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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政治：把准官兵思想提振部队士气

渡江战役中，担任总前委书记的邓小平非常重视渡江作战中的政治工作，把准官兵思想脉搏，努力提振并保持部队的战斗信心。

渡江决心定下来后，部队士气总体高涨，但也存在恐惧过江、担心帝国主义干涉、盲目轻敌等倾向。对此，总前委要求各部队要深入搞好渡江动员。1949年1月11日，邓小平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写道：“一般说来，虽都知道唯有打过长江才是正确的，但北方人到南方确实有恐惧心理。所以过江动员仍是一个艰巨工作。”2月6日，邓小平和陈毅致电中共中央，再次指出政治工作的重要性：“高级干部中对帝国主义出兵干涉问题，对把革命进行到底问题，对准备本身力量，主动求得胜利而且快的胜利问题，在认识上偏差仍大。同时，在部队中，渡江作战情绪很高，应着重防止轻敌。”2月13日，毛泽东在复电中表示：“报告极好，即转发各处研究，指导所属纠正同类偏向。我们欢迎此种分析党内思想动向的报告；不要轻敌一点，甚为重要。我们说国民党基本上已被打倒，以后可能没有像辽西、淮海那样规模的大作战了，绝不应当被引导到轻敌思想。敌人还是要挣扎的，我们还要打仗，此点在会议时望着重说明，不使产生偏向为要。”

渡江作战中政治工作如何开展，重点放在哪里，邓小平对此进行了深思熟虑。3月18日，邓小平参加完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后返回徐州，对包括政治工作在内的渡江作战的各项工作进行再筹划、再部署、再落实。3月28日，总前委致电各兵团、各军党委并报中共中央军委，提出渡江作战中加强政治工作的四点意见：第一，必须注意加强连队工作，尤其是党的支部工作。第二，政治教育必须抓紧，应注意根据部队具体的思想情况，结合着战斗动员并保障渡江战术的练习，进行深入思想教育。第三，在行军作战中，不可避免地要遭遇到许多没有预计到的新的困难，这时更要有注意提高战胜困难的精神，想尽各种方法去克服。第四，在与敌接触和攻击敌人作战中，除讲求各种战术外，应注意在我向前胜利的形势和针对敌军内部情况开展有力的政治攻势，并使其与军事上的攻击密切配合。

就在渡江作战箭在弦上时，国民党政府提出“和平谈判”的请求。虽然其目的是为了挽救败局，妄图实现“划江而治”，但我党为争取国共谈判达成有利于人民的协定，还是决定同意和谈。针对配合谈判而推迟渡江时间的情况，邓小平认为：“此次我军推迟一星期渡江，完全是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所必须采取的步骤。但因此也容易产生松懈战斗意志和迷失方向的危险。”为此，他要求把一些重要问题讲清楚。一方面，要讲清和平谈判的重要性，特别是我军渡江应站在政治上最有利的地位的基础上进行。邓小平说：“和平谈判可以使敌人内部将更加瓦解，好战分子内部将更加孤立混乱，不仅争取了主和派，还可能分化一部分主战派，全国人民必更拥护我们。届时，无论和平渡江或者战斗渡江都更有利。”另一方面，则要防止战斗意志的松懈，要作好渡江战斗的准备。邓小平强调：“要估计到现在国民党军队大部分还握在蒋介石死党手上，即使签了协定，他们都还有继续抵抗的可能。所以，我们一切应从战斗渡江出发，而且因为敌人必然利用此时间加强其沿江军事准备，故我们亦应利用此时间更充分地进行军事准备。如果放弃了自己的战斗准备，那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危险的。”

渡江作战关系到整个战局，因而需要从战略全局上加以筹划指导。2月4日，邓小平建议中央先抽派林彪、罗荣桓的东北野战军部分部队提前南下。他在电报中说：“据现有材料，敌方除武汉兵力外，现在苏南、皖南可集结55个师。我们考虑为求渡江作战更加稳妥，建议先抽派林罗部五个军、六个纵队计40万人，提前南下，于华野、中野渡江时即行包围汉口，钳制白崇禧使其不敢他调，似更有助于我们渡江和夺取京沪。”

