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政府边缘 ：喀布尔的日日夜夜
在最近10年来最危险的一个夏天，加尼政府对阿富汗的控制正在一步步走向崩溃。建立1979年以来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单一制中央政府的努力在付出巨大代价之后以失败告终，外国干涉、恐怖袭击、宗派主义等乱象与层出不穷的腐败和贫困相伴随，使喀布尔成为一座被遗弃之城。但那里的人们仍在继续挣扎求生。
39年前，他是阿富汗最著名的“穆贾希丁”（Mujahideen，阿拉伯语“圣战者”，特指抗苏战争时期的游击队员），率领一支上万人的普什图族武装在边境地带啸聚山林。26年前，他为夺取政府组阁权，以重炮和火箭弹轰击首都繁华地段，造成超过5万名平民死难。12年前，联合国秘书处发布的一份报告将他领导的政党称为“阿富汗三个最主要的反政府叛乱中心之一”。而在2018年7月17日的这个下午，他就坐在距离我不足5米的长桌背后，手持一摞文件，义愤填膺地向在场的媒体控诉着“加尼政府操控选民登记的不公正行为”。
为了拜会古勒卜丁·希克马蒂亚尔（Gulbuddin Hekmatyar）父子，我在喀布尔等待了整整4天，其间曾经历无数通电话交涉和一次长达40分钟的面试。在阿富汗，政界人物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是一种需要冒巨大风险的行为：希克马蒂亚尔曾经的政敌、“潘杰希尔雄狮”马苏德和前总统拉巴尼都是在会见自称记者的访客时，被暗藏的炸弹当场杀死，这使得那位硕果仅存的大穆贾希丁变得格外谨小慎微。但最终，他还是同意在一次小型新闻发布会后与我稍作交谈，原因显而易见——在2016年9月宣布放下武器、与政府达成和解之后，只有混乱和动荡才能给予希克马蒂亚尔重新走上前台的机会。而加尼总统与副手杜斯塔姆之间的政争，以及围绕即将到来的议会选举发生的暴力活动，使他感到最佳时机已经到来，并且迫不及待地寻找一切发声渠道。更何况，他的长子贾迈勒将代表伊斯兰党（HIG）参加10月的人民院选举，也需要在国际媒体面前亮相。
1.在喀布尔大学附近的卡尔特·萨基清真寺墓园，一名前来祭扫的普什图族妇女（左）与一名哈扎拉族妇女（右）擦肩而过。2018年3月21日，墓园附近曾发生自杀式爆炸事件，造成近100人伤亡
只有像希克马蒂亚尔这样的潜在不满者会认为2018年的阿富汗存在着大把机会。涉外酒店中屈指可数的住客以及民间口口相传的恐怖袭击传闻都显示：最近10年最动荡的一个夏天已经到来。在南部农村拥有大量支持者的塔利班（Taliban）度过了将近两年的蛰伏期，恢复了对昆都士省和加兹尼（Ghazni）的军事进攻。为了给拒绝加快和谈进程的加尼政府施加压力，塔利班及其分支“哈卡尼网络”在今年1月连续袭击了喀布尔的悉达特广场和洲际酒店，造成400名平民死伤。活跃于贾拉拉巴德周边的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呼罗珊省分支”（ISIS-K）也增加了制造城市自杀性爆炸事件的频率，并在北方的朱兹詹省同时与政府军和塔利班开战。内外交困中的加尼总统，一方面要回应美国政府关于加速和谈的压力，同时还须逐一应对从要求修改选举法的各大政党到支持副总统杜斯塔姆的乌兹别克裔军人在内的种种暗流。反倒是蛰伏多年的希克马蒂亚尔，凭借与塔利班和杜斯塔姆之间的历史渊源，出镜率与日俱增。39年前他就是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如今依然是。
2002年在美国支持下移植于阿富汗的三权分立政体和集中式管理体制，一度造就了高达21%（2009）的GDP增长率和5次成功的全国性选举。但随着宗派矛盾的再起和腐败状况持续蔓延，经济复苏的动力已经趋于枯竭。“外来人”加尼总统与整体政治环境的格格不入，更加速了社会矛盾的总爆发。从前穆贾希丁领袖、部落长老到卡尔扎伊时代的退休官员，都企图充当资源再分配的仲裁人，并且具有同样浓厚的排外色彩。百业萧条之中，只有罂粟种植和鸦片制备行业维持着异乎寻常的增长——根据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今年春天发布的报告，2017年阿富汗全国罂粟种植面积超过30万公顷，鸦片产量接近9000吨，创造了40多万个工作岗位，均为历史峰值。它们所创造的黑色财富，更进一步流入走私、军火贩卖等地下经济活动当中。
