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汇三联生活周刊

索邦大学附近一群警察击伤一名抗议学生（摄于1968年） 蒙帕纳斯大街附近，教师与学生一起在抗议示威中高唱《国际歌》，他们戴上眼镜和围巾以防警方投掷催泪瓦斯（摄于1968年） （法新社 供图）

法语中“六八一代”（Soixante-Huitard）是个专有名词，特指1968年五月风暴的参与者。如今50年过去了，理解他们，依然是件复杂的事情。

开一辆车，穿越法国

几个月来，随着法国1968年五月风暴50周年纪念活动的不断举办，达尼埃尔·科恩-邦迪（Daniel Cohn-Bendit）越来越感到厌烦，他已经受够了人们一直把他当作50年前那场运动中“大学生领袖”对待。今年，他在所有公开场合、讲座和采访中都拒绝谈论五月风暴。

“其实我完全理解他。让个三四十岁的历史学家和他聊五月风暴是非常难的，因为后者根本就没经历过那段历史。”在法国驻华大使馆的露天咖啡馆，一个安静的下午，科恩-邦迪的老友、那场运动的中学生领袖罗曼·古皮尔（Roman Goupil）对我说道。

他还留着50年前小伙子时那半长不短的发型，身材却已经严重发福，他聊起过去，即便挥舞双臂，身体都不曾晃动，看起来特别沉稳。“50年太遥远了。1968年我才17岁，如果当时有人和我谈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我肯定毫无感觉。”

从1968年到今天，这之间发生了一切：个人的生活、人世的变迁、时间的流逝、人们忘记的事、人们抱憾的事、人们希望留给别人的印象、希望示人的经历。那些现在以为看透了前因后果的事，其实当年还不是过了今天没有明天。那段历史，被无数后人不断符号化。无论人们多么警醒，却总是意识不到，对历史的记忆、想象与现实间永远存在差距。“莫斯科红场在照片里看着很大，但实际很小，而天安门则比照片里大多了。”古皮尔说。2017年底，66岁的古皮尔邀请72岁的科恩－本迪做了一次长途旅行。50年前那场运动的大学生领袖和中学生领袖，如今一个已经步履蹒跚，负责开车，另一个坐在副驾驶座位上，负责拍摄，举着摄像机的手却抖得不行。

两人用了50天，穿越整个法国，从乡间到港口，与一路遇到的所有人聊天。这部将近两个半小时的“公路纪录片”最终被命名为《穿越》（La Traversée），在今年的戛纳电影节上展映。

“《穿越》的初衷就是，我们不使用以前的影像，不像五月风暴10周年、20周年、30周年那样只怀旧，我们想看一看50年之后的法国是什么样。现在法国的年轻人、不年轻的人，他们怎么工作、怎么生活？我们想通过这种方式，了解现在的法国是怎样运转的。”

于是，他们在勒阿弗尔码头与工会代表聊天，在卡尔卡松造船厂拍摄组装工人，去了卢瓦尔河流域的奶牛场和养猪场，在巴黎与理发店工作的非洲裔黑工一起听音乐节，还有圣路易医院工作的护士、清晨巴黎街头面包店里的面包师、难民接收点的政府工作人员，他们还登上了英吉利海峡的渔船，参加洛林地区的社会工作活动，采访南法救助难民的天主教机构，和巴黎警察以及监狱里的犯人聊天，在清真寺与穆斯林讨论恐怖主义，与极右派国民阵线支持者共进晚餐。

旅途中，已经相识50年之久的两位老友相互开着玩笑，一路欢声笑语，却始终没有提过五月风暴。“现在都是全自动化的机床流水线了，工厂里只剩下维护机床的工程师，曾经五月风暴全国大罢工的主力，流水线的组装工人，已经不存在了。影片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新的法国。”古皮尔对我说。

50天里，他们只发生过一次争吵。科恩-邦迪对古皮尔说：“为了电影，我们可以去爱丽舍宫采访总统马克龙，把他加到电影里，这会很有意思。”“你确定？如果我举着摄像机去爱丽舍宫，就相当于向权力卑躬屈膝了。”那次讨论发生在南特的一间小酒吧里，两个人吵得不可开交，剧组其他工作人员在旁边不敢说一句话，气氛很紧张。