2月9日，邓小平在徐州主持召开总前委扩大会议后即致电中央军委汇报会议讨论情况，其中在战斗准备方面指出：“华野、中野指挥机关拟于3月初移至合肥及六安，并各派先遣部队迫近江边了解情况，并作准备；为适应紧迫的作战要求，安徽省委必须立即建立；为保障华野、中野行动，建议东北野战军即以三个军约20万人迅速南下，于3月底运至武汉附近，牵制白崇禧。”在物资准备方面则指出：“具体准备有许多事项尚无着落，务请军委、华东局予以解决，其最重要者有弹药、药品及电讯材料、现洋及人民钞票、地图、汽油。”3月8日，在西柏坡参加七届二中全会的邓小平和陈毅，致电刘伯承、张际春等说：“为保障渡江作战，我各部的军事准备和部署，力求精细周密，不断告诫干部防止骄傲疏忽。”4月5日，邓小平和刘伯承等人在布置渡江前的准备工作时进一步强调：“渡江前准备工作周密与否，关系渡江成败极大。各部应有计划地切实进行有关注意事项，交换经验，逐步完善。包括对敌情的侦察判断、对地形的侦察判断、渡江器材之准备，以及渡江战术和技术研究的训练。”

邓小平在为总前委起草的《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中，对解放军渡江成功之后可能产生的敌军变化进行了预判。在此基础上，邓小平认为战役的准备应以能够应付不利于我军的情况为出发点，指出：“要计算到我东线兵团渡江成功之后，可能遇到严重的战斗，故西线兵团应给以及时有力之支援。”他还特别强调：“无论敌人采取何种处置，情况发生何种变化，西线之三野第七、第九两个兵团，除留必需兵力协同二野歼灭当面之敌外，主力应与东线三野之第八、第十两兵团实行东西对进，力求迅速会合。此着成功，既可使东线兵团不致孤立，使东线主力作战有必胜之把握，又可做到打乱敌人作战体系，达成割裂包围敌人之目的。故此着实为全战役之关键。”

有了充分的准备，渡江战役的胜利自然是可以预料的。正如邓小平8月4日在北平向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代表所作《从渡江到占领上海》报告中所说：“我们为什么能突破长江，迅速完成京沪杭作战任务，并把我们预计的时间缩短一半呢？除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及毛泽东主席领导正确外，还取决于军事准备充分和指战员的英勇。”

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图为首批进军南京的二野部队在国民政府行政院门前

何时发动渡江战役？这是毛泽东和邓小平反复考虑的问题。1948年底，毛泽东在给总前委的电报中指出，举行渡江作战，其时间大约在明年5月或6月。1949年2月3日，中共中央根据形势变化，即“国民党有在京沪线组织抵抗及放弃该线将主力撤至浙赣路一带之两种可能”，在给华东局、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等的电报中说：“应当针对这两种可能情况，准备两种对付方法，一是按原定计划，华野、中野休整至3月底为止，准备4月渡江，5、6两月夺取宁、镇、锡、苏、杭、芜诸诚。二是做提早一个月行动的准备。华野、中野应休整至2月底为止，准备3月即行渡江，于占领镇江、芜湖之后，即去占领南京。然后依据自己的工作能力逐步地去占领苏杭。”2月4日，邓小平在回电表示同意：“为适应形势发展，我军提前于3月初行动，向南进军。虽然整补略嫌不够，但仍然是能胜任执行作战任务的。因此，我们对一切渡江准备工作当加紧进行，以便3月初待命行动。”

随后，总前委召开会议，具体讨论了渡江作战问题。2月9日，邓小平等致电给中央军委，从政治、军事、天气各方面分析了渡江时间选择并指出：“以在3月半出动，3月底开始渡江作战为最好。因为在政治上，以乘敌内部尚未求得一致，对军事部署尚在守沿江南岸和京、沪、杭诸点或将主力撤至浙赣路沿线两策之间徘徊的时候，实行渡江较为有利。在季节上，4月初水小雨少，更便于作战。在准备工作上，确较仓促。只要前后方加紧努力，当可成行。”

3月8日，邓小平和陈毅致电刘伯承、张际春等人，告之：“中央军委已确定渡江作战必须于4月10日左右发起，提出三野、二野各部务于4月8日进至江边，10日夜开始渡江作战。”

