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汇三联生活周刊

左图：达18年之久，由他所开创的经济现代化模式在相当程度上为随后的历届巴西政府所继承国家博物馆的一场大火，摧毁的不仅是巴西人引以为豪的历史珍藏，也折射出大选前夜举国上下的动荡不安。曾经被视为新兴市场成功典范的国家经济，在惊人的财政赤字、货币贬值压力以及层出不穷的腐败丑闻困扰下日益陷入低谷，并且尚无迅速好转的趋势。新一届巴西政府面临的考验，首先是避免危机继续升级。

国家博物馆这场突如其来的大火，摧毁的不仅是巴西人引以为豪的珍贵文物、考古学成果以及艺术品珍藏，它还构成了一种危险的象征：在上世纪90年代的经济改革之后走势良好的国家，即将陷入一场大危机。

在9月2日夜间的大火将巴西国家博物馆的建筑主体和大部分馆藏文物焚毁殆尽之前，这个南美第一大经济体、“金砖四国”之一正在殚精竭虑地避免被席卷整个新兴市场的纷乱所压倒。在2018年这场由国际油价回暖、美元持续升值和利率快速上调三重压力造成的新兴市场结构性动荡中，外贸、财政双双面临巨额赤字压力的阿根廷和土耳其率先倒下，巴西和南非则被观察家普遍视为下一块“多米诺骨牌”。尽管相对较低的短期债务比例以及特梅尔政府削减开支的努力使得巴西目前面临的压力稍小于上世纪90年代初，但本币汇率的急速下跌释放出的依然是不祥的信号：今年3月以来，巴西雷亚尔对美元的累计贬值幅度已经超过了25%，汇率跌至三年以来的新低。同时根据2018年第二季度末公布的数据，巴西政府债务占国民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已经上升至历史新高的74.04%，央行负债超过3.4万亿雷亚尔，失业率则继续徘徊在12.3%的高位。

2017年5月10日，巴西前总统卢拉·达席尔瓦的一名支持者怀抱婴儿，参加在南部城市库里蒂巴举行的示威游行。当天卢拉受命在该市出席听证会，就自己的受贿嫌疑接受联邦法官的质询。法庭最终裁决卢拉受贿、洗钱两项罪名成立，他也因此失去了代表劳工党出征2018年大选的资格

1. 2017年5月10日，巴西前总统卢拉·达席尔瓦（中）在结束与联邦法官塞尔吉奥·莫罗的会面后，与家人一起出现在支持者面前。2018年4月7日，卢拉向警方自首并开始服刑，他也因此成为巴西实现民主化以来第一位因贪腐入狱的前总统

2. 2017年5月5日，在“洗车行动”中被捕的原巴西国家石油公司高管马西奥·德·阿尔梅达·费雷拉（右）在法警押送下抵达库里蒂巴，准备出庭受审

3. 9 月19 日，巴西总统特梅尔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第72届会议时发表演讲。这位中右翼政治家在2016年罗塞夫遭受弹劾后自动递补为总统，但在2017年也被曝出存在贪腐嫌疑与经济萧条构成共振的是政坛层出不穷的贪腐丑闻。在中左翼背景的女总统罗塞夫（Dilma Rousseff）因为涉嫌收受非法政治献金、于2016年8月遭遇弹劾下台之后，继任最高领导人的中右翼政治家米歇尔·特梅尔（Michel Temer）同样被曝出接受了全国最大肉制品加工企业JBS股份高达500万美元的贿赂，支持率一度下滑至7%。这使得中左翼第一大党劳工党（PT）在今年10月的国民议会和总统选举中卷土重来的希望再度大增。但该党目前正面临群龙无首的困境——72岁的劳工党热门候选人、曾两度出任巴西总统的卢拉·达席尔瓦（Lula da Silva）于今年1月被二审判决贪腐、洗钱两项罪名成立，获刑12年又1个月，并在8月31日被最高选举法院取消了候选人资格。支持率紧随其后的中右翼阵营推举社会自由党（PSL）党首雅伊尔·博尔索纳罗（Jair Bolsonaro）为候选人，但后者过于极端的宗教、政治立场以及层出不穷的攻击女性和LGBT群体的言论已经招来了广泛的质疑之声。9月6日，博尔索纳罗在米纳斯吉拉斯州的竞选集会上被一名反对者持刀刺伤腹部，经抢救后脱离危险。而无论哪一方最终胜出，都无法指望享有与卢拉相仿的广泛民意支持。

