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理种地的日本人
他选择留在了大理——有了孩子就应该更快乐地生活。“如果为了孩子改变人生的方向，不能继续过喜欢的生活，等他们长大了，虽然会感谢爸爸，但也会为爸爸感到遗憾。只有自己活好了，才对得起孩子们。”
阿雅从田里收回紫苏，做紫苏鱼和饭团，还用紫苏染布9月15日，日本人六带着妻儿，离开大理的村居和农田，来到北京的书店参加自己的新书发布会。31岁的六面容清瘦，长发微卷，穿着朋友做的棉麻衣服，与读者分享他在大理7年的耕种生活：“我是一个农民，在日本，农民的意思是老百姓，可以做到一百件事情。”他形容自己的生活就是“玩”，种田、酿酒、做音乐。“玩的意思不是乱七八糟地玩，玩的意思是开心。做音乐也是，做农业也是，都是玩。”
六来自日本千叶县，本名上条辽太郎。因日语中“辽”的发音像是中文的“六”，他便有了“六”这个称呼。他曾像个嬉皮士一样地在世界各地流浪，七年前开始暂居大理，并在那里与妻子阿雅开始男耕女织的生活。分享的时候，他的三个儿子在一旁玩耍，不时地跑到六的腿上坐一会儿。
活动结束前，六开始演奏迪吉里杜管，一种澳洲传统的吹奏乐器。声音从空心的核桃木长管中发出，洪亮浑厚。7天后，他又去到北京顺义的中粮祥云小镇参加户外艺术季，在街头即兴演奏。手上的迪吉里杜管是他自己花了30个小时慢慢做好的。六用“老农民”来形容自己，抱着传统的态度过生活，自给自足，或者与他人以物换物。
自由撰稿人苏娅则说六是个“前现代”的农民，是一个没有卷入消费浪潮的人。五年前，她在大理跟着六一起耕种，在体力劳动中体会脚踏实地的生活。“比如我种稻谷，我会列出具体的五种名字：糯米、紫米、白米……我就觉得这些物质的名词，本身排列在一起就很美。”慢慢地，她想与人分享六的故事，因为在社会的大洪流面前，大家隐隐约约都想寻找一种更真实的个性生活。
于是，她与六合作了这一本书《六》。写作的过程很快，四十天，每天早上起来写，写十个小时，但苏娅一点都不觉得累，就像六终日在田地里劳作，却自得其乐。“我肯定不会去写一个特苦的人，因为你选择了这种生活，一定要自我满足，如果你连这都做不到，那你就该修正自己的选择。”
自然生长
种稻的时候，六用不怎么讲究的音箱在田边放电子乐和民谣，干活于是没那么累了。休息时，他捧着一缸热茶，草丛里放着一首冲绳民谣。有时候，路过的老人背着背篓穿过一丛丛灌木，背篓里传出一曲白族的三弦。鹞鹰在天上飞了几圈，叫声时而清越时而悲凉。
六钟爱自己的田地。苏娅第一次去他家找他时，六在电话里指路，特意说：“经过我的稻田，别忘了看看我的田，稻子长得很大很好看。
22岁时，六从日本来到了大理，在泰国认识的日本女孩阿雅也追随他来到这里，两人在此结婚生子。2011年，六在石门村租了一个房子，在院子里种地。在他看来，大理的气候很好，“好像什么都可以种”。
种地是六长久以来特别喜欢的事。在石门村住了一年后，六的房子周围纷纷盖起了房子，有些都盖了三层楼，再住下去就不舒服了。再加上他和阿雅的第一个孩子，上条和空快要出生了，两人就搬到了葱园村。六想种水稻，但葱园村没有水田，他就在洱海边的生九村租了一块田，每天骑摩托去海边种水稻，盘田、引水、薅草。“虽然家和田离得很远，来回很不方便，但我太想种田了，所以干劲特别大，感觉一切困难都无所谓。”
那年，六种了一亩多水稻。每天六点半，六起床，给孩子做早餐，接着便劳作，或者是做乐器，直到晚上九点左右才睡去。有时，他也会晚睡，玩音乐到十二点，弹琴、写歌。“当时，大理没什么人对种菜，粮食感兴趣，我只能自己玩。”六说。收割的时候，六邀请了很多朋友来一起玩。很多人带着过节的心情去收稻，孩子们在田地里嬉戏玩耍，大家第一次这么亲近土地，场面温馨得像一个大派对。
他种了番茄、土豆、茄子等自家吃的蔬菜。“不撒肥料，看看哪个品种最适合我的地，种地需要试试才知道。”比如，种红薯，地越瘦越好，而六的地太肥，不太适合种红薯。
六用的是自然农法，喜欢作物在“自然”里长大。他不会拔去地里的杂草，而是让蔬菜在杂草里长大，也不去除虫，因为“自然农法里面没有说好的虫子，不好的虫子”。
他一般也不施肥，种子如果在这片土地长得好，他就继续种，如果长得不好，那就说明这个种子不适合这里。他还会挑长得最好的那几株，留下它们的种子，生命就这么自然地延续和循环下去。
他留下种子还有一个原因是想看到它们开花，因为在普通农场里，蔬菜往往等不及开花就被收割了。“我见到了很多蔬菜的花，好看得很。留种子就是留住蔬菜和花朵的生命。男人和女人为什么要生孩子？道理是一样的。”