3月26日，邓小平和陈毅、谭震林召集三野兵团负责人会议，在听取关于渡江作战准备情况的汇报后致电中央军委提出：“各项准备尚好，惟感原定的13日正是阴历十六日，月光通宵，我第一梯队的突击队无法隐蔽，不能求得战术上的突然性。因此，建议推迟两天，即15日黄昏发起渡江。此时正值阴历十八日下午9时以前昏夜，甚为有利。”次日，中央军委电复总前委：“同意你们15日发起渡江战斗。”

3月31日，邓小平在《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中指出：“决于4月15日18时，以全线渡江作战，开始进行本战役。”4月3日，中央军委电复同意，各路大军开始进行渡江战斗前的最后准备。

从4月1日开始，以周恩来为团长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和以张治中为团长的国民政府代表团在北平举行和平谈判。为了配合和谈，中央几次推迟渡江时间。4月10日，中央军委在给总前委的电报中指出：“我们和南京代表团的谈判已有进展，可能签订一个全面和平协定，签字时间大约在4月15日左右。如果此项协定签订成功，则原先准备的战斗渡江，即改变为和平渡江，因此渡江时间势必推迟半个月或一个月。关于江水情形究竟如何，推迟渡江时间有何不利？望即告以便决策。”

当日，邓小平与陈毅等人进行了认真研究之后，由邓小平起草了给中央军委的回电，再次分析了渡江的客观条件后提出：“每年阳历5月初开始涨大水，而且5月的水比7、8月还大，两岸湖区均被淹，长江水面极宽，届时渡江作战将发生极大困难。同时我百万大军拥挤江边，粮食、柴草均极困难，如过久推迟，则必须将部队后撤就粮、就柴草。因此，只有在能保证和平渡江的条件下才好推迟时间，否则亦应设想敌人翻脸，大江不易克服时，准备推延至秋后过江。果如此，则从5月起的大军供应必须由老解放区重新准备，此点亦甚重要。按目前部队准备情况，立即渡江把握颇大。先打过江，然后争取和平接收为更有利。”

中央军委很尊重总前委的意见。4月11日，毛泽东在给总前委等的电报中指出：“决定推迟一星期渡江，即由15日渡江推至22日渡江。”同日，邓小平在回电中指出：“我们同意推迟一星期，即推迟到22日渡江。但我们意见切不应再推迟，否则困难甚多（部队无粮草，群众无时间填补堤坝等），如能比22日更提前三两天更好。”

经过半个月谈判，4月15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提交南京政府代表团。次日，中央军委又致电总前委指出：“你们的立脚点应放在谈判破裂用战斗方法渡江上面，并保证于22日一举渡江成功，同时请考虑假如南京政府愿意签字，但要求于签字后给他们几天时间以便部署，在这种情况下，我军是否可能再推迟三天，即由22日改至25日渡江。这种推迟是否于我军士气及渡江任务之完成上发生妨碍。”

接到这封电报后，邓小平、陈毅立即找谭震林、王建安、宋时轮等人一起进行研究。4月17日，邓小平在为总前委起草并致中央军委的电报中再次表示：“我们一致认为，以确定22日夜开始，不再推迟为好。而且夺取北岸敌桥头堡及江心洲，必须与正式渡江紧密衔接，不宜停顿，否则将给敌人以调整部署时间，增加我们的困难。真正解决问题，只有在我们渡江成功之后才有可能。所以在政治上无绝对必需的条件下，务请不再推迟至25日，因为前方困难甚多，延长一天时间增加一分困难，不但影响士气，人民不安，特别是把我们各个有利渡江的地点都暴露了。”

4月18日，毛泽东在致总前委等的电报中指出：“完全同意总前委的整个部署，即二野、三野各兵团于20日开始攻击，22日实行总攻，一气打到底，完成渡江任务以后，再考虑略作停顿，采取第二步行动。请你们即按此总计划坚决地彻底地执行之。此种计划不但为军事上所必需，而且为政治上所必需，不得有任何的改变。此次我百万大军渡江南进，关系全局胜利极大，希望我二野、三野全军将士同心同德，在总前委及二野、三野两前委领导下完成伟大任务。”

