总校在延安办了5期，后来中央决定在敌后就地培养抗日干部，除总校又办了12所分校，5所陆军中学和一所附设中学，前后培养了10多万抗日人才。”

这其中，1938年的抗大第四期是最红火的。这一年，广州、武汉相继沦陷，繁华的东南沿海和长江流域落入日寇之手，再加上前几年丢失的东北、华北和大半个西北，未被日军夺去的只有西南高原和中原腹地。而当时为保临时首都武汉和中原腹地，付出的代价是——1938年6月，蒋介石同意下令炸毁河南花园口黄河古堤，洪水淹没了河南、安徽、江苏等地，国民政府的官方统计至少有80万人被淹死。尽管黄泛区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抵挡了日军向西进攻，郑州直到1944年才沦陷，但蒋介石“对人命牺牲的了无同情”令美国学者陶涵大为震惊，“蒋私底下并无愧疚，在日记中完全没提到这件事”；黄河改道、十室九空的惨状导致知识精英对蒋介石失望。“剥了皮肉还有心，打断骨头还有筋，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爬到延安城”，青年中流行这样的民谣。去延安，成了潮流和“时尚”。

“在这种背景下，1938年抗大第四期，国统区许多著名的文艺人士都来上课，那一期学员有5562人，其中爱国青年的人数占到5/6。”苏雅琳说，“抗大有一种新型的、平等的人际关系，完全是温暖大家庭的感觉，让人看到一种新社会的希望。这是抗大最吸引知识精英的地方。”

到1943年，已有4万知识分子拥入延安地区。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唱着抗大校歌：“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

1938年1月，学者梁漱溟到延安拜访毛泽东。在此之前，他曾3次与国民党著名军事学家蒋百里讨论抗战问题，但对抗战仍无信心。到延安去时，他“心里很悲观”。和毛泽东畅谈后，梁漱溟对抗战形势的认识转为乐观。“毛完全不悲观，他告诉我，日本人不要高兴太早。日本人想吞并中国，是不自量，是妄想。”毛泽东和他谈话的很多内容，就是《论持久战》的观点，当时这篇文章还没有发表。

“ 《论持久战》能发表，陈云起了关键性作用。”延安干部学院教授王涛说，“1938年5月26日，毛泽东去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演讲，一连讲了好几天，内容就是《论持久战》。陈云当时在底下听，觉得讲得很透彻，便对毛泽东说，是不是可以在更大一点的范围内给干部讲讲。毛泽东接受了这个建议，把讲稿整理出来。”

根据美国学者罗斯·特里尔的记载，毛泽东在窑洞里整理了整整9天，手写麻了就紧握一块石头放松下手指继续写，《论持久战》终于正式问世，在党内发行。后来又印成书，公开发表。“一些老同志回忆，第一次印的时候，毛泽东还专门做了一个题词，‘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最后胜利必然是中国的’。”王涛说。

在被“亡国论”和“速胜论”控制的中国舆论场，《论持久战》横空出世，极其振奋人心。蒋介石早在1932年就持“抗日三日即亡国”的论调，陕西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主任毕远佞说：“八路军1937年往平型关进发时，看到国民党军队哗啦哗啦往下败，有的甚至连日本人的面都没见到就跑了，一路上还散布说‘打不过啊’。”后来台儿庄大捷，蒋介石又有了速胜的想法，把精兵猛将全调到台儿庄附近的徐州，但徐州很快陷落。

“1937年，中国的抗战热情还相当高涨。1938年后，抗战的士气就往下走了。”王涛说，“正是在这个时候，毛泽东提出，‘抗战十个月（1937年7月至1938年5月）的经验，尽够击破毫无根据的亡国论，也尽够说服性急朋友们的速胜论了’。”

“毛泽东很清醒，既不盲目乐观，也不灰心丧气。”毕远佞说：“他分析，目前日本的工业水平、军队战斗素质等方面都占上风，但首先你是侵略战争，失道寡助；其次你是小国，我们是大国，尽管我们国力弱，但有底子跟你相持，而小国拖不起。近代以来，列强侵略我们都是速胜。毛泽东总结历史教训，绝对不能让你速胜。从战略防御到战略相持，一相持就可以把民众动员组织起来，把不利因素变成有利因素，最后实现战略反攻。后来的战事，确实是按照他预计的这几个阶段发展的。”

《论持久战》发表后，周恩来给宋庆龄送去一本，宋庆龄找人将其翻译为英文，在国外发行，影响很大。美国学者特里尔认为，从1938年开始，“《论持久战》成为指导中国抗战的纲领性文件”。

共产国际传话，“应该支持毛泽东”

