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夫和我都生长在男女平等的家庭,所以到了女儿这里,更是女生和男生天空一样大。我也以为女儿所处的时代和社会,已经比我成长的环境好了不是一点两点。
那天,女儿刚3岁,和我吃着午饭,突然抬头看着我,双眼充满希冀而又担心希望不能实现:“Mom,when I grow up, can I be a boy?”(妈妈,我长大了可以当男生吗?)句型的意思是把“男生”当成一个职业,好比宇航员、医生、总统、宠物店主、司机。
我一惊,但是面不改色:“为什么?”
她有点沮丧,声音低下来:“因为所有电影里最厉害的都是男生。”
可不是!她目前看过的所有动画片大概有10部,英雄清一色是男性,就连“三无”青年阿拉丁,明明是被公主拯救,但是很快公主也成为没有存在感的配角。我们父母再鼓励再注意,她从社会还是获得了相反的信号。主角= 最厉害的= 男性,配角= 被拯救的、没啥用的= 女性,敏感的孩子很快发现了规律。不需要上大学课程《女权思潮101》,3岁孩子也能看到本质。
我们家没有电视,她接触的仅仅是儿童动画电影。电视广告里兜售性魅力、把女性物化为“他者”,更是不胜枚举。
我夹了一块鱼香茄子,没有正面回答她的问题:“你知道为什么这些电影里最厉害的都是男生吗?”
“为什么?”她低下去的小脑袋又抬起来,看着我。
“因为这些电影都是男生拍的。”
她专心听着,眼睛很亮,眼睛里的问号慢慢变成省略号。
“等你长大了,你要是愿意,可以去拍自己的电影。”我又刨了一口饭。
她明白了,省略号变成了句号。讨论就此结束。
在研究生院里,一位加拿大女同学跟我感慨:“想想仅仅三四十年前,女性受到的不公和禁锢,再看看今天我作为女性拥有这么多自由、这么多机会,我真是太感激那些付出努力和牺牲的前辈了!”是的,我无时无刻不活在这种深深的感恩之中。然而今天,无辜的3岁小女用她的愿望,清楚地告诉我:这仍然是一个男人的世界,女孩子仍然被时刻暗示“主角轮不到你”,“你是被动的”,“身为女生就是巨大劣势”。那一刻,作为女性也作为母亲,我心里的痛楚和感激同样深刻,同样真实。
感激的是,我有机会获得足够的教育和智识,能够给出这个回答。如果没有教育,我可能会如下回答女儿:
1.当配角也很好啊!看茉莉公主不是和阿拉丁白头偕老了吗?(接受弱者地位并从中寻找归属感。)
2.电影不是真实生活,别相信,男生和女生一样好。(空洞无力而且虚伪,因为电影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孩子无法被说服。)
3.也有女生当主角的动画啊,明天妈妈带你看《花木兰》。(以特例消解大局,因为直面大局太痛苦,以身作则教孩子“如何回避痛苦和疑问”。十部男主角对一部女主角,不能说明什么。)
4.将来会变好的,社会进步很慢,需要时间。(不能和个体实际行动发生联系的“人生智慧”,永远正确所以毫无用处。)
5.阴阳相生相克,天在上,地在下,知足常乐。你有饭吃、有电影看就不错了,想什么谁是主角啊?(用文雅的包装兜售野蛮的糨糊。)
几年之后,在美国结识了一位退休女律师。她是移民、黑人、女性,求学和执业都在三四十年前,一直在白人男性占绝大多数的环境下。谈及此次观影讨论,她说:“你的答案不仅点出了本质,更重要的是你把做主的权力给了孩子——让这件事成为了她自己的故事!你让她思考自己可以怎么办。”她的律师职业的敏感中一定包含了“独立法人”的视角。
后来女儿上了学前班,我偶尔发现教师选的那份教材里解释了什么是“议员”,照片特意选的是女议员签字,旁边的助手是男性。我很欣慰,但是也深知将来的每一步,她都要不停地面对这个问题:作为女性,在一个男性主宰的世界里,如何拍出无法回头剪辑的电影——那就是自己的人生。当年为美国女性选举权献身的先锋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Elizabeth Cady Staton,1815~1902)和苏珊·安东尼(Susan B.Anthony,1820~1906),并没有活到1920年亲眼见到美国宪法让女性获得投票权,但是后来无数人的剧本,都是她们提供了关键台词。她们当时的主要反对者之一,是另一个全国女性组织,因为笃信妇女获得投票权之后会“让婚姻和社会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