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蜀文明华美篇章

作者:栏目主持：陆杨图片提供：中国国家博物馆

成都平原，位于四川盆地西部，是由发源于川西北高原的岷江、沱江及其支流等数个冲积扇重叠连缀而形成的冲积扇平原。这里群山环抱，四季分明，降雨充沛，土壤肥沃，优越的自然环境孕育了我国古代文明中重要且瑰异的一支—古蜀文明。

博物馆简介

2018年7月19日，由中国国家博物馆与四川省文化厅、四川省文物局共同举办的“古蜀华章—四川古代文物菁华”展览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展览为期两个月。展览策展人黄一介绍，此次展览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让文物活起来”重要指示精神的具体举措，也是中国国家博物馆国内交流系列展览的开篇之作。

展览分为自然造物、伴月三星：三星堆文化时期；金沙光芒：十二桥文化时期；马家风尚：青羊宫文化时期；水润天府五个部分。共展出210件（套）展品，其中包括132件一级品，第一次比较全面地囊括了古蜀文明发展各个阶段的重要历史遗珍。展览从三星堆惊艳世人的亮相到青羊宫气势恢宏的落幕，为观众铺陈开整个古蜀文明发展的浩大图景，通过追溯文明与文明之间勾连的气脉，勾勒出这支瑰丽的古蜀文明在华夏文明生成过程中的独特贡献。

独特视角感受古蜀文明

上世纪八十年代，三星堆两个埋藏坑的发现，揭开了古蜀文明的神秘面纱，其中出土的人像、神坛、神树等一系列造型奇诡的青铜器，与同时期其他考古学文化的器物风格大相径庭，震惊世界。三星堆文化是以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中层遗存命名的考古学文化，主要分布在成都平原。三星堆文化时期大体相当于中原王朝的夏代晚期至商代晚期。三星堆遗址是三星堆文化的中心，是古蜀国早期的都城。

本世纪初金沙遗址发现后，太阳神鸟金箔片、金面具、金冠带、青铜立人、石虎、石人等珍贵文物陆续现世，加之发现大量礼仪性器物和与宗教活动密切相关的遗迹，表明金沙遗址应是十二桥文化时期古蜀国的都城。古蜀文明又一段历史钩沉浮现于世人面前。十二桥文化是以成都十二桥遗址命名的考古学文化。十二桥文化时期大体相当于中原王朝的商代晚期至春秋晚期。

有学者推测，这些国之重器湮没于尘埃是因为古蜀文明在三星堆文化末期发生了一次暴力性政治变革。随着最高权力在不同族群间的更迭，三星堆文化式微，十二桥文化兴起，古蜀文明的中心也随之转移到了金沙遗址地区。

黄一介绍说，本次展览从陈述角度大胆吸纳了一些学术界新的研究成果，例如从发型、发饰角度解析三星堆、金沙遗址发现的青铜人头像、金面具等，力图从宏观社会结构变迁解读这些展品的深层历史信息。又由于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桥文化时期是古蜀文明发展早期的两个阶段，同时两个阶段又具有显著的传承特征，因此本次展览还采用了结构对称的方式进行陈述，表现两个时期互相遥望的历史景观。

三星堆埋藏坑面世以来，话题的焦点集中在大量颇为写实的青铜人像、头像上。专家们经过研究，发现这些青铜头像具有丰厚的历史价值，因为其发型、发饰携带着族群信息。

以发型来看，三星堆青铜头像包含两大族群：一群以脑后梳一条下垂的麻花长辫、平头顶为基本特征，可称为辫发族群；另一群则以脑后发际线较高为基本特征，其头顶、鬓角、脑后有发型变化，应当是对长发向上盘挽并以发笄固定的艺术表现，可称为笄发族群。若仅以头像观察，辫发族群占有数量优势。因此推测，三星堆时期上层社会的主要构成，为笄发族群和辫发族群。笄发者应是神职人员，而辫发族群则可能执掌社会中政治、经济、军事等世俗事务。到了十二桥文化时期，辫发族群取代了笄发族群成为宗教的“代言人”，在上流社会一家独大。

从权力更迭的象征器物也发现了两种文化传承的秘密。三星堆文化时期，权力的重要象征之一是金面具。展品中有一尊戴金面具的辫发青铜人头像，颇引人注目。黄一介绍说，金面具的双眉、双眼部位镂空，与头像浑然一体，须经历蹭试、剔除、黏合等繁复工艺。制作金面具绝不仅是为了美观，更可能是在宗教祭祀活动中具有特定的功用和文化意义。

这样的金面具在十二桥文化也有所发现。展览展出了金沙遗址发掘的两件金面具中较小的一件。面具表面光彩熠熠，很可能作为神职人员祭祀作法和神灵沟通的法器使用，这在同一时期中国其他文化中未曾发现，足以说明金箔覆面的用法和文化内涵是承袭自三星堆文化。与三星堆的面具眼廓呈菱形不同，这件面具呈椭圆状，事实上也暗示了权力中心族群的变化。

