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汇纵横

范石生介绍朱德加入了同盟会？

1909年夏秋之际，朱德与范石生相继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他们二人同为丙班第二队的学员。

朱德是1909年在云南陆军讲武堂时参加同盟会的，这一点没有疑问。但究竟是谁介绍朱德加入同盟会的，至今没有找到非常确切的证据材料，权威部门一直没有明确结论。当时同盟会处于秘密状态，不少同盟会会员都没有介绍人的记录，不能因为没有找到介绍人就否认其是同盟会会员的事实。我经过查证与分析后认为，朱德加入同盟会极有可能是由范石生介绍的，其理由是：

在讲武堂丙班学员中，只有范石生和邓泰中两个人在考入讲武堂以前就是同盟会会员。同盟会成立于1905年。邓泰中于1905年在日本东斌学堂就读时加入同盟会，范石生于1906年在云南省立优级师范读书时加入同盟会。一般说来，只有本人是同盟会会员的人才有资格介绍他人加入同盟会。

朱德说他是1909年加入同盟会的，这就是说他考入讲武堂不久即成为同盟会会员。朱德的其他同学好友杨蓁、金汉鼎、王均等人也是在讲武堂学习期间加入同盟会的，并不比朱德早，因此不可能是朱德的介绍人。

讲武堂教员中有不少人是同盟会会员，由于当时同盟会处于秘密状态，教员中不熟悉朱德的同盟会会员不可能成为朱德的介绍人。朱德入学后和教员李鸿祥建立了深厚的友情，但这种友情的建立和范石生有直接关系，是范石生介绍他们认识的。因为李鸿祥是范石生父亲的朋友、老同盟会会员、云南新军第七十三标和讲武堂教官，范石生是受了他的影响才报考云南讲武堂的。由于有李鸿祥的作用，范石生很可能是他们这个同盟会秘密小组的领导人。

据现有资料看，朱德和范石生的关系要比同邓泰中关系更加密切，由范石生介绍朱德加入同盟会的可能性更大。除了已经披露的资料外，还有一个能够证明朱德和范石生在讲武堂时就有着不同寻常的亲密关系的资料。2002年夏天，我到昆明采访范石生的大女儿范堃（范木兰）时，她对我说：“我母亲张泽玉告诉我，在讲武堂学习时，朱德经常到我们家来吃饭，有时还在家里过夜。他和我父亲睡在一张床上彻夜说话，像亲兄弟一样。我们家在昆明市郊蒲草田，离讲武堂不远。”我问：“是不是你父亲介绍朱德加入同盟会的？”她说：“不知道，我父母都没跟我讲过。” 范堃是个很实在的老人，我相信她说的是真话。这段采访说明，入学后不久朱德就和范石生一见如故，成为无话不谈的最好的朋友。

范石生、邓泰中二人共同介绍朱德加入同盟会的可能性也很大。因为范、邓和朱德都是二队的同学，朝夕相处，又是同一个同盟会小组的成员。金汉鼎、王均等人虽和朱德同班，但不同队，接触自然要少一些。

辛亥革命爆发后，在蔡锷的领导下，他们共同参加了云南重九起义。后来，他们被编入援川军第二梯团，朱德任排长、范石生任连长，开赴四川，帮助四川革命党抗击清军。因战功卓著，朱德和范石生均荣获“援川”和“光复”两枚勋章。此后他们就各奔东西了。1922年在德国柏林，朱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3年在广州，孙中山亲自授予范石生上将军衔，翌年任命范石生为广东政府财政委员兼筹饷总局督办。

朱德加入共产党后没有忘记范石生。1924年初夏，他在柏林时曾对周恩来讲：“滇军将领中范石生、杨蓁两个人最可靠。”

1926年春季，范石生的部队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辖四十六、四十七两师，为北伐军总预备队。部队接受改编时，范石生主动向当时主持中共广东区委工作的周恩来提出要求，请他派得力政治骨干前来十六军，帮助建立政治工作机构，开展政治工作。当时正处于国共合作破裂的前夕，范石生向已退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的周恩来提出这一要求，足以说明他同共产党人合作的诚意以及对孙中山三大政策的真心拥护。

