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汇纵横

沙特阿拉伯王国是一个地位重要、文化独特的阿拉伯国家，我国政府十分重视发展同沙特的合作关系，1990年，中沙两国正式建交。

2000年至2003年，我作为中国驻沙特大使，在那里度过了整整三年的时光。尽管在担任驻沙特大使之前，我也曾经去那里访问过，但是以大使身份长驻，这还是第一次，因此去之前多少做了一些思想上的准备。毕竟，在这样一个文化独特的王国里去同“王爷”们打交道，得十分注意尊重他们的文化习俗，这样才有可能建立起良好的沟通关系，增进彼此了解，顺利开展工作，这也成为我工作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几年里，从和“王爷”们打交道的一些经历和趣闻中，我真实地感受到了中沙两国不断加深的友好关系。

我在沙特见到的第一位“王爷”是时任第二副首相兼国防大臣苏尔坦亲王（2005年被选立为王储）。2000年9月我刚赴沙特履任的时候，时任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亲王不巧正在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因此无法向他递交国书副本。沙特明确规定国书副本必须由外交大臣接受，没有履行递交手续，大使就不便参加外事活动。可是苏尔坦亲王很快就将于10月上旬赴中国访问，我希望在这之前能见一下他。

当我把这个想法告诉沙特方面后，他们表示这件事可以灵活处理，于是苏尔坦亲王殿下就成为我履新后见到的第一位亲王。见面后，我和苏尔坦亲王直接用阿拉伯语交谈。一开始，我还比较注意称呼他为“殿下”，可是聊着聊着，随着现场气氛越来越轻松，以往外交场合常用的“阁下”这个称谓就习惯性从我嘴里冒了出来。这时，陪同我一起参加会面的武官就在旁边轻声提醒我，于是我赶忙改口。这一来，苏尔坦亲王就明白了，于是会心地笑着对我说：“都一样，都是一个意思，不用太在意。”第一次同“王爷”打交道，得到了善意和友好的回应，我觉得同“王爷”的距离一下就拉近了。因为有了这一次铺垫，今后再同他们接触，就显得更加轻松自如了。

我与时任内政大臣纳伊夫亲王（2011年被选立为王储）也有多次交往，除了谈双边合作事宜外，还常常谈及文化、宗教、习俗等话题，就像聊家常。有一次去拜会他的时候，沙特方面的礼宾官告知我，纳伊夫亲王接下来还有别的公务，因此最好把见面时间控制在30分钟以内。可是我们一聊起来后非常投机，亲王谈兴很浓，最后大大超出了约定时间。记得有一次纳伊夫亲王给我讲过一个故事：穆罕默德四大接班人之一的奥斯曼在清真寺里常常看到一个年轻人非常虔诚地做礼拜，于是就问他怎么生活。年轻人回答：“我有个兄弟打柴、务农，养活我们全家。”奥斯曼听后说：“你的兄弟离真主比你近。”说完转身就走了。纳伊夫亲王接着说道：“宗教既劝人向善，也劝人勤奋。天天只在形式上做文章，那不叫信仰，而是走偏了。我们应该用这样的典故来教育青年人真正理解宗教。”他还曾对我说：“会见其他使节的时候，谈话往往要经过翻译，枯燥无味。可是咱俩一聊起来感觉特别好，所以我愿意跟你聊。”纳伊夫亲王也很希望了解中国文化，我们常常一聊就是一两个小时，交流非常默契。现如今，两位王储虽都已先后故去，但他们为发展中沙两国友谊而付出巨大努力的那一幕幕生动场景，却始终鲜活地存在于我的记忆中。

在驻沙特大使任期内，我给自己定了外交工作的两条重点目标：一是注重同沙特王室的交往，以增进相互之间的了解和友谊；二是下功夫推动中沙两国在能源方面的合作。为此，我同时任王储（1982年选立）也就是现在的阿卜杜拉国王陛下也有一段难忘的交往。那时候，法赫德国王已经重病在身，实际主政的就是王储阿卜杜拉亲王。因此，当时中沙之间大量的顶层外交工作就是同他打交道。记得有一次，我遵照国内指示去拜会阿卜杜拉王储，商讨中沙石油合作的相关事宜。我带着使馆商务参赞和翻译一共三个人前往。一开始，阿卜杜拉王储一方也带着两名助手，可是刚刚谈了不过两句话，他就让他的助手退场，然后也请我让助手离开，只剩我们两人单独交谈。每当谈及需要马上落实的事宜时，王储就招手让他的办公厅主任过来交代一句，然后还是我们两人接着谈。会见结束时，阿卜杜拉王储说：“我们和谁都是合作，但是和中国合作，我觉得放心、踏实，请转告贵国领导人，我们愿意同中国进行合作。”他接着又说：“你看我俩这样交谈多好，像兄弟一样。以后有什么事就直接找我。”

