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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人物》记者采访严宝瑜前两天，他刚过完92岁生日。这可是一位新潮的“90后”，有博客，网名“严宝老爹”。这也是一位有着古典浪漫情结的“90后”，他的家里有整整一面墙摆满了贝多芬、莫扎特等古典乐CD。漫长人生中，就是它们，支撑严宝瑜一路走来。而在战时的西南联大，音乐更是严宝瑜的武器。

以往总结西南联大时，总是概括其学术的辉煌，如何在艰苦卓绝中“老师拼命地教，学生拼命地学”。其实联大不仅仅是个忍辱负重的安静之隅，它也曾在抗日救国中积极主动地书写过自己绚烂的一笔。严宝瑜就是其中一例。

“我的老家，就是那样的江南水乡，美极了。”严宝瑜指着墙上一幅描绘周庄的画作，语气里半是骄傲，半是眷恋。

1937年初冬，日本军队挟淞沪会战之势在江苏沙洲登陆，消息传来，严宝瑜家所在的小镇——河塘桥镇立刻人心惶惶。“街上的店铺乒乒乓乓，大家手忙脚乱地上门板，有人抢天呼地地喊着，‘东洋人来啦！东洋人来啦！’镇上的人都想办法四处逃散。来不及逃的和逃不动的，就藏在家里某个角落，等着大难来临。”

时至今日，提起日本军队，严宝瑜依然难掩激动。“杀人放火、奸淫抢劫，这绝不是瞎编乱造。”他曾亲历日本兵开枪杀人的险境，“一个无辜老百姓被一枪打死，他倒下的地方，离我只有50米远。当时我也在逃，幸好旁边是个芦苇塘，我钻进去，半个身子浸在水里。鬼子兵走过去时，都能听到他们急促的脚步声。”等一切平静后，飞奔回家，才听说为他起“宝瑜”这个名字的叔公被日本兵殴打致死，叔公的孙女也被凌辱后刺死了。

严宝瑜14岁的幼小心灵中，自此满是对日本军队的仇恨。当时沦陷区的学校里都要挂日本国旗，他宁可辍学，也不愿意在那刺目的“红膏药旗”下当亡国奴。辗转许久，终于找到机会从上海的英法租界出发，绕道香港去了重庆。

在重庆国立第二中学，严宝瑜重新开始了学业。那里有位叫做罗松柏的音乐老师，每周六下午前来上课。“他背着一架手风琴，自弹自唱，教我们唱《嘉陵江上》《歌八百壮士》《旗正飘飘》等抗日救亡歌曲”。“旗正飘飘，马正萧萧，枪在肩，刀在腰，热血似狂潮，好男儿报国在今朝。”在这些歌声中，成绩优异的严宝瑜渐渐转变了学工的想法。毕业那年，当别的同学都去报名参加各个名牌大学的入学考试时，他却冒着倾盆大雨从北碚到青木关，去报名参加国立音乐学院的入学考试。“音乐能用不可抗拒的力量感染人，使人变得善良、勇敢，我觉得一位好的作曲家比一位好的航天设计师更重要。”

用歌声冲破黑暗

从青木关国立音乐学院的作曲系学生，转而成为西南联大外文系的学生，其中也是颇多曲折。

“在青木关读书时，是很僵化、行政式的管理，吹起床号之前及以后，都不准学生弹琴，想刻苦都不行。我因为早起练琴，被记了好几次过，再这么下去，就没法毕业了。正好当时云南的美军联络处需要大量翻译，来大学招人，我外语好，就报了名。”

成为美军翻译官时，严宝瑜刚刚19岁。“我的工作是笔译，从美国报纸上摘录与中国相关的报道并翻译。”后来又在培训课上当翻译，“当时美国军官教中国士兵如何使用美式武器，火箭炮、迫击炮之类，第一期我翻译得好，第二期又让我去，到了第三期、第四期，美国人都不用开口，我可以直接教。”

这是一段充满了希望、信心满满的岁月，“因为能抗日，做什么都觉得有意义。”私底下，严宝瑜和美国军官相处融洽，他找他们学英文歌，美国军官则向他学唱《义勇军进行曲》。“上世纪40年代，聂耳创作的这首曲子在美国很流行。”