对现年82岁的延安政协离休干部折正千来说，1938年11月20日是一个悲伤的日子。“那天日军飞机第一次轰炸延安城。当时我正在吃早饭，突然被二姐抱起往外跑，满街都是惊慌失措的人。刚跑到城门口就听见嗡嗡的飞机声，飞机到了城区上空就不断‘下’炸弹，城里发出轰隆轰隆的爆炸声。到了下午，人们才陆续返回，好多房屋都塌了。我家的南院被扔了两枚炸弹，家具、杂物都被埋了，我妈妈一下子就坐在地上哭起来。我的一个表姐在那天被炸身亡。”

日军之所以轰炸延安，是因为军部得到情报，“中共正在延安开一个重要会议，各地的中共领导都参加”。但显然他们的情报有误，会议在半个月前就结束了，那就是六届六中全会。

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六届六中全会前，他有一段“孤立”时期。陕西省委党校教授吴永介绍：“先是夫人贺子珍和他闹矛盾，去苏联了。接着，王明回来了。”那时的王明是带着光环的。“他被共产国际派回来，就像钦差大臣一样，对毛泽东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手画脚，要求放弃中共的独立性，一切听蒋的。”延安大学中共党史研究院院长高尚斌说。

“此时的毛泽东已经不是井冈山时期的毛泽东了。井冈山时期，他碰到这种事就发脾气骂人，要撂挑子不干，借口养病去休息。但延安时期的毛泽东已经非常沉着冷静了。他派任弼时去莫斯科介绍了抗日的情况。在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前夕，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的口信及时传了过来：应该支持毛泽东，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中共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所以，六届六中全会进一步确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吴永说。

在感情上，毛泽东也摆脱了“孤立”状态。这时他和江青陷入热恋。在吴家院，毛泽东请了一桌简单的饭，就算和江青结婚了。日军飞机第一次轰炸延安城那天，吴家院所在的凤凰山就是空袭的重点区域之一，毛泽东借住过的石窑遭到轰炸，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的窑洞被炸，30多名八路军阵亡。毛泽东在隆隆轰炸声中说：“这个，没有完，今天的轰炸是个开头，还会来的，说不定就是明天。”中央决定连夜转移到杨家岭去。果不其然，第二天天刚亮，日军再次空袭延安。

这次轰炸后，日军兵分三路，携带火炮，并派飞机向黄河岸边的八路军投掷毒气弹，陆空协同，第三次强渡黄河，进攻延安，但遭到八路军顽强抵抗，只好撤退。屡次受挫的日军恼羞成怒，于1939年6月、1939年11月和1940年6月先后三次调集兵力，发起大规模渡河进攻，均被击退。在这些战斗中，八路军实现了毛泽东《论持久战》的构想，在防御中进攻，在内线作战中有外线作战——东渡黄河，主动出击，破坏日军的运输线和补给线，迫使日军最后放弃了从黄河进攻延安的计划。

2015年8月，亲历了延安抗战的折正千老人给记者打来电话：“你们快来看看！一批日本随军记者拍摄的轰炸延安的照片，现在首次公开了。铁证如山！”老人激动的声音，似乎穿过70年漫长的光阴，把我们带回硝烟滚滚的延河家园。朝日新闻社随军记者于1939年10月15日拍摄的照片显示，当天日军派出71架次飞机，先后4轮疯狂轰炸延安。当天的日本新闻写道：“数处军需品仓库燃起红红大火，延安市街道大部分覆盖在黑烟中，利用山中的窑洞进行掩盖的敌人防空阵地也被我军粉碎。”

轰炸持续了3年。比起百万人口的重庆，轰炸小城延安，日军不为战绩，“只因从一开始，中国力主抗日的声音就是从延安发出的。这种抗日声望，成了日本人的眼中钉。”但无论轰炸，围剿，还是扫荡，日军都没能消灭这最坚定的抗日声音，反而被毛泽东的游击战牢牢牵制在敌后战场。

如果用一个核心词汇来概括毛泽东的抗日部署，那就是游击战。早在和斯诺见面时，他已经详细谈到了游击战怎么打。

“中国军队要胜利，必须……迅速地前进和迅速地后退，迅速地集中和迅速地分散。这就是大规模的运动战，而不是深沟高垒、层层设防、专靠防御工事的阵地战。”“还要在农民中组织很多的游击队……中国农民有很大的潜伏力，只要组织和指挥得当，能使日本军队一天忙碌24小时，疲于奔命。”“日军要完全被敌对的中国人所包围；日军要被迫运来他们所需的军用品，而且要自己看守；他们要用重兵去保护交通线，时时谨防袭击。”

沼田德重、饭田泰次郎、吉川资、秋山静太郎、下田宣力……一批日军中将、少将接连死在游击战中。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名将之花”阿部规秀之死。

