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初,我们就因前辈的关系和古典音乐而认识了严良堃,但接触较多、真正了解他还是在近几年。
1923年出生的严良堃虽然年纪已高,却如老顽童,思维、动作均很敏捷。他离休后每日琴棋书剑茶,还曾为我们表演舞剑金鸡独立。每次去他家,他都要拿出全套功夫茶的家伙,亲自洗、烫、沏茶。我们的谈话就在一杯杯清茶的伴随下进行。
14岁当小指挥,被冼星海欣赏
“湖北人不是被叫做‘九头鸟’么,我什么都是‘九’——在武昌小学上的是九小,中学上九中,以后又在演剧九队。”严老讲话幽默风趣。他说原来自己不怎么喜欢音乐,因为小学的音乐女老师不喜欢男生。但他上到初中一年级时,抗战爆发了。不久,全国很多文化人集中到了武汉,包括冼星海、刘雪庵、林路等音乐家。他回忆:“我最早看冼星海指挥是1937年10月10日在阅马场开歌咏大会。星海先出来指挥大家唱几首歌。唱《义勇军进行曲》时,第一个‘起来’他出左手;第二个‘起来’他出右手;到第三个‘起来’他把脚往前一伸,两只手一起举起来,特别激动人心。”
音乐的感染加上时代的召唤,严良堃跟学校里的高中生们一起到街头去宣传,唱救亡歌曲。不久他到群声歌咏队学唱歌、指挥。在一次街头演出中,“有个高中的大哥哥把我后脑勺一拍,说:‘严良堃,你出去打拍子。’所以我14岁就开始指挥了。”以后严良堃还在青年救国团儿童先锋队当合唱指挥。“冼星海、张曙、刘雪庵、盛家伦等也常常去那里教我们唱歌。我们学唱的都是抗日歌曲,如《义勇军进行曲》《牺牲已到最后关头》《救国军歌》《大刀进行曲》《救亡进行曲》。”
不久,为提高水平,严良堃参加了冼星海办的歌咏干部训练班,跟他学唱歌、指挥、乐理、作曲。有人回忆,冼星海那时很喜欢小指挥严良堃。但严老谦虚地说:“冼星海对谁都好,没有特别喜欢哪一个人,他是有教无类。星海这个人老老实实,人很朴素。他不善言辞,平常教课话也不多。我记得他教我们指挥的时候说过一句话:‘你要把各样的功夫都学到家,学得扎扎实实的。可是你要用的时候,不要把各样功夫都用上,要根据音乐的需要来用。不然的话就是卖弄功夫,不是表现音乐了。’”
1938年8月,国共合作的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组织了十几支文艺宣传队。郭沫若任厅长的第三厅是宣传厅,那里集中了来自全国的文学艺术家,如田汉、冼星海、李可染等,其中有不少中共党员。时任副部长的周恩来对他们很重视,三厅内设立了由冯乃超任书记的中共特支,几乎每个演剧队都有中共党小组。冼星海建议,只有演剧队不行,还要有歌咏队,三厅就成立了抗敌歌咏队。冼星海、张曙推荐曾在青年救国团唱歌的人及海星歌咏队等歌咏团体的人去参加考试。严良堃通过考试加入了抗敌歌咏队。他说:“我们这个队开始以歌咏为主,后来编为抗敌演剧九队,才开始演剧。我随演剧九队工作了近百天,在武汉三镇的剧院、中山公园、黄鹤楼、码头、轮渡演唱抗战歌曲,包括《到敌人后方去》《在太行山上》等。”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各抗敌演剧队随三厅撤退。年底,在一些演剧队即将开赴前线时,三厅负责戏剧工作的洪深看严良堃等三个孩子年龄太小,怕他们到前线跑不动,于是就把他们调到孩子剧团。孩子剧团是上海“8·13”淞沪战争后由一批无家可归的孩子于1937年秋在难民收容所组成的,后来也隶属于三厅。严良堃年底到桂林后参加了孩子剧团,然后又辗转于1939年初到了四川。
