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汇新经济导刊

2016年1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大数据驱动的管理与决策研究”项目启动会在上海举行。该研究计划旨在使中国在大数据驱动的管理与决策研究相关领域跻身国际前列，同时培养一批跨学科交叉型骨干人才和创新团队，为国家在相关领域的管理决策和智库提供支持。作为IT产业又一次颠覆性的技术变革，大数据正在重新定义国家战略决策、社会与经济管理、企业管理等的基本过程和方式。未来大数据将在在政府公共管理、医疗服务、零售业、制造业以及更多产业中得到应用，也将产生巨大的社会价值和产业空间。

大数据重大研究计划项目启动

2016年猴年春节，你是不是也参与了抢红包活动了呢？这不，春节刚过，腾讯企鹅智库就根据微信、支付宝、QQ等红包产品的参与情况发布了《中国互联网红包大数据报告》。通过大数据，我们才知道男性比女性更“爱财”，因为有16.4%的男性认为6元以上的红包才“够意思”，而45.9%的女性觉得抢到1元以内的金额也可以接受。

如今，大数据的应用价值已经被越来越多的行业认识到，它甚至成为认知社会的新工具。比如美国国家科学院在一篇论文中展示，应用大数据的分析发现，大型国家的出现并不是农业发展的结果，更为可靠的原因是战争因素在社会规范的传播，战争的发生频率更为契合不同国家和帝国实际发展的轨迹，而这个结论与长久以来农业发展促进大型国家出现的论点是对立的。

今天，谷歌、微软、亚马逊、IBM、阿里、腾讯都在大规模使用大数据。可以说大数据已经真正成为一种技术发展的趋势，而且作为一种重要的部署，大数据正在走向良性发展的通道。

对于政府而言，政务大数据、经济大数据将为社会的治理和协同管理提供更为广阔和真实的视角。过去人类认识经济现象和社会现象大多数是通过因果关系由表及里，由对个体认识进而找到共性规律。现在通过与大数据的结合，人们就可以利用高效、低成本的计算资源分析海量数据的相关性，快速找到共性规律，加速人们对于社会和经济有关规律的认识。

也正因为如此，大数据与社会经济生活的融合必将不断深化，数据和其所产生的各种知识也将形成一种新型的社会生态系统。在此背景下，中国就需要积极迎接这种趋势的形成，并努力应对这种新的社会管理的挑战。

历经两年多的审批、上报、修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大数据驱动的管理与决策研究”终于得到了批复，该项目启动会暨学术研讨会也于2016年1月在复旦大学举行。

据悉，该重大研究计划总资金达1.6亿元人民币，执行期限为2016-2023年。该研究计划以大数据驱动的管理与决策为研究对象，充分发挥管理、信息、数理、医学等多学科合作研究的优势，着重研究大数据驱动的管理与决策理论范式、大数据资源治理机制与管理、大数据管理与决策价值分析与发现、大数据分析方法与支撑技术，并围绕总体目标集成相关研究成果。国家希望通过本重大研究计划的执行，使我国在大数据驱动的管理与决策研究相关领域跻身国际前列，培养一批跨学科交叉型骨干人才和创新团队，并为国家在相关领域的管理决策和智库提供支持。

大数据正在为经济和社会造福

互联网时代之前，我们身边的大量数据掌握在政府手里，企业等市场主体如果想进行数据的采集，主要是从信息填写、市场促销、广告宣传等途径提取，所得有限，不足以对商业行为得出规律性发现。

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一些大型的企业基于自身庞大的用户规模，把自身用户的电商交易、社交、搜索等数据充分挖掘，已经拥有稳定安全的数据资源。还有一些企业通过诸如社交、定位、邮件、音视频等不同渠道，在云计算、物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帮助下，对以往隐形的数据资源进行了深度开发，也形成了庞大的数据资源。

这种数据资源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尤其是对一些底蕴深厚的公司来说。

因为大数据将个体数据联合成整体数据，将破碎数据变成连接数据，将使数据资源的价值在经济生活和社会管理中开始体现。

举个简单的例子，至2015年底，阿里旗下淘宝的注册用户接近6亿，他们支撑起阿里的消费者数据、制造业数据和供应商数据。阿里旗下的支付宝实名用户已超过4亿，并成为全球最大的移动支付商;而截至2015年底，创立仅两年的余额宝累计用户规模达2.6亿,余额宝规模增至6207亿，其中用户规模是股市开市20多年后中国股民的两倍，支付宝和余额宝共同支撑起阿里的金融数据。对消费者数据、制造业数据和供应商数据的深度挖掘将形成阿里关于中国人的体质健康生理数据和心理意识数据。这些数据通过云计算进行挖掘之后，将成为马云进军医疗和文化事业的基石，甚至有专家说，未来阿里掌握的数据对国家安全的价值会远远超出国家保密局所保密的信息价值。

有了大数据，企业就可以还原出一个真实的中国商业图景。

在2015年底，淘宝网联合第一财经商业数据中心(CBNData)，发布基于淘宝海量数据的50份商业数据报告。这50份覆盖中国主流消费市场的大数据商业报告，涉及母婴、家居、运动户外、家电、时尚、美妆、食品、鞋包、服装等八大行业，全面覆盖了中国主流消费市场。在这些报告中，我们真实地看到了目前大多数中国人不同年龄层消费群体的独特喜好，不同时空场景下的消费行为，以及不同行业不同品牌的现状趋势，完整刻画了健康、智能、个性、传统、年轻的消费五大趋势。