1939年11月，53岁的阿部规秀率领第二独立混成旅来到河北省涞源县黄土岭村，目的是复仇。几天前，他所辖的1500余人在附近的雁宿崖遇到八路军伏击，损失了一个大队的编制。这让号称“山地战专家”、刚刚晋升为中将的阿部规秀觉得很没面子。他决意亲自上阵复仇。在高山峡谷之间，阿部规秀与埋伏的八路军遭遇，展开激战后，退入山包上一座农家小院。就在小院主人一家18口胆战心惊之际，晋察冀军区第一团18岁的炮手李二喜站在对面山头，看到有许多日本军官出入，便奉命连发两炮，击中小院中心。阿部规秀和随从们一命呜呼，而农家18口人全部活了下来。

游击队并不知道，他们创下了抗战史上辉煌的纪录。直到日本媒体扼腕哀叹“最年轻、晋升最快的将军”“名将之花凋零在太行山上”，毛泽东才从广播中得知了这个消息，发了一封电报，指示对有功部队予以嘉奖。阿部规秀的死极大鼓舞了中国军民的士气。

后来蒋介石也接受了毛泽东的游击战思想。太原失守后，山西境内有部分国民党将领渡过黄河到河南，蒋“严令二战区长官不准退出境外，各部队均需练习打游击战”。后来，在重新改订各战区战斗序列时，他划出了冀察、苏鲁两个游击战区。

毕远佞告诉《环球人物》记者：“蒋介石在武汉珞珈山和南岳衡山举办了游击干部训练班，请周恩来、叶剑英、叶挺等人去上课。当时延安好多人担心，猫怎么能把上树教给老虎呢？毛泽东说，不要怕，只管讲，他打不了。为什么？游击战必须依托良好的群众关系，没有群众支持，游击战打不起来。你再教，他蒋介石也学不来。果然如毛泽东所料，国民党将领学是学了，但回到各自的战区后，没人能施展出来。”

2 1939年10月15日，日军空袭延安时用的地图。（毕醒世供图）

3 1938年11月20日，日军第一次轰炸延安。（毕醒世供图）

多田骏是日军华北方面军第三任司令。他率20万人的军队驻扎在华北沦陷区，主要任务就是和八路军作战。在日军对延安空袭正酣时，多田骏提出一项“囚笼政策”，要让华北村村有公路，路路有炮楼，以公路、铁路为基干，编制出一张密集的交通网，把华北军民困死在网格般的“囚笼”里。

对此，身处华北前线的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打算打一场“交通破袭战”，得到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同意。1940年8月，八路军向日军侵占的华北主要交通干线展开了攻击。聂荣臻回忆，后来“调动的部队越来越多，对外宣传就成了‘百团大战’”。

毕远佞说：“当时鼓励群众一起割铁轨，运到山里。因为我们没有钢，兵工厂主要用的就是铁轨，融化了以后造枪械。送一根铁轨到山里，就给一点奖励，既有动员，也有利益，群众很有干劲。所以一 开战，日本人就觉得跟以前打国军完全不一样，怎么八路军一夜之间到处开花？该支援哪里？没法支援了。就这样，我们一下把日军在华北整个指挥体系和交通体系打瘫痪了。”

这正如毛泽东所言，“不要说百团大战是大规模的战役进攻，现在还只是游击性的反攻”。这种反攻让习惯了跟国军打城市会战的日军摸不着头脑。此后，百团大战发展到攻坚战，对敌占据点进行反攻，比较著名的有涞灵战役、榆辽战役。在3个半月里，百团大战共进行大小战斗1800多次，毙伤日伪军2.5万人，拔除日据点2900多个。

延安举行了祝捷大会，毛泽东、朱德都参加了。毛泽东给彭德怀发电报说：“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这次战役的胜利也在国民党军中引起震动。卫立煌说：“百团大战不惟予敌寇以致命打击，且予友军以精神上之鼓舞。”

敌人“无时无刻不在紧张中”

多田骏的“囚笼”破产了，东京方面气急败坏，1941年派冈村宁次接替多田骏出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的“军令状”是“要在4个月彻底消灭华北的共产党和八路军”。于是，残酷的“三光”政策和“扫荡”开始了。八路军总兵力锐减了10万人，根据地人口从1亿下降到5000万以下。

毛泽东开始反思，不再把战斗宣传成“百团大战”，那样“暴露了我们的力量，使敌人集中力量来搞我们”。自此，游击战变得更加低调、隐蔽了。军队化整为零，融入当地百姓之中，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在悄无声息中形成。

“冈村宁次一来，很快在华北抽集主力部队，对八路军进行围剿，我们的根据地像被敌人用篦子篦了一遍。这种持续、高强度、立体的围剿，把原来大块的根据地全部碎片化了，变为游击区。”王涛说。

