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个女孩应该是什么样的,到一个女孩可以是什么样的?
为什么我们非得相信男女有别呢?女性意识需要培养吗?我们所谓的“女性意识”中,有多少是基于男女之间真实的性别差异,又有多少是社会,尤其是消费社会塑造的刻板印象呢?在一个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一个模糊的原则是成为自己,要大于成为某个性别,但那个“自己”里又有多少是性别决定的呢?在一个女孩的成长过程中,我们应该鼓励女性意识的表达与探索,还是应该主张一种更弹性的性别差异,甚至无性别差异呢?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看待一个女孩成长过程中的各种可能性呢?
女孩的模型
作家程玮说,在各种各样的少女里,她一直最爱黄蓉,聪明美丽,知书达理,又会调皮捣蛋。她尤其记得黄蓉和郭靖跟着洪七公学武功,她盈盈一拜,“优雅和娇嗔都有了”。
后来,程玮写了一整套书,叫《周末与爱丽丝聊天》,用中国小女孩米兰和德国老人爱丽丝之间的对话,串联出青春期的困惑,尤其是一个小女孩成长过程中的许多困惑:关于美、金钱、亲情、礼仪、爱情。
比如她们谈论美的标准是什么?不同的时代对于一个美的女孩应该是什么样的不同的规定,比如芭比娃娃,维纳斯的雕像,敦煌石窟里的菩萨……到最后,米兰终于不再自寻烦恼,学会欣赏镜子里那个真实的、美丽的自己。
程玮认为,中国一直缺乏女性意识的教育。很多女性事业上很成功,但你并不觉得她们的人生值得羡慕。所以她写了这样一套书,作为一种尝试,教女孩如何做一个女孩。
比如在《米兰的秘密花园》里,米兰第一次遇到爱丽丝,爱丽丝教了米兰很多关于礼貌、礼仪的事情:怎么跟人交谈,怎么去别人家做客,怎么对待客人,怎么给别人送礼物,送什么礼物,怎么在名品店里买东西,甚至包括敲门的方式,坐的姿势,说话的语气和餐具的使用等等。简而言之,如何做一个令人赏心悦目、如沐春风的女孩?
“在中国父母的眼中,有两件事情最重要:孩子的健康与学习成绩。但在西方父母眼中,却有一件事情比孩子的学习成绩更重要,那就是如何与人相处——与家人、同学、朋友以及偶然相遇的陌生人之间的相处。这是一门很重要的功课。因为一个人不只是属于他自己,属于他的家庭,他还属于社会。他生活的价值,他生活的意义,都与社会密不可分。”
在那套书里,除了礼仪之外,米兰还跟爱丽丝学习了人与钱的关系、与父母的关系、爱情是怎么回事……这些似乎都是男女都应该学习的生活技能,那么女孩学起来有什么特别之处吗?其中有什么“因为身是女孩,所以有什么特别需要学习”的东西吗?
程玮的回答是,“因为女孩子是要做母亲的啊”。
“爱丽丝对女孩的要求,不属于丛林法则。但这个世界越来越向丛林社会的方向发展。”她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爱丽丝教出来的女孩子,最好都去当母亲,这样文明社会就有希望了。”
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认识了几个很要好的韩国留学生。有一次,大家在一起吃饭,她们兴高采烈地谈起怎么烤蛋糕。我很羡慕地说,我不会做饭。她们惊呼,你不会做饭,那还是女人吗?
多年来,我一直拿这件往事当成一个笑话。因为在我的成长经验里,是没有“一个女人应该如何如何”的明示的。在我成长的那个年代里,女孩子被教导的是,你可以成为任何人。就像我母亲告诉我的,“别人能做到的,你也能做到”。
今天听来,这句话当然很鸡汤,也不符合逻辑。但要到我长大,才发现这句话真正的潜台词——生为女孩,并不是可以成为“任何人”,而是可以成为“男人”。因为除了“男人”之外,我们并无其他作为“人”的模版。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性别意识是被严重压抑的,比如对身体的各种莫名尴尬与自卑是青春期的普遍记忆。我记得有一个高中女同学很爱美,上课时喜欢偷偷掏出小镜子照照自己,每次都要被老师扔粉笔头。还有一个朋友小时候宁死不肯穿健美裤——穿上显得她髋大屁股大,却从来不敢告诉她妈妈为什么。对那时的我们来说,爱美曾是一件如此羞于启齿的事情。要到20多年过去,当我们皮肤开始松弛,身材各种走形时,才带着深深的悔意和温情怀念起当年青春的面庞与身体,那样浓密的黑发、光滑的皮肤、清亮的眼睛……
其实,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本来与性别无关。但是否就是因为我们在潜意识里仍然深深相信外表与女性的身份有关,所以反而极力地压抑?
