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汇纵横

中方对苏联专家的高度信任

1950年春，中苏两国政府在莫斯科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苏联援华协定。据此，苏方将向新中国派出大批专家。正在访苏的毛泽东向斯大林当面提出，希望派些顾问去华指导各地和各行业工作，斯大林欣然应允。之后不久，斯大林特意选派一位“年富力强，组织管理能力特别优秀，有经验，有思想，为人正派”（毛泽东俄语翻译师哲语）的阿尔希波夫赴华任总顾问。

在华工作期间，阿尔希波夫同周恩来、陈云、彭真、李富春、薄一波等结下了深厚的兄弟般友谊。这些中国领导人以及各地、各部门负责人，对苏联专家们从口头到行动上都表现出高度的信任。根据中国政府的安排，阿尔希波夫时不时参加中国的会议。当斯大林得知此事后，便对阿说：“您以后不必参加中国政府的会议了，因为这样做，会使中国同志们感到难堪的。一个受外来压迫多年的民族，对这类事是非常敏感的。”于是，阿尔希波夫后来就不参加这种会议了，但有关的中国政府会议文件，依然继续发给他参阅。

50多年后，阿尔希波夫回忆起这样一个鲜活而有趣的例子。有一次，几名在东北工作的年轻苏联专家来到北京，说要见一见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看一看他究竟是怎样生活的。他们于是被领到新华门，出示“小红本”（工作证）说明来意后，即被一名负责人引到中南海毛泽东住处。这位中国最高领导人见到这些专家很高兴，同他们进行了亲切的交谈。

阿尔希波夫曾举出这样两个例子，来说明两国领导人对发展中苏友谊的高度重视。有一年，苏方企业供货严重拖欠，斯大林从阿尔希波夫那里得知后，立即撤了十多名部长、副部长的职。那些年，苏联缺乏硬通货，毛泽东就指示从并不富裕的侨汇中，拨出一两亿美元来支付苏联货款，让斯大林颇为感动。

阿尔希波夫还曾悲伤地回忆起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苏关系恶化的那段不幸岁月。到了80年代中期，当改善中苏关系露出一点曙光时，他多次向苏共最高领导人安德罗波夫、戈尔巴乔夫等提出建议，希望他们主动采取行动，改善绷得过紧的中苏关系。

1989年初，阿尔希波夫根据当年5月即将访华的戈尔巴乔夫的指示，牵头起草了有关问题的三份报告，其中谈到中苏关系恶化的原因，现将要点摘录于后：

在意识形态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基本上是出于苏方的主动。我们一开始就明显失算：过高估计苏联对中国施加压力的效果，低估中方抗拒施压的能力。客观地讲，在最初阶段，中共表现出相当大的克制，随后则进行反抗，规模越来越大，方式越来越尖锐。在宣传手段和外交手段难以奏效的情况下，我们便运用经济和军事杠杆，进一步对中国施压。

即使在同中国争论的重大问题上，苏联的方针和立场实质上是正确的。但是实践证明，我方使用的方式方法，背离了各党之间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准则，因而是无效的，甚至是起反作用的。采取这种方法，不仅给中国，首先是给苏联本身，给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巨大损失，引起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

苏联领导在对华关系上的失算和错误，导致失去中国这个最重要的战略盟国，而美国以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则从中获取了巨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最大的赢家是美国、西方和日本。

在以上论述中，承担责任的主体虽多为“我们”“苏方”“苏联”等，但明显可以看出，实际上指的是赫鲁晓夫。

“第一只春燕”

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我作为驻苏联大使馆政务参赞，多次有幸见到过阿尔希波夫，还为他赴华治疗面部三叉神经痛，与他的助手一起做了不少前期准备工作。阿尔希波夫飞往北京前，在机场贵宾室对李则望大使说，对于这种疾病，西医没有什么特别手段，他相信中医能治，中国医生们会妙手回春的。我在场听得此话，感到透着一种真诚。他在我国治过一段时间，中西医结合，效果比较明显。

