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申遗往事
刘庆柱委员在接受我刊采访中
此次参加申遗的大运河，在2006年指的只是京杭大运河，后来把京杭、隋唐、浙东三条大运河都包括在内，统称为中国大运河。提交申遗文件的时候，因为考虑到大运河开凿的时候还没有“中国”这个概念，而中国的大运河多了，这次申遗不可能完全涵盖，这个名称不确切，因此把“中国”两个字去掉了，称作大运河，后面加了个括弧，讲包括隋唐、京杭、浙东这三条大运河。但实际上，这只是拿出部分点和段共1011公里来进行申遗而已，甚至不到我国大运河整体的1/2。
从历史上讲，这个河既不叫中国大运河，也不叫京杭大运河，而是一段一段都有自己的名字。春秋时期夫差下令开凿的那段连通长江与淮河的运河，叫邗沟；隋炀帝下令开凿的那段沟通黄河与江苏盱眙境内的淮河的运河，叫通济渠；像北京这儿，从城墙根一直到通州这一段叫通惠河，这是元代开通的；等等。申遗的就是当时运河的某一段，譬如运河的通惠段、运河的永济渠段，地名很复杂。
我接触到大运河申遗工作算是比较早的。在此之前很长时间，我就开始接触到这种涉及范围很广的大遗址保护的问题。90年代，李铁映分管文教的时候曾视察过秦咸阳城，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新华社开始呼吁大遗址保护。我曾经陪同新华社写情况反映的王兆麟同志走遍了历代古都城，还记得第一次关于大遗址保护的批示文件是在1994年2月27日下发的。我在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当所长的时候，全国到处都要报大遗址，我们就帮国家文物局划了36处。
从2003年以后，形势开始变得更加紧迫。我记得《人民政协报》连着几次发表文章，呼吁进行大遗址保护。之所以会这样，我觉得是因为这类遗址涉及范围非常广，而农村的城镇化和城市的现代化则要占用大量土地，大遗址很可能因此遭到破坏。像我们这样的国家和民族，有那么长的历史，世代都在这里生活，留下了大量珍贵的遗迹，如果不加以保护，很快就被推平了。虽然不能因为这个就束住手脚完全不动，但也不能为了发展就全然不顾。
当时我还不敢想大运河申遗，包括丝绸之路也是，觉得没法操作。但没想到，这件事居然真的推动起来了，并且我还有幸参与其中。比如，2006年58位全国政协委员的联名提案，我也签了名。其实早在2006年两会之前，罗哲文就找我谈过大运河申遗的事。我当时就说，首先这应该保，但是必须分个层次，不能说越大越好。其次要讲清意义，为什么要申遗，要把哪些点段的运河拿来申遗，都要讲出点道理来。
2006年5月，全国政协组织赴苏州调研大运河的合影。从左至右依次为：张文彬、谢晨生、陈奎元、罗哲文、刘庆柱
大运河根本的意义是祖国统一
先说我们为什么要申遗。随着经济的发展，我们的温饱问题解决了，做这些是为了人类生活的需要，是对历史文化的需求。人类有一种特性，那就是对未知领域的探索，包括对以前的未知和以后的未知，这就是人类的本能。跟实物相关的古建筑、历史遗迹，往往是承载着一种文化的载体，自然会受到人们的关注，大运河也不例外。
2006年全国政协组织的对大运河的视察活动，我参加了。我们从北京出发，看到的河道基本没水，只知道那是原来的古道，等走到山东济宁再一直往南，才出现正在使用的运河。有很多人强调大运河的运输量大，但我的观点是，运输得看运的是什么，价值多大，不能光谈量。比如飞机虽然相对运量小一些，可是运输的都是价值很大的东西。而我们在调研中看到，大运河运的是煤或者是砖等建筑材料，相对是不值钱的。因此我们可以强调正在使用的大运河在运输方面的现实意义，但是不要夸大。
一开始大家习惯上说是京杭大运河贯通南北，尤其是在2006年5月22日召开的京杭大运河保护与申遗研讨会通过《京杭大运河保护和申遗杭州宣言》之后，老是说大运河所体现出来的建筑、工程技术水平有多高。我便特地和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规划所搞运河规划的人讲，这并没说到根本问题上。所有的工程都是文化，科技也是人搞的。