离开美军联络处，是因为一次意外。“美军军官请国民党军官吃饭，负责采办的是个中国人。他从中贪污被发现，审讯时又百般抵赖，我在旁边当翻译，觉得又生气又丢脸。当美国军官对犯人说‘你还不承认吗？你们中国人就只会贪污’时，我实在是没法翻译了。”他拒绝翻译，决然走出审讯室的大门，在一棵树下大哭不止。

彷徨中，严宝瑜走出军营，到了西南联大的同学处暂时落脚。1944年暑假联大招生，不想再回青木关的他干脆报名，就这样考入了外文系。

彼时的联大，因为到了抗战后期，政治空气开始活跃。外文系的学生黎章民，在1944年上半学期成立了一个合唱队，成员是8个男生，戏称为“僧音社”。到了下半年，喜欢唱歌的学生都聚拢过来，人员渐多，也有了女生，于是成立高声唱歌咏队。严宝瑜此时入校，这个社团正合他的口味。因为有国立音乐学院的背景，他一来就成了骨干，担任歌咏队副总干事。

“1944年日本要打通大陆交通线，国民党军队开始了湘桂大撤退，日寇深入到西南后方。那时候大家更加觉悟到国难深重，每个人都应担负起天下兴亡的责任，‘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总喜欢唱抗日救国的歌。比如像战歌一样豪壮激越的《胜利进行曲》，贺绿汀写的，我现在都记得它的歌词，‘胜利已接近，敌势已下坡，枪要快快装，刀要快快磨……赶走侵略者，恢复旧山河’。”西南边陲的山城里，严宝瑜和歌咏队队友们一起，用歌声冲破黑暗的沉寂，呼唤黎明。

1945年夏天，严宝瑜作为高声唱骨干，被派到云南南部的建水滇军中，参加“劳军”，具体工作是开演讲会、教唱歌、演话剧，还帮士兵们写家信等。“我教他们唱《茶馆小调》《五块钱》，很受士兵欢迎。”

事实的确如此。在严宝瑜到联大之前，1943年和1944年，中国远征军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两次邀请联大教授在大理文庙讲学，培训军政人员，郑天挺、潘光旦、曾昭抡、罗常培、费孝通等学界精英都去了。

“当时闻一多、吴晗、潘光旦等有名的教授们，也经常举办一些演讲会，发出各种宣传抗日的文件。比如纪念抗战7周年、双十节、云南护国起义29周年等。他们在讲台上慷慨激昂，下面全是听众，前排的人席地而坐，后面的人站着，讲到激动处，群情激奋，许多人听着听着就哭了。”

站在行李堆上指挥大家唱校歌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胜利的喜悦还未品尝太久，严宝瑜等联大师生就有了新的担忧：内战。

“当时大家已经普遍认识到国民党政府的腐败。1942年昆明校园里就发生过‘倒孔（祥熙）运动’，在这之后民主的呼声越来越高，国民党根本无法将舆论压制下去。”严宝瑜回忆。

1945年冬，昆明掀起了爱国学生反内战的罢课行动，严宝瑜和歌咏队员们在这轮民主运动中非常活跃。他们走上街头，走进各个学校，解释罢课原因，指斥国民党的腐败与专制。在部队待过的严宝瑜还谱了一首《告士兵》，情词恳切。黎章民曾写文章回忆：“有个国民党武装人员听了深为所动，向宣传队员表示：我的武器绝对不会拿来对付我们的同胞，请你们放心。”

12月1日，为破坏罢课运动，国民党军队闯入联大、云大等校。联大学生潘琰、李鲁连等4人不幸遇难。“这个案子一发生，马上掀起了更大规模的反内战运动。我后来又写了一首《送葬歌》，是1946年3月17日为四烈士举行出殡时唱的。那天有3万多人的队伍，从当天上午11点一直到下午4点，昆明城的上空回荡着悲壮的歌声。”

1946年夏天，各大学复校北上。“我和一部分歌咏队的人最晚走。联大负责搬迁工作的李继侗老师和我们一同到塘沽，说：‘你们是最后一批了。大家唱个校歌吧！’于是好几个同学把我推上高高的行李堆，我就站在行李堆上指挥大家唱‘西南联大校歌’。我记得李先生边唱边和我打拍子，同时用手背擦着眼泪。当大家唱完最后一句‘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返燕碣’时，欢呼声久久不息。因为眼前的事实不正应验了校歌里的预言吗？”

后来遇到再多的苦难，和抗战中的死里逃生、民族屈辱比，都微不足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