在中沙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关心下，两国在石油领域的合作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在此过程中，我还曾多次拜访沙特石油大臣并到位于沙特东部胡贝尔的阿美石油公司总部参观考察，会见公司高层领导，介绍我国石化产业发展的情况，推介中国石油工程队伍进入沙特，推动沙方参与我国的重大石化项目包括储油项目建设。对此，阿卜杜拉王储给予积极响应，明确支持在石油领域与中国的合作。沙方有关官员也表示，沙特作为最大的石油生产国，需要稳定的市场，而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快速发展需要稳定的能源供应。因此，两国在这方面具有互补性，可以建立长期战略性合作。应当说，中沙双方都是从战略层面看待能源领域的合作，而坦诚的沟通和彼此的尊重，在推进合作方面的作用至关重要。

近年来，中沙关系有了更加长足的发展。阿卜杜拉国王于2005年登基后的首次出访就选择了中国，充分显示了他对发展对华关系的重视。2010年，我受命担任中东问题特使后曾再次造访沙特，阿卜杜拉国王专门在红海港城吉达接见了我。老朋友见面，彼此都非常高兴，我说：“国王陛下这么忙，还能抽空够接见我，我非常感谢。”阿卜杜拉国王听后笑着说：“你是为沙中关系发展作出过贡献的人，老朋友来了我哪能不见呢。”去年3月，我以中东问题特使身份再赴沙特，会见了王储、国防大臣萨勒曼亲王，并向他转达了中国国家领导人对阿卜杜拉国王和萨勒曼王储的亲切问候。我在沙特任大使期间，萨勒曼亲王是利雅得市埃米尔，即最高行政长官，对华非常友好，经常会见到访的中国代表团，因此我常有机会见到他。这次萨勒曼任王储后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他，这也是同我打交道的第四位沙特王储。会见中，萨勒曼王储对我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们高度重视发展沙中战略性友好关系，并希望这一关系不断得到提升。”听到这些亲切入耳的话语，联系到我国多年来的外交实践，我感触颇深：发展中国家是我国外交的坚定基础，这一点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坚定不移。

从2010年底开始的中东大变局，至今已三年有余。随着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等四国政权更替，以及叙利亚政府与反对派的冲突愈演愈烈，这场大变局目前已在20多个国家内部引发了不同程度的动荡和变革，范围几乎波及整个中东地区。中东大变局的内因是保守僵化思想和体制所导致的发展乏力和长期社会矛盾的积累；外因则是西方国家在金融危机后因急于摆脱颓势而推行的“新干涉主义”。

所谓“新干涉主义”，指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出现的一种以人道主义和捍卫西方共同价值观为借口，以武力干涉别国内政为手段，以推行霸权主义和构筑有利于西方的国际关系新秩序为目的的思潮和模式。就“新干涉主义”在中东地区的表现而言，一方面，“9·11”事件爆发前后，西方在这个地区极力推行“大中东计划”，对当地民众进行“民主改造”，利用新媒体鼓动年轻人群走向街头；另一方面，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一向被奉为圭臬的自由经济理念和体制受到质疑，西方世界一度感到十分迷茫，中东大变局则被认为是扭转其自身颓势的好机会。于是他们急于按照自己的意志重塑阿拉伯国家秩序，以此显示对世界局势的掌控能力，对利比亚问题的解决就是这样一个典型“样板”：安理会通过的设置禁飞区的决议被滥用，阿拉伯国家之间内部矛盾也被利用。到了叙利亚问题上，西方仍然想沿用对利比亚的做法，企图利用安理会决议干预叙利亚内政，改变叙利亚政权，但中、俄在此问题上连续三次使用否决权，阻止了“新干涉主义”的泛滥。