我一直觉得,金庸小说是我们那代人的童书。虽然很多人认为金庸不会写女人,但他的确是第一个将那么多风格迥异的女性,尤其是少女的模型介绍到我们生活中的人。在这些女性之前,我们所了解的女性的模版,要么是红颜祸水,要么就是刘胡兰、江姐之类眉头不眨一下就可以为国捐躯的女英雄。
金庸笔下的少女各有性格,阿朱的温柔可人,小龙女的天真浪漫,周芷若的狠辣,程英的温婉。虽然这些少女都无一例外的把爱情看得比一切都重要,但至少让我们认识到,女性是有很多面向的。
在这些女孩中,黄蓉的确是特别的。她之所以如此特别,可能与一个有趣的角色设置有关——她没有母亲,而她的父亲对她有很深的爱,又对世俗礼法有很深的不屑。所以,她的身上没有那么多关于“女性”的预期,所以她作为一个女孩子,才如此清新有趣。
在一个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一个模糊的原则是成为自己,要大于成为某个性别,但那个“自己”里又有多少是性别决定的呢(视觉中国供图)而且,黄蓉是强大的。她的强大不仅在于她有一个很厉害的爸爸,也不在于后来她有一个很厉害的丈夫,而是她本人就是强大的。她的聪明机智,在金庸小说里是唯一能与最绝顶的武功相抗衡的能力。很可惜的是,到了《神雕侠侣》,黄蓉落入了“郭夫人”的身份之后,几乎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一个女孩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如果我问你:“一个男人应该是什么样的?”你的脑子里也许立刻能闪现出很多画面,比如亨弗莱·鲍嘉、马兰·白兰度、鲍勃·迪伦、邦德、姜文、萧峰……男人应该强大、沉稳、坚强,泰山崩于前而不裂。就像在《男性气概》一书中,哈佛政治学教授哈维·曼斯菲尔德将“男性气概”首先定义为“危机之前的自信”。
当这样的模型崩塌时,男孩如何养育也遭遇了危机。过去10年里,《三联生活周刊》就做过两期养育男孩的封面故事。我们发现,男孩危机源于整个社会整体性的男性气概的失落。我们整个社会和文化都无法再确定,到底什么是男人,什么是合适的男性角色?我们对于男孩的教育自然也陷入困惑。
那么女孩呢?我们对于“什么是女人,什么是女性特征,什么是女性意识,什么又是合适的女性角色”这些问题,真的有清晰的答案吗?
不久前的me too运动牵扯的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性别、权力、道德、政治问题,但如果你的家中有一个小女孩,在这个复杂问题的背后,却有一个很简单的疑惑:为什么在这个时代,女性仍然有那么强烈的无助感?我应该如何养育一个女孩,才能让她勇敢地面对世界,自由地活出自己?
女权主义运动经历了三波热潮。第一波是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早期,女性追求的是政治平等。挣脱家庭的筋骨,争取女性参政与避孕的权力。第二波热潮,是在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女性追求的是法律与职业平等。第三波,在过去几十年里,则是社会平等。
政治与法律平等是相对定义清晰,而且可测的,但社会平等却要复杂得多。因为女性要对抗的,更多是无意识的偏见,是延续了几千年的对女性不利的文化。美国女作家勒奎恩(Ursula Le Guin)曾经在一篇小文章(《介绍我自己》)中写过一段很意思的话。她说,多年来,她一直在假装男人写作。“我必须是一个男人,因为要成为一个人,或者一个作家,你必须首先是一个男人。”她花了17年的时间才找到作为一个女人的声音,写出了《地海传奇》中的第四部,她的主角从一个少年巫师变成了一个孀居的中年妇人,她的作品也因此展示出令人惊叹的深度和广度。
1.《小妇人》是美国许多女性的心灵成长模版所以,当我们问,女人多大程度上是生理的,多大程度上是社会的,而女人的生理结构又是多大程度上是个体的,多大程度上是群体的?
