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是一次“拨乱反正”
赵汝蘅 口述
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赵汝蘅
10月13日，中国舞蹈家协会通知我说,中宣部要召开 一个会。当时我并不知道都有谁参会，更没想到是这么有划时代意义的会，只知道要发言。但是进了会场，我一看自己的座位斜对着的竟是习总书记的座签，于是变得很紧张。不过，习总书记的讲话特别生动，会上的交流也特别活跃，我的心情一下子就放松了下来。
这次，我是代表中国舞蹈家协会讲全国各地的志愿者是怎么开展新农村少儿舞蹈美育工程工作的。前不久，中国舞蹈家协会邀请了500名少数民族地区的少年儿童到北京来演出，这些孩子从来都没有出过大山，他们的老师就是这些志愿者，我深受触动。刚好有这样一个机会，于是我便受中国舞蹈家协会的委托，作了这样一个题目的发言。
这个会上，能有一次机会来讲述舞蹈人的故事，对全国舞蹈界来说是一件天大的事；对我个人来说，意义更是非凡。尽管我从事了多年芭蕾舞工作，但作为全国舞蹈界的代表，在这样重要的会议上汇报舞蹈界的工作，还是第一次，所以我非常感慨。只是没想到，会后信息都爆炸了，舞蹈界的朋友特别高兴。
习总书记在我发言以后谈到，不久前访问古巴时，古巴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同他两次提到了艾丽西亚·阿隆索。我对这个名字再熟悉不过了：她是国际芭蕾舞界的大明星，尽管双目近乎失明，但在欧洲、美洲等各地都演出过，特别有名。当年我在美国看演出，她已经不能跳了，坐在台上，别人在旁边跳，门口还有人散发支持古巴的传单。所以习总书记一说，我就感到很亲切。习总书记还说，尽管艾丽西亚·阿隆索闻名世界，但就因为自己是古巴人，所以最后还是选择回到自己的祖国。劳尔·卡斯特罗两次提到她，这是古巴领导人对于艺术家的一种尊重。习总书记指出这一点，我认为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不管是在哪个国家，领导人对于文化艺术的支持，特别是对从事文艺工作的主力队伍的尊重，是非常重要的。习总书记以此为话题，是强调对艺术家的尊重，让我倍感亲切。会议结束，临走前，他与我们一一握手，还亲切地问我，是不是现在还经常出去跟团演出。
芭蕾舞剧《大红灯笼高高挂》剧照
对我来说，参加这次会议的最大收获，是习总书记用特别轻松朴实的话语，深入浅出地讲出了多少年来在泛娱乐化的情况下，文艺界非常困惑的问题，问题讲得特别透。他所谈到的文艺为人民服务的问题，其实是围绕着是不是有爱国的、民族的意识，是不是有接地气、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来讲的。我觉得具体落实下去，最主要的是我们该拿出什么样的作品。这些年，娱乐和艺术两者被混淆了，娱乐人民和将艺术传达给人民，这是两回事。
习总书记还讲，作为一个艺术工作者，首先要有道德，其次是修养，最后才是艺术修炼。这句话让我觉得特别深刻。做戏先要学会做人这是硬道理。艺术不能被市场牵着走，并且，艺术所遵循的规律不该是烧钱，而应该是花时间去创作，精品是磨出来的，不是吹出来的，不能一味地追求数量而没有质量。习总书记讲，创作本来该五天写一页纸，但咱们恨不得一天写出一个剧来，这种反差就是被钱闹的。这也是作品很多，却很少有精品的原因。
而我国舞蹈界这些年最大的悲哀是，国家花了很多钱、教师用尽了心血所培养出的大量优秀的舞蹈演员，毕业之后绝大多数去为大晚会和演唱会伴舞。他们跟机器人似的，把原来在学校里学的东西全都扔掉了，甚至有些人都改行了，我觉得特别遗憾。中国的舞蹈资源是特别丰富的，舞蹈人才的出路不能只是伴舞。这需要从两方面来思考：一方面是文艺工作者本身是不是应该坚守住寂寞，另一方面是社会环境应该有什么样的导向。
其实，舞蹈界追求完美艺术的人非常多，并且专业水平相当高。怎么能够真正让老百姓走近他们，走近舞蹈艺术，而不是只在电视里的大晚会中看到时有时无的伴舞，值得我们好好思考。关于这点，习总书记谈到，新时期出现了一些新的艺术形式，这些艺术形式可能是独立的，也可能是个人的，甚至他还谈到了街舞。这些艺术形式都在很健康地发展，但需要我们去重视它、支持它。比如，我们的舞蹈界有很多人独立出来做一些现代舞，其实条件非常的苦，但他们都非常有追求。然而，很多团在国外的名气已经打得很响了，在国内反倒没有市场。这是社会大环境的问题。另外，全国各地的舞蹈家协会也做了特别多的工作，特别是到偏远地区去普及舞蹈艺术，使孩子们得到了文艺的熏陶和享受，这也是非常积极健康的艺术发展方式。
然而说心里话，大环境没有把这些更健康的东西推上来，反而太强调票房、太强调数字、太强调收视率。这次习总书记的讲话指明了方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次“拨乱反正”，但要想真正将文艺界调整好，那是长远大计。
座谈会后，我最深切的感受是，要坚守一个艺术工作者的方向，搞艺术必须得有沉淀，要守得住寂寞，拿作品说话。我当中央芭蕾舞团团长的时候，团里每年起码都要新排三部经典剧目，一个大的、一个中的、一个小的，为的就是能够让大家欣赏到更多的优秀作品。
当然，搞艺术也要经得起批评。当年我们和张艺谋导演合作排芭蕾舞剧《大红灯笼高高挂》时，费了好大的劲。没排出来之前，就有特别多来自各地的非议，但是我们坚持认为创作者的思维是对的，大家就是想排一个能够把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舞剧，不是为钱，也不是为了迎合市场。当初我们是顶了相当大的压力排的这个舞剧，最终还是坚持住了。2003年我们在欧洲演出时，意大利著名戏剧评论家说：如果说过去我们认为舞剧《红色娘子军》是中共的宣传工具的话，今天我们再看，它是中国的文化财富，而《大红灯笼高高挂》则让我们看到一个现代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