2.由高大的混凝土防爆墙和多重武装警卫把守的阿富汗民政部办公大楼
3.在意大利公益组织运营的喀布尔唯一一家紧急外科手术医院，来自昆都士的爆炸受伤儿童马吉·布拉罕正在接受康复治疗，左臂上放着的手机是他仅有的娱乐工具在“大博弈”和美苏“冷战”的顶峰期，外国干涉势力曾竭尽所能维持阿富汗政权在形式上的独立，以构成一个缓冲地带；但在今天，外界关心的仅仅是使动荡因素不至于向周边地区蔓延，而放任阿富汗国家本身一步步走向分崩离析。在此刻的喀布尔，没有英雄主义，也不再有理想主义；有的仅仅是为生存做出的苦苦挣扎。外来者永远无法理解，为了说服自己留在这片无政府边缘之地，这里的人曾经付出过多大的努力。
在电视山上
没有人能告诉我“电视山”（TV Hill）的本名究竟叫什么。这座矗立在喀布尔市中心南方，顶端被通信铁塔、电视信号发射机和种类繁多的天线所覆盖的小山一度代表了阿富汗城市经济的复苏。2002年以前，在塔利班政权统治下的阿富汗，可用固定电话的数量据信约在1万台左右，没有移动电话、互联网和电视台，连本·拉登也是通过收音机来了解外界发生的一切。为了使整整20多年都在倒退的城市经济迅速恢复活力，也为了显示新政权与全球化接轨的决心，由卡尔扎伊领导的第一届民选政府从一开始就把电信业当成了复兴经济的支柱之一。2003年，阿富汗拥有了第一个属于自己的国际互联网域名。2005年，通信部宣布向民间资本出让全国唯一一家电信业务公司80%的股权，并允许外国资本和民营企业进入移动电话网络、电视台以及互联网服务业的经营。2006年，中兴通讯（ZTE）与卡尔扎伊政府达成一份总投资额达6450万美元的协议，为阿富汗修建第一个覆盖全国的骨干光纤电缆网络。政权更迭带来的经济绩效，首先从电信业凸显了出来。
俯瞰达鲁阿曼大道的电视山见证了这一切。为了让通信设备传输的数字信号覆盖属于谷地体质的喀布尔市区，7家移动通信公司、将近100家电视台以及超过150家广播电台在电视山顶端建立了它们的信号塔和基站，蓝色油漆刷出的“4G”和“高清通话”字样显示了设备的现代化程度。根据阿富汗通信部2017年公布的数据，全国3250万常住居民拥有的移动电话数量已经达到3200万台，超过500万用户接入了互联网（另有1100万人具备了上网所需的技术条件），租用自欧洲的第一颗通信卫星也已经在2014年投入运行。被数百座通信铁塔和密密麻麻的线缆包围的电视山成为喀布尔的新地标；在夜间，山间闪烁的红色信号灯成为了美军“黑鹰”直升机巡逻时的定位标识——防止武装分子从电视山向市区发射火箭弹依然是一项棘手任务。
阿富汗工商部过境贸易与运输管理处处长萨亚德·叶海亚·阿克拉契博士但电视山同时也是喀布尔为数众多的贫民聚居群落之一。塔利班政权垮台之后，流落在伊朗、巴基斯坦和中亚五国的阿富汗难民举家迁回故土，外省的年轻农民也蜂拥进入首都寻找工作机会。遍地瓦砾、住房极度短缺的喀布尔谷地无法为他们提供容身之所，迁徙者们便在地价便宜的电视山周边落脚，形成了一个自然发展的贫民区，并且严格遵循着民族区隔和经济阶层分离的秩序：与“北方联盟”政权一同归来的塔吉克人占据了山脚坡度相对平缓的黄金地段，半山腰是以头脑灵活著称的哈扎拉人的社区，那些刚刚走出农村的普什图贫民则只能在最陡峭的山顶落脚。和南亚、阿拉伯半岛以及非洲的许多地区一样，经济状况稍好的居民会逐步盖起砖混结构的独立院落，最贫穷的那部分人则只能蜗居在由大片苫布遮盖的简陋泥墙房屋之中。
贫民窟提供了一种观察后发国家经济和社会运行状况的特殊视角。在印度和土耳其，尽管贫民窟长期被政府视为有碍观瞻的市容疮疤，但社区居民相对较高的教育普及率、繁忙的就业状况以及运行平稳的内部秩序都显示：在城市化高速发展的初期，正是泥板房和棚户区充当了必要的过渡；第一代入城者将在这里站稳脚跟，通过进入工厂、开设小商店或者承接边缘服务业逐步融入城市经济循环，最终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人”。他们的子女将在大城市接受基础教育，最终找到离开贫民窟的机会。而在叙利亚、伊拉克以及“阿拉伯之春”波及的一系列国家，萎靡的城市经济使得入城者获得稳定工作和收入来源的概率变得微乎其微；而共同的宗教习俗以及基于农村生活经验的群居传统则使贫民窟逐步演化成滋生地下经济（走私、贩毒、洗钱以及其他暴力犯罪）和愤怒情绪的熔炉。当地震、干旱等重大自然灾害造成数以百万计的流动人口蜂拥入城之后，群体性不满将在短期内上升至顶峰，继而爆发以贫民窟为起点的大范围政治动荡，甚至内战。