这些问题几乎无法回答。因为性别经常遮盖其他的纬度(比如阶级、种族、甚至个体),而且你将不得不直面长久以来形成的信仰系统和各种非理性的偏见与预设,强迫人们去“忘记”(unlearn)那些他们已经知道了的“常理”。而且,很多时候,这些常理都是非常隐蔽的。
在尼日利亚女作家阿迪契的《亲爱的安吉维拉》里,她举了一个很有趣的例子。
“我记得小时候被吩咐要‘在扫地时好好的弯腰,像个女生的样子’,这意味着扫地这件事情有关女性身份。我情愿只是被教导说,‘弯下腰好好扫地,这样你就能把地板打扫的更干净’。我还希望我的兄弟们得到了同样的教导。”
这本书是阿迪契教她一个刚生了女儿的朋友如何辨别各种性别偏见与刻板印象的陷阱,从而将女儿培养成一个自由、独立、勇敢的新女性。在书的一开篇,她提供了两个辨识的基本工具:
第一个工具是前提,作为基准点存在的信念。你的女性主义前提应该是:我是重要的,我同等重要。没有“除非”。我同等重要,句号。
第二个工具是提问,能在交换性别角色后获得同样的结论吗?比如说,很多人认为面对丈夫的不忠,女人的女权式应对是走人。但我觉得留下也是一种女权式的选择,这要看语境。如果你老公和别的女人上床而你原谅他,那么你和别人上床情况是否一样?如果是,那么你选择原谅他也是女权主义的选择,因为这个事没有受到性别不平等的影响。
2.《神雕侠侣》剧照。小龙女从小在古墓中长大,不仅没有“女性”的预设,连最基本的人情世故的预设也没有
3.《射雕英雄传》剧照。黄蓉兼具少女的优雅与淘气,机智与可爱
性别经常遮盖其他的纬度,而且你将不得不直面长久以来形成的信仰系统和各种非理性的偏见与预设。
美国60年代有一本绘本《我很高兴我是男孩,我很高兴我是女孩》,以一种诡异到可爱的方式描画了各种关于男孩女孩的刻板印象: 男孩是医生,女孩是护士。男孩是警察,女孩是metermaids(取缔违规停车的女警)。男孩是机长,女孩是空姐。男孩修理东西,女孩有东西需要修理。男孩是总统,女孩是第一夫人。男孩能吃,女孩能煮。男孩建房子,女孩打扫房子。 男孩发明东西,女孩享用男孩的发明。
今天,这些关于男女的刻板偏见听起来像老掉牙的笑话。但你去商场的儿童玩具区走一走,你会发现,这些偏见仍然深深的内嵌于关于孩子性别角色最重要的启蒙玩具之中。
这些玩具区常常是按性别分类,给男孩的玩具一般比较活泼,需要一些主观的参与,比如火车、汽车、球类、乐高以及运动器械等,而给女孩的玩具基本上很被动,绒毛玩具、芭比娃娃、厨房用具、珠宝和服装等等。很显然,前者有助于发展推理和空间技巧,后者则偏重于养育技能。
也许你会觉得这有点过度阐释,但这些玩具背后隐含的信息都是一致的:男孩和女孩是不一样的。他们的大脑不同,他们的性别发育不同,他们对世界的认知不同。他们未来的人生角色也不同。这是先天/后天的古老争论。今天的父母也许不再同意男孩和女孩未来有什么固定的人生角色,但很多人仍然相信,养男孩和养女孩本质上是不同的。为女孩提供女孩喜欢的玩具,为男孩提供男孩喜欢的玩具,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对于父母来说,考虑以下这些问题是很重要的:对于“女人是什么”,你想教给孩子什么?关于“男人是什么”,你想教给孩子什么?当孩子长大时,你想限制他们的选择吗?你认为男孩和女孩应该有平等的机会吗?你想让儿子扮演有养育行为的角色吗?给他们洋娃娃玩的时候你感觉自在吗?女儿长大后,你愿意让她驾驶汽车吗?她需要知道怎样休息东西?把修理型玩具和卡车给她玩时,你觉得自在吗?当其他成人对孩子不符传统的一些活动进行议论时,你会怎样应对?——《从尿布到第一次约会:养育性健康的儿童》
但是,现代科学得出的结论恰恰是相反的。
在2009年出版的《粉色大脑,蓝色大脑》一书中,美国神经学家里斯·艾略特(Lise Eliot)博士提出,我们在男孩和女孩身上看到的绝大部分的差异,极少是天生的因素,而大部分是养育的结果。她认为,仅就男女之间大脑的差别而言,“并不比男女之间的心脏或肾脏的差别更大”。
先天差异有没有呢?