这样的效率，这样的规模，这样的野心，是企业而非政府的行为，是真实数据而非传统统计模型的能力。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不同行业跨界融合，网络与计算融合已经成为经济的走向，随之诞生的智慧商业将会成为社会经济的主流，对大数据的开发利用更是人们对新生领域价值的觉醒。

美国人已经习惯讲：“数据将像土地、石油和资本一样，成为经济运行的根本性资源”。

麦肯锡对西方产业数据的评估显示，大数据将能使欧洲发达国家政府节省至少2000亿欧元的运作成本，每年给欧盟带来400亿欧元的经济增长；使美国医疗保健行业降低8%的成本(约每年3000多亿美元)；并使得大多数零售商的营业利润率提高60%以上，帮助制造业在产品开发、组装等环节实现约50%的成本消减。国际数据公司(IDC)的预测则显示，中国大数据技术和服务市场的年复合增长率达到51.4%，远高于国际平均水平，处于国际领先的位置。

大数据驱动社会服务管理创新

这次国家启动大数据领域重大研究计划，最根本的目的，是要使我国在大数据驱动的管理与决策研究相关领域跻身国际前列。也就是说要利用大数据这个工具来为社会转型期各种决策的制定和社会制度的变革提供支持。

众所周知，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已经进入了深度了社会转型期。这种由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由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由封闭社会转向开放社会的调整，不仅带来了国民经济持续稳步的发展，也带来了社会的迅速分化，文化的断裂和碎片化。

更为深刻的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社会结构也发生巨大变化，利益格局不断深度调整，思想观念呈现多样化特征。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大量涌现，人口流动性持续增强，人口结构、家庭结构、就业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阶层结构都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

一个简单的特征是，无论在一线城市还是四线城市，都出现了大量的自由职业者，数量庞大的自由律师、自由撰稿人、美术人、音乐人、电脑精英、策划人、独立的演员歌手、网店开办者、临时工、工程承包人、自由代理人、寿险顾问、地产经纪、广告中介、直销人士、专利代理人、会计师、牙科医生、技术顾问、管理顾问、管道工、电工、理发师、艺术家群体已经成为这个社会不可忽视的群体和力量。他们是新技术的倡导者和率先使用者，也懂得用舆论来驱动社会的关注，更懂得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扩大虚拟社会影响力。

这种变革，反映的是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愿望日益强烈，同时这一切都给社会服务管理带来了新的挑战。

要应对这些挑战，就需要政府积极地参与社会舆情管理。但是在载体多元、表达直接、传播迅速、信息海量、话语分散的移动多媒体时代，信息数据无限性和人们关注能力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加剧了社会舆情的“盲人摸象”效应，而诸多偶发性因素使社会舆情更加复杂多变。

传统的舆情监测逻辑和研判方法，因其片面化、单一化和静态化，无法完成日益频繁和繁重的社会舆情管理任务，更谈不上支持社会治理科学决策和准确预判。

只有大数据技术的应用，才能够对舆情数据进行立体化、全局化、动态化研究，所以政府非常需要大数据资源的协助，更需要从国家层面制定大数据发展战略，将大数据作为国家和地区创新社会舆情管理的主要指标，深刻把握社会舆情的现状及其变化规律，全面了解社会热点、难点和敏感问题及其对人们心理、情绪及思想产生的影响。

2016年1月15日，由中国信息协会大数据分会主办的中国政务大数据探索与实践高峰论坛在陕西西安举行。中国信息协会大数据分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文金言演讲中谈到，大数据将成为政府信息化核心驱动力，进而实现全面的开放与共享。提供政府的整体分析能力，促进社会管理更加高效、合理，并降低管理成本，将大数据作为提高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有效的途径和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

大数据技术及管理模式的引入，能有效重塑危机管理体制的理念、机制和流程，提高危机管理的科学性和可预见性，促进现有体制结构性问题的解决。不过大数据技术的引入，又涉及到一个关键的问题，即数据的公开和立法问题。

中国在历史上是一个缺乏政府公开传统的国家。这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政府是不需要监督的。中国古代的官方潜意识认为统治者并没有义务向民众告知其施政的内容及理由，这就构成了政府不公开信息的主观因素；另一个原因是，中国历来缺乏“数据精神”，中国人养成了重概括、轻数据的文化习惯。

数据公开是推动政府行政法治化的主要驱动力，是限制政府权力的“紧箍圈”。在未来，政府要依靠更多的数据来进行政策的制定和管理模式的变革，必然首先要形成一个数据公开的政府。

看一下其他国家，数据公开依然成为政府引入社会监督，消灭权力泛滥的必然选择。比如英国《信息自由法案》于2005年1月在英国全面生效。首相戴维·卡梅伦将民众依法获取政府公共数据称为“数据权”。他说，“这将确保人民有向政府索取各式各样的数据，用于社会创新或者商业创新。通过这些措施，我们可以创建一个最开放、最负责和最透明的政府。”

开发大数据、造福全社会更成为当前发达国家政务信息化的主流声音。2011年9月20日，美国、英国、挪威、墨西哥、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巴西、南非等八国发起成立“开放政府联盟”，发布了《开放政府宣言》，目前全球已经有超过60个国家加入该联盟。

但在目前，中国政府数据公开的脚步还比较缓慢。目前上海、北京等地正在积极筹建大数据服务中心，探索政府公共数据的管理、公开以及交易等方面的路径，并制定相应法规。2015年底，上海市市长杨雄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这次会议原则同意了《上海市政务数据资源共享管理办法》，并强调要推进政务数据资源进一步向社会开放，完善现有法律制度体系，为数据资源共享提供政策保障。2015年4月贵阳成立第一家大数据交易所后，盐城、武汉、徐州、北京、重庆、哈尔滨等地也在筹建数据交易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