最终，他们找到了另一种方法。

纪录片中，古皮尔和科恩-邦迪在法兰克福咖啡馆的一张小方桌前对坐，复盘了那次争吵，而马克龙就坐在他俩之间，翘着腿，嘬着一杯美式咖啡，略带微笑地看着两人自说自话。“五月风暴已经50年了，这50年里我唯一坚持没做的事情就是见总统。”“那你会不会问他难民问题？”“我肯定会问的。”

那一刻，古皮尔和科恩-邦迪似乎一下变年轻了，从气色到神态，仿佛回到了50年前。坐在旁边的马克龙没忍住，插了嘴，加入了他们的讨论，也聊起了现政府对难民的政策。这场对话持续了6分35秒，这是对“六八一代”的尊重。

纪录片随后镜头一转，两个人站在加来难民营边，看得出来，两人对马克龙“官方式”的回答很失望。“那些都不是解决办法，他就是说了一些他的愿望而已。”科恩-邦迪扭头对古皮尔说道，略带埋怨。

在五月，成为传奇

古皮尔与科恩-邦迪的友谊，起初正是从1968年开始的。

回望那一年，从纽约、巴黎、伦敦、柏林、布拉格到东京与墨西哥，全球的青年们都在表达着自己对现实的不满，有的反对集权主义，也有的反对僵化教育体制、反对战争、反对消费主义。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在她的著作《代沟》里曾说，60年代随着社会发展加快，新知识和生活方式不断更新，年轻人首先感受到了社会的变化，不断学习，而老一辈则裹足不前。随着知识易主，权力也必将易主。年轻人有史以来第一次要求扫荡旧有的一切，要求“老人们”让位。

古皮尔告诉我，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他与科恩-邦迪第一次见面。

1968年2月，法国政府打算收回电影资料馆的管理权，撤掉馆长亨利·朗格鲁瓦（Henri Langlois），当时新浪潮导演让-吕克·戈达尔（Jean-Luc Godard）、弗朗索瓦·特吕弗（François Truffaut）、克劳德·夏布洛尔（Claude Chabrol）、让·皮埃尔·勒菲弗尔（Jean Pierre Lefebvre），以及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等一批知识分子组织了系列集会进行抗议，史称“朗格鲁瓦事件”。在第二次集会游行时，五名中学生和两名大学生也加入了游行，其中就有17岁的古皮尔和23岁的科恩-邦迪。虽然两人只相互说了几句话，但在一众游行参与者看来，他们都代表了法国的未来。

实际上1968年之前古皮尔只着迷于两种东西。一个是电影，他的父亲是名电影摄影师，他从小跟着剧组混，迷恋夏布洛尔的电影；另一个便是共产主义，他是托洛茨基的忠实信徒。1968年初，他因组织反越战抗议活动被从巴黎的中学开除，随后创办中学生行动委员会（Comités d’Action Lycéens），隶属于托派法国社会主义革命青年团（JCR）。

“他被开除成了一个契机，人们头次听说一名中学生组织游行示威。”阿兰·希鲁尔尼克（Alain Cyroulnik）后来曾评价道，他是古皮尔当时的同党，“他充满激情，口才出众，很快就成了反抗极权斗争的一个标志，也预示了1968年接下来发生的事情。”3月，17岁的古皮尔在电视里接受玛格丽特·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的采访，被问了那个著名的问题：“为什么你16岁就参与政治？”

“其实我不算‘六八一代’，而应该算是六五、六六、六七一代，从反对阿尔及利亚殖民战争，到反越战运动，我们这些年轻人开始选择共产主义，在这期间，我们经历了参与政治生活的锻炼，那时我们还是一个很小的群体。而当1968年到来，历史机缘出现，运动扩大到一个星期内上千万人参与的罢工游行，那些参与者才是‘六八一代’。他们是积极反抗，以期改变整个社会的一代人。是他们希望改变女性地位，改变等级制度，改变言论审查制度，改变禁止人工流产的法律。”古皮尔对我说，科恩-邦迪才是“六八一代”的代表人物，“实际上我俩完全不一样。他是无政府主义者，他反对党派政治的运行方式，也反对极左派。”科恩-邦迪（左）和古皮尔在2018年戛纳电影节上（法新社 供图）科恩-邦迪1945年出生在法国西南，德国裔犹太人，在法国长大，他在巴黎上完中学后，通过德国政府奖学金去德国上学，随后回到法国，在巴黎北郊的南泰尔大学念社会学。他很快就成了南泰尔大学的名人，1968年1月，法国青年和体育部长弗朗索瓦·米索福（François Missoffe）前往南泰尔大学为新落成的游泳池剪彩，结果被学生们团团围住，他们要求取消禁止男生探视女生宿舍的保守规定。在人群中间，科恩-邦迪高声地挑衅提问道：“如何处理学生的性欲？”部长半开玩笑地解围回答：“跳进游泳池败败火。”科恩-邦迪马上反呛道：“那你可以当希特勒的青年部长了。”作为后来五月风暴的发源地，南泰尔大学便是如此以身体与欲望的旗帜开启反抗。