周恩来欣然接受了范石生的要求。周恩来通过黄埔军校的政治教官王懋廷（又名王德三），将在广州的云南籍共产党人赵贯一（赵薪传）、王振甲（王西平）、韦济光、夏崇先、马季唐、饶继昌、李静安、向镇弼以及广西人余少杰等人派入范部，并成立“新滇社广西支部”。由此，范石生正式同共产党建立了统一战线关系。

1926年7月中旬，朱德由苏联回到上海。7至8月，朱德约范石生到上海，他们秘密地会见了一次。朱德回忆说：“1926年我从国外回国后，通过周恩来通知王德三转告范石生秘密到上海同我见面。我们相见后长谈了一次。范希望我到他的部队当军长，自己退后，我婉拒了。范又要求我任其参谋长，我说：‘周恩来、胡汉民、蒋介石已商量决定，派我去四川万县杨森部任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代表，去劝说杨森部与吴佩孚决裂，支持国民革命北伐军进攻湘鄂，任务艰巨。周恩来、王德三已派一批人进入你军，不管他们是共产党或国民党左派青年，希善待之。’我还对他说：‘我不在你部胜似在你部。杨森甚狡黠，争取他十分困难，但他据有川东及鄂两地20余县，拥兵五六万，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我不可不去。’对于我的婉拒，范石生表示理解，他对我说：‘请玉阶兄相信，我范石生守信义，爱部属爱百姓，坚决支持孙大元帅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如果蒋介石背叛革命，我也一定同你合作。如违此誓言，天人共诛我，君亦可诛我。’”

这次秘密会见，进一步奠定了范石生与中国共产党建立统一战线的思想基础。

关键时刻，范石生作出正确抉择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突然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范石生接到蒋介石的清党令后，曾感慨地对手下亲信说：“中山先生制定的三大政策也不要了，还谈什么国民革命？真是挂羊头卖狗肉！”坚决抵制了蒋介石的清党政策。在十六军中，国共两党始终保持着统一战线关系，共产党员照旧在十六军中活动，共产党的组织在十六军中完好无损。范石生是当时极少数坚决抵制蒋介石清党令的国民党高级军官之一。

1927年8月，得知共产党在江西南昌发动武装起义的消息后，范石生提笔给南下的起义军写了一封信，说他准备在广东接应起义军，同共产党结成反蒋统一战线，继续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事业。在这封信里，范石生不仅提出了联合共产党共同反蒋的建议，而且指出了联合的具体方法——在广东接应起义军。 起义军于1927年9月5日在福建长汀时收到了范石生的这封亲笔信。此时，共产党也想到了同范石生的统战关系。朱德在《从南昌起义到井冈山》一文中回忆道：“南昌起义军部队南下时，恩来同志就给我们写了组织介绍信，以备可能同范石生发生联系时用。”

在此关键时刻，能够证明范石生反对蒋介石、支持共产党事业的还有另一件事：部队经过湘南汝城时，范石生派兵捣毁了土匪头子何其朗的老巢，从监狱里解救出朱良才等农运骨干。

危难之时，范石生向朱德伸出援助之手

1927年9月，李济深任命范石生为左路军总指挥，令其率部围堵起义军。范石生不仅不追缴，还于10月上旬秘密派遣本军某团上校参谋长敬镕，到粤北、赣南和湘南之间寻找朱德。可是敬镕密访多日，始终不见朱德部队踪迹。这使范石生非常着急。

就在此时，范石生意外地收到了朱德的一封来信。他大喜过望，立即把军参谋长和两个师长找来，商议迎接朱德之事。取得一致意见之后，范石生提笔给朱德写了回信，并让在自己部队中工作的共产党员韦伯萃专程送去。信中写道：“春城一别，匆匆数载。兄怀救国救民大志，远渡重洋，寻求兴邦立国之道。而南昌一举，世人瞩目，弟诚感佩良深。今虽暂处逆境之中，然中原逐鹿，各方崛起，鹿死谁手，仍未可知。来信所提论点，愚意可行，弟当勉力为助。兄若再起东山，则来日前程不可量矣!弟今寄人篱下，终非久计，正欲与兄共商良策，以谋自立自强。”考虑到四十七师师长曾曰唯怕因收留朱德部队事机败露而遭蒋介石暗算，有些犹豫，而曾所在汝城又是朱德当时驻地上堡至十六军郴州军部的必经之地，于是他在信的结尾写道：“希望枉驾汝城到曰唯处一晤。专此恭候。”