尽管中国在联合国投反对票的举动曾遭到一些阿拉伯国家和部分政治力量的误解，但中国在叙利亚问题上始终坚持“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和政治解决的主张。自叙利亚危机开始至今，中国一直强调要从叙利亚人民的利益角度来考虑问题的解决。中国支持“阿拉伯国家联盟”（阿盟）在解决叙危机中发挥积极作用，强调只要是叙利亚人民自己通过协商作出的决定，中国都会支持。随着局势的变化，各方逐步认识到只有政治解决才符合彼此利益，原先误解中国的阿拉伯国家和政治派别也相继改变看法，转而希望中国在其中发挥更大作用。

中东大变革开始以后，当地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政治多元化、社会多元化进程加快，环境更加复杂多变。这种情况下，就不能再沿用过去只同当局打交道的政策，而是需要同各政治派别进行广泛接触。因此，利比亚危机发生后，中国曾在班加西同反对派进行过接触。此后在叙利亚，我们也同反对派进行接触，力促停火止暴，开启政治谈判，使人们的意愿得到尊重和实施。这种做法，应当说是一个显著的外交创新。

我作为中国中东问题特使，在叙利亚局势发生动荡之后曾几次受命赴叙，同叙政府和反对派接触联系。我曾分别会见了叙利亚反对派组织“叙利亚全国民主变革力量民族协调机构”总协调员哈桑·阿卜杜拉—阿济姆和“变革和解放人民阵线”领导人格德里·贾米勒。阿济姆是一位律师，当时已年近八旬。他曾七次被政府投入监狱，但他仍然坚持社会变革的政治诉求，同时他也反对外国干涉，尤其是军事干涉。因此，他对中国反对外国干涉的立场非常赞赏，认为中国在安理会投下否决票的举动恰恰是在维护叙利亚人民的利益。他对我说：“我们反对外来军事干涉，因为这不符合叙利亚人民利益。外来军事干涉，地上来的是什么样，我们看到了；天上来的是什么样，我们也看到了。”我明白，他所说的“地上来的”，是指阿富汗和伊拉克；“天上来的”则是指利比亚，这已经成了外来干涉的反面教材。贾米勒也说：“我们靠自己的力量实现变革，可能需要的时间长一些，甚至要十年二十年，但却能避免社会的撕裂，对人民、国家造成损失会少很多，后遗症也会小很多。”我想，这些话应当是他们在总结了外来干涉给伊拉克、利比亚等国家和人民所造成的惨痛损失后的肺腑之言。后来，我曾在很多场合引用过他们的话。

除此之外，我还曾前往巴林首都麦纳麦和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与叙主要反对派“全国力量联盟”领导人会面，劝和促谈。和境内反对派组织相比，叙利亚境外反对派组织的表现更加激烈，局面也更加纷纭复杂，有多达数百个组织和武装派别，彼此还互有介入。在伊斯坦布尔期间，我会见了叙利亚著名反对派组织“全国联盟”副主席、穆斯林兄弟会（穆兄会）副训导师法鲁克·泰富尔。泰富尔首先对中国的古老文明表示赞叹，又对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发展表示钦佩。紧接着，他话锋一转，对我们在联合国使用否决权的做法表示不满。我听出了他话里的情绪，于是以情对情地说：“我在叙利亚工作生活过整整四年半的时间，整个国家我都走遍了。这是一个非常美的国家，它的历史、文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看到它现在战火纷乱的景象，我非常痛心，中国政府、中国老百姓也非常痛心。战乱继续的结果就是人民受苦，没有赢家，这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因此，不管是哪个派别，只要对推动停火和谈有帮助，我们都愿意接触、愿意做工作。”听到我这番话，泰富尔的态度开始缓和起来，说：“我们也希望能积极发展同中国的关系，希望在未来有机会同中国在各方面取得合作。”说完后还拉着我一起照相。我觉得人确实需要沟通、需要接触、需要去交流。不久前，叙利亚“全国联盟”主席杰尔巴到中国访问时讲的一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我们原来对中国有些疏远，这是我们的战略性错误，我们要加强同中国的沟通，希望中国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2012年12月，伦敦战略研究中心和巴林政府在麦纳麦举办了“叙利亚危机和中东安全”对话会。我发言后，叙利亚“全国联盟”代表团一名成员走上讲台主动和我握手打招呼，称中国的主张是“公允的”“睿智的”，发出了愿意同中国建立联系的信号。在去年12月份举行的第二次对话会上，“全国联盟”的负责人主动要求见我，明确表示愿意同中国建立联系，希望中国在解决叙危机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2013年4月，我去海湾国家沙特、巴林、卡塔尔访问，就叙利亚问题与三国领导人以及“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海合会）秘书处深入交换看法，在支持政治解决方面取得广泛一致，求同存异成为共识。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哈马德见面时对我说：“我们的一致点很多，朋友之间有时也会有某些不同看法，但这决不会影响我们之间的友谊与合作。”