这是敌后战场在军事上最困难的一年。直到年底，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毛泽东做出判断：日军“扫荡”势头将逐渐减弱；日美战争，最初对日有利，两三年后英美准备好了才能决战；英美可能集中力量先打败德国，然后打败日本。

“战局确如毛泽东所言，1941年以后好转，我们对敌人的消耗每天都有，真是积小胜为大胜。”王涛说，“在敌我必争的地方，如果争不过人家，我们就围，切断敌人补给。援军来了，我们就退；援军走了，我们再回来。沁源围困战就是我们一点点把敌人逼走的。”

沁源县位于山西东南太岳山区，是百团大战后日军报复性“扫荡”的重灾区。1942年10月，日寇侵入沁源城，竖起“山区剿共实验区”的牌子，试图建立“治安区”。沁源军民针锋相对，对日军开展了围困战。他们先是“空室清野”，把水井填死、碾磨炸毁、粮食运走。接着又是“抢粮运动”，乘夜摸进日军据点，把粮食运出来。一夜之间，有万余军民出动。后来又发展到“劫敌运动”，不仅夺回日军抢走的羊、牛和其他财物，连日军的军用物资、衣服靴子也“劫”。他们还在日军补给线上到处埋地雷，给日军造成大量伤亡和补给困难。这种神出鬼没的战斗方法让日军晕头转向。

沁源这一围就是883天，打了2730余次大小战斗，毙伤日伪军4200余人。日军狼狈逃走。毛泽东评价道：“模范的沁源，坚强不屈的沁源，是太岳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一面旗帜，是敌后抗战中的模范典型之一。”

沁源围困战只是众多游击战中的一例。一个日本老兵在回忆录中写道：“八路军极善运动，也就是说对战场的控制力极强，随时随地都会向你发动进攻。和他们作战，我们无时无刻不在紧张中……和国民党军打仗，敌人败了就一跑了之，我们可以放心大胆地追击，和八路军打仗，即使撤退，他们也会设下各种陷阱，我们决不敢掉以轻心。”

1944年，日军在正面战场再次发起大规模攻势，进攻豫湘桂，试图打通大陆交通线。结果是国军的“豫湘桂大溃败”，郑州、洛阳、长沙、衡阳、桂林、柳州、南宁等相继陷落，在8个月内丢失2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当正面战场失守一个一个大城市时，敌后战场却在收复一个一个县城——1944年，晋察冀解放区军民收复村庄9900多个；晋冀鲁豫解放区军民收复县城11座，解放人口500多万；晋绥解放区军民收复村庄3100多个；山东解放区军民攻克县城8座；华中解放区军民收复国土7400多平方公里……毛泽东算了一笔账：“全部在华日军36个师团（陆军）60万人，国民党只抗击25万人，共产党抗击了35万人。”

“只要中国的土地上有一个日本兵，不管中国其他团体的决定如何，中国共产党都将继续抵抗。”罗斯福的副卫队长卡尔逊如此判断。

对蒋介石“在政治上采取猛烈攻势”

在1941年这段最艰难的日子里，毛泽东和延安不仅面临敌军的围剿，还面临一个雪上加霜的问题——蒋介石和“友军”三心二意，动辄背弃统一战线。当年毛泽东曾把蒋介石比作一头小毛驴，如今，这小毛驴真的踢人了。

从武汉会战之后，日军在正面战场只打有限战，蒋介石的压力一松，反共的倾向立即滋长。他“最宠爱、最重要的军事将领”胡宗南率40万大军守在西安，名为抗日，实则防共，1939年出兵侵占了陕甘宁边区的5个县城和边境的16个区。第二战区司令阎锡山，在当初日军进犯山西时盼星星盼月亮一样希望八路军一起作战，八路军打了平型关大捷，他大大松了一口气，马上调转枪口，对山西的八路军发起进攻。卫立煌是国民党中真正善于带兵打仗的高级将领，在忻口战役中与八路军配合紧密，一度到访延安，并拨付100万发子弹、25万颗手榴弹、180箱牛肉罐头给八路军。蒋介石得知后，叫来军统特务，给卫立煌找了个私交八路军的罪名，让他撤职赋闲。

凡此种种，毛泽东从抗战大局出发，一再忍让。到了1941年，情势陡变，毛泽东忍不下去了。这年1月4日，新四军皖南部队9000余人奉命北调，6日行至安徽泾县茂林地区附近时，突然遭遇国民党军8万多重兵包围攻击。1月13日，新四军总部发出最后一份电报：“我军弹尽粮绝伤亡惨重，已战斗到生命最后一刻。”结果，新四军大部牺牲，军长叶挺被扣。1月17日，国名党军事委员会宣布新四军为叛军，撤销其番号。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事已至此，蒋介石方面传来的消息还说是“误会”，欺骗让毛泽东更加震怒。毛泽东同军委副主席朱德、王稼祥向各根据地高级将领发出急电：“中央决定在政治上军事上迅即准备作全面大反攻，救援新四军，粉碎反共高潮。”