此前，朱德率部在三河坝完成阻击任务后，10月2日，率两千余人隐蔽北上，穿山西进。他们克服了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于10月下旬来到湘、粤、赣三省交界的山区江西崇义县西部的上堡，这时部队只剩下七百多人了。在这里朱德第三次整顿了部队，“使部队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但是，部队的给养问题仍然没有解决。这时隆冬季节即将来临，大家穿的还是‘八一’起义时那身单衣短裤，粮食、薪饷更是没有着落，尤其严重的是枪支弹药和被服无法得到补充。朱德、陈毅、王尔琢等同志曾多次在一起商议这些问题，但都没有找到办法。那些天，朱德同志吃不下，睡不着，坐不住，成天为这些关系到部队生存、壮大的问题焦急忧虑”。

有一天，朱德意外地从报上看到一条消息：“范石生军长率国民革命军已移防到湖南郴州一带。”朱德喜出望外，他同陈毅等人商量后，于11月2日，给范石生写了一封长信，信中介绍自己的主要情况，寻求他的帮助，希望同他合作。这就是上文所说范石生收到的那封信。不出所料，范石生接到信后毫不犹豫，立即给朱德写了一封真挚诚恳的回信。朱德接信后按照范石生的嘱咐先到汝城会见了曾曰唯，并同他进行了详谈。正当朱德准备前往郴州时，范石生却亲自赶到汝城面见了朱德。

范石生和朱德很快达成三条协议：一、同意朱德提出的部队编制、组织不变，要走随时可走的原则。二、起义军改用十六军四十七师一四〇团的番号，隐蔽起来。朱德化名王楷，任四十七师副师长兼一四〇团团长。三、按照一个团的编制，先发一个月薪饷，并立即发放弹药和被服。这条协议是范石生主动提出来的。朱德由衷地说：“如此厚爱，感激多矣……我部仅七八百人，编为一个团，但求保持建制，不求补充兵额。”

第二天下午，四十七师全体尉级以上军官集中在汝城外储能小学，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朱德以四十七师副师长兼一四〇团团长的身份讲了许多话。他的讲话亲切感人，富于鼓动性，引起了会场的阵阵掌声。朱德说：“我们要想使国家富强起来，对外非打倒帝国主义，对内则非打倒蒋介石不可。今天我与大家宣誓，我与蒋介石，势不两立。有了蒋介石，就无我们，有我们就无蒋介石。”官兵听讲后，骇然私语道：“这位王楷长官，讲话如此气魄之大，真了不起……”朱德起义军和范石生十六军武装反抗蒋介石的统一战线就这样秘密而顺利地建立起来了。

至于范石生是怎样为朱德的部队提供物资装备的，当年十六军军官教育团教官严中英回忆道：“就在1927年11月初的一个下午，我从军官教育团到军部，见范石生的随从副官孙开科，正指挥士兵把一包包军毯、棉服和一箱箱弹药搬出司令部，有人接收运走。我跨进范石生的办公室，他笑着对我说：‘我们部队要添人啦。’他接着说：‘朱玉阶(注：即朱德)已到过这里，这支部队现在还穿着单衣单裤，没有盖的，天气冷了，就得先把棉服和军毯运去。’我到军需处，处长唐凤翥对我说：‘朱德的部队，听说只有七八百人，我们却是照一个团的装备发给他们的。’又说：‘范军长平日对一枪一弹都像命根子，今天对朱德这个老朋友却这样慷慨起来了。’言下之意，似乎是认为军品补充得太多了。”

范石生拿出物资装备支援起义军的事还不止于此。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由张子清、伍中豪率领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第二营五百余人，经朱德介绍，范石生以十六军四十七师一四一团的名义，给该营配发应有的装备。过了不久，活动在湘粤赣边界的由汝城、宜章农军组成的工农革命军第二师第一团余部二百多人，经我党在范石生部的秘密党员韦昌义的联络，编为十六军特务营，进驻广东乐昌县，也得到了范的补充。此外还秘密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十六军委员会，由陈毅任书记。这样，有三支共产党领导的力量隐蔽在范石生的部队里，都得到了范的慷慨援助。

