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境往事
这年5月的一个早晨，他早早来到尖沙咀的老九龙火车站，由此乘车到深圳罗湖。车停在罗湖口岸香港一侧，他和其他乘客一起下车，办理好出关手续，又拖着行李，通过深圳河上的木桥，进入罗湖口岸，办理入关手续。
高德思在一篇文章中回忆，这一系列入关手续中，还包括各种疫苗的接种证明，“据我所知，如未能提交接种证明，就会被送到一个小房间里打针”。
虽然已经通了火车，但车次很少，他和其他人不得不耐心等待，直到下午，火车缓缓开来，又缓缓带着他们离开，下午三四点，才抵达广州。
这条铁路原本是连在一起的。1949年后，铁路联系一度隔断。人们想从香港去内地，只能通过罗湖口岸，想从内地去香港，则更加困难，不得不想各种非法的途径。然而，就在高德思这次经历之后三年，新的变化突然间发生了。
拖拉机
沿着深圳河，一条铁丝网不断延伸。在罗芳村，铁丝网出现了一个缺口，有士兵把守，每天二十来个人，会经过这个缺口到对面的香港去。没有电脑，不用扫描，也不用盖戳，很多人，站岗的士兵都认识。
这个缺口叫“耕种口”，顾名思义，是为了耕地而设。自香港划归港英政府管理以来，香港新界以北地区有4000亩耕地，被深圳边民守住。即便1949年，两地实施严格的边境控制，但这些土地的所有者，仍然可以往来耕种。
这是广东省给当时宝安县的特殊政策，在边境开设7个“耕作口”，允许边民凭耕作证，早出晚归。1978年，改革开放后，当地思路也更活泛，利用这些土地开办养殖场，有的养鸡，有的养猪，也有人继续种田。种田就需要耕地，有人牵着牛过关，也有边民回忆，他们开着拖拉机到香港去，“好威风的”。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当时为了能让拖拉机过境，还颇费了一番工夫。宝安县领导找到九龙海关审批，但对方说他们没有审批权限。宝安县只好到北京找到海关总署，请他们到当地考察，最终才由海关总署审批通过。
这些边民不但在香港耕种，偶尔也会买一些香港的产品回来。两地的差距，当然很大。高德思记得他从通往广州的火车上，看到列车两侧全是农业社会的景象：人民公社的一角，水牛在泥坑里打着滚，桑树掩映下的鱼塘里游弋着鸭子，还有稻田和低矮的砖房。路边常见“农业学大寨”等标语。而在香港，到处可见的是广告牌和丰裕的商品。
那些到河对岸种地的农民，同样也以好奇的目光打量着香港，知道了香港人的收入和生活情况。很多边民最终决定留在当地，不回内地。在香港，同样有一个罗芳村，村民大都是深圳罗芳村过去的。
据统计，从1951年开始，宝安县至少有6万多年轻劳力跑到了香港。而自1954年至1978年，整个广东省偷渡逃往香港的人更多，高达56.5万人。当然，“逃港”的途径，不只有那个小小的“耕种口”。
“大逃港”
新政权成立之初，深圳与香港间的边境管理还很松散，铁丝网也没有拉起来。数学家华罗庚、科学家钱学森、邓稼先等人，都是经由香港，通过两地边界回到国内的。
但随即，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因抗美援朝遭到联合国禁运制裁。一直到1970年代末，中国与西方世界完全断绝了经贸往来，香港成了中国南部与外界沟通的唯一中转点。但即便这个点，更多也只是经贸往来，人员往来受到严格限制。
这与新政权成立后的边境安全有关。据《习仲勋主政广东》一书记载，由于国民党以香港、澳门为基地，不断派遣特务潜入内地进行破坏，还有走私贩私等经济犯罪，以及黑社会团伙的抢劫、绑架、偷盗等刑事犯罪，因而政府在1951年3月15日决定封锁边防，设立边防线，加强了边防的严格管理。
当时人们想要出境，必须持公安机关签发的《出入境通行证》，而且只能通过罗湖口岸。入境亦然。
即便如此严格控制，内地仍然不断有人寻找机会逃往香港。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在目前可以查阅到的文件里，从1955年开始出现逃港现象起，深圳历史上总共出现过4次大规模的逃港潮，分别是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共计56万人（次）；参与者来自广东、湖南、湖北、江西、广西等全国12个省、62个市（县）。
当时宝安县有首民谣专门针对这种现象：“宝安只有三件宝，苍蝇、蚊子、沙井蚝。十屋九空逃香港，家里只剩老和小。”
1997年7月1日零时，广东深圳罗湖口岸，粤港两地共庆香港回归（@视觉中国图） 深圳与香港之间，只有一条深圳河。想要非法去香港，就要想办法越过铁丝网，渡过深圳河。有些人通过罗湖桥过去，有人通过坐船，更常见的方式是泅渡。当地人一到夏天，就会到水库、河里练游泳，为了日后到香港做准备。
为了打击偷渡者，当地把汽车轮胎、救生圈、泡沫塑料等列为严格控制使用的物品，但这仍然阻挡不住，有人甚至把数百个乒乓球串在一起，当做游泳圈。