美英苏三大国也不支持蒋介石的做法，陷入孤立的蒋介石立即通过苏联和民主党派传话。1月20日，共产国际给毛泽东发来电报，称蒋介石保证，这个事件不会影响国民政府和共产党的关系以及今后在对日斗争中的合作。毛泽东为了继续维持两党的抗日统一战线，决定对蒋介石“在政治上取猛烈攻势，而在军事上暂时还只能取守势”。

几天后，前线战局骤变，日军发动了豫南战役，将国民党军队15万人包围在平汉铁路以东，抗日压力再度增加。毛泽东评论说，这对蒋介石“是一瓢极大的冷水，把他的全部幻想打破了”。蒋介石不得不宣称：“以后亦决无‘剿共’的军事。”

“全民族抗战中最重要的是国共合作抗战。统一战线、合作抗战，都是共产党提出的、推行的、维护的。‘皖南事变’后，如果我们在军事上真打，就是内战了。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毛泽东这时采取的办法是通过批判蒋介石来维护国共合作抗日的大局。”高尚斌说。

时隔两年，共产国际解散的消息传来，蒋介石很是高兴，又打算下手了。他电告毛泽东，要求“解散”中国共产党。胡宗南还拟定了作战计划，准备兵分九路闪击延安。毛泽东知道“他们布置很久了”，就写了一篇社论《质问国民党》，掀起舆论抗议的高潮。美苏也再次警告蒋介石，不要在抗日时发动内战。1943年9月，国民党表示停止进攻边区。但实际上，胡宗南的大军压境从未改变，两个月后，罗斯福在开罗会议上还暗自困惑，“为什么蒋把数以万计的精兵留在共产中国的边界？”

面对生存困难，“自己动手”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后，我们摘掉了红五星军帽，换上了蒋介石的青天白日军帽，那蒋介石就得发军饷。他给毛泽东每个月发5块钱。朱德是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一个月有上千块大洋。这些钱我们拿来后都要重新分配。”毕远佞说。但领军饷的日子只有3年多。“蒋介石在1940年底就停发了八路军的军饷。‘皖南事变’后，又停发了新四军的军饷。他对陕甘宁边区开始严格封锁，一针一线都不许运进去。”高尚斌说，这导致1941年经济上的困难与军事上的困难叠加到一起，敌后战场十分艰难。

1941年6月3日下午，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县长联席会议，一个科长代替县长来开会，不幸遭雷击身亡。巧合的是，还有一头驴也被雷劈死了。有个妇女就骂：“老天爷不睁眼，咋不劈死毛泽东？”马上被抓了起来。毛泽东知道后，让把人立刻放了，并且了解情况，得知是因为公粮交得太多了，百姓有怨气。“头一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征粮9万担，这一年太困难，需要征粮20万担，翻了一倍还多。”毕远佞说，“毛泽东一看，这不行，必须减征公粮。那没吃没穿怎么打日本人？只能精兵简政，开展大生产。”

大生产运动成果显著。折正千说：“延安老百姓原本是三年打的粮食才够吃一年，后来大生产了，一年打的粮食就够一年吃。我们小娃娃也要生产。老师从毛纺厂把羊毛领回来，我们捻成线，交回去，还给报酬。”毛泽东在1942年底时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但是我们度过了困难。”

生产自救为敌后战场的抗日奠定了生存的基础。据王涛的不完全统计，陕甘宁边区缴纳的救国公粮和其他负担折算下来远远超过100多万石。“为什么敌后战场的老百姓能调动起来，而蒋介石在正面战场调动不了全民抗战？因为边区百姓的生活改善了，而国统区的生活更苦了，地租照交，抗战期间还要多征税，生存尚且无门，老百姓拿什么去抗日？”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教授徐焰说。

毛泽东在1942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共产党领导的武力和民众已成了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徐焰说：“抗战中流砥柱的作用看三个角度。从政治角度看，共产党是全国最早抗日的，1932年就已经对日本宣战，而且抗战的态度一直很坚定，国民政府则是一边打一边谈判。从军事角度看，抗战初期，共产党的军事力量比较弱。但日军1938年占领武汉以后，共产党在敌后建立起抗战根据地，大大拖住了日军向正面战场进攻的步伐，一直到1944年日军都只能对国军发起规模有限的战役，敌后战场成了日军最伤脑筋的主战场。从发动群众的角度看，共产党实行土改，减租减息，大大减轻了人民的负担，而国民党在抗战中根本没有进行任何社会改革。”

