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汇纵横

1933年，北平故宫的珍宝被伪装起来，悄悄南运。日本人已经步步紧逼，国民政府为了保全华北，在1933年5月的《塘沽协定》中，默认了日本对北平以北所有中国领土的占领，这一协定引发了中国人新一轮的抗议浪潮。西北军首领冯玉祥在一首诗中这样写道：“不忍想，不忍看，有志者，奋起行动，还我河山。”

财政部部长宋子文也通过提高日本商品的进口关税，表明了自己的立场。蒋介石在日记这样写道：“我一息尚存，绝不会停止与敌战斗。”他把华北的暂时平静看作中国的喘息之机。但日本人不会给中国这个机会，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了。

1937年7月的一天夜里，8岁的米涛被家人从梦中叫醒，他家在河北定县，离卢沟桥不远。数十年后，他在美国达拉斯回忆了当年的情景。

米涛：旁边的二哥也好像刚被叫醒，姐姐领着我们从西屋走到东屋，煤油罩子灯把屋内照得通亮。父亲说，日本鬼子在卢沟桥发动进攻了，离咱们这里只有百十里路，又沿铁路线，说到就到，怎么办？大家觉得还是躲一躲，往西走，离铁路线越远越好。因此，大家赶紧收拾了一下，带些必要的衣物，套上骡车，五六家子趁夜往西走。

米涛后来才知道，迫使他们全家连夜逃亡的原因，就是卢沟桥事变。早在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前，日本军中强硬派已在鼓吹，只要对“华北一击”，中国便会乞和投降。在日本东京的非正式场合，也有这样的传言。

1937年7月7日晚，日本华北驻屯军借口一名士兵在演习中失踪，欲强行进入宛平城搜查，被中国守军拒绝，日军于次日凌晨炮击宛平城，驻守宛平城的二十九军一部愤然还击，卢沟桥事变爆发。事变后日本军方公开表示，不会扩大战事。当时华北地区最高军政长官为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他亲赴天津与日方谈判，北平学生邓云乡还记得当时的情形。

邓云乡：开始头几天，人们并不完全感到事态的严重性，幻想这是局部问题，很快就能通过谈判解决。市面上最初几天还比较正常，城门也未关，去天津、保定、张家口的火车还正常通行，粮食、蔬菜、煤炭等的物价一时也未波动。

在与中国政府谈判的同时，日本内阁却通过了向华北增兵的议案，决定扩大对华战争，而国民政府仍旧不能准确判断局势。蒋介石在卢沟桥事变之后作出了“应战而不求战”的决策，他在7月17日的庐山讲话中说：“现在冲突的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卢沟桥，如果卢沟桥可以让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中心与军事重镇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的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

宋哲元对蒋介石一直怀有戒心，宋希望和日军签订停战协议，和平解决华北问题。但日本人却利用谈判的机会，从东北和朝鲜及日本国内，向平津集结了6万军队。对于宋哲元的态度，蒋介石也有所察觉。他在7月13日给宋哲元的电报中写道：“今日对倭之道，惟在团结内部，激励军心，绝对与中央一致，勿受敌欺，则胜矣，除此之外皆为绝路。”

7月27日，日军给宋哲元下了最后通牒，要求所有中国军队撤出北平。日本要进城的消息，已在民间传开，街上陆续贴出一些日本人的标语：“铜打铁罗汉，难过六月二十三。”农历六月二十三，是公历7月30日，清华大学教授朱自清在他的散文《北平沦陷的那一天》中描述了那天之前的情形：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7月27日的下午，风声很紧，我们从西郊搬到西单牌楼左近胡同里朋友的屋子里。街上有点乱，但是大体还平静。28日那天在床上便听见隆隆的声音，天黑了，白天里稀疏的隆隆的声音却密起来，这时候屋里的电话铃也响得密起来。大家在电话里猜，这是敌人在进攻西苑了，是敌人在进攻南苑了，这是炮声，一下一下响的是咱们的，两下两下响的是他们的。29日天刚亮，电话铃响了，一个朋友用确定的口气说，宋哲元、秦德纯昨儿夜里都走了，北平的局面变了，就算归了敌人了。