3月21日，法国青年左翼组织为抗议越战占领了巴黎的美国捷运公司大楼，被逮捕的青年中就有南泰尔大学的学生。隔天晚上，科恩-邦迪便带领学生占领了南泰尔大学的教学楼以示抗议。“三二二运动”声势浩大，被视为五月风暴的前兆，隶属于极左派的古皮尔也在随后赶到了南泰尔。“科恩-邦迪想进行一场全面的变革。他的过人之处就在于将极左派、无政府主义者和没有明显政治派别的人群团结在了一块。”古皮尔说。

运动像野火一样被点燃。从4月底开始，几乎每天，法国各地都会有零星抗议活动。每一场抗议都激化了学生与政府之间的矛盾，同时也把科恩-邦迪的地位向上推。

5月2日，南特尔大学宣布关闭校园，传令科恩-邦迪在内的8名“三二二运动”参与学生前往学校的纪律委员会。学生们马上组织抗议集会，第二天又跑到了索邦大学举行集会。尽管抗议学生人数不多，但索邦大学校长让·罗什（Jean Roche）还是向巴黎警察局局长莫里斯·格里莫（Maurice Grimaud）发出了书面申请，请求“清理”索邦大学校园。下午警察冲进学校，逮捕了571名学生。

警察花了足足三小个小时把被捕的学生装上警车并驱散围观者。正是在这段时间，人群开始自发地组织起抗议活动。警察用催泪瓦斯和警棍回应，愤怒的学生们没有退却，他们向警察投掷筑路的石块，并在卢森堡广场筑起了第一处街垒。五月风暴正式开始了，学生们宣布：“政权在街上。”“街垒卫士”们轮番站岗，与警察巷战，索邦大学的教室改成了病房。在拉丁区，到处可以听见人们在做“发言”。

“革命”这个词被印在了每一张印刷品上。萨特、波伏娃、雅克·拉康、勒菲弗尔、布朗肖、阿拉贡等知识分子相继声援学生。托洛茨基派、毛派、情景主义国际等左派的各个派别风起云涌，年轻理论家们夜以继日地讨论法国的未来。

5月10日无比惨烈的“街垒之夜”巷战过后，全国总工会（CGT）和法国民主总工会（CFDT）宣布加入政治运动，这场从巴黎拉丁区产生的学生运动最终发展成了全国大罢工，几天以内，几十万人响应，在法国，一切都停止了，工厂停工，学校停课，邮局停业，飞机停飞，火车停开。

学生领袖科恩-邦迪自然早就被法国政府盯上，21日他在法国的居住资格遭到撤销，被迫回到德国。这道驱逐令激怒了人民，次日就爆发了更大规模游行，参与人数接近百万。月底科恩-邦迪秘密潜回法国，他戴着假发和墨镜出现在索邦大学，当他把伪装拆掉时，引发了一阵欢呼。当时古皮尔就在旁边科恩-邦迪，戴着头盔裹着围巾，阻拦一拥而上疯狂拍照的摄影记者，他所创办的中学生行动委员会，专门负责运动领袖们现身公共场所时的秩序和安全。

显然戴高乐总统和法国政府对大学生们的抗议活动并没有准备。他每次发表讲话回应，都被迎头打回来。“10年了，够了！”示威人群中这样喊道。他好像突然变成了昏庸无能的老头，被各种漫画讽刺。5月24日戴高乐向全国发表讲话，他的讲话构思是以某种哲学风格大谈“参与”的必要，再辅之以全民公投的建议，以希平复街头的怨气。

与此同时，戴高乐命总理乔治·蓬皮杜（Georges Pompidou）和就业国务秘书雅克·希拉克（Jacques Chirac）与工会展开谈判，5月25日，谈判在巴黎格勒内尔街的劳动部进行。谈判从周末开始一直持续到周一上午7点15分，随后签订了历史性的《格勒内尔协议》：每小时最低工资增加3法郎，私人企业工人工资提升10%，恢复每周40小时工作制度，罢工者在罢工期间可以得到平时工资的50%。几天之后，戴高乐就已经重整旗鼓，夺回了话语权，他知道工人已经离开了运动的中心舞台。