我说，对于大运河，不能简单地从技术上讲它是一个修得比较好的水利工程，那只是某个阶段的科技史的表现，对现代社会没什么可特别借鉴的，我们应当从一个国家的记忆符号角度去理解。要知道这是一个国家工程，应该上升到政治层面上去看它对中国历史的影响，那就是大运河对于国家统一、民族认同所作的贡献，它所体现的技术水平反而是次要的。因为在任何一个时代，技术都是在变的，而且越变越先进，但是民族的认同、国家的认同、爱国主义是永恒的。因此谈到大运河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科学意义，要强调修它的目的是什么。其实从中国历史的角度来说，真正赋予大运河重大意义是从隋炀帝开始的，中国之所以变成现在的格局，也是因为隋唐大运河。一定要改变大运河在人们心目中的固有印象：“隋炀帝修大运河是为了下江南”“京杭大运河也是为了乾隆爷到江南”，不是这样的，或者不完全是这样的。运河一开始就是用来运军粮、运兵的，实际上它的开凿就是因为南北经济不协调，要从国家利益出发，方便统治者的统一管理。
为什么北京会成为我们的首都呢？恰恰是因为隋炀帝开凿的永济渠北通至涿郡（今北京），才使北京逐渐从地方的政治中心变成区域的，进而变成全国的政治中心。不然的话，后来的辽、金、元、明、清如何运兵、运粮，实现对南方的控制，如何实现国家的统一？
所以我每次都会强调，凡是属于国家工程的，从丝绸之路到长城，包括大运河，都应当上升到一种国家、民族、政治的层面去理解。
最初对丝绸之路的理解也存在一定的偏差，第一次征集上来的40多项申遗点大多是与佛教相关的遗存。我同他们说，丝绸之路不是西方文化的东进之路，而主要是中华民族走出中国之路，是世界走向中国之路。当年中国的都城是现在的纽约和伦敦，他们是来淘金的，是他们“被”丝绸之路的，你们弄反了。而且主副产品也给说颠倒了，文化交流其实是副产品，那是政治的产物。让西域国家来中原，不是皇帝腐化堕落，非要看谁的歌舞，看谁不看谁那是有选择的，是表示是否对这个国家友好。为什么强调丝绸之路是中国的友好之路呢？是要说明我们的外交是友好的，而不是通过战争。这对现在的国际关系有借鉴意义。同样的道理，我们之所以把大运河列入申遗日程，就是要把可留的部分留下来，为了利用世界文化遗产，重温历史、警示后人，不可以开历史的倒车，不要搞分裂。
申遗点段的选择
再说大运河申遗的点段。2006年全国政协组织的调研只针对京杭大运河，范围是二市四省，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当时有人觉得，好像运河就必须要有水，既然隋唐大运河的安徽、河南河段大多数已经不能行船甚至干涸了，没地方可看，还是不要列入申遗范围比较好。我说，这种概念不对。大运河分两种：一种是遗址、已经废弃了的；一种是现在正在使用的，后者的真实性反而不如前者。因为现在的船只都比以前要大，大了吃水就深，河道就要改造，因此虽然地点没变，河却已经远不是昔日的河了，但是遗址或者还有少量流水的运河恰恰是昔日的。而且有的东西不需要看，而是要去凭吊。就像我们到希腊去，到它的神庙、奥林匹克村去，就是去凭吊、去怀想。就跟听交响乐一样，文物、遗迹不只是要看，更重要的是带着一种感情去倾听、去感受。
在国内征集材料的时候，一开始报的特别多，各省都想多报。他们要把它当成城市名片，这样可以起广告作用。但我们选取的原则是要选保存现状比较好，并且便于操作、容易维护的。本着这个原则，虽然我们已经尽量多地选了，但也不过选了二十几段。
在确定申遗点段的时候，我们遭遇了一个非常大的困难，那就是对古河道的确认。现在通航的运河，都说不清是什么时代的了。我们去济宁看，没人知道原来的运河什么样，但我可以非常肯定地说，绝对没有现在这么宽，因为当时根本没有现在这么多大拖船可走。河道的宽度确定不了还是次要的，更大的问题是河道挪位了。那条河原来是在西边，现在只剩下一条干枯的河道，是元代的还是清代的，说不清楚，有水的运河已经挪东边去了。去扬州调研，他们指着一个地方说那是邗沟，我说我要跟你“抬个杠”，你怎么知道这里就是？所有的科学都要先假设，再搞验证，要看看效果和预想的是不是一样。他们回答说，一遥感就出来了。我说遥感技术只能辨别痕迹，不能辨别时代，除非有出土遗物来证明。比如出了个石碑是乾隆时期的，那就证明是清代修的。我钉对钉、铆对铆地说，大运河申遗的点段中，能将来龙去脉说确切的不多。但在确定河道的时候，我建议宁可把范围扩大一点,否则万一真说小了就把河道漏了。因此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大运河河道的科学性还有待加强。