朱自清后来才知道，当他们听着炮声猜测时，3000多名日军在飞机、战车、火炮的掩护下，向南苑的二十九军军部发起了进攻。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和师长赵登禹率部奋起抵抗，喋血南苑。宋哲元则连夜撤退到保定，北平陷落，日军于第二天成立了由前清遗老江朝宗出面组织的北平地方维持会，这一天正好是7月30日。在日军攻占北平的同时，天津也陷入战火。7月29日，日军将炸弹投向位于天津八里台的南开大学，林语堂在他的小说《京华烟云》中，有这样的描述：

在7月29日夜里两点多，天津市内战争开始，中国地区整天遭受炮击和空军轰炸，郊区的南开大学遭受猛烈轰炸，几乎夷为平地，市区大火蔓延无法扑灭。

波兰人爱泼斯坦当时是《京津泰晤士报》的记者，他也在自己的著作《人民之战》中描述了当时的情景：

他们的飞机，一队队飞到南开的上空，飞得很低，简直是把炸弹放在校园。那座辉煌的图书馆和内部藏书联同其他建筑毁于一旦。

爱泼斯坦还保存了一份当年日军举行记者招待会的记录，记录中有各国记者与日军发言人的问答。

日军发言人：诸君，这是因为这些无法无天的中国人在那里驻兵。

记者：我在那里没见过中国兵。

日军发言人：但那里的建筑物很坚固，中国人会加以利用。

记者：你怎么知道？

日军发言人：如果我是中国的司令官，我会利用。

记者：难道这成为轰炸一所世界著名学府的理由吗？

日军发言人：诸君，南开大学是一个反日基地，我们必须摧毁所有的反日基地。

南开大学被轰炸后，又被日军占领。学校的教学楼、图书馆、学生宿舍、工厂、实验室等主要建筑毁于一旦，所有教学仪器被破坏殆尽，书库被洗劫，成套珍贵的西文期刊和中文典籍被转运到日本本土。南开大学是中国抗战以来第一所罹难的高等学府，7月30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对《中央日报》记者发表讲话：“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

华北沦陷，全国发出抗日呼声

沦陷后的北平，百业萧条，《沦亡后的平津》这篇文章记录了当时的情形。作者桐古，是一位刚从汉口高中毕业的学生，1937年6月，桐古来北平报考燕京大学，一个月后日军占领了平津，桐古写下了自己的见闻：

当日军进城时，曾由香月（日军指挥官）出过一张安民告示，并称日军如有骚扰人民和不法之处，可以由人民随时报告以便加以惩处。这等（放屁）文章自然是毫无效力。某次有日军赴前门大街某肉铺购买牛肉30斤，购毕不付分文，掉头而去。掌柜的向之恳求一点代价，一个日本人慷慨地付给钢板二枚，约合国币两分，掌柜又再三哀恳，结果又给钢板二枚，再要时，日兵拔出刺刀凶狠地问着，还要不。前门大街一带的商店曾经一度消极地关门歇业，但是在“维持会”的威逼下，终于含着一泡眼泪开门复业。全市商业凋敝，市面冷落异常。

20世纪80年代，在北京报国寺的文化市场，有人发现一本旧日记。日记的主人名叫董毅，1937年北平沦陷时，董毅正在辅仁大学国文系读书，他的日记也记录了当时的北平生活：

近来自阴历年以后，物价飞涨不已，白糖迄今已1元8分一斤，比肉还贵；肉有行无市，有钱买不着肉；豆腐4分一块。昨买三块豆腐、两把菠菜，代价2毛。见面时人人皆为过日子问题，暗暗切齿，发愁不已。

华北沦陷后，全中国民声沸腾，上至国民政府各党派、地方各派系军队，下至农工商学与平民百姓，前所未有地一致发出抗日呼声。在七七事变爆发的第二天，中共中央便在陕北发出全国通电：“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蒋介石在7月17日发表庐山宣言：“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一场举国上下的全面抗战开始了，那位笔名桐古的学生后来逃出北平，投身华北抗日根据地，成为一名抗日战士。在所有人都认为抗战将在华北展开的时候，中国的经济中心上海突然成为了世界媒体的焦点，蒋介石在上海开辟了第二战场。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听从了中国军事理论家蒋百里的战略分析。蒋百里认为，中国自古由北往南无险可守，而自东向西中国将获得巨大的战略纵深，广阔的内陆和越来越复杂的地势将拖垮敌人，正所谓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另外，上海外国人云集，辐射效应巨大。蒋介石希望上海一战，能够使中国博得世界的同情。“八一三”淞沪抗战，也成为了抗战史上最惨烈的战役。日本全民的癫狂已经将日本推上了战争的不归路。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的日本，好战的狂潮席卷整个日本岛，一些新生儿的取名都特意选择了征服的“征”字，或者是胜利的“胜”字。20世纪80年代时，当年的这些日本少年已到花甲，他们想起当年的经历仍感慨不已：