“百闻不如一见，毛泽东到底是个怎样的人？是像国民党一直宣传的那样‘青面獠牙’，还是像斯诺描写的那样是个质朴纯真的知识分子？很多人希望解开这个谜。这个愿望伴随着正面战场越来越令人失望，敌后战场对日军的牵制越来越大，在1944年达到高潮。”延安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赵红告诉《环球人物》记者。

1944年6月9日，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一行21人抵达延安，这是对蒋介石多年禁止中外新闻界访问敌后根据地的一次突破。记者团被安排在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新开的窑洞里，环境简陋但整洁。如今，这些窑洞已难觅踪影。《环球人物》记者来到这里时，在两三人宽的小路上拐了几道弯，上到半山腰，终于找到正在翻新重建的交际处旧址，当年的窑洞已由一排平房代替。

给外国记者垫桌脚

在延安，充满新鲜感的记者们连珠炮般地向毛泽东提出各种问题。毛泽东听后迅速归为3个主要问题。一是国共谈判，毛泽东希望谈判有进步，但具体的商谈还无可奉告。二是第二战场。记者团抵达延安时，适逢诺曼底登陆成功，欧洲开辟了第二战场，毛泽东认为，第二战场会直接影响欧洲，也会影响太平洋和中国，但中国的问题还要靠中国人自己努力。他重点谈了第三个问题，即中国的民主与统一问题。他认为，中国是有缺点的，而且是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就是缺乏民主。“我们很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筑在民主基础上的统一，才是真统一。”

这次会见长达3小时，毛泽东的侃侃而谈令中外记者印象深刻。《纽约时报》记者爱泼斯坦在笔记中写道:“我个人感觉，在延安，毛是可以接近的，并且很简朴。他会在遍地黄土的大街上散步，跟老百姓交谈，不带警卫。当和我们一群人拍照时，他不站在中间，也没有人引他站在中间，他站在任何地方，有时在边上，有时站在别人身后。”

记者团在延安待了一个多月，交际处还组织他们参观机关、学校、生产部门，参加各种集会，访问英雄、作家、艺术家以及各阶层知名人士。他们看到了延安与重庆的截然不同，就连一直对共产主义抱有敌视态度的美国天主教《信号》杂志记者夏南汗神父，“亦认为边区是好的”。

有一次，美联社记者斯坦因单独采访毛泽东。毛泽东看到斯坦因写字用的小桌子不稳，就走到园子里捡来一块小石头，弯腰把它垫在一只桌脚下。这次谈话从下午3点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凌晨3点，斯坦因“感到意识不清，四肢发麻，眼睛发胀”，毛泽东“还像下午时那样精力充沛，讲话有条有理”。斯坦因在《红色中国的挑战》一书中记述了这次长谈：“（毛泽东的）窑洞被粉刷过，陈设非常简单，向外可以看到一个老果树园。毛泽东坐在一个东倒西歪的椅子上，一支接一支地抽烟，我靠在一个嘎吱作响的旧弹簧沙发上，把记事本放在面前的一个轻微摇动的小桌子上，记录下毛泽东所说的一切。”他对延安的描述颇具感情色彩：“延安看起来纯朴、安静，太阳投射在这片具有特殊吸引力的地方，显得安静和谐。千年古塔闪耀在狭窄的三条河谷汇合处的山岩上，高大金黄……”

此行结束后，爱泼斯坦出版了《中国未完成的革命》；福尔曼出版了《北行漫记》；《新民报》记者赵超构在重庆连续发表报道，受到国统区读者的欢迎，集为《延安一月》出版。赵红说，当时的记者团被称为“全世界人民的眼睛”，他们的报道把毛泽东、延安以及敌后区的真实面貌介绍给世界，这是继《西行漫记》之后，媒体对毛泽东及敌后战场规模最大的一次报道。

与罗斯福互赠礼物

延安东北部有一条“双拥大道”，折正千就住在大道东侧的一个小区。他说，这条宽阔的大路被延安人叫作“百米大道”。百米指的是宽度，上世纪40年代，这是延安机场的跑道。他还记得，1944年7月22日，一架从重庆飞来的美军运输机降落在这条跑道上，机上走下来9名年轻的美国军官，他们就是美军观察组第一批成员。8月7日，第二批9名成员也抵达延安。

“随着抗战进程的推进，美国外交官员和军队中的有识之士，对国民党的消极抗日和腐败无能表示不满，想直接尝试与中共建立联系。”延安干部学院退休教授刘煜告诉《环球人物》记者，“美军曾经计划在中国东部沿海登陆，与中国军民一起抗击日本法西斯。这与毛泽东的目标是一致的，他对此表示欢迎，甚至愿意配合美军作战。在抗战期间，他一直视美国人为朋友。”