经历上世纪90年代自由化改革的阵痛之后，巴西在21世纪初一度迎来了国民经济和世界影响力稳步上升的“新奇迹”（区别于上世纪70年代的“巴西奇迹”）时代。得益于全球市场，尤其是亚洲新兴市场对铁矿石、铝土等原材料和大豆、牛肉、咖啡等农产品需求的持续增长，巴西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的平均GDP增长率始终维持在接近5%的水平，2011年更是一度逼近10%的高点，因此也被时任高盛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列入代表新兴市场的“金砖四国”（BRIC）之一。但在第二位中左翼总统罗塞夫任内（2011～2016），全球需求的萎缩开始造成大宗商品出口的急剧下滑，不加检视的对外投资、过于铺张的福利政策以及新兴能源行业的全面国营化则成为滋生腐败和亏空的温床。尽管在特梅尔短暂的两年任期内，缩减公共开支、重新转向新自由主义已经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成效；但外国投资者依然担心，一旦卢拉的信徒赢得了10月的大选，恢复增长的赤字将令巴西再度回到20年前的困境中。而这一次，已经不会再有救命的“稻草”从亚洲伸过来了。

肮脏的油罐车

所有观察家都不曾料到，罗塞夫政府为平息舆论压力而发起的反腐败调查“洗车行动”（Lava Jato），最终将揭发出总额超过100亿美元的贪污、受贿和挪用公款行为，并导致前后三任总统声誉扫地甚至锒铛入狱。

一切始于一个名叫马格纽斯（Hermes Magnus）的小角色。2008年，这位电子加工厂厂主被迫向穷追不舍的金融警察供认称：长期以来，他一直涉足巴西地下银行网络的洗钱业务，并听命于该国最臭名昭著的亿万富翁、绰号“地下央行行长”的阿尔贝托·尤素夫（Alberto Youssef）。后者在上世纪80年代就活跃于边境走私业，随后成为巴西最大的五个地下洗钱集团之一的首领。在圣保罗州，到处流传着尤素夫用装甲车和私人飞机运送黑钱、在自家豪宅为政客们举办耗资7万美元以上的狂欢宴会的故事。但此人从未在监狱中度过超过一个月时间，原因是他有一位位高权重的密友：进步党国会议员、大农场主何塞·亚尼内（José Janene）。

2005年，尚处于民望高峰期的卢拉政府爆发“月度津贴”丑闻：时任全国邮政总局局长马里尼奥在一段偷拍视频中，明目张胆地从一名商人手中接过装有3000雷亚尔现金的信封，承诺将一桩政府工程授予该商人名下的企业。马里尼奥随后供认称，中右翼政党巴西工党领导人、国会议员罗伯托·杰弗森才是工程的实际操办人。身处舆论漩涡中的杰弗森索性破釜沉舟，揭发执政的劳工党为争取中间派政治家在国会投票中与政府保持一致，长期以“月度津贴”（Mensalão）的名义向至少18名国会议员发放每个月1.2万美元的贿赂金，并将多项政府工程承包给这些议员的亲信，涉案金额据信超过5000万美元。卢拉总统的幕僚长迪尔塞乌（José Dirceu）被指控为贿赂行动的策划者，最终黯然辞职并获刑23年又3个月。但案件的诸多细节依然不明。