1977年，广东省委相关负责人前往广州南湖宾馆，向邓小平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常委苏振华，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军委常委、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等人汇报广东工作时，提到当地偷渡猖獗，边防很难禁绝的问题。
邓小平当即插话：“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不是部队所能管得了的。”邓小平强调要恢复过去行之有效的政策，发展经济，“生产生活搞好了，还可以解决逃港问题。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
序幕
1979年春节前后，广东一些地方开始流传一个说法：边境要开放了。一些偷渡情况严重的地方更是夸张，“广东要放100万人去港”，“中越边境打仗，部队调走了，再不跑，以后就没有机会了”等等谣言漫天飞舞。不断有人带着老人孩子，赶到广州站，想要买票去香港。
坐火车去香港这条路，已经中断很久了。1949年前，两地曾有广九铁路连通，最早可追溯至清宣统三年（1911年），当时香港已经被英国控制，罗湖桥上以红油画地为界，分出铁路的华段、英段。在中国大陆，这条铁路名为“广九铁路”；在港英，就被反过来唤作“九广铁路”。
1949年后，广九列车从此中断。内地部分改成广深铁路，香港部分则变成市内交通线路。想通过列车往返两地，须如高德思那样，先办理过境手续，通过罗湖桥后，再重新买票上车。
广东流传的谣言，并非没有根据，当时香港与内地，确实在谈判恢复列车直通的问题。
据《广州市志》记载，1950年和1956年，大陆与港英当局曾分别进行了7次会谈、谈判，试图恢复客运列车，因各种原因均未达成协议。但1979年1月25日，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仅34天，铁道部就向国务院申报了《关于开行广州―九龙直通旅客列车问题的请示》，并很快获得国务院批示：“积极进行直通客车的筹备工作，力争尽快开行”。
随后，广州铁路局开始和香港铁路部门展开反复磋商，最终制订了《广州―九龙直通旅客列车办法（草案）》及附件；会同广东省边防检查、海关、动植物检疫等部门和香港移民局，共同确定了广九直通车的联检及通关办法；在广州站东侧增建了站台和联检设施。1979年3月16日，广九直通车按照新铺画的运行图成功完成了试运行。
而早在铁路部门商谈之前，两地航空部门的沟通，已经有了成果。1978年8月25日，国务院同意民航开辟香港至广州航线，和由香港至内地一些城市的定期或不定期航线，以适应旅游、外贸事业发展。当年10月13日，根据民航总局与香港民航署签署的会谈纪要，民航广州管理局即日起为广交会执行广州―香港包机飞行。
1979年4月4日，广州直通香港的列车，终于再次开通。习仲勋、时任铁道部副部长耿振林等到广州火车站参加港穗直通客车恢复行驶典礼，并欢迎时任港督麦理浩乘坐第一班直通客车返港。
在当时环境下，争议不可避免地出现，内地有很多人议论说这是开往资本主义社会的列车。但当时的广东，被一股改革开放的热潮鼓着，这趟列车迅速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信号和象征，据《人民铁道》报道，仅1979年4月到1980年年底，短短21个月的时间里，就有包括时任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国务卿基辛格在内的25个国家和地区的首脑及外交大臣，访问中国时乘坐直通车出入境。
也是在这一年，高德思再次来到了广州。他发现，与之前相比，变化的迹象已经越来越明显，他在其个人博客中回忆道，“长期遭禁的广告牌在广州各个重要地段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这些广告最早宣传的是外国银行、洋酒和化妆品。”
从广州火车站开出的广九直通车，实为中国国门打开的先声。两个月后，广东省委正式拟定了《关于发挥广东优势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中央很快做出决定，批准了广东改革开放先走一步的方案。第二年，在中央支持下，经济特区在“逃港”最严重的深圳市率先建立，由此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
● 资料来源：《习仲勋主政广东》、《南方都市报》、《人民铁道》、《中国青年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