六对自己孩子也是如此，任其自然生长。他的第一个孩子名为和空，在日语里，“和”是联结，“空”是天空，在中文里，“空”又是一个佛教词语，代表什么都有，又什么都没有。“和空”，联结天空，联结有无。六的朋友老孙看见和空小时候站在一个桌子角上，很危险，六也不管，他说，小孩摔一次就记住了。和空刚学会上楼梯就是自己上。
自然农法培育出来的作物，产量不高，但六不介意，因为他并不需要很多。苏娅还记得第一次遇见六时的情形。那是2011年春天，苏娅从北京去大理度假，走在古城的博爱路上，被六的歌声吸引住了。六在榕树下弹着琴，唱着日本的民谣。“挺淡的，但让你印象很深。”当时在街上卖艺的人很多，安静的六显得有些羞涩。苏娅在他面前放了点钱。第二天经过那里，六还在树下弹琴，苏娅又放了一点钱。第三天依然，但在苏娅放钱时，六拒绝了。“这个人所希求的事物那么有限度？我对他好奇起来。在他看来，连续三次接受同一个人的钱属于乞讨而非工作的回报。”
与世界对话
六现在的生活是与父辈背道而驰的。六的老家在日本千叶县，他是在城市里长大的，和六在一起成长的朋友大都也是家境富裕。住在那里的大部分成年人每天清晨从千叶出发，乘坐三十多分钟JR列车去东京上班，朝夕往返。六的爸爸是其中一员，他在一家有名的内衣制造公司工作，朝九晚五，下班后总要去居酒屋喝一杯，消磨到很晚才回家，老是很疲惫的样子，对家里的事显得漫不经心。
原本六也该沿着这条路继续下去，但18岁那年的远行让他发现生活的道路并非如此单一。在路上，他看见了自己从未经历过的贫穷，体会到了财富的重要性，也看到很多贫困的人依然过得很幸福，甚至比自己那些父辈更从容友善。这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冲击：“经济的富足与精神的富足难道不是成正比的吗？”
他休学旅行，四处行走。那时，他想当个DJ，带着乐器上路，遇到同样做音乐的人，就即兴地玩一段。“我想要自由就去了澳大利亚，看见很多自由的人，但是越来越困惑自由到底是什么呢？太自由也会导致有太多选择。”
于是，他又去了印度，寻找答案。在那里的5个月，他了解到自然农法，发现了对食物不一样的感知。在学习打坐时，他发现大家吃的食物都很干净，是自己种植并手工制作的，而食物是与心连接在一起的。“如果我们吃的东西很干净，我们的心也会干净，心和身体是会连接的。抱着这样的想法，我开始对农业感兴趣。我可以自己种好多东西，分享给更多的人。”
22岁时，六去日本的一个南方小岛上爬山看日全食，鞋子的绳子松了，向上爬的时候使不上劲，结果一不小心从山顶上摔了下去。那晚，六就躺在地上，朋友陪在身边，直到第二天直升机才过来救援，把他送往医院进行手术。躺在病床上，六开始想：“我有太多选择了，我应该自己决定真的想做什么事。”像他这样的人，日本有种说法，叫“脚不沾地，有点飞”。这次从高处摔下来像是一个启示。
此前一年，他有一个四国岛的朋友自杀了，他的父母联系到了六，希望他能帮那位朋友完成未了的心愿——走完四国岛88个寺庙，疗愈自己的精神疾病。
六答应了，腿里的钢板取掉后，他重新上路，从第88座寺庙走到第1座寺庙。在日本，把一些朝圣的徒步路线称之为遍路。他没带多少钱，想试试不花钱、不喝酒、不抽烟、不用手机……除了走路，其他事情都不做。六每天大概走35公里，有时是45公里，如果腿脚很痛，他便走得少一些。他有时住在野外，吃着别人给的饭菜，经历着风吹日晒，但内心却变得越来越轻盈。
有一天，他太累太渴，就买了一瓶饮料，喝完却没什么感觉。而如果是别人怀着一份心意送他喝的，就能体会到给予的力量。从此，六觉得人和他人、人和世界的“对话”变得微妙而重要。他后来热爱手工劳动、喜欢亲自动手完成一件事，就是相信制作者的心念能灌注其中。每当风味特别的米酒酿成，六便会邀请朋友：来喝我酿的酒，很特别的菌群，这是钱也买不到的味道。朋友间互相赠予的生活让他感到富足，这是他想要的对话。
40天后，六到达了目的地，远远望见友人居住的小城，不由自主地哭了起来。他一般不太流泪，但当时觉得有种看不见的东西在心中生长。他后来觉得应该就是信念吧，相信人应该被信念带领着去和世界对话，“人生如遍路，有时困难，有时轻松”。
和空出生后，六也想过要不要为了孩子而回到日本，给他更好的生活环境。但如果回到日本，按惯例他只能去一个公司上班，朝九晚五地度过下半辈子，就像他的父亲一样。“爸爸的一生很寂寞，在一家公司里做着重复的工作。”六用新学的中文词语“凄凉”来形容父亲的生活，“那不是我想要的。我想过一种很美的生活，有很美的稻子、很美的菜。”