1984年我国庆节一过，一位有特殊背景的苏联朋友请我喝茶时说：阿尔希波夫（时任苏联第一副总理）想到中国看一看，问是否可行，并强调这是私下交换意见。当时，中苏关系长期恶化的势头并没有遏制住，人员来往、官员正式接触尚未恢复，双方如有大一点动作，都会私下先进行试探。对此，我既高兴又有点吃惊，因为两国政府特使就中苏关系正常化举行政治磋商已经两年了，双方互不相让，谈判成了“聋子对话”。对我来说，“第一副总理”这样一个高端人物去华，实在有点不可思议。我立即向李则望大使作了汇报。次日，根据李大使的指示，我约这位朋友到使馆喝茶，了解阿此行的方式。他不假思索地回答：“于洪亮模式。”我一下子就明白了，苏方对此行不想声张，要静悄悄地进行。

何谓“于洪亮模式”？1982年3月24日，苏联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公开发表讲话，传递出一个希望改善中苏关系的微弱信息。邓小平一下子就抓住这个突如其来的机会，指示外交部立即作出略为正面的回应。两天过后，我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钱其琛，向近百名中外记者发布了只有三句话、总共才77个字的声明。这项声明次日登在《人民日报》头版中间位置，表明消息虽短却很重要，立即在国际上引起广泛关注。

这年盛夏的一天，邓小平约陈云、李先念等领导人到家里谈话，提出要采取一个大行动，向苏方传递信息，争取中苏关系有一个大的改善。陈云听后提出，传递信息的方式，须仔细斟酌，既能引起苏方重视，又不要引起外界猜疑。邓小平遂决定派外交部苏欧司司长，作为我国驻苏联大使的客人，以视察使馆工作名义，前往莫斯科传递信息。于洪亮时任苏欧司司长，便奉命前往莫斯科，向苏联外交部领导一字不漏地口述了经邓小平审定、长达一千多字的说帖。这一说帖引起了勃列日涅夫的高度重视。这就是“于洪亮模式”的由来。

又经过两个回合的私下沟通，我外交部上呈了一份请示件：拟同意苏方提出的“于洪亮模式”，即阿尔希波夫作为苏联大使客人，以视察使馆工作名义来华，并建议陈云、彭真、薄一波等领导人会见他。请示件一传到陈云那里，他立即拿起笔批示道：“阿尔希波夫同志是我们的老朋友，他如果以‘苏联大使客人’身份来，我们不欢迎；如果以‘中国政府客人’身份来，我们才欢迎。”十六七年过后，当阿尔希波夫回忆起与陈云会见的情景时，特意提及这个充满温馨的幽默批示，说完后便爽朗地哈哈大笑起来。

1984年底，阿尔希波夫应中国政府的邀请，率团来华进行正式访问。陈云、彭真、薄一波等会见了他。老朋友们二十六七年后有幸重逢，激动不已，久久地相拥贴面。他们对中苏关系从十年全方位友好到一二十年对立、对抗，不胜唏嘘；对中苏关系日后的正常化，寄予殷切的期望。正如陈云为阿尔希波夫这次访华，引陆游名句所写的条幅（赠时任副外长钱其琛）所言：“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无独有偶。阿尔希波夫送给李先念主席的礼品中，有一只鸭子造型的描金彩绘汤盘。钱其琛见到后颇为高兴，随口来了一句古语“春江水暖鸭先知”，还意味深长地说：“我们这位老朋友送来的是一位春的使者，它预示着中苏之间的坚冰就要融化啦。陈云同志书写的条幅，阿尔希波夫同志送来的鸭子，真有异曲同功之妙！”

这是“文革”后，中苏领导人相隔近20年的首次会见。阿尔希波夫此行被誉为改善中苏关系的“第一只春燕”。他访问了北京、武汉和深圳特区，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特别是经济飞速发展赞不绝口，私下也流露出对苏联当时社会状况的不满情绪。在这次访问过程中，双方签订了经济科技合作协定，使中断达20多年之久的合作得以恢复。

次年夏天，我国副总理姚依林应苏联政府邀请回访苏联，与阿尔希波夫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谈。双方签订了成倍扩大贸易额的协定。两国高层交往的恢复和贸易的大幅增长，使人们感到，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曙光在望。