朱范联合，准备公开反对蒋介石

朱德起义军和范石生部队正式合作的时间共60天左右（1927年11月上旬至1928年1月上旬）。这段时间，范石生主要做了三件帮助共产党的事。

首先，范石生任由朱德在仁化、曲江等县打土豪、分田地，开展土地革命。在仁化董塘，朱德部队配合各乡农民自卫军逮捕了土豪劣绅33人，处决了其中的27人。接着，粉碎了地主武装的反扑，并一举攻下仁化县城，解救了关在监狱里的共产党员和农运骨干。朱德部队还曾一举消灭了清水塘地主武装，将反动民团的武器统统送给了农民自卫军，将地主恶霸交由他们发落。

这些事，自然有人向范石生报告，范石生只是装聋作哑，从来不过问。土豪劣绅跑到广州，向广州行营主任李济深报告，李打电报给范石生说：“你部有共产党，要查究。”但范也不予理睬。为准备湘南暴动，朱德在汝城召开了衡阳所属各县县委书记会议，决定在12月中旬举事。这次会议从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为湘南起义作了准备。对此，范石生也是不闻不问。

其次，范石生支持朱德率部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广州起义。广州起义举行之前，朱德接到中共广东省委通知，要他立即率部南进，于12月25日前到达广州参加起义。朱德暂时停止湘南暴动计划，率部从驻地资兴南下。目前虽未见到范石生批准朱德南下广州参加广州起义的资料，但以下回忆足以证明范石生是支持朱德此次南下行动的：朱德率部到达韶关时，没有联系到运兵南下的火车。当时张发奎的部队先到韶关，急着向广州进发，兵多车少，为了搞到车皮，朱德找到范石生。范石生“答应从他的兵运列车中，抽调一列给我们。大概是12月14日那天，我们正准备上车，忽然有消息传来，说广州起义迫于12月11日提前举行，已经失败了，队伍已退到东江”，于是，在征得范石生的同意之后，朱德将部队驻扎到韶关以北二三十华里的集镇犁铺头。

再次，范石生准备和朱德一起公开树起反对蒋介石的大旗。部队驻扎到犁铺头后，进行了短期的休整训练。朱德亲自讲课，还草拟了《步兵操典》和《阵中勤务》两本教材。这些天来，朱德还到韶关多次会见范石生，讨论他们这个反蒋统一战线今后如何共同行动的问题。据起义军教导大队队长李奇中回忆：“到达韶关犁铺头后，与范石生从长计议商量今后双方共同行动，决定把部队拖到广东雷州半岛取得海口，以求得到国际上的援助。然后，再向桂越、滇越边境发展，扩大革命力量。”

违抗蒋命，范石生助朱德安全撤离

1928年新年过后没几天，范石生突然接到经李济深转来的蒋介石密令：“已发觉在范军隐蔽着王楷其人，即系共匪朱德的化名，饬范立即解除其武装，将朱德逮捕解京正法。”蒋介石不仅发出密令，还调集了几路人马，准备对范石生和朱德开战。

手持蒋介石的逮捕令，范石生沉思良久，用极其恳切的话语给朱德写了一封告别信。随后，他把亲信秘书杨忠寿叫到跟前，告诉他蒋介石的密令和他的决定，要他赶紧去犁铺头，将蒋介石的密电和他的这封信交给朱德。杨忠寿立即来到朱德住处。朱德看过电文和信，知其大意后将电报还给杨忠寿，并表示遵命撤离。

当时情况紧急，况且戎马倥偬几十年，范石生的这封亲笔信未能保留下来。但是到了1962年，朱德仍十分清楚地记得这封信中的主要内容。他在那年6月同陈奇涵、杨至诚等同志谈话时充满感情地说：“我们临走时，范石生还给我们写了一封信，表示他的诚意。我记得大意是：一、孰能一之？不嗜杀人者能一之；二、为了避免部队遭受损失，你们还是要走大路，不要走小路；三、最后胜利是你们的，现在我是爱莫能助。”

杨忠寿走后不久，范石生的副官孙开科和军需处处长唐凤翥来到朱德的指挥部。他们奉范军长的指令，带来了几万元现洋，说是给朱德送行的路费。同时，他们还带来了一批枪支弹药和各种军事装备。连同过去送给朱德起义军，张子清、伍中豪营和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余部的各种物资装备，这些装备足可以武装一个整师。

