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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岁的魏婧一直记得小时候，父亲带着她走到深圳河边向她介绍对岸的情形。那是她第一次对“香港”有了一种触手可及的感觉，不是TVB剧里华丽的金融天堂，也不是身边同学说着粤语还要夹杂英文单词的洋气时髦感，而是仅仅隔着一条河流，跨过大桥就能抵达的地方。

虽然很近，想要过去，还是要费一番工夫。现在，深圳有14个口岸与香港连通。从地图上看，它们是一个又一个小点，承载着中国繁荣区域的无尽人流与贸易往来，像缝衣针上的细线将原本隔绝的两片土地串在一起。

从红烧肉到香港资本

魏婧第一次去香港走的是罗湖口岸，她住深圳宝安区，从家到罗湖口岸可以坐一趟直达专线巴士，票价25元。下了车就看到面前一栋红白相间的三层建筑楼，边境海关、检验检疫都要在这里面完成。

上了二层，是深圳海关检查处。当时是2012年，港澳通行证还没有推行电子卡，人手一本“往来港澳通行证”，封皮是墨青色的，大小与护照相同。前一个人走过去，魏婧跨过地上那道黄线，站在边检台前把通行证和身份证递到工作人员手上，核对信息、拍照，确认无误后，海关人员拿着印章在签注页上盖下一个红章，最上面印着“中国边检”，中间是日期，下方三个小字“罗湖（出）”。

过了内陆的检查处，还需要继续往前走，花上5分钟左右走过横跨在深圳河上的人行桥，就到了香港的海关检查处，再重复一遍上述的流程。

“整个过关流程就差不多是10分钟。”魏婧回忆道，当然，还有排队的时间。她最初还担心第一次过关会找不到路，后面发现完全多虑了，整个口岸大楼到处是指示牌，写着“香港”两个大字，标注着方向。

罗湖口岸是深圳存在历史最长的口岸，也是中国客流量最大的旅客出入境陆路口岸之一，2017年其日均旅客流量约22.4万人次，相当于一座小城市的人口规模。人们来去匆匆，汇成了两条不同方向的人形河流，去香港或者到内地。

19世纪末期，清政府在深圳河上设立了罗湖支关。1906年，詹天佑在这督促修建罗湖铁路桥，取代了原来的薄薄一片木板桥，成为中国内陆去往香港的重要连接通道。1950年，中央批准罗湖口岸正式成为国家对外开放口岸。

1979年1月深圳正式建市前，罗湖口岸和文锦渡口岸是深圳通往香港仅有的两个口岸，文锦渡口岸主要用于向香港输送鲜肉果蔬，未通汽车，商品全靠人力运输过境。而人员往来，则要通过罗湖。

从1961年就开始在罗湖海关工作的陈盛春回忆，1949年到1970年代，内陆物资匮乏，入境回乡探亲的人总是“大包小卷挑着过关”，带的大部分是面粉、衣物、大米等生活用品，甚至还有人带着刚煮好的红烧肉过关。出境时，人们携带的行李则明显少得多，多是一些家乡土特产和工艺品。

当时条件所限，海关监管实行“人人过筛”，每件行李都要开包检查，手续繁琐，通常要两三个小时才能完成过关程序。每到春节更是人流密集，“关员通宵达旦加班加点，有时不得不家属小孩齐上阵”，陈盛春说，即便这样，口岸前还是大排长龙，旅客纷纷埋怨道，“深圳深圳，过关心就震。”

1979年，随着广东省成为改革开放的试验田，连接内陆和香港的罗湖口岸也愈显繁忙。陈盛春撰文写道，“建国初期，经罗湖口岸进出境旅客每年只不过几十万，70年代已达数百万人次。”

到了1983年，罗湖口岸的旅客量首次突破1000万人次，小小的罗湖桥已经适应不了口岸发展的需要。

新的口岸开始不断兴建。1981年蛇口港正式对外开放，是深圳第一个货运海港口岸。1985年，皇岗口岸开始建设，并于1989年12月开放通车。

两地贸易投资量的增长直接翻番，从1979年到1996年，内陆引进的外商直接投资有60%来自香港，广东省引进的外资中港资更占到80%以上。港商看好深圳较低的地价、人力成本和特区优惠政策，纷纷将生产工序转移到深圳及周边地区，将设计、管理、营销等服务功能留在香港。香港政府统计数据显示，1980年其制造业生产总值占香港本地生产总值的22.8%，到1997年，这一数值下降到6%，而服务业所占比例高达86%。