一个外交政策需要一定的时间来检验。现在我们经常讲大国要有自信，这一点很重要。2011年至2012年，中国就叙利亚问题决议在联合国连续使用三次否决权后，来自西方国家的压力铺天盖地，我国驻外工作人员更是亲身感受到了这种巨大的压力。记得当时曾有一位驻外记者对我说：“既然俄罗斯已经使用否决权了，我们干吗还要否决？弄一个弃权不就行了嘛。”我对他说：“如果弃权，那么在叙利亚问题上，人家都是站着说话，我们就只能蹲着说话；使用否决权，我们就能站着说话，别人甚至还要抬头看我们说话。所以尽管现在有一时的压力，但从长远来看，一定对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国家形象的提升有利，有一天你会感受到这一点的。”

北京欢迎你——将巴以两个老对头请进来“劝谈促和”

近年来，尽管中东地区许多地方的局势都出现动荡，但巴勒斯坦问题仍然是该地区具有全局性影响的一个热点。甚至可以说，中东之所以现在发生这样一场巨大的变革，巴勒斯坦问题久拖不决是其中的重要诱因之一。在巴勒斯坦问题上长期以来积压的民族屈辱感，加剧了众多阿拉伯民众对当局的强烈不满。

2012年2月，我在伦敦同中东问题“四方机制”（联合国、欧盟、美国、俄罗斯）特使、英国前首相布莱尔会面时，提出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可以说牵一发而动全身，这一点在此后不久发生的加沙暴力冲突事件中得到了印证。此外，我们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所高举的道义旗帜也是站得住脚的。因此，我们始终没有放弃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关注和推动该问题的解决，而这也为中国中东外交赢得了主动权。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去年5月份中国先后邀请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华。巴以两国领导人在一周之内接踵而至，引起了国内外媒体的高度关注。

邀请巴以两国领导人访华，反映出新一届国家领导人敢于直面地区热点问题，愿意在推动热点问题解决方面作贡献，体现了一个大国的担当。十八大后，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两个百年计划的“中国梦”。在国内要研究转型发展，在外交上也必须围绕塑造更好的对外发展环境开展立体式外交，开创中国外交的新局面。这几年中国周边比较“热闹”，怎样才能不跟风起舞，走活有中国特色的全局外交，十八大对此制定了明确的外交方针。

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上任后，首访邻国俄罗斯，同时访问非洲三国，体现了以周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为外交基石的战略。“走出去”取得了良好效果，“请进来”也需要精心设计。具体到巴以领导人来访，阿拉伯世界一直都把巴勒斯坦问题作为阿拉伯国家关心的核心问题，而中国一贯支持通过谈判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支持中东和平进程。因此，邀请巴勒斯坦国总统和以色列总理来访正是中国政策立场的具体体现。另一方面，2013年是《奥斯陆和平协议》签署20周年，巴以问题更为各方所高度关注。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也有必要在这一问题上体现大国责任。此外，巴以两国都有发展对华关系的强烈愿望，欢迎和期待中国在中东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因此对中方的邀请和安排都欣然接受。我想，这既主要得益于中国与巴以两国双边关系的互信，也得益于我们在中东事务上一贯秉持的客观、公正立场。一方面，中国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建立独立国家的合法权益和正义斗争；另一方面，也始终关切和尊重以色列的安全关切。应当说，安全问题始终是以色列最大的关切。如何既表示理解和尊重其关切，又顺其自然地推动谈判进行，就成为中国外交在这方面要做的工作。

“劝谈促和”是与巴以两国领导人会谈的重要主题之一。去年4月底，我在赴巴以两国为双方领导人访华作铺垫期间，由于事先的良好沟通，巴以双方都显示了和谈意愿和适度的灵活姿态，为访问奠定了良好的“相向而行”的气氛。在随后北京举行的中巴元首会谈中，习近平主席就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提出了“四点主张”：一、应该坚持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巴以两国和平共处这一正确方向；二、应该将谈判作为实现巴以和平的唯一途径；
三、应该坚持“土地换和平”等原则不动摇；四、国际社会应该为推进和平进程提供重要保障。习主席的四点主张赢得了阿拉伯国家的高度认可，也获得了各方的积极反响。