除了金面具，“权杖”是三星堆时期另一重要的权力象征。黄一介绍说，三星堆最具代表性的权力道具是一根残长143厘米、包覆金箔的权杖，杖上饰有带头冠与耳饰的人头像以及箭射穿鱼、鸟的纹饰。但这根“金杖”没有来到本次展览现场。展厅展出了金沙遗址出土的一件金冠带，它是十二桥文化时期权力具象的新形态。冠带表面采用錾刻手法，中间是简化的人头像，两侧刻有箭射穿鱼、鸟纹样。这鱼、鸟、箭的组合图案与三星堆出土的金杖纹样几乎一模一样。这种权力表现形式直接承袭自三星堆文化。

落幕晚期蜀文化

成都平原出现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的相继繁荣，此后又一延续便是青羊宫文化。

青羊宫文化是以成都青羊宫遗址命名的考古学文化。青羊宫文化时期大体相当于中原地区的战国时代至汉代早期。青羊宫文化与十二桥文化的考古学衔接并不十分紧密。目前考古发掘的青羊宫文化遗址较少，仅有成都青羊宫遗址和上汪家拐街遗址，但发现的蜀墓数量众多。这批蜀墓中，最著名的当属新都马家乡的大型木椁墓。

1980年，考古工作者在新都县马家公社发现一座大型木椁墓，是迄今四川地区这一时期等级最高的一座墓葬。椁室虽多次被盗，但椁室底部腰坑内的珍贵文物躲过数劫。特别的是腰坑内出土的器物多以两件和五件成组，是非常罕见的组合现象。根据古蜀国的文献记载，该墓正好处在一个古蜀国传说的开明王朝时期。传说，有荆（今湖北、湖南）人鳖灵溺死，尸体逆流而上来到成都，竟然复活了。当时的蜀王杜宇拜其为相。因鳖灵识水性，成功地治理了一场洪水，最终杜宇禅位于鳖灵。鳖灵及其子孙皆号称开明帝。

展厅中的“邵之飤鼎”铭青铜鼎正来自开明王朝时期的蜀王墓。青铜鼎铭文中的“邵”字，恰是楚国三大姓氏“屈、景、昭”之一“昭”，更有趣的是，这件青铜鼎是一件带有浓郁楚国风格的青铜器。而剩下的四件战国凤鸟纹铜鼎则是蜀地仿制“邵之飤鼎”铭青铜鼎所制造，一组五件共同构成了“列鼎”现象。以九、七、五之数成组列鼎是周王朝的礼器制度，出现在四川地区还是首次发现。

另外在青羊宫文化时期，“巴蜀”一词出现频率远远超过“蜀”与“古蜀”，最重要的一个文化符号是“巴蜀图语”。西汉史学家扬雄在《蜀王本纪》中曾武断地评价蜀人“不晓文字，未有礼乐”，因此古蜀文明没有文字一度成为考古界的共识。黄一介绍说，随着考古工作的推进，学界意识到，将一些在容器、兵器、印章、漆器等器物上频繁出现的纹样认定为装饰，其实是低估了它们的文化价值——这些符号很可能是当时巴蜀地区通行的独立文字，在秦统一六国后的“书同文”政策下销声匿迹。

从整体上来看，这一时期蜀墓中发现的文物依旧表现出古蜀文明的文化气质，并与巴文化产生了难分你我的文化面貌，且与盆地之外的中原文化、秦文化、楚文化等产生了愈加密切的交流。

相融多元一体的文明

古蜀国经过二千多年的发展，至开明十二世已经成为富庶广袤的大国，并成为秦国统一天下首先攻取的对象。

约秦惠王时（公元前337年—公元前311年），蜀王开明十二世封其弟为苴侯，蜀、苴两国成为同姓宗属国。但后来苴侯图谋政变，逐渐与蜀国结怨，并与巴、秦两国交好。事情泄露后，蜀王大怒，征伐苴侯，苴侯奔巴，向秦国求救。

公元前316年，秦国大军在大将司马错和张仪的率领下，沿“秦蜀栈道”即金牛道入蜀。秦国一举灭蜀吞苴、兼并巴国。这一连串的列国战争史称“秦并巴蜀”。秦国由此将汉中平原以及四川盆地两片富饶之地纳入疆域。

秦并巴蜀这一历史事件，成为古蜀文明的谢幕之章，而在整个中华文明即将最终融汇一体这个历史图景前，却又成为揭幕之章。秦并巴蜀后，秦在成都设立了蜀郡，“移秦民万家实之”，并且秦国在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四川盆地大力开发农田、兴修水利，将古蜀改造成为天府之国，为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后方基础。直至西汉早期，汉武帝以蜀地为南下据点开发西南夷后，蜀文化最终融入汉文化之中。正是这样的层层积淀奠定了中国文明的多元一体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