而且我还说，在进一步谈那个时期全世界的发展情况时，不能说我就是比别人强，这在国际上特别容易引起反感。就好像面条、米饭和馒头，没法比谁好谁坏。讲历史文化遗产，就应该讲人类的认同，讲家庭、家族、民族、国家要怎么和睦相处，人类社会要怎么共同往前发展，要找这些东西去谈。我跟着他们一路这么走，尽泼冷水。申遗给地方戴了个“紧箍咒”
大运河申遗工作是个漫长的过程，从最初的58个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案到大运河最终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足足用了八年的时间。在此期间，工作是相当繁重的，我们也遭遇了各种各样的问题。申遗工作由国家文物局牵头，因为我在考古所工作，老跟文物局打交道，也就来“友情演出”。每次文物局组织材料报批、开评审会请专家评审，我都参加。
原本我预想的是，工作开展起来后，发展经济会和大运河保护互相冲突。但实际操作起来我却发现，矛盾的主要方面不在于不让发展经济，而是在于打着保护的幌子去发展经济。为什么地方上有些城市对大运河申遗特别积极，它就是想利用世界文化遗产来搞开发，比如把运河水弄清了、把周围的地腾出来，然后搞房地产、搞水景房。
关于在大运河边让地的问题，申遗方案中是有严格规定的：河两边要让出100米或者是150米，在这个区域内不得搞房地产。涉及大运河申遗的36个地级市，河边的全部规划都要报国家文物局。先是将它报到省里，一个市一个市、一个地区一个地区地过，然后由省里统一汇总到北京，一个省一个省地过。在北京我都参加了，论证、批准他们的规划。有些城市就同我们商量说：50米行不行？我明白他们的意思，离河越近，这楼房越值钱。但是楼房太高，河中间就成盆地了。我说，那怎么成啊，不能那样弄，不能搞得像上海滩似的。
有一次全国政协文史委在淮安开会，我发言说：“大家坐在这儿谈大运河保护，可能各有各的想法。你们拿着规划图，又嫌在河边让出100米太宽了，要缩到50米。我一看就知道，你们想在那儿盖房子。河水弄清了，房子一盖，马上房价就上去了。”但是我们也不能绝对不让他们盖，而是要引导他把河水弄清了、垃圾打扫了，把河道尽量恢复到原来的样子。如果能申请下来，至少把大运河单独划出来，就能给各地戴个“紧箍咒”，反正在这个范围之内不能乱盖房子。
对大运河的开发不止有这个问题。2006年，我在杭州开会时，杭州市有个口号，要把大运河打造成东方塞纳河。当时我说，塞纳河是好，我也去过，我也愿意在那儿待着。但是塞纳河的文化是上层贵族的文化，而大运河是大排挡文化、是下里巴人文化，原来都是船工、纤夫拉着船运东西的。如果大运河两边的高楼大厦富丽堂皇，跟当时的景观完全不一样，就不是那个历史滋味了，不能那样弄。但是并不是说非要弄得破破烂烂的，可以把它改造得干干净净，恢复历史的韵味。当然，盖房子肯定是越高、面积越大，赚钱才会越多，但我们可以变个思路，不见得要盖那么高，盖低一点、盖别墅，价钱一样卖得高。
在大运河申遗过程中，类似的情况有很多，很像不同部门之间在博弈。但这种博弈都是同一个目的，那就是在申遗之后怎么保护利用好大运河。大运河申遗是国家文物局牵头搞的，但它要面对很多部委，因此工作很难做。这个时候，就靠全国政协来帮助协调，来制衡这些不同部委利益之间的关系。
我是全国政协委员，又是中国社科院的，不属于任何一个部委，也不是国家文物局的，身份相对超脱一点，因此也做了一些沟通协调工作。对于保护和发展的矛盾，我在2010年扬州的一次会上发言说：“我不替谁说话，就替祖宗说几句话吧。运河是祖宗留下来的、是不可再生的，该保的一定要保，各个方面都得保。分工是人为的，为了一个主题，大家都可以让一下。这个让不是给文物局让，是给国家让、给祖宗让、给子孙让，有些时候局部就得受点委屈、作点牺牲，当然总体上要处理好发展和保护的关系，但是在有些地方，今人必须给古人让路、给历史让路，因为古人无法给今人让路。而没有文化、没有历史，人和动物就没有区别。而且文物必保的那一部分，其实是最好的、最重要的、最必不可少的部分，对此大家都得让。其他的事情可以商量，但是要协调好。交通、航运、规划、城建等部门，都要有这个认识，对文化要有敬畏之心，不能误了全局、功亏一篑。”大家在这点上还是比较一致，也比较认同我的观点的。
在与各部门沟通的时候，是需要一定技巧的。有时候我们为了保护运河历史风貌，尽量不让交通部门进行大幅度拓宽。但他们为了航运，仍坚持要这么做。我就跟他们权衡说：“这个河可是中华民族的河，你给挖没了，怎么得了？大运河与当年的运输工具应该是相配套的，拓得太宽了就走样了。而且河那么宽，房子那么低，也不相称。况且从运力上讲，我们不能光看运输的吨数，而是要计算船运货物的产值，来看看到底应该谁给谁让路。古代人那是没办法才走水运的，现在要想发展运输，可以修建高速公路，那个又快，运东西又多、又值钱。”我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他们也就同意尽量维持现状了。