随后他突然乘直升机离开巴黎，去向不明，有人说他是去集结军队打算攻占索邦大学，有的人说他要向巴黎投下一颗原子弹。如今我们都知道，他去了德国，获得了法军驻德司令的军队效忠。也许一些人说得没错，他甚至想过对学生用兵，也许正相反，他考虑过辞职。但事实上，他回到了巴黎，也并没有辞职。

1968年5月30日，戴高乐的支持者在巴黎举行了一场30万人参加的游行。当声势浩大的游行队伍从协和广场结合出发，走入香榭丽舍大街，几个小时之内，持续一个多月的五月风暴就收场了。48小时之后，一切都解决了，全国加油站全部开门营业，汽车、卡车、火车、飞机一齐开动，消费社会回来了。街垒被拆毁，街道不再用石块铺筑，从此换成了沥青路。也正是5月30日那天在香榭丽舍大街上游行的人们，为三个月后法国大选中右派的大获全胜做了准备，使得右派在接下里的12年中持续掌权。

表面看来，反抗的人们输掉了一场战役。但实际上，很多年后人们才明白，街石之下，涌动的是势在必行的新思潮，有对环保的定义，有对妇女堕胎的自主权，有死刑的废除，也有对同性恋的尊重，它们在后来的几十年里，不断通过立法的形式成为法国人政治生活的一部分。

离开政治，转向电影

“其实我们成功了。”在法国驻华大使馆院子里的那个宁静下午，古皮尔对我说。

“如今我们依然可以轻松地谈五月风暴，是因为这场运动只死了五个人……这是场正面的反抗运动，而我们手上没有武器，也没有血。对于像我当年这种极左派，认为五月风暴是场革命的人来说，那场推翻资本主义的革命失败了，而我自己则被视作革命精神的背叛者。但对于科恩-邦迪这种将五月风暴看作一场反抗运动的人来说，那场反抗运动成功了，法国社会在很多层面都发生了改变。”参加运动的法国学生在街垒的最后一道屏障处（摄于1968年） （布鲁诺·巴贝 摄/后浪出版公司供图）

1982年，古皮尔（左）执导的电影《三十岁殒逝》赢得戛纳电影节金摄影机奖，斯皮尔伯格为他颁奖（法新社 供图）今年5月份，法国《新文学杂志》进行的民调中，79%的法国人认为五月风暴留下的遗产是积极的。

1968年似乎成了历史的分水岭，无论在美国还是欧洲。1968及以前，社会运动的参与者只需要有相对宽松模糊的认同便能结成同盟，时局尚不要求人们做出清晰的路线选择和政治决断。多方力量在团结、误解和相互借力间交错平衡，造就某种偶然且瞬时的均势。但随着五月风暴的结束，以及8月苏联入侵捷克，欧美社会出现了对左派的普遍失望。

古皮尔也是在这种背景下加入极左派共产主义革命阵线（LCR），他的思想愈发激进。但在1974年，古皮尔突如其来地发生了转变，他从此退出极左派，“是智利政变让我开始反思”。1973年9月，在美国的帮助下，智力发生了一场推翻时任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的军事政变，结果阿连德遇害，由皮诺契特将军（Augusto Pinochet）继任实行独裁统治至1990年。那次军事政变后来被视为冷战期间美苏双方在智利相互角力的象征。

古皮尔对此失望至极。为了忘掉革命的梦，他开始吸毒；为了戒毒，他开始和不同姑娘在一起；为了追姑娘，他拍电影。

他的头两部短片，分别由艾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和戈达尔资助拍摄，却被法国广播电视公司（ORTF）。他先后在戈达尔《各自逃生》和波兰斯基的《苔丝》剧组里担任导演助理。1981年，他在30岁时完成了自己的电影代表作《三十岁殒逝》（Mourir à 30 ans）。在黑白色的历史影像下，是古皮尔平静又略带沉重的旁白，以及澎湃激昂的交响乐伴奏。这是一部注入诸多个人感情的纪录片。它一方面纪念自己的伙伴米歇尔·雷卡纳蒂（Michel Recanati），后者从1965年法国反越战运动到中学生行动委员会再到社会主义革命青年团，一路和古皮尔同行，最终于1978年自杀；另一方面，则是古皮尔自己对五月风暴的悲伤、撕裂、痛苦、反思、怀念和逃离。自此之后，“我再也无法忍受那些政治上的狂热参与者，就像一个已经成功戒酒的人再看到酒，我变得毫无宽容度。虽然我和极左派的前盟友们还有联系，但我们之间不再说政治，只打牌”。年轻时他是严肃认真的，而30岁的他却变得荒诞、玩世不恭。

