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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士杰 :大巧若拙

作者:记者 张月寒
金士杰(视觉中国供图)他的身上有种古拙的意味。这种古拙,不是人的老去或衣着的过时,而是他有着一种比较古拙的价值观或行为体系,用他自己的话说,他一直比较“忠于自我”。

金士杰参演的剧戏音乐剧《杨月楼》将于10月5日至7日,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剧场首轮演出。上周,他来做发布会,远远地,在发布会的现场瞧见他,本以为会是那种和蔼可亲的样子,其实倒并不是。没有人搭话的时候,他是冷着脸的,颇有点严肃。直至采访开始,说到他感兴趣的话题,这才觉得,啊,是我们在屏幕上、舞台上,印象中金士杰的样子了。

眷村

在台湾南部的屏东,金士杰是在一处眷村长大。

眷村是很有台湾地区文化特色的一种产物。昔日的军官及家眷,天南海北、南腔北调的人按照军种被安置在岛上各个居民区。白先勇《台北人》的集子,不乏对眷村生活的描写。这个特殊的居住文化形态,走出了宋楚瑜、李安、侯孝贤、邓丽君、林青霞这些人物。金士杰记得小时候家里住的是那种日式房子,内有榻榻米。出生于1951年的他,成长过程中没有电视的陪伴,于是童年有大量的“空白”时光。

这些空白,为他提供了大段想象的时间。有时大人经过他,发现他一个人在榻榻米上躺着,都以为睡着了,但其实只要走近他就会发现,他在不停地喃喃自语。脑子里正上山下海,神游在自己编织的“英雄救美”或“拜师学艺”中。

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他画了人生第一本故事书。那种漫画式的,一格一格,一张纸上可以画6格。每一格上是一个人物,然后配相应的对话,就这样交叉讲完了一个故事。那时他哪里能想到,多年后他真的从事了这样一个靠人物对话搭建起故事、给很多人看的职业。大量的思考时光,使得这个孩子变得深沉。他很小的时候就想到生死这个问题。本以为这是人之常情,所有人在孩提时代难道不该首先思考这个?后来却渐渐发现,好像其他人并不是像他这样。

七八岁时有过一次落水经历。呼吸渐渐消失的一瞬间他最大的感受不是恐惧,而是:天哪,这个事情真的发生了。但对生死感触最浓烈的画面,却是当年在乡下,目睹满天星星。乡下的天空特别干净,上面缀着一颗又一颗晶莹璀璨的星。老人总跟金士杰说,死去的人会变成天上的星。于是他望着满天星空,不住思考这个星是谁,那个星是谁。

眷村总有一种难以言明的气质,是对过去的怀念,但仿佛也没那么简单。也像白先勇《岁除》中描述的那样,喝着金门高粱,扒开胸膛给后辈看旧日的碗口大的枪伤。金士杰小时候听隔壁叔伯们对于遥远时代的回忆,不是没有感触的。多年后他自己主演《暗恋桃花源》,角色是因战乱和初恋分别的江滨柳,流落台湾岛。江滨柳无比怀念曾和恋人在上海公园街灯下的种种,却都是“再也回不去了”。

那时金士杰才35岁,怎么演出江滨柳那种绵延一世的对于命运、时光、追忆的感慨?于是儿时叔伯们脸上的落寞,他们拿给他看的发黄的老照片,就不由自主地在金士杰心中浮现出来,他“体悟到那种无力”。积压了很久的长辈们的情怀,通过金士杰、通过江滨柳,在80年代的台北,呐喊了一场重叠着时空的对话。

《暗恋桃花源》轰动一时,成为不折不扣的经典。金士杰也成为,“永远的江滨柳”。

戏痴

对于大陆观众来说,有些人是通过电影《剩者为王》里那段父亲的独白,认识了金士杰。镜头中,一个父亲在很平静地叙述,白描般的,可父爱悲怆和空洞的回响,却透露在每一句语言中,静静沾湿了观众的眼眶。

有人评价金士杰的表演方法是“大巧若拙”。《剩者为王》这段独白,他接到剧本以后,大约花了两三个月,最后读到把每一句背后的心理状态都找到,再从整体结构上重新把控,把起承转合的因果关系找出来,最后形成了屏幕上“不像表演的表演”。