昭和十年，我大约小学三年级，那时我认为进行战争理所当然，打败外国人也理所当然，我们就是这样被教育长大的。从小我们对日本在战争中获胜，以及我们长大了要当兵就没半点怀疑。

1937年7月的上海，正笼罩在战争到来前的恐慌中，“虹桥机场事件”后，战局几乎一触即发。在租界的国际外交团协调之下，中日双方表面上还在谈判，背后却已剑拔弩张。日本加紧撤退侨民，继续增兵上海，蒋介石则把驻防苏州的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部调入上海布防。7月底，日本开始撤退长江沿岸的侨民，并且招募“义勇团”为上海备战。到8月12日，黄浦江内外已聚集了30多艘日本军舰、100多架战机和大量火炮、装甲战车。更多的援军正源源不断从日本国内和华北战场运送而来。

上海开战在即，人们纷纷逃离这座危险的城市，外滩十六铺码头天天人头攒动，离开上海的客船一票难求。上海市民张莲一家，在那时从上海逃到湖南。

张莲：祖母原想跟我们同去，但年老体弱怕经不起路途颠沛。我们出发前，她点上香烛，叫我们一个个向菩萨磕头求得保佑，记得她说等你们回到上海时，怕见不到我了。

更多无法逃离的上海市民，则涌入位于市中心的公共租界。陈存仁是当时上海滩的名医，他开车上班时被逃往租界的难民堵在了路上。

陈存仁：数十万老百姓扶老携幼地由闸北逃入租界。我坐着汽车想开进去，可是人潮正在冲涌出来，车辆简直无路可走。

银行门口也排起了长队，人们急着提款以备战时应急。南京国民政府为防止资金外流，在战事爆发的第二天，颁布了金融管制办法，规定从8月16日起上海市民每周只能从银行提取活期存款的5%作为生活费用，上限为法币150元。国民政府财政部次长徐堪非常清楚当时的情形。

徐堪：此次战事酝酿月余之久，而最后两星期最为严重。债事跌落，竞相到银行提存，为数极巨。太康、恒利两银行即因此倒闭，整个金融立有崩溃之余。

蒋介石幻想破灭，发出“赶敌人下海”的指令

1937年8月13日，日本海军陆战队越过租界，与中国军队交火。张治中本想先发制人，计划在13日先向日军发起攻击，但蒋介石对国际外交团的调停还抱有幻想，急电阻止了张治中，直至谈判破裂，蒋介石才发出“赶敌人下海”的指令。14日中国空军的轰炸机，飞临上海上空，中国军队也在下午向虹口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发起总攻。

“八一三”淞沪会战打响，8月14日外电，中国空军出现在黄浦江上空向日舰投弹轰炸，日舰纷纷放高射炮，华机毫不畏缩，盘旋于高射炮之烟雾中奋勇轰炸，市民赴外滩及各大厦屋顶，观战者颇为热烈。曹聚仁是上海著名报人，战事爆发时他的新婚妻子邓珂云正在南京路上。

曹聚仁：一枚1000磅重的炸弹落在大世界门口，恰好是行人群集处，闯下了滔天大祸，伤亡2021人。那个坑穴有一丈半深，两丈直径。我还看见青年会的屋顶上，飞落了一只断腿。

上海市民吴榕美的父亲，在战事爆发后从苏州逃回上海，险些丧命。吴榕美的叔叔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上午三哥从苏州回来了，他是为商事去的，13号开战以来就隔在那里了。他讲，他二十余天的遭遇惊险万分，多次地化险为夷、多次地死里逃生，把一家人都听呆了。母亲只在急着说：“菩萨”“祖上有德啊”，把我听得又欢羡，又惊佩。我恨我没本领写成一篇神话似的小说。