严老还记得孩子剧团刚到重庆不久与中国电影制片厂合唱团等一起在中山公园联合演唱的情景:“台子上的人多,我们唱着唱着,临时搭的木头台子就塌了。但台子塌了我们还继续演唱。孩子剧团在四川做各种抗日宣传工作,演戏、唱歌、跳舞,写标语、写文章,也搞讲演,什么都干。除了在重庆,孩子剧团每年还分两队到四川各地的中小城镇和乡下去演出,两年中我们几乎把四川所有的县都走遍了。”孩子剧团原指挥徐晴到育才学校后,有音乐天赋的严良堃接替她当了指挥,并担任团内音乐组组长、一般工作部部长。
首次指挥《黄河大合唱》是严良堃最难忘的经历:1939年,《新音乐月刊》曾每期发表一首《黄河大合唱》里的歌曲。“于是我们进城时买来这个刊物就开始排练。1940年秋天,我在重庆第一次指挥孩子剧团演唱《黄河大合唱》,伴奏的乐器有风琴、二胡、口琴、锣鼓。我们买不起蛇皮的二胡,用的都是五毛钱一个、用硬纸皮做的二胡。
《黄河大合唱》的首演是在金刚坡下面广场的土台子上。观众有当地农民和附近的学生、教员。开始指挥《黄河大合唱》那年,我才17岁。《黄河大合唱》演唱了很多次。抗战时期,《黄河大合唱》在国统区到处都唱。我们演出时,有时国民党军政人员就在台下听。重庆的宪兵队上操时也唱《保卫黄河》。”
周恩来、郭沫若及三厅中共特支很关心孩子剧团。严老说:“特支派了蔡家桂来当孩子剧团的指导员。特支书记冯乃超常常到我们住的地方来。”在聊天时冯乃超说在日本留学时很欣赏德彪西的音乐。“他非常重视对娃娃们的教育,要求我们每年拿出一半时间进行学习。在武汉和重庆时期,三厅都给孩子剧团安排过各种学习课目,请了很多专家来教我们。如冼星海和张曙教音乐,黄苗子和李可染教美术,戴爱莲和吴晓邦教舞蹈,洪深和辛汉文教戏剧……在四川,孩子剧团一般是春、夏巡演宣传,冬天集训学习。我们上课的地方就在剧团的驻地——重庆郊区金刚坡下的三塘院子。为了学好文化课,孩子剧团按年龄分成小同志班(8-10岁)和中同志班(11-15岁),分别授课,文化课、专业课都有专门老师教。在专业课上,我们学习音乐、戏剧、美术、舞蹈等课程,授课的都是著名艺术家。冯乃超曾对我们说,越是普及的东西越要有高超的技艺,我们要用艺术去唤起人民大众,所以要努力在艺术上提高自己。”
到音乐院取火,专业学习指挥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共合作几近破裂,形势严酷。严老回忆:“重庆卫戍司令部想要收编我们,国民党派三青团干部来强行接收孩子剧团。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和储备文化干部,孩子剧团就在中共党组织的安排下解散了。团员有的去延安,一些业务骨干被安排到各个专业院校去学习。我被安排去投考当时设在重庆青木关的国立音乐院。分别前,冯乃超找我谈话,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希腊神话中的英雄普罗米修斯,为了人类的光明到天神宙斯那里去盗取火种。现在处在战争时期,我们的革命根据地都设在偏僻的山区,可将来总要进入大城市,那时要全面建设新中国,需要科技、文化和艺术各种专门的人才。你们现在去音乐院学习,就是像普罗米修斯那样为了人类的光明到国民党的高等院校取‘火’。”
就这样,严良堃1942年入国立音乐院攻读理论作曲专业,师从江定仙,并随吴伯超学习指挥。“在青木关音乐院学习时,我们曾唱过《歌八百壮士》《中国人》《为了祖国的缘故》等很多抗战歌曲,还演唱过《黄河大合唱》,是由我指挥的。”