种种令人不安的迹象，如今也开始在电视山周围缓缓浮现。重建带来的红利支撑了战后喀布尔的第一个十年，但国际援助的退潮、腐败以及劳动力市场的萎缩正在慢慢吞噬它。在2002年之后，是来自美国、中国和欧洲的援助资金帮助喀布尔人清理了电视山周边的地雷场和垃圾堆，接通了水电，使定居在这里成为可能。但无法平息的安全顾虑一步步地摧毁了国际力量为阿富汗规划的复兴蓝图，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则使电视山居民与他们身处的这座城市若即若离——尽管阿富汗政府公布的全国失业率数字低于10%，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2016年进行的抽样调查显示，有整整52.5%的本地居民从未进入劳动力雇佣市场。在电视山，大部分男性居民从事的是缺乏保障的水果售卖、建筑零工和无牌出租车运输业，以波卡罩袍蒙面的妇女则用烹饪和呆坐打发着日常时间。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从未接受过教育，对现任总统和即将举行的议会选举一无所知。
“我恨山下那些人。”在电视山高处的普什图人聚居区，一名肢体残疾的老人向我抱怨道。煽动民族仇恨历来是普什图族军阀和既得利益者转移社会矛盾的手段，这种仇恨大部分时间针对的是经济状况相对优越的哈扎拉族和塔吉克族商人，有时也指向外国人。2008年10月，加拿大华裔女记者冯文嘉曾在电视山附近被普什图暴徒绑架，囚禁并性侵长达28天。类似的拦路抢劫、勒索和暴力冲突，几乎每周都会在这里发生。
一个星期之后，顺风车司机沙克尔邀请我们来到电视山东南方的奥玛拉汗山贫民窟，进入他家中做客。傍晚时分，当我们从山间小院离开时，沙克尔的一位邻居神情紧张地凑上来，对他耳语了一番。直到第二天，沙克尔才告诉我这番神秘谈话的内容。
“他问我，为什么不把这两个外国人绑起来藏到山里呢？我们可以向他们的大使馆要上100万美元嘛！”
“喀布尔格勒”
萨亚德·阿克拉契（Sayad Yahya Akhlaqi）博士是极少数主动提出接受我采访的阿富汗政府官员。在2018年这个多事之夏，加尼政府的许多高级官员都在担忧明年大选之后的个人出路。工商部部长穆罕默德·法尔罕在寻求调任驻比利时大使未果后，气鼓鼓地称病请了长假。只有分管边境贸易和进出口申报业务的处长萨亚德表现出了罕见的热情，主动邀请我拜访他的办公室。不过这未必是好消息：在阿富汗，政府机关的低下效率和贪腐之风差不多为一切阶层所诟病；他们通常对任何媒体都充满警惕，除非需要放出虚假的好消息。
工商部低矮的办公楼位于达鲁阿曼大道附近。直到穿过由混凝土防爆墙和沙袋、铁丝网筑成的两道关卡后，我才清楚地看到了它的样貌。在阿富汗，中央政府的办公设施和国际机构驻在当地的办事处差不多是最容易遭受自杀式炸弹攻击的目标。在我停留于喀布尔的一个多星期里，位于达鲁阿曼大道两侧的政府建筑群先后遭遇了两次袭击，死伤在30人以上。炸弹客不仅可能来自塔利班、“哈卡尼网络”或者“伊斯兰国”的派遣，与中央政府貌合神离的乌兹别克族军人同样不惮于为之，这使得公务人员往往胆怯如惊弓之鸟。在达鲁阿曼政府街区，你很难凭肉眼判断出各大部委办公楼的位置——它们通常都会“隐身”在整堵防爆墙和架设有机关枪的碉堡之后。任何一位来访者都必须经历烦冗的安检程序，并由一位相熟的职员陪同才能进门。
饶是如此，没有任何人相信这种安全措施的可靠性。在阿富汗，行贿是一项必备的生存技能：从办理护照到开设店铺，从获得出国留学推荐信到出具法律证明，每个环节都要用现金才能打通。在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2017年发布的全球清廉指数排行榜上，阿富汗位列倒数第八，国民收入的5%以上被消耗在了行贿活动中。令人惊讶的是，贿赂的金额在许多时候并不是一笔巨款：一名负责把守基地大门的哨兵可以在索要相当于5元人民币的现金之后，就把陌生的外国旅行者放进大院闲逛一圈；不难想象，只需稍微抬高价码，他们便会让身藏炸弹的可疑人员登堂入室。因此，尽管今天喀布尔的公共建筑像1942年的斯大林格勒一般沙袋林立、戒备森严，所有人依旧会风声鹤唳、紧张兮兮：你甚至无法确定站在你面前的那个人是否已经被收买。