阿巴斯总统在结束访华前会见阿拉伯使节时，高度评价访华成果并特别提到：从1964年中国第一次接待巴勒斯坦领导人开始，几代中国领导人对支持巴勒斯坦事业的立场始终坚定不移，中国是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人民的真诚朋友。2012年在巴勒斯坦向联合国申请升格为“观察员国”的过程中，中国作为提案国之一积极投票支持；此次他以巴勒斯坦国总统身份访华时，又享受到国家元首的礼遇。阿巴斯说：“只为国家元首鸣放的21响礼炮，让巴勒斯坦人觉得非常有尊严和地位，也倍受鼓舞。”

当习主席提出巴勒斯坦问题四点主张时，以色列总理内塔利亚胡已经抵达上海访问。对犹太人纪念馆的参观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所以，他到北京和李克强总理会谈时情绪特别高，特别感谢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收留、善待几万滞留上海的犹太人，认为中国人的友好将让犹太人世代难忘。同时他也感慨，继1998年访华后，15年间中国的变化实在太快，说：“中国和以色列都会有美好的前景！”

会谈的另一个主题是中巴、中以之间的双边经贸合作，也进行得非常务实有效。在中巴合作之间，巴勒斯坦正在为建国积极储备经济基础，愿意同中方展开多样合作并希望更多中国公司赴约旦河两岸考察、投资。特别是在太阳能和矿产方面，巴方愿意提供方便；中方也愿在培训巴方人员和增加留学生名额方面尽量满足巴方诉求。在中以合作领域，双方也下了功夫。以方在农业、节水技术、奶牛养殖、医疗等领域有较高的技术和比较先进的管理经验，双方深入探讨了互利合作的途径。

因此，这次促成巴以领导人访华，不仅有望重启和平谈判，推动热点问题的解决，也显示出中国新一届领导人敢于直面棘手问题，实实在在推动与各方合作，实现互利共赢的勇气和智慧。接下来，中方在巴以之间继续“劝和促谈”。去年年底，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出访巴以两国；今年3月，我以特使身份再访巴以，继续促和；4月，习近平主席在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统佩雷斯举行会谈中，再次提到推进以巴和谈的紧迫性。当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巴以双方差距很大，解决双方问题需要不断努力、慢慢积累，积跬步以至千里，待时机成熟。

中东外交 更看今朝

这些年来，在中东往返奔波的外交生涯中，我有一些切实的体会：第一，中东动荡转型变革是个较长时期的过程，但与中东各方均保持良好关系是中国在中东的外交优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打下的坚实基础正在不断发力，而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国力增强，又进一步夯实了这一基础。第二，中东是大国竞争与合作交织的舞台，是中国运筹大国关系、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的重要平台；中国在该地区持之以恒地劝和促谈，具有政治、外交等方面的多重优势，有发挥更大作用的基础。第三，中东是“三股势力”的重要源头，中国要打好前沿防御战，构建安全屏障。为此，做好与阿拉伯世界在核心关切和核心利益方面的相互支持至关紧要。第四，中东作为世界能源富集地，是开展能源领域互利合作、保障我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要地。近年来我国进口原油的数量不断增加，其中50%以上来自中东地区。估计未来五年，我国对进口原油的需求都将不断增长；与之相对，中东的产油国也非常看重中国稳定巨大的市场。能源合作既保证了双方的战略利益，也构建起我国在这个地区非常坚实的外交基础，成为形成立体外交的优势。可见，中国与该地区各方的互利合作关系有着广阔的前景。

今年是中阿合作论坛举办十周年。6月，在北京召开了第六届部长级会议，既为总结过去十年间中国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也为未来长远的中阿关系进行准备和设计。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在《弘扬丝路精神，深化中阿合作》讲话中指出：通过古老的丝绸之路，中阿人民的祖先走在了古代世界各民族友好交往的前列。当前，中阿都面临实现民族振兴的共同使命和挑战。希望双方弘扬丝绸之路精神，以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为新机遇新起点，不断深化全面合作、共同发展的中阿战略合作关系。在现场聆听习近平主席的演讲时，我不由得回顾了自己40余年的中东外交经历，联系到当前渐入佳境的中阿关系，我深信：中东外交，大有可为；丝路友谊，更看今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