在“月度津贴”案中，亚尼内是被控受贿的18名议员之一，但调查委员会始终不曾明了他究竟是通过何种金融渠道将形形色色的黑金洗白。尤素夫的现身使警方抓住了受贿者的马脚，他们发现这位地下银行家在首都巴西利亚周边承包了多处加油站，极有可能是通过这些加油站以及与之关联的银行为政客们编织黑金网络。在2014年春天的调查中，警方截获了尤素夫与巴西国家石油公司（Petrobras）前董事保罗·科斯塔之间的往来邮件，其中明确提及由尤素夫安排资金为科斯塔购置一辆“路虎”越野车。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罗塞夫总统授权联邦法官塞尔吉奥·莫罗（Sérgio Moro）逮捕科斯塔和尤素夫，并发起针对尤素夫洗钱集团犯罪网络的调查活动。因为此次行动最初发端于尤素夫旗下的加油站和油罐车，故而被命名为“洗车行动”。

事实证明，这辆“油罐车”的肮脏程度超乎所有人的想象。部分是为了推卸自己的责任，部分是为了扩大影响、以免被暗杀灭口，转作污点证人的尤素夫直截了当地承认：由地下洗钱网络运营的资金链不过是整个贪腐系统的冰山一角，整个巴西能源系统都已经沦为官僚集团和政党盗取国民财富的吸血工具。在21世纪初发现多处位于东南外海的盐下油气板块之后，巴西石油日产量迅速由此前的不足200万桶上升至300万桶以上，超过墨西哥、成为除美国以外的第二大非欧佩克（OPEC）产油国。围绕油气开采以及与之有关的石油勘探、精炼、运输乃至海外投资，产生了数以亿计的新生财富，而它们统统被经办官员和执政党当作私财加以瓜分。作为国家石油公司负责炼油和供应业务的高管，科斯塔亲自安排9家大型建筑公司和7家能源服务企业承接在海外的基建和服务项目，并从中抽取3%的回扣。每一项承包合同中都包含明目张胆的巨额贿款和政治献金，它们经过建筑公司在海外开设的账户以及尤素夫这样的中间人洗白，最终进入政客名下的企业。

从2014年3月“洗车行动”启动至今，累计已有超过300名巴西政客和商人遭到起诉，涉及证据确凿的赃款超过10亿美元，巴西能源行业因此蒙受的投资损失和法律诉讼费用则高达110亿美元以上。随着调查不断深入，落马政客的级别也变得越来越高：2016年10月，众议院议长库尼亚（Eduardo Cunha）在巴西利亚的家中被捕，检方指控他通过11个海外账户收受高达4000万美元的贿赂，并将其藏匿在一家假托宗教网站的壳公司名下。随后的调查还发现了新任总统特梅尔安排JBS股份向库尼亚输送政治献金的谈话录音。2017年5月，联邦参议员、前中右翼联盟总统候选人内维斯（Aécio Neves）在尤素夫的检举下被暂时停职，但随后经参议院投票恢复履职。根据尤素夫的口供，内维斯从JBS股份收受了总额超过2700万美元的贿赂和违规献金，以便安排遭受“洗车行动”指控的落马官员对检方发起反诉讼，宣称自己遭到了诱供和不公正对待。

在巴西石油迅速拓展其海外业务的21世纪初，中左翼总统卢拉曾公开为其摇旗呐喊，而当时主管全国能源工业的正是未来的女总统迪尔玛·罗塞夫，两人自始至终否认曾经从油气交易中谋取过任何个人利益。但在2015年6月，警方逮捕了巴西第一大石化工程企业奥尔布雷希特控股（Odebrecht SA）的首席执行官马塞洛·奥尔布雷希特，他承认曾经向卢拉支付巨额游说费用，以换取这位前总统帮助他取得巴西石油在古巴、安哥拉等地的海外项目的承建权。紧接着巴西石油的海外销售商荷兰SBM公司的代表律师也向媒体披露，该公司曾经用回扣收入资助了罗塞夫在2010年的总统大选。女总统最初拒绝承认任何指控；为了维护昔日的政治导师卢拉，她甚至在2016年3月提名后者为总统幕僚长，以使其获得司法豁免权、避免遭到立即起诉。但在民众示威的压力下，2016年8月，巴西参议院以61票对20票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了弹劾罗塞夫的决议，决定终止其总统履职。卢拉则在2017年7月被一审判决受贿和洗钱罪名成立，最终不光彩地锒铛入狱。