1997年，香港正式回归，两地的往来进入一个全新阶段。统计数据显示，1997—1999年间，深圳实际利用港资相当于之前18年（1979—1996年）总额的六成。

香港智经研究中心在2007年曾发布过一份《构建深港都会》的研究报告，其中提到在2000年以前，深港两地一直以民间企业为主体进行市场自发合作。在此之后，两地人员和货物往来频繁，要求更高效的边检、海关查验和通关模式。

特殊的“皇巴”

5月18日，周五下班后，在深圳工作的韦琪没有回深圳住处，而是搭车赶往深圳湾口岸，之后，又坐车到香港国际机场。因为妻子和孩子在福建宁德，他周末经常回去看他们。经过对比后，他发现，从香港飞福州的往返机票，经常比深圳往返的航班便宜一千多元，而且，“国际航班准点率更高一些”。

深圳湾口岸正式开通时曾引起巨大关注，因为它首次实现了一地两检措施。简单来说，旅客从罗湖口岸过关，还要再走过罗湖桥，到香港那边的边检站进行查验。据韦琪估计，他在深圳湾过关，通过内地与香港的海关，一般只需要十分钟左右。

随着内地与香港两地交流日益频繁，口岸检查措施也不断优化。

2003年1月27日，皇岗口岸正式实行旅检通道24小时通关。在这之前，皇岗口岸已经先后5次延长通关时间。海关的官方通告显示，皇岗口岸旅检从1991年开通以来，客流呈平均每年30%的速度递增，为了应对日益增长的旅客量，口岸几次延长通关时间，直至2003年正式实现24小时通关。

2003年6月29日，《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签订，这一贸易自由协议成了深港合作的新里程碑。同样是在这一年，香港深陷“非典”阴霾，几成孤岛，为了迅速提振经济，香港与中央达成开放自由行的决议，7月内地首批四城市开放自由行，此后自由行范围扩大至49座城市。

根据香港旅游发展局数据统计，2002年内陆访港游客人数为638万人次，占访港总人数的41.2%，2013年人数已达4075万人次，比例攀升至75%，相当于每十个访港游客中，有七个来自中国大陆。

在这十年间，又有两个新口岸相继开通。2007年7月、8月，深圳湾口岸、福田口岸相继开通。一个最直观的影响是，人们再不用挤着去罗湖口岸过关。

深圳湾口岸不像罗湖、福田口岸，过关后直接有港铁接驳，但其直通巴士很发达。“从深圳湾口岸到屯门，公交15分钟，到尖沙咀30—40分钟，到香港机场30分钟。整体来说比地铁快，而且一站直达也很方便。”韦琪说。

皇岗口岸稍微繁琐一些，当年修建口岸时，与香港一侧的口岸距离较远，在深圳这边过关后，距香港那边的口岸还有2.5公里左右，旅客只能先上“皇巴”，即边检站内部的来往运行巴士，类似机场的摆渡车，到了香港的边检站后下车检验，通过后再坐巴士离开边检站，方能正式进入香港区域。

目前深圳大部分口岸都是“两地两检”，即深圳口岸检查之后，再进入香港一侧的口岸检查。而深圳湾的“一地两检”直接将深圳和香港的出入境管理人员放在同一地点，同时联合执行出入境检查，省去了中间的辗转来回。

2013年6月25日，深圳福田口岸，放学的孩子们已通过香港边检，正在等待回到深圳境内。这个通道是他们每天上下学的必经之路（@视觉中国图） 家住宝安区的吴锦绣最早从罗湖口岸到香港，每次到口岸就要横跨好几个区，花近两个小时的时间。近几年来她开始从深圳湾口岸过关，坐巴士从家到口岸只需一小时。