至此，渡江作战发起时间——这个激动人心的非凡时刻，终于实事求是地确定下来了。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接管城市的工作越来越重要。城市接管是否成功，是对党的工作能力的检验，是保持和巩固渡江作战成果的重要方面，也是党的工作中心向城市转移的重要标志。渡江作战胜利后，需要接管的城市多、影响大。早在3月8日，邓小平和陈毅为此致电刘伯承、张际春等人时明确指出：“必须要求部队加强纪律教育，保障在接收、管理城市交通时不出乱子。”

顺利接管城市，根本是要靠人、靠各级干部。总前委高度重视做好接管工作的人事准备。3月14日，邓小平就接管上海的干部人选等问题和饶漱石、陈毅致信任弼时指出：“关于上海工作，除请调干部外，其中如章汉夫、夏衍等，务请你注意到工作必须准其调往。章汉夫在应付外交和作为市委宣传方面是适宜人才。夏衍在主持文化工作方面亦十分切合需要。另外钱俊瑞、范长江亦各望按期先到华野。关于中央派赴江南干部，可由刘晓、刘少文负责组织南下。两刘先率一部干部于4月10日前到徐州，以便参加讨论和准备。南下干部可到徐州市政府找华东局，我们当先和该市政府准备接待。”

渡江战役取得胜利后，邓小平更加注意接管工作。城市接管工作有别于战场博弈，有许多新的特点和要求需要把握。邓小平4月29日向中央军委汇报了接管南京的最初情况，在总体肯定的同时也指出存在问题：“四天内共发生我军队人员与外国人的争执事件有六起，而以到司徒雷登住宅一事为较严重。其原因是我党外交政策没有在部队教育，我派到各大使馆门口警卫的哨兵禁止外国人出入。有的管理人员号房子跑到外国人住宅，争执即由此起。”

有鉴于接管南京的经验教训，邓小平建议推迟进驻上海、杭州，他指出：“在我党我军未作适当准备，仓卒进入大城市，必然陷于非常被动地位。就军事上说，杭州、上海很快即可拿下；就政治上说，我们许多重要准备都未做好，部队本身困难亦多，政策及入城守则尚未深入教育，连续行军作战尚未整理，大批俘虏尚未处置，如不经过十天左右的整训，进城之后一定发生许多问题。”

为了尽快完成解放和接管上海的准备工作，邓小平、陈毅决定把总前委移至江苏丹阳。5月10日行军至丹阳时，邓小平在向毛泽东报告了渡江战役的总体情况中再次指出：“近日我们对外交纪律、入城守则、金融问题等等已有具体规定，对进上海的准备也较为细密。今后毛病可能少出一些，出了毛病也可能纠正得快一些。”

部队进城必须有严明的纪律约束，否则会酿成大错。在丹阳期间，邓小平对部队和几千名接管干部进行了严肃的政策纪律教育。他要求大家认真学习中国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以及与此相关的纪律规定。与此同时，邓小平还亲自领导接管上海的具体准备，包括印制军管会命令、刻制各种接管印章、印制上海市军管会人员的胸章和臂章等等。5月12日，第三野战军第九、第十兵团发起上海战役。经过半个月艰苦战斗，5月27日上海解放。为了不惊扰上海市民，在蒙蒙细雨之中，疲惫至极的战士和衣抱枪睡卧在车水马龙的马路两侧。这样的部队，赢得了全上海的民心。6月2日，崇明岛解放，整个京沪杭战役胜利结束。6月5日，邓小平听取部队进城后思想情况时强调：“政治上一举一动，都对世界有影响。全军要严守纪律，高度集中统一，尤其在执行党的政策上。”

8月4日，在北平六国饭店，邓小平向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代表介绍接管城市工作时指出：“一条重要经验就是主观方面的努力工作。具体来说，我们在主观上为渡江接收事先做了准备工作，包括政治的组织的准备。我们从华东调来的两万多干部都或多或少地经过了政策的教育。进入一个地区后，遵循了毛主席‘四面八方’的政策，与各方联系，开了许多会议。虽不完全周到，特别是上海情况复杂，但是主观上是遵循着这个方向来与各界人士通力合作的。在上海，陈毅同志几乎每天参加一个会，甚至两个会，来说明我们的态度和政策，要求通力合作。像这样的态度，这样的工作，更增加了各方面的支持。这是接管工作做得好的原因之一。”■

作者单位：解放军总政治部办公厅编研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