身着花格衬衣和条纹西服的阿克拉契处长直到上午11点才走进自己的办公室。他谈锋颇健，带着自豪的神情向我展示了一份俄文报纸，上面刊登着他关于阿富汗经济前景的一篇演讲稿。尽管始终拒绝出具任何统计数据，阿克拉契依然清楚地阐明了他的意图：在城市经济复苏陷入瓶颈的2018年，阿富汗政府企图通过扩大进出口来摆脱困境。但加尼政府显然无法独立承担建设公路系统的成本，也缺乏开拓市场的经验。像历史上许多时候一样，他们选择把问题抛给外来者：首先勾勒出一幅诱人的蓝图，随后毫不犹豫地待价而沽。
在阿克拉契看来，阿富汗的地理位置构成了一项天然资本，使他有底气提出形形色色的要求：“在亚洲，只有阿富汗同时和南亚、中亚、中国这三个增长势头迅猛的经济引擎相接壤。这是一个30亿人口的大市场，而阿富汗是其中的桥梁，拥有独特优势。”我丝毫不怀疑，在50或60年前，也曾有另一个阿富汗政府处长向美国和苏联记者兜售过类似的论调，并最终得偿所愿——1955年12月，短暂造访喀布尔的赫鲁晓夫在四十柱宫签署了给予阿富汗10亿卢布长期贷款的协议，连通塔吉克斯坦的北部山区公路以及著名的萨朗山口隧道即是用这笔款项修建。作为回应，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也于1959年到访阿富汗，同样在四十柱宫签署了援建赫拉特、坎大哈两地公路干道和机场的协议。这些历史范例给了阿克拉契足够充足的底气，使他乐于以循循善诱的姿态做出暗示：倘若中国希望自阿富汗的战略位置中获益，就必须承诺承担一切资金和制度成本。
这种“凡事理所应当”的心态，使我每每感到不悦甚至抵触。阿克拉契似乎已经默认他所代表的政府无法为改善时局做出任何主动努力，因此动辄表现出一种推销员式的机灵：“现如今，阿富汗有70%的出口贸易额是来自与印度和巴基斯坦的边境外贸，交易产品主要是地毯、羊毛织物和干果。为什么中国不考虑进口我们的铜、铁、大理石和有色金属呢？只有你们的制造业体量能消耗如此之多的原材料。”在谈及加尼政府扮演的角色时，他的口气犹如一个局外人：“我们国家的安全问题和腐败吓跑了不少潜在的投资者，只有和外国政府通力合作才有可能改变这一切。”更准确地说，是由外国政府负责解决问题，喀布尔当局在一旁呐喊助威。
任何一个对中亚事务稍有了解的观察者，都可以窥出阿克拉契罗列的那些老生常谈的“机遇”背后包含的陷阱。估价超过1万亿美元的矿藏和工业原材料的确存在，但它们分布在兴都库市山脉两侧大大小小的谷地中，开发进程随时可能被来自塔利班和各色部落武装的袭击所打断，也没有理想的公路或铁路将矿石运送出去。朱兹詹省的天然气田距离已经开工的中亚—南亚四国天然气管道（TAPI）路途遥远，若做单独开发成本不够经济，出口也须仰仗邻国的铁路线。至于从19世纪80年代就开始论证的卡夫—赫拉特边境铁路（全长140公里）项目，它在2017年夏天才签署建设备忘录，预定于2019年3月通车，然而确切进度始终不详。
信心满满的阿克拉契处长显然不曾知晓，就在他邀请我造访工商部办公楼的同一个星期，前“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官、美国海军退役上将詹姆斯·斯塔夫里迪斯（James G. Stavridis）在个人博客上发表了一篇长文，声色俱厉地斥责称：阿富汗矿产开发中存在的腐败已经侵蚀了美国重建当地安全秩序的努力。按照这位参与过阿富汗战场增兵决策的前美军将领的看法，最近十多年来，喀布尔政权的官员一直在延宕新的采矿法的制订，并有意使资金监管流程变得混乱不堪，以便从中牟取私利。每年有超过3亿美元的矿石走私收益落入塔利班之手，另有数十亿美元被用来行贿高官和收买民兵头目，以使他们对非法开采活动网开一面。
于是，经济问题最终以政治和安全冲突的方式获得了呈现。普通民众并未成为矿石出口的受益者，他们在漫长的失业和贫困煎熬中越发与政府离心离德，或者选择出走成为难民、或者成为塔利班的潜在支持者。后者则由于掌握了这笔可观的地下财源，得以继续购置军火、招兵买马，使全国局势重新陷入动荡，继而迫使充当秩序维护者角色的美国再度向前线增兵。诚如斯塔夫里迪斯所言：“阿富汗人损失的每一分钱，最终都将由无计可施的美国纳税人来买单。”解决问题的关键远不止是增加经济进账，还包括彻底重建政治秩序。