台剧《我可能不会爱你》中他也是这样。金士杰在里边有剧中剧,表演话剧《收信快乐》的片段。那是一部简单的剧,没有换场。一把椅子,一个沙发,一盏落地灯,剧本是一封封往来的信件。金士杰在其中年岁不小,念少年时的青涩信件时,却要演出初恋的感觉。没有任何化妆、服装的辅助,他却做到了,苍老的外形中活灵活现地表现出小儿女刚恋爱时的神态,让人唏嘘,落泪。

要说这种传神的“演”,是怎样形成的?听完金士杰的叙述,只觉得那或许只能来源于天赋,以及长年累月在舞台上实打实的磨炼、戏痴般的摸索。

27岁那年,他在屏东的农专完成了畜牧专业的学业,也服完了义务兵役,觉得跟家里总算有交代了。在农专学习期间,他读了大量的书籍,童年时充斥在脑子里的一系列问题,终于一一在书本中找到答案。突然有一刻,他意识到,自己的知识“存款”已经够了,是时候,该进行某种“输出”了。那时他看了一本《黑泽明的电影艺术》,觉得自己能成为台湾地区的黑泽明。于是,他决定去台北,将自己的“故事”写出来。是什么故事他不知道,他只是决定,是时候了。

在台北,白天,他为自己找了一份体力劳动的工作,因为不想将“脑汁”浪费在朝九晚五的办公室政治里;晚上,他在居住的简陋小屋里写“自己了不得的东西”。

后来,穿针引线,他先是在一个剧团里演那种没有正式姓名的跑龙套角色,渐渐演出些名气,于是开始招兵买马,组织自己的剧团。那时,他一个一天表演都没学过的人,开始给别人上课了。

合作过的导演纪蔚然评价他“不藏私”。或许,正是这种不藏私的表演方式,使他演技上的天赋,在任何一个作品的任何一个角色里,都藏不住。然而,在这样的天分之下,有一个悲哀的现实是,在大多数影视剧中,他演技再好但始终不是主角。因为不是那种英俊小生类型,所以他错失了很多做主角的机会。

金士杰说,他当导演的时候,最喜欢选的演员是一种“中间性质的面孔”。也就是说,在那个人脸上,可以看出是好人,也可以看出是坏人;看着他(她)可能觉得很搞笑,也可以很严肃。“如果仅从外表上取舍一个演员,那么就很容易会被一种概念化框住。我是美的吗?可以是。我是丑的吗?也可以是。我对待面孔的感受是这样的。”金士杰边说边比画,仿佛面前是一座石膏模型,他正“捏”出理想中演员的样子。

说到有画面感的事件,他不自觉地用上肢体语言;描述神情或一个瞬间,他的眼睛、眉毛、鼻子也会跟着随之颤动。似乎每一条面部肌肉,都充满“戏”。表演的直觉性,生发在他的骨子里。

“一直以来, 我还蛮忠于我想做的事”

  三联生活周刊:在你们那个年代,一个27岁的年轻人突然说要去台北追寻“艺术”,似乎是一件很虚无缥缈的事?

  金士杰:对。有时候我在想,将来我儿子、孙子长大后如果也是这样,我也不知道究竟是好还是不好。我只能说一直以来,我还蛮忠于我想做的事。当年我离家,我只能努力说服父母,我不是一个要做坏事的孩子。“艺术”这两个字确实是空气,摸不着的。特别是舞台剧。舞台剧在当时的台湾社会不太有人听过。我说我在搞舞台剧,往往听到的人都不知如何接话。

  三联生活周刊:去台北后,怎么走上舞台剧这条道路的?