我作为驻苏联大使馆政务参赞，全程陪同姚副总理访问。他与阿尔希波夫在各种场合表现出来的友好情谊，特别是那种掩饰不住的亲近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阿尔希波夫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欢迎宴会上对姚依林说：“苏中本来是一家，后来被人为地拆开了。但是，一二十年后，这反常的、不幸的一页终于被翻过去了，这是中苏两国人民之福！”姚依林听了这番充满感情的话后，同样充满感情地说：“是的，这是我们两国人民之福！历史经验证明，中苏对立、对抗是祸，友好是福！”

就在不久前，阿尔希波夫的儿子鲍里斯·阿尔希波夫还对我国现任驻俄大使李辉动情地说：“父亲一辈子极其热爱中国，即使在中苏关系紧张的那些岁月，他也坚定地站在中国朋友们一边。”

1985年底的一天，应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相当于第一副总理）阿尔希波夫的邀请，我国驻苏联大使李则望到克里姆林宫做客，我时任使馆政务参赞陪同他前往。

李大使乘坐的轿车，在苏方一辆警车带领下，来到克里姆林宫一幢大楼前。这幢三层大楼的外墙色调相当雅致，与大克里姆林宫这座主建筑相仿。李大使一下车就感慨地对我说，在中苏友好的那些年代，我们中国人到克里姆林宫来得多啦，是苏联党政领导人办公室的常客。后来，中苏两党、两国关系越来越紧张，我们自然也就来不了了。没成想，将近20年过去了，我还有机会到这里来！他望着面前这幢大楼，喃喃自语：“久违了，克里姆林宫办公室！”

工作人员把我们带到此楼一个房间门前。在高大而厚实的木门上，挂着一个大约一尺见方的锃亮铜牌，上面写着：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伊·瓦·阿尔希波夫。这位苏联领导人与李大使一见面，就宽宽地伸开双臂与李大使热烈拥抱、贴面，就像战友久别重逢一样。他请李大使先参观他的“中国博物馆”，着重介绍了两件“珍贵文物”：一张嘉奖令和一枚中苏友谊勋章。阿尔希波夫自豪地说：“这都是周恩来同志亲自授给我本人的。我得到过国内外许多奖赏，只有周恩来同志的嘉奖令和授予的勋章，才是最高的奖赏！”20世纪50年代，阿尔希波夫作为苏联援华总顾问，在中国工作了八年时间。他与周恩来总理等老一代领导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为我国的经济建设做出了杰出贡献。

随后，阿尔希波夫请李大使坐到一张长桌旁。这时，我环视了一下办公室的四周：又高大又敞亮，大约有4米高，六七十平米面积。办公室呈长方形，摆放着大办公桌和大会议桌各一张，桌面都锃亮，一看就晓得，油的是钢琴漆。两张桌下都铺着素雅的碎花地毯。一面墙上挂着一幅风景油画。服务员给宾主端上红茶、牛奶（兑茶喝）、有名的“小狗熊”糖块、维夫饼干。我知道，这是苏联人会见外宾时迎客的最高规格了。

接着，阿尔希波夫介绍说：“从斯大林同志开始，苏联最高领导人在原俄国枢密院大楼，即克里姆林宫1号楼二层办公。这里是政府领导人的办公楼，编号为克里姆林宫2号。除部长会议主席、两名第一副主席外，还有八名副主席在楼内办公。每个办公室的面积相等，布局一样，外间为秘书室，中间为办公室，里间为休息室和卫生间。”谈起在华工作那段经历时，他满怀深情地说：“第一次去中国之前，斯大林同志特意向我交代：‘你这次去中国，要把全部知识和技能都告诉中国同志们，直到他们全都学会为止。’对斯大林同志的器重，我感到特别荣幸，正是他，改变了我本人整个后半生的轨迹。”还说：“在华期间，我时常提醒自己：这次到中国来，不是游山玩水的，也不是夸夸其谈，更不是发号施令，而是为兄弟的中国人民做一点实实在在的事情。在中国八年期间，我一直用这几句话与苏联同行们共勉。”阿尔希波夫有句话更令我感动：“斯大林同志援助中国是诚心诚意的，一些设备才投产，就给毛泽东同志送去了。”

2009年秋天，为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我国评出了“十大杰出援华专家”，阿尔希波夫的名字荣列榜中。■

更正

2014年第11期11页右栏最后一段第三行，“总长250多公里”应为“总长2500多公里”。

特此更正，谨致歉意。本刊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