按照这位退役五星上将的想法，特朗普总统应当把美国司法部、缉毒局、海关、国务院禁毒与国际执法事务局以及联邦调查局的精英团队派遣到喀布尔，越过阿富汗政府、直接逮捕走私和贪腐要犯，将他们引渡回美国受审，并敦促加尼政府尽快通过一系列新的惩戒经济犯罪法。但对像阿克拉契这样的聪明人来说，他更关心自己能从一地鸡毛的时局中获得什么。临别前，这位经济学博士用真诚的语气再三向我追问道：
“会有中国企业看到我们的诚意，对不对？您能帮助我发表一篇关于中阿经济合作前景的论文吗？”
永不退休的人
和中年时代那些横眉怒目、满脸戾气的照片相比，今天坐在我面前的老希克马蒂亚尔更像是一位大学教授。他戴起了老花眼镜，灰白色络腮胡须和鬓角梳理得整整齐齐，语速慢条斯理。陪伴在他两侧的有伊斯兰党的几位创党元老、他本人的三个儿子以及曾被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囚禁于黑狱达6年之久的女婿盖拉特·巴赫尔；没有荷枪实弹的卫队，也没有迷彩服和RPG火箭筒。事实上，若不是这次新闻发布会选在了一处坚固幽暗的地堡中举行，它和那些正常国家的政党领袖见面会几乎毫无二致：从形式到内容都是如此。“倘若您的父亲是出生在一个万事井然有序的和平国家，他的好口才会更有用武之地的。”我向40岁的贾迈勒·贾马鲁丁·希克马蒂亚尔（Jamal Jamaluddin Hikmatyar）感慨道，他是伊斯兰党的后备团体“青年改革组织”的发起人。但出生于巴基斯坦的贾迈勒对此并不完全赞同：“希克马蒂亚尔家族在阿富汗政坛的影响力并不是靠言辞取得的。我们的支持者很清楚他们希望获得什么，而我父亲比其他政治家更不容易妥协。”
除去“不妥协”或许确凿无误外，这番陈述中的每一个字眼都充满了自我粉饰的意味。在识字率长期低于30%的阿富汗，普通民众拥有的仅仅是朴素的民生诉求，而不是迂阔抽象的政治理念。那些思想和主义，那些从阿拉伯世界漂洋过海而来的激进政治学说，最初仅仅是少数精英知识分子的自娱自乐。在苏联入侵前夜的1978年，阿富汗高等院校每年的入学人数刚刚突破2万人；累计不超过20万的大学毕业生，加上1万多名留学归国人员，就是这个1500万人口的国家仅有的知识精英。和终日与羊群、礼拜为伴的父辈们相比，这些年轻人与他们在欧洲的同龄人拥有更多共同点：一样乐于挑战传统，一样躁动不安，也一样渴望改变世界。区别在于，1968年席卷西欧的学生运动最终变成了一场“茶杯风暴”，而在阿富汗出现的却是天翻地覆。
1968 年，28 岁的布尔汉努丁· 拉巴尼（Burhanuddin Rabbani）从埃及学成归来，成为喀布尔大学最年轻的宗教学教授。由他传递回国的还有穆斯林兄弟会的秘密结社理念，以及埃及诗人、激进思想家赛义德·库特布的著作《里程碑》。在中东世界，库特布主义是作为埃及总统纳赛尔倡导的阿拉伯社会主义的对立面被提出来的；它针对阿拉伯国家在1967年“六月战争”中的惨败，鼓吹摒弃“扶植犹太人”的美国和“无神论者”苏联的影响，回到原初伊斯兰教法，通过宗教激进主义来为穆斯林国家谋求出路。而20世纪70年代的阿富汗，恰好处在与之类似的历史语境中：随着查希尔国王在1973年被革命推翻，新上台的达乌德政权越来越倾向于引入苏联式的计划经济和苏联资本，仿照苏共模式建立的阿富汗人民党也开始在政坛崭露头角。对喀布尔大学那些年轻的库特布主义者来说，即将开始的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实验——首先将亲莫斯科势力从全国驱逐出去，随后依照库特布的指引，从无到有地建设一个融合了宗教激进主义与现代工业经济的新国家。
1969年，库特布主义地下社团“伊斯兰青年团”取得了喀布尔大学学生会的实际控制权。在随后的几年里，校园变成了形形色色激进思想的辩论场；从库特布主义、斯大林主义到抵制工业文明的伊赫万主义，千奇百怪的外来学说都在年轻人中俘获了自己的信徒，彼此攻讦不休。那些拥有稳定民主传统的国家会把这类论战当作有益的政治锻炼，但在依旧深受中亚仇杀风气影响的阿富汗，口舌之争很快演变成了你死我活的个人冲突。1972年，23岁的工学院学生希克马蒂亚尔在械斗中打死了自己的校友、信仰激进共产主义的年轻诗人索罕丹。3年后，他又企图暗杀同为工学院学生和库特布主义者的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Ahmad Shah Massoud）。达乌德政府对这场发端于象牙塔内的青年革命头痛不已，下令逮捕拉巴尼、希克马蒂亚尔等人。后者流亡到巴基斯坦，在白沙瓦组建了自己的民兵组织“古勒卜丁伊斯兰党”，开始投入武装反政府活动。