以国家的名义

常驻拉丁美洲多年的原《时代周刊》记者蒂姆·帕吉特（Tim Padgett）向本刊回顾了他眼中的巴西贪腐风气之源：“和大部分中南美国家不同，巴西不是通过惨烈的内战从欧洲殖民统治之下独立出来的。它经过了一个和缓而漫长的过渡阶段：首先是葡萄牙布拉甘萨王室的继承人在这里称帝，建立了君主立宪政体的巴西帝国，随后在1889年由帝国转化为共和国。早在帝国时期，工商业阶层和地方贵族以及内廷近臣之间就形成了一种基于利益的共生关系；他们以国家的名义垄断了大部分社会财富，并通过构建广泛的关系网确保政治权力和经济财富可以不断世袭下去。在今天的巴西，最富有的1%人口依然坐拥50%以上的GDP规模；虽然已经没有了皇帝和公爵，但议员和高级公务员遵循的还是19世纪的道德法则。公共伦理从来没有在这里扎根过。”

还不至于此。既得利益者垄断的不仅是有形的社会财富和政治权力，还包括对“国家”这一抽象概念的定义资格。而这正是理解两次“经济奇迹”以及今日巴西所处的困境的关键。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具有独裁倾向的民粹主义者、曾任总统长达18年的瓦尔加斯（Getúlio Dornelles Vargas）率先开启了巴西本土的经济现代化道路：他试图以中央政权主导的工业化进程和能源、采矿部门消解种植园寡头结成的“咖啡和牛奶联盟”对经济命脉的控制，一方面建立垄断国企控制新兴产业，另一方面实行广泛的福利政策。在1964～1985年军政府执政时期，“国家主义”至上的趋势获得了人为强化：军政府抛弃了高福利政策，但依旧以高税收和出口农产品获得的进账推行激进的工业化、城市化路线，并对外国资本的进入持开放态度。在军政府上台的前6年，巴西国民储蓄总额增长了一倍以上，1/3的农业人口进入了城市，年均GDP增长率一度突破11%。在这个被称为“巴西奇迹”的增长周期里，全国前100大企业中有75%属于国营性质，国家主义之风昭然。

但日后被经济学家总结为“拉美化陷阱”的那些弊端，也已经埋藏在“奇迹”的基底中。尽管通过大兴土木和强有力的市场保护主义加快了工业化进程的速度，巴西政府却不曾将财政盈余用于投资教育和公共卫生事业。涌入圣保罗、里约热内卢等巨型城市的大量失业人口形成了一个接一个的贫民窟，带来了巨大的治安隐患。而作为工业化助推器的进口石油在1973年全球能源危机之后进入暴涨周期，则令外债总额出现惊人的增长，最终在90年代初造成了恐怖的通货膨胀（通胀率一度接近2500%）和席卷全国的经济萧条。由于旧法币彻底丧失信用，巴西央行被迫于1994年7月1日开始发行新货币雷亚尔，并向IMF申请紧急贷款援助。

2017年8月4日，巴西第一大石化企业布拉斯科公司的两名员工经过卡希亚斯公爵城的一处生产基地。该公司的大部分股权掌握在巴西国家石油公司和奥尔布雷希特控股集团之手，巴国油贪腐窝案曝光之后，布拉斯科也因为行贿被联邦法院判决罚款9.57亿美元临危受命主持雷亚尔发行的是一位经济学门外汉、信奉“第三条道路”的社会学教授费尔南多·卡多佐（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他在1994年当选为巴西总统，随后连任两届。在回忆录《意外的总统》中，卡多佐把自己的经济政策总结为“信任市场的力量”；在他看来，正是因为对巴西电信和淡水河谷公司（全球第二大矿业公司）进行了忍痛割爱式的私有化，巴西政府得以部分卸脱沉重的公共债务，企业本身也在市场需求的推动下重新焕发了活力。但卡多佐的竞争对手们显然并不信任他的结论：这位接近新自由主义立场的总统运气不佳，刚刚开始迎接复兴周期就遭遇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连带影响，随后始终无法在账面上拉动巴西的GDP增长率和公共债务占比。这直接导致了中右翼联盟在2002年大选中的惨败——此前曾三度角逐总统大位失利的卢拉一举赢得了61.3%的普选票和全国26各州中的25个，组建了巴西历史上首届左翼政府。