当然有。比如就语言能力的发育而言,女孩的确比男孩早,但也就早了一个月而已。13个月大的女婴的语言水平,与12月大的男婴的语言水平相当。
男孩的确有更好的空间能力(读地图),但这与男孩更多的被鼓励运动有关,尤其是投掷的运动。
那么荷尔蒙呢?荷尔蒙会影响我们思考和推理的能力,并控制我们的情绪吗?
艾略特说,荷尔蒙对我们的情绪和思考能力的影响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虽然产前睾丸激素对玩耍行为,以及可能对后来的性取向有显著的影响,但是,从青春期开始上升并持续到成年期的性荷尔蒙对于我们的思考影响甚微——除了性驱动的提升(男人女人都会有睾丸激素)。
科学家还发现,在前18个月的时间里,男孩和女孩具有同等水平的攻击行为,但到了2到3岁时,女孩比男孩的行为更少攻击性。男孩和女孩似乎都知道,攻击行为对男孩来说是可以接受的,但对女孩却是不可接受的。
你去商场的儿童玩具区走一走,你会发现,这些偏见仍然深深的内嵌于关于孩子性别角色最重要的启蒙玩具之中。
为什么我们在男孩和女孩身上看到如此大的性格与行为的差异?
艾略特博士的答案是,因为整个成人社会,包括父母、老师、社会,都在无意识中强化他们的性别刻板印象。有研究发现,从孩子生命最初的24小时开始,父母就根据孩子的性别而对其有不同的看法。父母对新生的女婴比对男婴更细心、更友好、更温柔。新出生的儿子则被认为比新生的女儿更强壮、更稳定,也更硬朗。
等他们长大一点,我们会“发现”男孩好动,攻击性强,而女孩爱社交,更情绪化。我们经常会无意中说出这样的话:
“小丽没有小明跑得快。”
“米奇那么有攻击性,安琪拉简直是个天使。”
“艾瑞克不善表达。他一定不像汉娜那么情感丰富,帽子掉了都能大哭一场。”
然后,连他们自己也相信了:当然,男孩的语言技能不如女孩;当然,女孩在数学上缺乏实力。
于是,我们的孩子成了自我实现的预言。他们变成了我们想象他们变成的样子。父母的做法未必是有意的。这些刻板印象的性别角色,就像潜意识一样,经由消费主义、玩具制造商、广告以及我们的上一辈,深入我们的脑海。
很多人,包括前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萨默斯在内,都曾利用1970年的一项研究来解释STEM学科(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顶层女性少见的现象。这个研究显示,在SAT考试数学板块里取得高分的考生中,男性和女性比例为13∶1。艾略特说:“人们以为,卓越的数学能力是一种男性现象。”当然,实际情况是女性不被鼓励去追求STEM学科。一旦有更多的项目来培养女孩学习这类学科,艾略特说,高分获得者的性别比率就降到了3∶1,而且现在差距还在不断缩小。
母亲在性别意识与性别角色的传递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视觉中国供图)
在一个越来越复杂的世界里,我们需要男孩在情感上更敏感,而女孩学习更多的科学与技术(视觉中国供图)这些其实都算不上多么新奇的知识。关于神经可塑性的理论就提了有半个多世纪了。童年时期,尤其是婴儿的大脑是极其弹性的,他们大脑的布线是软的,而不是硬的,是灵活的,可塑的,很容易受到外部环境与经验的影响。推理、说话、计算、空间以及其他认知差异,并不固定在大脑的基因结构里。所有这些技巧都是习得的,而是外部环境的影响永远大于基因的限定。
但是,我们对于孩子的认知——他们是社交的/冷漠的,大胆的/谨慎的,这些认知会影响我们对待孩子的方式,比如给他们穿粉色衣服还是蓝色衣服,让他们玩娃娃还是玩球,鼓励还是阻止他们的冒险……这些极小的差异,都会在父母、老师以及男孩文化与女孩文化的长期浸淫中逐渐被放大,甚至变成巨大的鸿沟。
“在一个越来越复杂的世界里,我们需要男孩在情感上更敏感,而女孩学习更多的科学与技术。父母必须意识到,女孩之所以如此,男孩之所以如此,并非因为他们天生如此。事实很可能恰恰相反,女孩与男孩性格、行为以及能力的差异,是一种结果而并非原因。所以,我们必须鼓励他们走出他们的舒适区,鼓励他们尝试新的东西,探索新的表达的方式,即使这种方式一开始可能让人觉得不自然。比如,应该鼓励男孩表达他们的感情。鼓励女孩更多的尝试冒险。”
神经可塑性:通俗来讲,链接人的大脑神经元的部位叫“突触”。儿童早期发展过程中,突触的数量甚至超过了成年人。但后来,很少被刺激到的神经元会丧失突触,从而被削弱甚至裁剪掉,即突触削减。这个削减非常厉害,在整个儿童期和青少年期,一共要削减大约40%,而经常被刺激的脑网络的突触会加强,这就是“神经可塑性”。
一个女孩可以是什么样子的?