在思想源流上，最近40多年里阿富汗所遭遇的军事冲突绝不仅仅反映了本土抵抗者与外来入侵者之间的矛盾。远在1975～1978年，代表苏式社会主义影响的达乌德政权和人民党当局已经与库特布主义者领导的游击队爆发了局部内战。而在苏军撤出之后的1992～1996年，库特布主义内部的两大军事集团——希克马蒂亚尔的伊斯兰党和马苏德、拉巴尼旗下的伊斯兰促进会（Jamiat-e Islami）又进行了长达4年的全面内战，并直接带来了塔利班运动的兴起。在每一场冲突中，希克马蒂亚尔都是主角。伊斯兰政治学研究者、佛罗伦萨欧洲大学学院（EUI）教授奥利维尔·罗伊（Olivier Roy）对此提供了一种解释：马苏德和拉巴尼的少数民族（塔吉克人）背景使他们更倾向于温和、渐进地建立库特布主义政体。而希克马蒂亚尔不仅拥有身为普什图人的傲慢，而且较早受到了伊朗革命的启发，坚信仅靠一支由少数精英建立的革命武装便足以夺取全国政权。正是他率先开创了在边境地区建立训练营、招募流亡者和难民组建武装力量的模式，并率先接受巴基斯坦政府的资金和军火援助；也是他唤起了普什图民族主义者的野心，使内战进一步异化为族群间冲突甚至屠杀。
在这场交织着毒品、金钱、结盟和背叛的权力游戏中，穆贾希丁们身上最初的理想主义色彩逐渐褪去。库特布对建立理想伊斯兰社会的热望（尽管未必明智）已经荡然无存，留下的只有野心、贪婪、党同伐异和极度的不宽容。在这种背景下，塔利班运动的兴起遂变得顺理成章：和库特布主义催生出的知识分子型军阀不同，起家于“阿富巴”难民营中的塔利班有着更强的反智色彩。事实上，普什图语“塔利班”（Taliban）一词的字面意思便是“学生们”——一群出生于边境难民营、仅仅在免费提供食宿的宗教学校中接受过《古兰经》授课的年轻学生。他们从未到过埃及或欧洲，对希克马蒂亚尔精通的现代工程学一无所知，但对穆贾希丁统治之下的腐败、动荡和屠杀已经深恶痛绝，而这正是当时阿富汗的主流民意。因此，从1994年夏天开始，塔利班仅仅花费两年时间就控制了阿富汗接近90%的领土。但在那之后，他们重蹈穆贾希丁的覆辙，不曾兑现关于恢复和平和繁荣的许诺，却把主要精力用在铲除“西化”印记以及贯彻一种极端复古的宗教价值观上。希克马蒂亚尔仓皇逃往故乡昆都士。在建立一个由伊斯兰党领导的普什图人主体政权的希望落空之后，巴基斯坦当局撤回了对他的支持，而他麾下的士兵争相倒向了同样由普什图人领导的塔利班。1997年，希克马蒂亚尔家族出走伊朗，在德黑兰度过了5年多不甘寂寞的寓公生活。2001年底“北约”入侵阿富汗之后，他潜回到“阿富巴”地区，与昔日的仇敌塔利班以及一度受他庇护的“基地”组织结成了某种非正式同盟，参与对政府军和“北约”部队的军事行动。2006年12月，希克马蒂亚尔告诉巴基斯坦电视台Geo News的记者：“是我帮助本·拉登逃出了托拉博拉山洞，并把他转移到安全区。”尽管已经恢复了抗苏战争时代四处流窜、不见天日的生活方式，他的语气却依然有如内阁总理，时而要求美国撤军、时而指责新政权治国无能。
希克马蒂亚尔曾经的保镖谢克尔告诉我：“将军反感自己被视为巴基斯坦代理人。他希望你们了解，即使是在2006年前后处境最艰难的那段日子里，他也没有离开阿富汗，而是居住在对他极度忠诚的东北农村。”重掌中央政权的可能性随着时间推移变得微乎其微，要求外国军队立即撤出同样成为一句大话；最终，希克马蒂亚尔选择了实用主义的生存智慧：2016年9月29日，伊斯兰党与加尼政府签署和平协议，承诺放下武器、作为一个普通政党回归公共政治生活。在阿富汗人民院的249个议席中，该党拥有16席，仅次于拉巴尼创建的伊斯兰促进会。在销声匿迹近20年之后，希克马蒂亚尔回到了喀布尔，与加尼总统一同出现在许多政治集会以及礼拜活动中。在马苏德和拉巴尼相继遇刺之后，他已经是最后几位在世的大穆贾希丁之一。一群年轻的喀布尔市民在和平协议签署地附近举行了抗议示威——距离由希克马蒂亚尔挑起的喀布尔围城战过去还不到25年；那5万名在激战中丧生的无辜贫民的亲属，依然对这位留着大胡子的普什图人记忆犹新。
1.在四十柱宫附近的一处巴扎（市场），希克马蒂亚尔曾经的保镖沙克尔·艾哈迈德与朋友们围坐在一起
2.伊斯兰党后备团体“青年改革组织”发起人、前总理之子贾迈勒·贾马鲁丁·希克马蒂亚尔
3.阿什拉夫·加尼在战后重建初期曾经担任过卡尔扎伊政府的财政部长，2014年在第三届总统大选中胜出，执政至今（视觉中国供图）“一个整整40年都在从事战争的老兵，能够适应和平年代的政治生活吗？”我向贾迈勒提出了质疑。