六和阿雅在大理的家
六和苏娅在聊天
六和朋友们在聚会他选择留在了大理——有了孩子就应该更快乐地生活。“如果为了孩子改变人生的方向，不能继续过喜欢的生活，等他们长大了，虽然会感谢爸爸，但也会为爸爸感到遗憾。只有自己活好了，才对得起孩子们。”
与世界格格不入，又充满热情
“你有三个孩子，不害怕没钱吗？”六常常会被人这样问。他坦言：“其实没有钱的时候我是害怕的。”不过，六觉得只要他认真地生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钱自然会来的。如果哪天害怕了，就说明自己的生活能力不行了，需要改变。
孩子们的教育问题偶尔也让六发愁，大理私立幼儿园的收费让他们无法承受。他们让孩子去上镇上的公立幼儿园，一学期的收费不到四千元。“孩子们长大后是和普通人相处，上个普通学校就好。”阿雅说。
对于六来说，种地、做食物、做音乐、按摩、养鸡、打扫、养孩子，甚至睡觉都是工作。他很早就知道自己不喜欢为了赚钱而工作。他觉得自己很幸运，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而不像很多人那样毕业后进入公司成为一枚可有可无的螺丝钉。
六用老家千叶的方法晒稻：用木槌把几根木桩朝土里砸深，支起晒稻的架子，把稻束倒挂在上面晾晒。样子非常好看，常有人特意找来在这里拍婚纱照。六非常开心，他非常喜欢人们以任何方式接触土地、农业，哪怕他们仅仅是被好看的景象所吸引过来。他自己选择种稻的理由之一就是“稻田太好看”。
“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农人，会为他自己的作物的形状具备美感而那么高兴。”苏娅印象中农民比较在意的是收成，“他不光只是完成普通的劳动，把自己家的生计支撑起来，他是在这个上面还稍微地往前走一点，他是要审美的，但又不是诗和远方那种概念性的东西。”
耕种也不是一帆风顺。2014年，六播种晚了，再加上用的种子不是自己留的稻种，而是从网上买的种子，收成本就不是太好，而当地的农业公司又没等稻穗熟透就催着收割，更是让六的心情变得低落。“那是六最沮丧的一次。”苏娅回忆。不过，六觉得失败本来也是自然的一部分，需要坦然接受。
六和阿雅在大理的家特别简单。苏娅第一眼的印象是荒芜，没有任何的装饰，有一面墙已经垮掉了。“如果是我们的话，一定要先出钱把那个墙砌起来，但我觉得他们是非常接受事物本来的样子。看久了，那个垮塌的东西，好像是有一种力量。他们活得太俭朴了，比我们对生活的要求低。我们很多人去了大理，就要装修得很有调调，好像这才值得我去过田园生活。”
苏娅原本在北京一家媒体工作，辞职去大理的第一年并不适应。“原先的生活一下子消失了，有些人喝喝啤酒，拍拍云，拍拍天，发发朋友圈就过得特别美，我不行。看上去这样生活特别有吸引力，好像可以一次性做一个决定，就可以解决你很多很多的问题，其实你心里空落落的，很快就被消耗掉，除非你自己是一个本身特别丰富的人，你能够从那种简单的生活里面拥有很多非常多的乐趣。”
在大理，苏娅看到很多人来了，很快又回去了。“抱着逃离的心态是不可能找到自我，你必须真正找到那个支撑你走下去的事情。”所以，苏娅跟着六一起种地，“做实际的事情，每天有进步，才能心安”。
六爱与人分享，出版人涂涂说他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又充满热情。“我有一种很简单的生活方式，能影响到别人也很开心，我不是要让别人跟我一样地生活，而是想让大家看到更多选择”。比如，六和阿雅的三个孩子都是在家自己接生的，但对于前来咨询的人，他们都是很郑重地请对方谨慎思考，到底哪里是最适合自己的情况的，哪里是让自己觉得最安心的。
在新书发布会上，六给北京的读者每个人送了一包自己从大理带过来的种子。这是六去年留下来播种的种子。“这些种子在大理长得很好，在北京可能不一定适应，需要你们付出很大的努力。要给它们时间，让它们适应这片土壤。”
“你想要给别人幸福吗？”六经常问自己。他的回答是肯定的，他想试着给别人幸福，大的小的都无所谓。而只有自己活得开心，才能有机会给予别人幸福，所以他不会放弃自己的活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