日本兵荻岛静夫是东京人，他于8月23日收到入伍令，随步兵第一师团增援上海。他在日记中记录了当时战斗的残酷。

荻岛静夫：整个连队只剩下两三百人了，死者的遗骸散于泥泞的田野中。看到身边所发生的一切，心中油然而生了等死的悲伤。母亲啊，阿正、阿新啊，再见！母亲在上，我不能像普通人那样尽孝了；阿正啊，维持好我们的家，哥哥在前方打击敌人，家里的事全靠你们了。

滞留上海的日本侨民坂本义一家，躲进虹口日租界的一家医院里，他亲眼目睹日本伤兵的惨状：“医院里到处是日本的负伤士兵，我无法用抽象的语言来形容，手足不全的，无法站立的，这就是战争的全部。伤兵们说得最多的词是‘妈妈’。日本兵死前不是都得说天皇陛下万岁吗？这样的话我从没听见过。”

随着日军增援部队源源不断地到来，中国军队伤亡惨重，战事陷入被动，因此不得不向苏州河南岸撤退。淞沪会战最后的战斗发生在苏州河北岸的四行仓库，当大部分中国军队撤离后，蒋介石为争取国际同情，留下了一支400人的队伍。他们是八十八师二六二旅五二四团，谢晋元是该团副团长。

谢继民（谢晋元之子）：我父亲问士兵们，这是什么地方？有人说这是四行仓库，有人说这是八十八师的司令部，我父亲说都不是，这里不是四行仓库，也不是什么八十八师的司令部，这里是我们400多人的坟墓。

四行仓库的战斗打响，很多外国使节、军事观察员和上海市民，在苏州河南岸的公共租界隔河观战。其中一名童子军少女名叫杨惠敏，她见四行仓库前方是日本太阳旗，后方是英国米字旗，便萌生了让仓库上升起中华民国国旗的念头。10月28日深夜，杨慧敏将一面4米长的巨大国旗裹在身上，冒着危险爬过分界线，从窗口钻进了四行仓库。

杨惠敏：我脱下外衣，将浸透了汗水的国旗呈现给他们。在朦胧的灯光下，这一群捍卫祖国的英雄们都激动得流下泪来。因为屋顶没有旗杆，我临时用两根竹竿连接，扎成旗杆。这时东方已现鱼肚白，曙色微茫中，平台上站了一二十个人，都庄重地举手向国旗敬礼，没有音乐、没有排场，只有一两声冷枪声。但那神圣而严肃的气氛，单纯而悲壮的场面，都是感人至深的，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谢晋元和400名士兵在四行仓库坚守四天后，奉命撤入租界。一位叫罗贝尔·基朗的法国侨民，目睹了当时的情景。

罗贝尔·基朗：在一个市场旁，法国兵围住了他们。这些少年呆立着，拿着德制步枪和德式钢盔，他们满脸是泪，激动得浑身颤抖，发出了好像受伤的动物一样的吼声。

中国士兵撤出四行仓库也意味着“淞沪会战”落下大幕，1937年11月13日，随着国民政府发布自上海撤退的声明，历时三个月的“淞沪会战”终告结束。日本导演龟井文夫拍摄的纪录片，录制的是日军攻占上海后的入城仪式，被强迫前来迎接的上海市民脸上没有一丝笑意。影片在日本国内公映时，这个不合时宜的长镜头被日本军部删掉了。一年后一名署名白华的作者，在《上海生活》杂志上发表了这样的感慨：“时间一年多了，苏州河的血腥气洗刷了，不，没有洗刷，正沉淀在水底层，暂时河面是恢复了平静，可是，可是河边一片焦土，就是劫痕没有磨灭的告诉。”

淞沪会战中日双方共投入了近百万军队，中国军队伤亡29万余人，日军伤亡4万多人。日军在“七七事变”之后，曾经提出三个月灭亡中国，但淞沪会战就打了三个多月，日本企图速战速决的梦想受挫。宋美龄在一次对美国的广播中这样说：“中国人在懦弱的污名下，苦苦挣扎了很多年。现在我们将一直战斗到胜利，或折断双腿倒下，即使是我们美丽的土地，及悠久的历史和它的渴望淹没在血泊中。”

对于上海的战事并没有获得中国所期待的、来自所谓文明世界的援助。宋美龄说：“奇怪的是，没有一个国家会在乎，我们似乎回到了野蛮时代，西方的沉默是文明的胜利，还是所谓西方的高尚道德的丧钟呢？”她质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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