“请相信我父亲的诚意。”这位出生在巴基斯坦、和父亲一样学习过工程学的中年人告诉我，“在普什图人群体中，‘希克马蒂亚尔’依然是一个有号召力的姓氏。他的政治经验和折冲樽俎能力，可以为政府与塔利班之间的和谈提供帮助。今天的这次发布会，则是为了在阿富汗建立更公平、合理的选举制度。更何况，今天的伊斯兰党依靠的已经不只是手持步枪的老兵。我们正在招募更多年轻人，以利用他们的知识和国际视野。”
作为父亲的新闻发言人，贾迈勒占用了全部40分钟单独谈话的时间。他告诉我，希克马蒂亚尔本人十分愿意接受我的访谈，但需要在一个星期之后：此刻，他正在斡旋一桩极为棘手的政治纠纷。
墙上的风筝
“为何我遇到的所有人都如此仇恨阿什拉夫·加尼（Ashraf Ghani）总统？”太阳落山之前，我在舍尔浦的一家咖啡店里询问拜拉特。街道上游行的乌兹别克人队伍刚刚散去，在2018年夏天，这是阿富汗最新的一桩政治风波：普什图人加尼与第一副总统、乌兹别克裔军阀杜斯塔姆（Abdul Rashid Dostum）之间的冷战。希克马蒂亚尔口中那桩待调解的“纠纷”，正是指这场风波。从政府官员到升斗小民，几乎所有人都在暗示：安全形势的恶化和外国资本的撤出要归咎于加尼。而精通三国外语的记者拜拉特看上去会提供更中立的解释。
“加尼的全部问题都在于，他基本是一个外来户，没有人和他站在一边。”拜拉特看上去忧心忡忡，“卡尔扎伊是后塔利班时代政治秩序的实际运作者。他有一批普什图族上层人士作为基本盘，又把那些穆贾希丁军阀——马苏德的兄弟、伊斯梅尔·汗、杜斯塔姆等等——召进了政府，许以高位，从而控制了外省势力。通过在第二个任期内结交巴基斯坦和伊朗，并且做出一副不惜与美国为敌的姿态，卡尔扎伊成功地将他自己的形象和阿富汗的国家尊严捆绑到了一起。没有人敢再置喙他的腐败问题，因为他已经成了民族英雄。加尼不一样，他在美国生活和工作了20多年，在本地毫无根基。一旦手握兵权的杜斯塔姆和他翻脸，与巴基斯坦的关系又趋向冷淡，卡尔扎伊留下的烂摊子就会在他任内进一步腐烂发酵。你们听到的那些谩骂之声大部分来自他的政敌：在阿富汗，懵懂的老百姓是不会有多么深刻的政治见解的，他们总是被几个大人物领着走。”
在达鲁阿曼宫废墟附近的一处岗哨，三名阿富汗国民军士兵正在煮茶在2002年为过渡时期的阿富汗筹备一部新宪法和一个新政府之际，由联合国安理会和八国集团（阿富汗的6个邻国加上美国、俄罗斯）组成的国际阵营实际上面临一组互相矛盾的目标：从维护少数族裔权利、增加新政权合法性以及承认固有均势的需求出发，应当建立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新政体，避免一家独大。对已经形成事实割据状态的塔吉克族、乌兹别克族和哈扎拉族聚居区，可以考虑允许其自治，从而形成全新的联邦制格局。但对当时同时身陷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的小布什政府来说，只有迅速建立一个行政力量至上的新政权，接过由国际力量承担的安全和财政义务，才能在较短时间内稳定住阿富汗的全国局势，减轻美国在“反恐战争”中面临的巨大压力。最终，现实需求压倒了理想化的设计，阿富汗在2004年1月通过了一部全世界集权程度最高的新宪法，并于同年10月9日匆匆举行了1988年以来的第一次全国性选举。
职业外交官哈米德·卡尔扎伊（Hamid Karzai）从一众候选人中脱颖而出。这位普什图人出身杜兰尼王室坎大哈分支，担任过穆贾希丁政权的外交部副部长，曾在欧美各国为马苏德的“北方联盟”部队争取财政和外交支持，因此同时获得了君主派、普什图人上层、军阀势力和美国政府的支持。尽管一度被讥讽为政令不出首都的“喀布尔市长”，但卡尔扎伊很快展现出了他长袖善舞的手腕：与普什图族大部落和穆贾希丁军阀有关的社会名流被延揽进了政府，或者担任内阁要职、或者成为省长，从而在新政权和割据势力之间建立了一个暧昧的同盟。在经济和社会重建上，卡尔扎伊鼓励外国资本进入阿富汗市场，并为获取国际援助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游说，但在重建法制和肃清腐败方面进展缓慢。在2009年疑窦重重的第二届总统选举中，卡尔扎伊在竞争对手阿卜杜拉·阿卜杜拉愤而退出的情况下自行宣布赢得连任。独立调查机构选举诉讼委员会（ECC）根据抽样统计结果得出结论：在有效投票数量尚不足460万的情况下，有28%的选票存在伪造和贿买嫌疑。