谈起“8·15”抗战胜利那天的情景,严老很兴奋:这一天学校还在放暑假,我在音乐院宿舍里听到日本投降了,高兴得不得了。学生们纷纷把旧衣服、臭袜子拿出来烧了,说这些东西用不着了。晚上,大家点起篝火,搞庆祝晚会,一起唱歌。音乐院老师夏之秋拿起小号,吹起了自己创作的曲子《中国不会亡》。
1947年,严良堃毕业后到香港中华音乐学院从事作曲、指挥、教学。1949年他到北京先后担任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工作团和中央歌舞团合唱指挥。1954年他赴苏联进一步深造,成为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指挥系研究生。毕业归国后他担任中央乐团合唱兼交响乐队指挥,1982年出任中央乐团团长,现为中国合唱协会名誉理事长。
把《黄河大合唱》唱到英国
尽管严老一生指挥过无数中外乐曲,但他对《黄河大合唱》情有独钟,对《黄河大合唱》乐谱的改编、内容的诠释、完美的展现付出了很多心血。
2007年秋的一天,丹阳打电话给严老,想请他审定自己的口述稿。严老说,他正好要去北郊,于是由女儿严镝开车来到丹阳家。口述稿审改完后,严老与丹阳父亲李琦这两位抗战时期从事文艺工作的“小鬼”聊了起来,共同话题是冼星海和《黄河大合唱》。严老谈了早年在武汉跟冼星海学音乐的往事,李琦则回忆在延安参加冼星海指挥的《黄河大合唱》演唱的情形;因为那时年纪小,还没变声,就被冼星海安排唱女声部。不知不觉晚餐时间到了,两家人到附近一个小餐馆边吃边谈。餐毕,李琦提议严良堃指挥在座者唱一首歌。唱什么呢?两位老人不约而同想到《保卫黄河》。于是,严老挥动手臂指挥这寥寥数人唱起了“风在吼,马在叫……”雄壮的歌声传出餐馆,打破了夜空的宁静。
自2012年冬中英文化交流学会开始筹划在英国演唱《黄河大合唱》以来,我们以后几次访问严老几乎都跟《黄河大合唱》有关。2013年,当我们告诉严老,英国的华人合唱团准备2015年在英国首演《黄河大合唱》时,他很高兴,欣然答应担任中英文化交流学会及首演音乐会的名誉顾问,并为我们用毛笔题写了“黄河之水天上来”。以后,他认真听了我们带去的曾获欧洲华人歌唱大赛亚军的高维嘉演唱的《黄河颂》视频,对他的演唱做了具体指导,特别讲了应如何更好演绎3个“啊!黄河”,并对我们谈了《黄河大合唱》在世界各地、包括台湾演出的情况。他还建议我们与在英国的著名指挥家邵恩联系。以后,他通过女儿给我们发来了《黄河大合唱》单、双钢琴谱,赠送了一本管弦乐谱。听他女儿说,老爸在买《黄河大合唱》乐谱赠送国内外各合唱团上花了很多钱。这些饱含着严老心血的乐谱,我们都及时地转给了英国的合唱团。
2014年春末,当严老听说在英国筹办《黄河大合唱》首演已有些眉目时,又题写了“祝黄河大合唱英国首演成功”,以示鼓励。今年年初,他婉转表达希望伦敦华人爱乐合唱团能唱全《黄河大合唱》,并应合唱团要求,亲自用手机翻拍发来《黄河大合唱》英文歌词、朗诵词以及更清楚的双钢琴谱。严老默默做的这些工作远超出“名誉顾问”该做的,令我们感动不已,也感激不尽!
我们唯有在今秋英国举办的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专题音乐会上唱好《黄河大合唱》,才能不辜负92岁高龄的严良堃先生的热切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