“观察组成员原来住在交际处，第二批成员来了之后，那里就住不下了。后来在今天延安中学的位置给他们新建了8孔窑洞，对面就是八路军总部所在地王家坪，离中共中央所在地杨家岭也很近，以便双方交流。由此可见毛泽东的重视程度。”折正千说。当时，《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毛泽东修改了标题，在“欢迎美军观察组”后加上“的战友们”几个字。

“观察组曾访问延安宝塔山下一所特殊的学校——教育日本俘虏的日本工农学校。他们带来一些太平洋战场的照片，照片上被美军俘获、躺在担架上的日本兵十分瘦弱。当美国军官看到延安的日本俘虏很健康，十分惊奇。当然，他们对另一件事感到更惊奇：共产党是怎样改造这些深受军国主义思想熏陶的日本兵的？”赵红说，“毛泽东讲，很多日本兵也是工农出身，是受蛊惑者，不明真相，所以学校取名叫日本工农学校。刚开始，许多日本俘虏不服从教化，还跑上宝塔山朝日本方向祈祷。但通过共产党人的现身说法，让他们认识这场战争的错误性，逐渐把他们的思想转化过来了。日本军部听说延安有这样一所学校很恼火，派特工来暗杀校长、日本共产党人野坂参三。结果，这些特工也被感化了。美军观察组还看了日本俘虏表演的节目《收割的秋天》，讲的是日本农民一年四季劳作，稻谷丰收后，粮食全被政府征走供给侵略部队，自己颗粒未得，痛不欲生。这个节目令美军观察组十分折服。”

毛泽东与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有过多次单独对话，还曾彻夜长谈。谢伟思先后向美军总部发回50多封备忘录和电报。他写道：“人们谈到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时，普遍使用尊敬的口吻……但这些人其实都十分平易近人，我们完全不需要对他们低声下气。”“对党的领导人没有任何批评……地方局势也不紧张……没有感觉到任何的束缚或压迫……没有失败主义……没有乞丐，也没有赤贫的迹象……党和人民彻底团结。”谢伟思认为延安的政治主张“是单纯的民主……形式上和精神上，美国味大过苏联味”。他向观察组组长包瑞德建议，美国应着手计划向共产党提供武器和设备。

谢伟思的报告在美国颇具影响力。为感谢毛泽东对美军观察组给予的支持，罗斯福向中共赠送了一张机密的航线图。毛泽东则委托包瑞德回赠一张《中国解放区形势图》，告知美军飞行员万一被击落可以到哪里寻求解放区军民的庇护。

“无论是美国记者，还是美军观察组，他们之所以认可延安与毛泽东，是因为这一切与重庆的为富不仁、虚伪浮夸形成鲜明对比。共产党人的理想主义价值观赢得了他们的尊重与认可。”赵红说。

美军观察组用过的英汉常用语对照手册。

在美军观察组抵达延安3个多月后，1944年11月7日，罗斯福特使赫尔利也来到延安。他带来了《为着协定的基础》，这份文件是他与蒋介石共同草拟的，共有5项条款，主要内容是中国共产党的军队遵守并执行国民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命令，军官和士兵接受国民政府的改组，然后国民政府才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

毛泽东拒绝了赫尔利：“必须改组现在的国民政府，建立包含一切抗日党派和无党无派人士的联合国民政府……关于改组军队，我以为应当改组的是丧失战斗力、不听命令、腐败不堪、一打就散的军队，如汤恩伯、胡宗南的军队，而不是英勇善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不破坏解放区抗战力量及不妨碍民主的基础上，我们愿意和蒋介石取得妥协。”

“赫尔利到延安时还是很高兴的。他认为毛泽东的提法是正确的，也同意他的修改意见。对于赫尔利来说，如果国共双方顺利地谈判下去，罗斯福交给他的任务很容易完成，他就可以回去邀功了。”刘煜说。11月10日，两人愉快地在协议草案上签字，文件还留有空白处，给蒋介石签字。

不过，蒋介石没签。转任美国驻华大使的赫尔利又反过来支持蒋介石提出的三点“反建议”：一、国民政府允将中共军队加以改组，承认中共为合法政党；二、中共应将一切军队移交国民政府军委会统辖，国民政府指派中共将领以委员资格参加军委会；三、国民政府之目标为实现三民主义之国家。“赫尔利就是一根墙头草！”刘煜说。他后来还对美军观察组成员加以诬陷，令毛泽东十分气愤：“我这几条烂枪，既可同日本人打，也就可以同美国人打，第一步我要把赫尔利赶走了再说！”1945年底，赫尔利迫于国内外的压力辞职。

民主党派的选择

1945年，胜利指日可待，中国面临走哪条路的问题。基于此，国民政府参政会参政员黄炎培、褚辅成、冷遹、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6人于7月1日飞赴延安。