但卡尔扎伊自有全身而退之策。在第二个总统任期内，他毫无先兆地变成了一名民粹主义者，矛头直接指向要求他分散权力和打击腐败的美国奥巴马政府。恐怖袭击无法平息的责任被推卸给了外国驻军，美军飞机在空袭“伊斯兰国”控制区时误伤阿富汗平民的画面在电视台被反复播放，“北约”反恐部队甚至在喀布尔抓到了一名巴基斯坦塔利班（阿富汗塔利班的衍生分支）的高级官员：此人奉命前来与卡尔扎伊当局举行秘密谈判，以便在阿方的资助下给邻国巴基斯坦制造麻烦。由于卡尔扎伊坚持要求奥巴马承认“美国在十多年的军事行动中对阿富汗人民犯下的错误”，暴怒的美国国务卿克里在2013年11月几乎打算放弃续签与阿富汗的双边安全协议。但在权衡利弊之后，做出妥协的是美国人：从那时起到2024年，华盛顿当局依然需要给予阿富汗每年超过40亿美元的安全援助款项，同时1万余人的国际支援部队（RSM）也将继续驻扎在该国。
世界银行第一位阿富汗籍经济学家加尼在2014年接过了总统之职，却发现刚刚度过了第一个十年的民选政府正在迅速走向崩塌。与卡尔扎伊家族有关的喀布尔银行在2010年因为8.5亿美元国际援助资金被盗用几乎宣告破产，信息和文化部前部长拉欣被发现涉嫌贪污超过100万美元的文物保护善款，著名穆贾希丁卡迪尔之子则卷入了一桩2.69亿美元的面粉走私案。继塔利班残余势力之后，“伊斯兰国呼罗珊省分支”也在东北边境兴起，不断制造针对政府机关和外籍人士的自杀性爆炸事件。在担任卡尔扎伊政府的财政部长期间，加尼曾被视为亚洲最优秀的经济学家之一，但那些由他一手引入阿富汗的跨国企业和资本如今却在快速出逃。
在2018年这个风波迭起的夏天，内部分裂已经使加尼在明年赢得连任的希望变得极度渺茫。第一副总统杜斯塔姆在2017年因为卷入一桩政治绑架和虐待案，远避到土耳其隔岸观火。加尼要求将他引渡回国受审，却招来了乌兹别克裔军人的兵变和示威游行。出面调解的是永不退休的老希克马蒂亚尔：他愿意凭借与那位大军阀的私交，说服他先行回国、接受司法调查；交换条件则是修改将在今年10月举行的国民议会人民院选举的投票规则。根据2005年制定的选举法，人民院的议席分配并不基于党派得票率，各党候选人只能在单一选区报名参选，这无疑削弱了受到部落领袖和割据武装支持的主要大党的优势。故而在这场府院之争中，几乎所有老资格党派都支持希克马蒂亚尔的提议，要求将1/3的议席改为按政党得票数分配。他们的领导人拥有一系列令人耳熟能详的家族姓氏：拉巴尼的儿子萨拉赫丁，马苏德的弟弟艾哈迈德，以及贾迈勒·希克马蒂亚尔。讽刺的是，由于2002年以来历届政府混乱的管理，仅有1200万法定选民的阿富汗却有超过2000万张有效的身份登记证件在流通，这使得希克马蒂亚尔在7月17日的新闻会上怒不可遏，斥责加尼企图舞弊。
结束与拜拉特的谈话之后，司机谢克尔邀请我们造访他家的小院。这位曾经的伊斯兰党战士、希克马蒂亚尔的前保镖在2008年短暂离开过他的老上司，孤身一人前往迪拜打零工。在异国他乡感受到的善意使他决心结束战场生涯，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过完余生。在那之后，他和妻子陆续有了四个女儿，并在2017年迎来了第一个健康的男婴。当我们踏进奥玛拉汗山上的贫民窟时，谢克尔正把这个孩子抱在怀中。他说那是他的生命、他的希望；他要努力活下去，看着儿子长大成人、读书识字，开启一种与他本人完全不同的人生。
在谢克尔家客厅的墙上，挂着一只修补过的橘红色风筝。在塔利班统治的岁月里，放风筝这种阿富汗传统的休闲活动曾经被完全禁绝，直到2002年以后才重新回到喀布尔。几个月之前，谢克尔的大女儿从山路上捡回这只风筝，预备有一天可以和弟弟一起带着它登上山顶。但那是很久以后的事：在这个还在牙牙学语的婴儿长大之前，风筝仍旧会安静地待在墙头，挨过喀布尔一个又一个漫长的夏天。
7月27日，我在迪拜读到了一则简讯：在我们离开喀布尔之后第二天，杜斯塔姆终于从土耳其回国。当迎接他的车队离开喀布尔机场之后，一名“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在候机厅引爆了炸弹背心，造成64人伤亡。
又过了三天，我在北京接到了伊斯兰党总部一位秘书的电话：“希克马蒂亚尔将军现在随时可以接受你的专访。将军非常愿意和年轻人交谈，他认为改变阿富汗的希望寄托在年轻人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