没过多久，这支历经磨难的南昌起义部队，消失在茫茫的大雨中。当时，十六军政治部科员吴登云和其他部分官兵二百来人，也跟着朱德一道走了。

起义军开拔的当天，有人建议范石生马上派兵追击包围，将其消灭，但范石生没有同意。事后，范石生上报蒋介石以“朱部叛变”了结此案，并且称病前往广州养“病”去了。

遵守诺言，范石生维护统一战线

按照中共北江特委的意见，1928年1月5日夜里，朱德率部向南进发，准备去海陆丰同那里的部队汇合。部队走到仁化县东南方的鸡笼圩附近时，发现方鼎英的部队正开往南雄，如果继续前进很有可能被方鼎英包围。朱德当机立断，折转北上。部队在宜章县的蟒山洞决定立即发动湘南起义，开展土地革命。

湘南起义发动于1928年1月12日。起义利用范石生十六军按兵不动的有利条件，一举打垮了湖南军阀许克祥的六个团，俘敌千余并获大批战利品，建立了宜章、郴县等六个县的苏维埃政府，武装力量发展到一万多人，组建了三个农军师和两个独立团，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湘南起义创造的大好形势，后来遭到党内“左”倾盲动主义的严重损害。朱德为了保存实力，果断地决定起义军撤出湘南，向井冈山地区转移。

十六军的大部分部队都在湘南，自然会接到镇压的命令，但是他们和起义军的接触是以败退而结束的。1928 年4月28日，朱德率领的湘南起义部队一万多人与毛泽东领导的井冈山工农革命军胜利会师，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朱、毛会师后，有过一段全盛时期，也遭到严重的挫拆，即“八月失败”。

这次失败和打范石生有关。当时为了粉碎湘赣两省国民党军队向井冈山发动的会剿，湖南省委巡视员硬要分出一半兵力打湘南。当围攻郴州的战斗打响时，朱德得知城内是范石生十六军新编的一个团，而朱德与范石生分手时曾有默契，今后战场相遇，你不打我，我不打你。这种突然情况使朱德十分为难，反复思索后他说：“不打了吧。”但其他领导不同意，事实上当时也无法改变命令。部队打进城后，湘南农军改编的二十九团纪律涣散，忙于收拾所谓的战利品。结果，十六军主力反攻，一举收复了郴州城。接着，他路国民党军队乘红四军主力远离的机会向井冈山发动猛攻，使湘赣边界遭受严重摧残。

红军打郴州时，范石生仍在广州“养病”。据范的部下回忆，范石生听到此事后很不高兴。尽管如此，范石生仍没有对在他部队里的共产党人采取清理行动。

1928年朱德与范石生分手后再没见过面，但朱德对范石生总是念念不忘。

1928年初，他对来自井冈山的老革命何长工说：“由于范石生的帮助，我们才能再次落脚。要不然人就可能打光了。”他数次向周恩来介绍过范石生。范石生于1939年3月17日在昆明街头被国民党特务暗杀，时年52岁。1940年，周恩来向朱德谈起范石生被害一事，朱德对周说自己“心中非常难过”。这句话虽然只有六个字，但我们都知道它的分量。

1949年全国政协会议期间，他同云南地下党2号领导人侯方岳几次谈及范石生。朱德要他照顾范石生亲属，还嘱咐他在晚年有暇时写本《范石生将军传》，以慰亡灵。

当时朱德对侯方岳谈的内容很多，对范石生作出很高的评价，其中说道：“范石生给我们工农起义军充足的衣被弹药医药，大义凛然，慷慨备至。如此隆情高谊，在国民党将军中范石生是算第一。”“我这一辈子遇到最慷慨无私的援助，就是范石生这一次。否则，很难说能剩下几个人上井冈山与毛主席会师。”这是朱德的肺腑之言，充满了感恩之情。

另外，朱德除了在《从南昌起义到井冈山》一文中专节记述了在湘南得范石生帮助之事外，还在50年代亲自做了几件关照范石生家属的事。1950年，他曾请陈赓司令员关照范家，陈赓派人看望了范石生亲属；他给云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周保中将军写信，说范石生将军对人民、对中国革命贡献很大，要加以照顾。1957年，朱德来昆明，住震庄宾馆，还特意召见了范将军的亲属。会见范夫人张泽玉及其长女范木兰时，朱德对范石生多有赞扬，除询问一家生活外，还对一些历史问题作了澄清，有力地维护了范石生的名誉。■

作者系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思想与生平研究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