金士杰:有一天,我正在做苦力搬东西——当时有一个同事知道,我在某一方面的谈话是很严肃的,比如说电影,他们就知道我在这一方面是很执着的——然后这个朋友说,另外一个朋友今天要去访问基督教艺术团契的制作人,制作人老婆是台湾很有名的小说家叫张晓风。朋友觉得我对这方面很感兴趣,就让我去做个陪。这个剧团,当时在台北是一年只出现一次的,机会难得。这次采访结束后,我接到个电话,剧团说他们当时还缺一个角色,叫村民戊。我就去演了。演完,导演觉得我还不错,又给我了一个角色叫官员乙。再后来,第二年第三年我就开始演了几个重要角色,我就蹦蹦蹦蹦上去了。然后我发表了自己的第一个剧本,花了10个月写的,叫《演出》。

三联生活周刊:《暗恋桃花源》,最初的舞台剧版和之后的电影版,都由你来饰演江滨柳。这出戏在你的职业生涯中,被反复不断提及,你也被称为“永远的江滨柳”。谈谈这个角色和这部作品吧。

金士杰:上海公园,江滨柳和云之凡两个人分手,代表的意涵很多。代表他跟青春分手了,跟爱情分手了,跟一路长大的那块土地分手了。许多东西从此就一刀切断,他之后孤零零在一个岛上过日子。虽然他之后亦已结婚,但心境始终充满怀念。《暗恋桃花源》是两部戏的杂糅。《暗恋》讲过往的恋情,《桃花源》讲曾经一不小心,我们去过的一个世外美美的地方,从深处来说它们又异曲同工,即心中永远没有办法用手摸得到的一个梦。对我来说,无论是话剧版还是电影版,我的表演方式其实是差不多的。如果有改变,也只是微调,比如电影中由于镜头可以把细微表情放得更大,很多就可以用一种更细微内敛的方式去处理。

三联生后周刊:你说过,有时准备台词会把每一句话后的心理活动、因果关系都找到。这种感觉是怎样找到的?你拍一场戏时,最好的状态是怎样的?

金士杰:这种感觉往往不是一下就能找到的,拿到台词,背熟,有时可能会隔两三个星期或一个月,才突然一拍自己大腿,成了。然后到剧组,有可能我的那场戏是明天早上拍,那时我就要调整,整理自己的“火药”。把“火药”调成一个最适合的状态,这样,明天我才能带着“火药”上场,站在镜头前,点燃、射出。然后早晨起来,我一边刷牙,一边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昨天晚上的“火药”是不是已经睡着啦?它们还在吗?我不敢太用力,也不敢不唤醒它们。我把我跟我的“火药”调成一个若即若离、刚刚好的位置,这样就最好了。到达现场,我把它们拿出来,它们必须在,且必须保持在我想要的那个温度。然后,一切就水到渠成了。

三联生活周刊:你觉得演员跟台词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

  金士杰:多年来我在剧场当中喜欢摸索,语言这东西如何把它“上嘴”,如何使它说出来,带着大量的生活讯息。我不会被一些古色古香的语法困住,我会通过我现代人的身体、舌头、肌肉、动作,把它自然地表达出来。比如我说“我爱你”或骂一句脏话,会让它很自在、很现场地发生,而不是像古装戏中,一讲到古装台词就必须拽模拽样、拿腔拿调。

  三联生活周刊:你参与的《杨月楼》,是以戏曲跨界融汇话剧的作品,当时为什么选择加入这样一部剧?排练这样一种比较新的舞台剧形式,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金士杰:导演李宝春是我的老友,我也一直蛮尊敬他,觉得他是一个有意思的人,就加入了。看到剧本后,我提出了我的反馈。我们不断交流,后来也越来越弄清楚这个是有实验气质的一条路,像个大杂烩一样,把好几个东西融在一块儿。所以这个工程不是太容易,因为这种“实验”其实意味着要开不少会,要实验这个、实验那个之后,我们才能知道哪种选择是比较好的。这部剧是一个从“编”到“导”,都需要系统去考虑的一部剧。比如,假如你的台词比较京剧,我的台词比较生活化,那么我们怎么对话呢?是京剧迁就生活,还是生活迁就京剧?如果台词书写的方式,是比较有文字倾向的,甚至是有音乐性倾向的时候,请问,我们这个剧是要追求写实主义,还是表现主义?这里有许多要尝试、摸索甚至重新整理的东西,所以说这部剧是有实验气质的。

剧戏音乐剧《杨月楼》排练照(柴美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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