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与我们
伦敦国王学院古典学教授伊迪丝·霍尔与她的著作《亚里士多德之道》作为人生导师的亚里士多德
伊迪丝·霍尔是伦敦国王学院古典学教授，她成长于一个新教徒家庭，13岁时不再信神，但不知道该用什么代替他，险些迷失了人生方向，觉得实践美德没有什么好处，没有神的话，不知道做好人还有什么意义。之后她试过各种奇怪的宗教、通灵术和麻醉药，这样在道德荒野中生活了六年，没有人生目标，没有路标。读本科时，为了写一篇关于悲剧中的人物如何思考、做决定的论文时，她读了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的第三卷“行为”，完全被惊呆了，发现那正是她在寻找的东西，之后践行了近40年。读亚里士多德的时候，她发现亚里士多德不像星座、药物或励志书那样虚假、乏味或危险。他建立了一个可行的、有趣的、乐观主义的道德系统。
几年前，在霍尔出版《古希腊人》一书后，她的经纪人指出，她老是提到，亚里士多德是她的人生导师，她应该就此写一本书给别人参考。她觉得很有道理，人们需要这样一部书：在年近60岁的时候，她发现有许多朋友经历了工作危机、离婚、亲人去世、生育。她现在也可以写这样一部书了，因为在政治、职业和个人生活中，她对这种实践伦理学有了40年的经验。
霍尔从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抽取了一些很有用的片段。比如亚里士多德很早就提出艺术有疗愈功能。他讨论过宣泄，德国古典学家雅各伯·伯内斯解释说，这是兴奋之情之后的身体的释放，古希腊悲剧的观众可能体验过这种情形。霍尔说，聚在一起观看催泪电影的人都会体验到宣泄，那种伴有快感的痛苦有一种净化和缓解作用。
亚里士多德认为，人至少到30岁身体才会成熟，智力的成熟要到49岁。霍尔说：“亚里士多德直到50岁才开始实现他的潜能，所以你差不多肯定还有时间！”
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有助于我们认识当今的一些问题，那为什么他被忽视了呢？霍尔认为，这首先是因为他对女性和奴隶有偏见，认为女性没有理性思考能力，赞同奴隶制。“但如果有经验性证据的支持，他会乐于修正自己的观点。”因为他说，在所有的知识领域，所有的信念都要接受调整，“医学有了提高，跟前辈的系统大为不同，还有体操训练，以及所有的艺术和技巧”。亚里士多德认为，希腊人过去的法律太简单、不文明，比如买老婆和公民持有武器的做法。
普通人不了解亚里士多德，还因为他的文字太艰深、太专业。但他也写过一些比较好懂的大众化的著作，在1000年间，鼓励成千上万人践行德性伦理，其中有些是农夫和鞋匠。古代最伟大的亚里士多德专家之一提米斯久斯说，亚里士多德是对大众最有用的思想家。1986年，哲学家罗伯特·安德森说：“亚里士多德是跟当代人的关切和焦虑最为相关的古代思想家。”霍尔说，斯多葛派今天之所以复兴了，是因为它对道德问题给出了一些具体的答案。而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著作中很少有对行为的明确指导，他认为，对于怎么做才是正确的，人要担起全部责任，反复做出自己的判断。
亚里士多德眼中的民主与科学
英国哲学家朱利安·巴吉尼认为，亚里士多德关于民主的思考在当前也很有意义。亚里士多德对民主持负面看法。他更喜欢精英统治，一种根据能力而非血缘的贵族统治。他甚至认为，好的贵族政体比民主政体好。所以很少有人全盘接受他对健康政体的看法。但是彻底摒弃他的论述也是错误的。他对民主的批判往往充满洞见和先见之明，在特朗普时代尤其有意义。
亚里士多德反对民主的主要理由是民主会破坏法治。一个正常运转的政府需要一切都由法律来管辖。不然，就无法阻止权力最大的人为所欲为。在纯粹的民主政体中，实行统治的是大多数人的意志，而不是法律。如果人民决定处死某个人，他就会被处死，任何反对死刑的法律都阻止不了。如果人民决定，应该没收某个人或某家公司的资产，即使破坏法律也没有关系。
现代民主已经接受了实行法治的需要，以阻拦公意及其实施。在当代西方，法治跟民主选择的代议制政府一样，都是核心原则。这意味着，西方人珍视的政体不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民主，而是他所说的共和政体：多数人自我统治的优秀政体。这种民主是文明社会的拱顶石。但西方现在面临的危险是，一些人对法治失去了耐心，渴望更纯粹的民主。这些民粹主义的政党对选民说，政府没有满足他们的要求，是因为政治精英们只保护自己的利益，所以当民粹主义者说，他们要回到更纯粹的民主时，他们是对的。但亚里士多德会警告说，选择这种民主，得到的往往是煽动群众：一个大权在握的领导人毫无约束地强加他们的意志，人民的委任授予了他权力。
除了修辞学、形而上学，亚里士多德还有许多科学方面的著作，但如美国哲学家丽贝卡·戈尔茨坦所说，在正式的科学史中，亚里士多德几乎算不上偶像。相反，他被描绘为科学革命早期的偶像们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等人要去逾越的障碍，他们要用真正解释性的方法论去克服欺骗性的感官输入。如果说这些现代科学的先驱们敬重哪个古人的话，那应该是柏拉图。柏拉图强调了表象的欺骗性。他还提出，数学揭示了宇宙真正的结构，使我们能够分辨哪些表象可靠、哪些不可靠。科学家至少抛弃了亚里士多德四因说中的两个原因——形式因和目的因，后者给所有物理学解释注入了有害的目的论，比如认为火苗跳动、石块坠落是因为它们的构成要素想前往正确的地方。但这种科学史是从物理学和宇宙学的角度来讲述的。
阿曼德·马里·勒卢瓦是一位生物学家，他认为柏拉图的科学跟神学无异。他心仪的是亚里士多德，因为亚里士多德是从具体细节而非抽象数字中寻找因果解释。
勒卢瓦说，亚里士多德对所有的东西都感兴趣：鬣狗的生殖器、蜗牛的胃、海狮的脚蹼、大象的胃胀。而且，他不只是描述，还想搞清楚动物为什么是那样。为什么鸽子有嗉囊、大象有长鼻子？为什么鹰下的蛋那么少，而鱼的籽那么多？为什么麻雀如此淫荡？我们是怎样看、听、闻、触摸的？增长对环境有什么影响？为什么有的小孩像他们的父母，有的不像？男人和女人真正的差异是什么？生物怎样让自己活着？它们为什么会死？第欧根尼在《名哲言行录》中说：“在自然科学领域，亚里士多德对原因的研究超越了所有其他哲学家，连最不起眼的现象都被他解释了。”勒卢瓦说：“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让人觉得，他的哲学就是生物学，他设计出存在论和认识论都是为了解释动物的活动。”
伊迪丝·霍尔在《今天为什么要读亚里士多德？》一文中说，最早提到人类活动（过度捕鱼）造成物种灭绝的就是他的《动物志》。亚里士多德认为，我们要过有计划地生活，要对我们的生存采取长远的、负责任的态度，所以要是他还活着的话，他应该是一位环保运动分子。他认为，只有人类才具有道德能力，人类跟许多植物和动物一起栖居在地球上，只有人类具有保护环境的责任。“坏人造成的损害可以是动物的一万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