在经济学者眼中，卢拉及其接班人罗塞夫首先被视为福利主义者和赤贫阶层利益的关心者；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他们恰恰也是和瓦尔加斯以及军政府领导人倾向类似的“大国家主义”信徒。这一点在巴西石油公司的命运中体现得最为突出：在桑托斯海盆盐下油气板块发现之后，卢拉曾经踌躇满志地表示“这是上帝给巴西的特别馈赠”，认为出口原油带来的可观收益足以缓解外债压力以及公共开支增长带来的赤字。但事实证明，这种估计仅在2014年之前国家油价的“牛市”周期内方才成立。那时节也是巴西的“新经济奇迹”蒸蒸日上的窗口：在卢拉的8年任期内，巴西崛起为全球第七大经济体，2000万底层人口脱离了贫困，外汇储备增长至接近3000亿美元。人们可以对制造业的萎缩视而不见，甚至可以容忍“月度津贴”这样的公开贪腐。

但“大国家主义”和“资源诅咒”在邻国委内瑞拉曾经经历过的那种周期性盛衰，同样在中左翼党派执政的巴西获得了复制。在卢拉第二任期内油价超过单桶100美元的狂欢中，总统指示国家石油公司将本土油气一概输入出口市场，同时进口价格更高的精炼成品油、以优惠价格投放到国内市场，差额以公司利润补齐。为了宣示巴西作为南美新兴市场国家领军人物的地位，不仅巴西石油公司广泛介入到加勒比海以及非洲国家能源产业的开发中，昔日仅仅负责为国内基建项目提供融资的巴西国家开发银行（BNDES）也开始向周边地区输出资本，以为巴西基建企业获取走出去的机会。从多米尼加的发电厂、安哥拉的水坝到委内瑞拉首都的地铁线，巴西资本和企业冒冒失失地闯进了数十个他们毫无施工经验或成本核算概念的项目，最终又如旋风般撤离，只留下无法胜数的债务黑洞。从巴西石油贪腐案看，其中究竟有所少是为了满足私欲，实在难于计算。

蒂姆·帕吉特不客气地评论道：“在20世纪初美国经济取得爆发性增长的‘镀金年代’，也曾出现过整个市或者整个州的官僚系统彻底腐化的负面案例。但只有在巴西，出现了从总统到低级公务员、从联邦议员到乡镇税吏，无人不贪、无官不腐的可怕景象。”他举出了几个骇人听闻的案例：巴西东北部一座仅有4万多人口的小城市邦雅尔丁（Bom Jardim）在2012年迎来了一位女市长莱特，她在短短5年时间里就从政府拨付的教育和扶贫经费中克扣下了400万美元；而由于政党力量的庇护，这位市长仅仅被处以罚款和开除公职的处罚，不必入狱。据帕吉特估计，巴西每年2万亿美元的GDP中有5%损失在了贪污和贿赂行为中。而在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2017年公布的全球清廉指数排行榜上，巴西名列第79位——依然是一个被高估了的位置。

“大国家主义”和“资源诅咒”在邻国委内瑞拉曾经经历过的那种周期性盛衰，在中左翼党派执政的巴西获得了复制。

褪色的港口

在距离圣保罗市仅有79公里的桑托斯港（Portof Santos），占地780万平方米的货柜码头和形形色色装卸终端见证了巴西经济横跨三个世纪的盛衰。自1892年开港以来，直属联邦政府管辖的桑托斯港先是见证了巴西成为全球第一大咖啡出口国，随后是汽车零部件、果汁、大豆、玉米以及原油的不间断输出。截止到2006年，这里一直是拉丁美洲吞吐量最大的集装箱港口。“新经济奇迹”的影响，在桑托斯表现得也最为显著。