1969年，他曾积极支持托派学生组织领导人阿兰·克里文（Alain Krivine）参加总统竞选。而12年之后，他辅佐法国喜剧演员科鲁彻（Coluche）参加1981年的法国总统大选，引发了一场著名的闹剧。

竞选期间，每晚在科鲁彻家的室内泳池边，约翰尼·哈里戴（Johnny Hallyday）和达尼埃尔·巴拉瓦纳（Daniel Balavoine）等一众歌手彻夜歌唱狂欢，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德勒兹（Gilles Deleuze）和加塔利（Félix Guattari）在他们创办的著名实验性杂志《Hara Kiri》上大力宣传科鲁彻。科鲁彻的竞选纲领“蓝色、白色和傻X”一度为他赢得了16%的民调支持率。也就是在此时，科鲁彻对即将到来的选举变得越来越认真，这让古皮尔大为吃惊。他离开了竞选团队，还对左派支持者写了封公开信：“大家小心，这家伙真的变成傻瓜了。”

1968年彻底终结了戴高乐主义，极左派法国共产党从此被众人摒弃，新成立的新左派社会党收编了大部分左派选民，这些都为80年代埋下伏笔。到了1981年，五月风暴时的大学生们成了新一代选民的中坚力量，弗朗索瓦·密特朗带领左派有史以来头一次赢得大选，在当时被视为五月风暴遗愿的一次实现，大选过后，左派政府也确实实行了几年的文化开放政策。

1983年，《三十岁殒逝》接连赢得戛纳电影节金摄影机、凯撒电影节最佳处女作奖以及奥斯卡最佳处女作奖提名。古皮尔跳上凯撒电影节颁奖台，和所有人亲吻，将奖杯放在一旁，对着大家侃侃而谈，一点不紧张，也不热泪盈眶。他首先将凯撒电影节比作工业集团影响下的富人狂欢，然后又宣布拒绝奖金和之后的庆祝晚宴，依然得到台下在座所有人热烈的掌。

从那时开始，他拍摄的电影不再参加各类奖项的竞赛单元，他坚持将拍摄的主题锁定在“我”上，也因此自然会讲到60年代的回忆。“他从不妥协，从没有变成商人，他的影片也很难商业化。”《三十岁殒逝》的制片人马兰·卡米兹（Marin Karmitz）后来曾评价道。

自此他的电影便与戈达尔和让·鲁什（Jean Rouch）归为一类，古怪离奇、自恋、唯物、辩证，没有精心安排的剧情设计，也没有高潮，却带有一种神秘的诗意，并向来可以得到《Télérama》等法国电影杂志的极好影评。“如果只有古皮尔的电影，那没人会去电影院。”这句是他自己说的，“我的问题在于，我从不讨好人们，而是去理解人们。我最大的梦想，是在银幕上为人们画个问号。”

1989年，他曾被制片方邀请将法国作家让娜·科尔德利耶（Jeanne Cordelier）的小说《再见了，巴黎的夜》（La Dérobade）改编成电影，讲一位妓女翻转重生的经历。“我放下剧本，去巴黎郊区妓女集中的布洛涅森林待了几个月，我尝试去理解她们，拍摄她们。我后来发现，只要艾滋病存在，妓女就不可能翻身成为英雄。”于是他和制片方吵了起来，最终电影转由他人导演。

不喜欢他的人会可劲儿挖苦他。法国作家帕特里克·贝松（Patrick Besson）曾说，古皮尔在电影领域最出色的时刻，是他去年在迈克尔·哈扎纳维希乌斯（Michel Hazanavicius）导演致敬戈达尔的电影《敬畏》中扮演一位在五月风暴中镇压学生的龙套警察。

上、下图：古皮尔与科恩-邦迪合作电影《穿越》截图尽管自己不承认，但古皮尔成了典型的“六八一代”。

“六八一代”