我记得第一次读《长袜子皮皮》,皮皮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件事,都让我觉得惊奇不已——世界上竟然会有这样的女孩,这样的生活!
皮皮露达·维多利亚·鲁尔加迪娅·克鲁斯蒙达·埃弗拉伊姆·长袜子,一个9岁小女孩,红头发,满脸雀斑,扎着两根冲天辫。她的名字来自她穿的一双长袜子,一只是棕色的,一只是黑色的,黑色的鞋子正好比她的脚长一倍。
邻家乖小孩汤米和阿妮卡第一次见到皮皮,她正在倒着散步。“你为什么倒着走?”
“我为什么倒着走?”皮皮说,“我们难道不是生活在一个自由的国度吗?人们不是想怎么走就怎么走吗?”
皮皮9岁就有用不完的金币。一只猴子坐在她的肩膀,一匹马住在她的走廊里。她的乱糟糟别墅是一个歪歪扭扭,好像按自己心意长出来的小房子,院子里有一个过分茂盛的花园,老树上长满苔藓,百花各按各的心意随意盛开。
她的妈妈很早就去世了,爸爸是海员,被风暴卷进了大海。但她确信,妈妈做了天使,通过一个小孔看着生活在人间的女儿;而爸爸漂流到了一个海岛,在那里住着很多黑人,他做了黑人国的国王,每天都戴着金色的皇冠走来走去。
她不用上学,不用做作业,没有人告诉她什么时候应该上床睡觉,在她想吃薄荷糖的时候也不会有人硬要她吃鱼肝油。想到妈妈在天堂透过一个小孔看着她,她会挥挥手说,“别担心,我会照顾自己”。
她是世界上最有力气的女孩。她能一手举起一匹马,双手举起一条鲨鱼,轻而易举地战胜马戏团的大力士,把自己的爸爸抛在手上玩。
“罗素说,儿童渴望力量,就像成年人梦想性。”林格伦在1985年对《纽约客》的一次采访中说,“皮皮是一个有力量的孩子。她有力量,但从不滥用,没有多少人意识这有多难。她天性有一副好心肠。但你认为未来的孩子会是那个样子的吗?如果我能这样相信,我会非常快乐。”
长袜子皮皮的好玩之处在于,她打破一切关于女孩应该如何如何的行为准则——同时嘲笑了这个过程中成年人的性别角色。但皮皮并不是一个假小子。她是一个真正的女孩。她的爱和温柔藏在那些荒诞的行为里,在她那不断变出礼物的抽屉里,在会长出汽水和巧克力饼干的大橡树里。
那么,长袜子皮皮,这样一个不被任何规律束缚,违背地球重力法则的女孩,可以是一个女孩的理想模型吗?
在《林格伦传》中,作者玛卡列达·斯特罗姆斯泰特认为,长袜子皮皮是成年人林格伦为自己观点辩护而杜撰的一个形象,让所有没受过教育或者受教育过度的孩子们高兴。她与林格伦的童年之间并没有明显关联。更符合林格伦的童年的,是吵闹村的丽莎。(《吵闹村的孩子》讲述的是在某个小乡村,三户人家六个小孩如何上学、过节、游戏、做家务,就像她回到自己的童年时代,重新活了一次,再把每天的日记记录下来。)
其实,关于这个问题,林格伦在小说里已经告诉我们答案了。杜米和阿妮卡将会长大成人,适应社会生活,而他们的朋友皮皮则会留在童年。她将永远留在那里,就像小熊维尼一样。
但是,她会激励一代又一代的女孩去创造自己的故事。一位研究故事的心理学家告诉我,“当你创造性地去编造一个想法,而这个想法因为有足够的连贯性、足够的说服力,它就会变成很多人的行动。当一个故事转化为行动的时候,它就在开创事实的路上了。”就像林格伦活出了她的传奇,勒奎恩活出了她的传奇,玛格丽特·米德活出了她的传奇,弗里达活出了她的传奇,弗吉尼亚·伍尔夫活出了她的传奇。
她是一个真正的女孩。她的爱和温柔藏在那些荒诞的行为里,在她那不断变出礼物的抽屉里,在会长出汽水和巧克力饼干的大橡树里。林格伦(视觉中国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