对21世纪初这场短暂的奇迹，卡多佐和卢拉有着不同的理解。前者至今依旧认为，没有新自由主义者采取的改革减负措施，巴西经济的再度起飞绝不可能在卢拉任内到来。后者则始终不曾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做出道歉，反而以依旧高涨的支持率作为论据、辩称扩大开支的政策最终服务到了超过全国人口10%的最底层民众。他们显然都选择性忽视了，巴西原油、铁矿石和农产品出口的持续增长是以整个新兴市场，尤其是亚洲市场对大宗商品需求的上涨作为前提的。经济成绩单屡遭诟病的罗塞夫在外贸和产业方针上与卢拉并无显著区别，GDP增长率却从2011年的接近10%直线滑落至2016年的－5.5%，正是全球需求整体萎缩造成出口不振的缩影。而卢拉政府为维持规模庞大的扶贫、基建、民生补贴（如巴西石油公司在出口原油与进口成品油之间的价格“剪刀差”）和海外投资开支，一味倚重原材料出口和外资，使一度兴旺的巴西本土制造业产值一路下滑至不足GDP的15%，应对风险的能力自是大大降低。在2013年大宗商品的价格巅峰期，政府预算赤字仅占GDP的3%；短短24个月之后，这个数字就变成了10%。这正是今天的投资者对巴西望而却步的原因。

在“洗车行动”和反政府示威的冲击下，罗塞夫内阁在2016年夏末黯然收场，与中左翼结成权宜同盟的特梅尔成为最大受益者。观察家相信这位中右翼新总统会回到和卡多佐接近的市场主义路线：毕竟，可观的外汇储备以及依然存在盈余的外贸额度使他面临的境况比90年代初期要好得多，高盛公司也对巴西的经济前景给出了谨慎乐观的估计。最初，事情的确如此：国家开发银行中止了25个毫无盈利前景的海外开发项目，巴西石油公司决定放开国内成品油市场的价格，并向外资出售部分近海石油板块的开采权，对过于铺张的养老金计划的改革方案也已经在草拟中。2017年第一季度，巴西GDP恢复了正向增长，外贸顺差也再创新高。

但特梅尔没能成为力挽狂澜的英雄。仅仅12个月之后，这位总统在JBS股份行贿案中扮演的“皮条客”角色被司法机关侦知，自此彻底丧失了执政公信力。总资产超过280亿美元的食品加工业巨头JBS同样是世纪初镀金“经济奇迹”的受益者，该公司高管向多名国会议员和食品安全监察员行贿的动机是为了掩盖被媒体揭露的一系列质量安全问题，以及继续获得政府对食品行业的税收减免。紧接着，寸土寸金的桑托斯港的运营承包商之一也被曝出曾向特梅尔行贿，以便获得更长时间的码头租用权。现在，经济学家开始担心：一旦中右翼联盟在10月大选中落败，特梅尔那些却有实效的改革措施也会被当作腐败的副产品重新予以废止。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右翼政府在巴西民间社会被视为地方保护主义、裙带关系和贪渎之风的同义词；当劳工党在2002年赢得大选之际，他们曾被期望开启一个新时代。16年过去了，被改变的不是巴西政坛，而是劳工党本身：他们不再被视为底层民众和改革潮流的代表，而是腐化坍缩成为一个新的特殊利益集团。人们无法再根据“左”与“右”的立场差异判断一个政党及其领袖的可信赖程度，这也是即将到来的这场大选最特殊的地方：即使是目前呼声最高的博尔索纳罗，在民调中也只获得了22%的支持率。而当选者不仅需要继续对抗本币贬值的压力，还需要立即说服正在首都街头游行、抗议油价上涨的司机们重回工作岗位。

1831年，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第一章中写下了他对南美大陆的观感：“当欧洲人最初登上南美大陆之时，他们以为自己所到的是诗人吟咏的仙境。在这迷人的所在，目力所及的一切仿佛都是为了满足人类的需要，或者为着使人愉悦而安排的。”“人们沉湎于这种氛围当中，我还没有见过哪种外部环境产生的消极影响会像此地这样大，大到使人们只顾眼前而不管将来。”在2018年的巴西，你也可以按照字面含义来理解这位观察者的担忧：人们首先需要为化解眼前的危机选出一位新领袖，随后才谈得上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