法语中“六八一代”是个专有名词，特指1968年五月风暴的参与者，50年过去了，理解他们，依然是件复杂的事情。

法国政府对科恩-邦迪的限制入境令在五月风暴10年后才被取消。这期间他定居德国，先后创办过两个学生运动组织，后来在法兰克福的卡尔·马克思书店当店员，又当了法兰克福副市长。1984年他加入了德国绿党（Die Grünen），将60年代出现的生态学引入政治生活，认为人类的财富增长是构架在严重的水污染、大气污染之上的，人口的爆炸式增长只会加剧恶果。后来他又加入法国绿党（Les Verts），1994年被选举为欧洲议会议员，不断连任，持续20年之久，在此期间绿党逐渐成为欧洲议会中的一股重要力量，他们反对转基因，反对大气污染，反对核能使用。尽管绿党在法国和德国均为正式党派，至今仍留有一些无政府主义色彩。

古皮尔与科恩-邦迪更进一步的友谊要等到1991年波黑战争爆发。科恩-邦迪明确反对密特朗政府当时的旁观政策，主张积极介入波黑战争。古皮尔也在法国联合了十几位知识分子，支持干预波黑战争。“从那时起，我们在政治上成了特别亲近的朋友，我们每晚一起吃饭，一起参加各种讨论会和集会游行，努力说服曾经的极左派盟友们加入我们。”他们还一起去了萨拉热窝，科恩-邦迪现身声援，古皮尔拍摄纪录片，同行的还有著名作家贝尔纳-亨利·列维（Bernard-Henri Lévy）和安德烈·格鲁克斯曼（André Glucksmann）。“正因为我们的想法相同，所以成了很好的朋友。”

在萨拉热窝，古皮尔拍摄战争，拍摄因流亡而失散分离的家庭，也拍摄废墟上空的飞鸟。后来他还去了卢旺达拍摄惨遭大屠杀的图西族人，拍摄车臣人，也拍叙利亚难民。

古皮尔积极介入政治的热情始终存在，只不过离共产主义越来越远。“2016年底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去世的时候，我邀请他来我的节目。”法国文化广播电台台长桑德琳·特雷内（Sandrine Treiner）回忆说，“他一上来就反对卡斯特罗，和其他嘉宾使劲争吵。直播结束后，我狠狠责备了他，他却特开心，像个成功调皮捣蛋的孩子一样，我瞬间也就消气了。”

如今古皮尔已经66岁了，有5个孙子孙女。可就在去年底，他还在巴黎地铁里和人打了一架，不是为了革命，也不是为了电影，就是因为和两个小流氓发生口角。

而在结束欧洲议会议员长达20年的工作退休之后，科恩-邦迪请法国《世界报》记者为他认真写了本传记。2013年，他为自己68岁生日举办了一场极为盛大的生日派对。此后他将更多激情倾注在足球上。2014年巴西世界杯，他邀请一名记者和他一起开车横跨巴西，拍了一部公路纪录片。本届世界杯，他成为法国电视台和广播电台的特约评论员，几乎一场不落。

去年法国总统大选，古皮尔与科恩-邦迪的友谊再进一步。“法国的未来不会是极右派勒庞或极左派梅朗雄，也不会是中右派菲永。我和科恩-邦迪都喜欢马克龙倡导的欧洲政策。”两位法国历史上著名的反叛者，就这样被一位1968年之后出生、没有经历过五月风暴的年轻人所吸引。

“我和科恩-邦迪第一次见马克龙是在2016年6月，那时他还是奥朗德政府的经济部长，正准备去巴黎政治学院参加一场辩论，我们在一家小酒吧和他聊天，一上来就对他用‘你’称呼而不是‘您’。他聊着聊着便翻开了自己的小本，问我们俩：‘你们觉得我应该什么时候从政府辞职？’那时他准备从奥朗德政府辞职的决定还绝对是个秘密，我一下就觉得他是个很自信的人。他后来和我们说：‘我们需要再见面。’”

从此之后，在古皮尔和科恩-邦迪心里，马克龙就代表着法国的未来。竞选宣传期间，两人为马克龙提供了很多建议，包括竞选纲领中许诺的具体政策。但随着马克龙当选总统，他的改革政策愈趋平和，在接收难民的政策上也变得模糊。这才有了古皮尔和科恩-邦迪在《穿越》中对马克龙某种形式的质问。“欧洲，是我们最后的乌托邦。”古皮尔说。

（参考资料：《五月风暴，四十年反思》，汪民安主编；《乌托邦的年代》，让-克劳德·卡利耶尔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