为加快通关效率，2014年广东开始试点启用电子往来港澳通行证，卡片与身份证差不多大小。吴锦绣也早早更换了电子卡，每次从深圳湾口岸过关，都可以直接走更快速便捷的自助通道，把电子卡放到关口自动闸机识别区进行扫描，然后录指纹，即完成一道过关程序。再往前走几步，就是香港入境处的自动闸机，同样是扫描、识别、录指纹。

来往得频繁了，两地的人员流动也有一定规律。长居深圳的居民不会再千里迢迢深入到香港中环、铜锣湾这些地方，除非是带人旅游。离罗湖口岸近一站地铁的香港上水，从深圳湾口岸坐公交仅15分钟距离的屯门，都成了购物商场、店铺密集的区域，常用的奶粉、药品、化妆品等一应俱 全。

“我看喜羊羊，香港同学看高达”

2003年9月，深圳边检总站在罗湖口岸首次开通了“深港跨境学童专用通道”，将学童与其他旅客分开验放。

深港跨境学童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香港回归之前，这一群体仅有数百人。但随着自由行开放，深港两地人员、经贸往来日益频繁，非香港人在香港所生的孩子人数也日益增加。2001年时，在香港出生的双非婴儿仅为620名，实施自由行后的2004年增加到4102名，到2010年和2011年高峰，出生人数已经跃升到每年3万多名。过去十多年间，已经有超过20万“双非”婴儿在香港出生，并逐渐成长到学龄阶段，很多孩子选择到香港读书，成为口岸间的一道独特风景。海关数据显示，2018年，深港跨境学童人数创纪录地达到3万余人。

李观鱼今年18岁，刚考上大学脱离“学童”身份。她是“单非”儿童，父亲是香港人，母亲是内陆人，但因为父母工作关系，长期生活居住在深圳。2006年她开始上小学，每天7点多起床，在小区门口等专门接送“跨境学童”的保姆车，花半个多小时开到罗湖口岸。“保姆阿姨会让大家排成队过关，”李观鱼回忆道，“内地和香港的关都过了之后，那边的口岸也会有一辆香港牌照的保姆车等着，我们就换这辆车坐到学校。”

这样的流程只持续了大约一年，2007年福田口岸开通，家住附近的李观鱼省了一趟车程，每天步行五分钟就走到口岸。同年，皇岗口岸也开通了“深港跨境学童专用通道”。如今在深圳有学童通关的口岸，学童专用通道和专用候检区域已经成为标配，通道开放时间一般集中在学童的上、下学时间段。

交流的背后，隔阂与矛盾同样不断。面对日益增多的“双非”儿童，香港在2007年就规定怀孕约28周或以上，将自动视为怀孕后期，是否获准入境最终由有关人员判断。

“双非”儿童之外，水货客的问题也日益凸显。媒体曾报道，两地接壤的上水、屯门等地，时常可见到背着大小包裹的“水客”。

2012年是两地交往中的一个矛盾爆发高潮点。1月，内地游客在香港地铁进食，引起两地网民对骂。10月，有香港居民在上水地铁站自发组织“光复上水”活动，意在打击内地水客。年底，因陆客抢购奶粉造成“奶粉荒”，香港在2013年年初实施配方奶粉离境限制的政策。同年1月，时任香港特首梁振英宣布实行“零双非”政策，香港所有医院无限期停止接收非香港本地孕妇预约分娩。

口岸通关人数还在不断增加。深圳边检总站的数据显示，深圳口岸出入境人数由1997年的6180万余人次，增长到2017年的2.41亿人次，增长了近4倍。交流仍在继续，矛盾也并未消除。

在李观鱼18年的成长过程中，她总是很难有身份认同感。她能说流利的粤语，但香港同学只要知道她住深圳，总会下意识排斥她，觉得她“不是一个圈子的”。“我们童年经历的东西就很不一样了，小时候我看喜羊羊，香港那边的同学看的是高达。大家很难产生共鸣感。”

而在内陆的生活中，她也没有完全的归属感。一次她在深圳点奶茶，要求不加冰。在香港，她习惯了用粤语说“唔该走冰”，那次她也下意识地说了这句话，服务员一脸

茫然地看着她。“那一瞬间还是觉得有点落差感的。”

（应受访者要求，魏婧、李观鱼为化名。本刊记者张恒对本文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