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和钱
作家有时和困顿拥有不解之缘。1962年，约瑟夫·海勒忧心忡忡地坐在小火岛一幢屋子的平台上，他当时从事撰写广告之类的工作，感到索然无味。他的小说《第二十二条军规》销量较为稳定，每星期能卖800到2000本，但这并没有让他赚到很多钱，因为这本书始终没有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榜。海勒要养活妻子和两个孩子，他对小说家谋生之艰难没有一丝一毫的幻想。他靠教书补贴家用，在大学创作班开课时他就告诉学生：一个作家即使把他写出来的每个字都发表了，也绝对需要其他收入来补贴生活，一般来说无非是通过教书或者跟有钱人结婚来弥补。
约翰·欧文也靠教学赚钱糊口。在他写前四本书的那些年里，教学是一种既体面又不太耗费时间的谋生方式。但授课和做教练还是让他感到不满，并不是因为他不喜欢授课或者做教练，而是因为那样一来，他就没时间写作了。他说：“赚到足够的钱，让自己可以专职写作，由此带来的一大好处，就是我可以一天写上八九个、十二个小时了。”
菲利普·罗斯在1962到1967年间没有出版作品，这是他成为职业作家以来，最长一段时间没有作品出版。他说：“离婚之后的赡养费以及反复出现的诉讼费用吸干了所有我靠写作和教书能够挣到的钱；我还没到30岁的时候，已经欠了我的好友和编辑乔·福克斯好几千美金。那些贷款就是用来支付精神分析的；我当时只是因为一段没有孩子的为期两年的婚姻就引发了那么巨额的赡养费和诉讼费用，要是没有心理辅导我可能就出去杀人了。那时反复纠缠我的一个画面是一列转到错误轨道的列车。”
威廉·斯泰伦同情那种赚钱不多、因而生活不够舒适的作家，他指的是舒适，而非不必要的奢侈，因为他本人就不时地深陷严重的贫困潦倒之中。他认为，在美国，作家可以随心所欲地去写，只要不触及违法或者色情的题材。同样，在美国，作家也不见得就会挨饿，很少有作家在经济上困顿到无法正常写作的地步。他说：“事实上，一些年轻作家——而且是不错的作家——都已经快成百万富翁了。”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曾经有过一段非常穷的日子，为了吃饱肚子，她必须对钱小心在意。但她的贫穷和真正的贫穷不一样，她认为当她身在其中时，还是有方向感的，并未被真正困住。她很小的时候就开立了银行账户，并学习如何使用它。她说：“我知道我必须保持经济独立，而且我一直都是如此。钱对女人很重要，因为当你在经济上依赖一个人的时候，你的想法改变之大会让你自己大吃一惊。真的，任何人都不例外。”她的图书销量在加拿大作家中是最高的，但她有点眼红地说：“如果我在美国卖的书和在加拿大一样多，我已经是亿万富翁了。”但如果她生在美国，可能就没那么女权主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