有些时候，为了申遗，各部门要有所牺牲，难免会有意见。有一次我就跟水电部开玩笑说：“你们的钱已经赚得差不多了，要那么多干什么。赚钱再重要也没有这件事重要，这是为了老百姓的。当初大禹治水也是为了老百姓，你们是不是为了老百姓？”这么一说，他们也就没有意见了。
一切准备就绪，2012年，国家组织有关团队拟好了申遗文本。2013年2月，提交了正式的中英文申遗文本。实际上，我们的内心是很忐忑的，当时国家文物局负责申遗的人都觉得难度很大。2013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专家到我国对大运河进行了考察。在他们来之前的9月，国家文物局组织国内有关专家模拟外国专家演习了一次。我被分到模拟丝绸之路考察，陪同人员包括提问及应答全部按真正的流程走，足足花了半个月的时间。被分到模拟大运河考察的人也跟我一样。
申遗并不是一劳永逸的
现在大运河申遗的成功对中国有好处，至少全世界都在关注这个。有人觉得既然好处这么大，当初应当申报更多点段，但实际上申遗并不是一项一劳永逸的工作。世界文化遗产这个帽子确实不得了，但是戴得稳不稳也很难说。这是因为，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每隔几年都会有国际专家来检查它们的维护情况，如果出现问题就会被亮黄牌，再次检查还有问题就会撤销。而对大运河的维护是要靠属地政府进行投入的，这就有管理上的压力。财力上够不够、人员够不够、能不能回收回来，等等，这是需要通盘算账的。我恨不得把2700多公里的大运河全都保护起来、把全中国都保护起来，但这毕竟不现实。那么没有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大运河点段怎么办呢？实际上在2006年联名提案之后，国家就下了个批文，把大运河整体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样即使后来没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范围内的河段，也会得到保护。
除了“保多少”的问题之外，还有个“怎么保”的问题。我参加了五六次全国政协组织的针对大运河的调研，在这个过程中，我看到大运河的变化还是挺大的。比如北京市内的河段，原来两边都是垃圾堆，跟龙须沟一样，南方的河也是，周围乱七八糟的。因此当时我们提了，要申遗，先要打扫一下卫生。就跟到家里做客一样，如果我家里干干净净的，铺了一个大地毯，客人想不换鞋都难。弄得破破烂烂的，大家觉得没压力，说不定会随地吐痰。运河也是这样，把环境弄好了，别人想破坏都破坏不了。一定要逐渐把档次做上去，这样对保护有说头，来的人也自觉了。现在这些河段清理得都很干净。
如果保护的方法不当，也有把好事办成坏事的情况。比如到了沧州，国家文物局的干部问我，为了怕上锈，他们把水里的铁狮子挖了出来，放在修好的水泥台子上保护起来，为什么狮子腿反而裂了？我说，这个是科学常识。从力学角度上说，过去是连肚子带腿都在水里托着，现在搬上去，只能靠它四个腿去撑着，一下承载不了那么多力量，当然就四分五裂了。再者铁狮子被浸泡了多年，早就形成一层氧化铁了，铁狮子本身比较稳定了，根本没必要挖出来。对大运河的保护也是这样，要遵循客观规律，不能靠拍脑袋办事。
在对大运河进行后续保护的时候，仍然要注意各部门间的协调配合。大运河的管理依然涉及多个部门。比如不通航的河段，在管理上基本上归属地方，跟部委没有关系。有航运的归交通运输部，灌溉、防洪归水电部，等等。我们申遗的时候成立了个协调机构，叫大运河联合申遗办公室。申遗成功之后，我讲，这个机构应当转化一下，不能再叫“申遗”了，但仍然要保留下来，继续负责协调13个部委、各个地方开展大运河保护工作。
总而言之，绝对不能说申遗成功了就达到了我们的目的，就可以松一口气了，申遗是过程与手段，保护好世界遗产才是目的。关于大运河的保护与展示，我们任重道远，路还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