当时，被长期推迟的中共七大刚刚闭幕不久。毛泽东向七大提交了《论联合政府》书面政治报告，主张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与此同时，国民党六大也在进行，议题却是：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抵制联合政府，准备内战。两党对同一问题做出了截然不同的回答。

毛泽东率领在延安的几乎所有中共领导，赴机场迎接黄炎培一行，“态度相当亲切”，还有二三百名老百姓远远地站着，以好奇的眼光看着他们。黄炎培看到了街道上的意见箱——每个延安人都能“直达上听”，给毛泽东提建议。他发现，在延安喊毛泽东就是毛泽东，很少会称职衔。

毛、黄二人最著名的谈话是那次“窑中对”。黄炎培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毛泽东回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返回重庆后写了一本《延安归来》，初版2万册几天内售罄。

“对日战争已处在最后阶段，最后地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1945年8月9日，在获知苏联对日宣战后，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

时间到来了！1945年8月10日晚，当延安清凉山新华社的报务员像往常一样接收电讯时，忽然抄到了英国路透社的好几个FLASH（特急）信号，在场的副社长吴文涛和大家一起焦急地等待着这个特急消息的出现。稍后，一行标题《日本侵略军投降了》跃然纸上。紧接着出现的电文是：日本政府通过瑞士、瑞典转中、美、英、苏四国，表示愿意接受《波茨坦公告》……新华社的窑洞顿时一片狂喜，大家回过神后，才想到要马上报告毛泽东。

胜利的消息很快传遍夜幕下的延安。人人奔出窑洞、扎起火把、敲锣打鼓汇集到大街小巷。诗人艾青在《人民的狂欢节》中写道：“迎接欢乐，款待欢乐，欢乐是今天夜晚最高贵的客人。”诗人萧三在《延安狂欢夜》中写道：“人们只是叫，只是跳，只是笑。卖瓜果的争着送给人们吃，你给他们钱——无论如何不要。”

8月15日晚，延安军民举行火炬游行，彭德怀等赶到现场，接过大家递上的一碗酒，双手托碗，将酒洒在黄土地上，祭奠牺牲在敌后战场的英灵。八年抗战，敌后战场付出61万余军人伤亡的代价，消灭了52万余日军——当年，日本与国民政府对日军在华阵亡人数各执一词，但这个数字，在战后70年来得到两方交叉印证。据日本解密档案和厚生省统计，在华伤亡日军应为133万到140万人（陆军、空军等侵华军力历年伤亡累计）；根据蒋纬国的审慎计算，正面战场杀伤的日军应为85万余人。二者差额与敌后战场消灭的52万日军基本吻合。

但和平没有到来。“在接受日本投降的方式上，紧张关系达到顶点。共产党和国民党争着要接受敌人的投降；从日本人手里接过枪支，就是掌握未来。充满愤怒的电报在毛泽东和蒋介石之间飞来飞去。”美国学者特里尔写道。8月10日至11日，蒋介石3次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原地待命，不许向敌伪收缴枪械。一向独立自主的毛泽东拒绝了。“你给我们的这个命令，不但不公道，而且违背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仅仅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和背叛祖国的汉奸们。”

但美苏都支持蒋介石全权受降。蒋介石让何应钦给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下了一个荒唐的命令：在国军到达之前，日军可以继续拿起枪打共军。面对越来越紧迫的形势，毛泽东仍坚持“不打内战第一枪，但作好打第二枪的充分准备”。其结果，和西安事变一样，蒋介石当时赢得了个人自由，现在赢得了受降的荣耀，但毛泽东赢得了真诚抗日和真诚反内战的声誉。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在中原打响了内战第一枪。1947年3月，毛泽东放弃居住了10年的延安，转战陕北。“蒋介石得意洋洋地飞到延安，就像一个到对方老巢踢翻锅碗瓢盆的警察。他预言只要再有3个月就能消灭毛的军队。3个月后，他自己的军队被一点一点吃掉，而他只能对着一座座空城大声地下着命令。”特里尔的《毛泽东传》在西方久负盛名，他不仅分析了蒋介石政府的腐败无能这个众所周知的决定胜负因素，还大量对比了八年抗战期间毛、蒋的气质——“蒋介石对着损失了一半部队的将军大喊大叫，毛泽东在仔细思考，面孔像佛祖一样安详。蒋介石跳进跳出他的飞机，毛泽东则步行穿过村庄。”“一个看上去像威严的普鲁士人，另一个像波西米亚的流浪者。蒋的上衣经过精心熨烫，挂满了勋章，毛的衣服皱皱巴巴，就像从几百件衣服堆里捡来的”。

正如赵红所说：“1944年，那些到过延安的美国人已经预感到，毛泽东和共产党将众望所归，取得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