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地出门》：美国城市的贫穷与暴利
《扫地出门：美国城市的贫穷与暴利》聚焦美国愈演愈烈的住房问题——房价持续上涨、生活成本不断上升，收入却停滞不前，甚至不增反减。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马修·德斯蒙德住进了密尔沃基南部的一个拖车营，记录濒临被驱逐群体的日常生活。
本书记录了八个家庭的身影与足迹——有黑人家庭，有白人家庭，有人携家带口，有人孑然一身——所有人都被卷入驱逐的风暴中。驱逐连带的后果不容小觑：一旦没了栖身之所，许多家庭的下一站就是收容所、废弃的空屋，甚至有人会流落街头。
尽管这本书的背景是密尔沃基，里面的故事却是整个美国的缩影。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看过这本书后说，“相较我读过的其他书籍，《扫地出门》使我更清楚地理解在美国做穷人是什么滋味”。
家：驱逐与占有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谢伦娜·塔弗（Sherrena Tarver）觉得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发财良机。谢伦娜是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为数极少的黑人全职房东之一，靠出租房屋赚钱。次贷危机后，她以每月一套房的速度在贫民区置产。贫民区里大量家庭因为不能按期付按揭，被扫地出门，房价跌至低谷。被扫地出门的家庭不得不租房，所以房租不降反升。
谢伦娜买的这些房子特别便宜，因为它们没什么升值空间。但在黑人贫民区的房租又高得出奇。穷人买不起房，只好租；再者，他们（特别是黑人）在别处租不到房，只能在贫民区里租。贫民区因而成了租房生意的一脉金矿：不少在富人郊区赔了本的房东，都指望着在这里把钱捞回来。
然而，在贫民区出租房产也有它的问题：穷人没钱。很多穷人靠联邦政府发的救济金过活；有时候房租要吃掉家庭总收入的70%，所以他们不时拖欠房租，所以他们不断被逐出家门。
驱逐致使贫困不断恶化
《扫地出门》一书解释了，强行驱逐是将一些人的贫困转化成另一些人的超额利润的关键环节。2009年至2011年间，密尔沃基市每8名房客中至少有1人经历过强制性搬迁。2012年，纽约市的法院每天都会判出将近80笔以未缴租为由的驱逐令。被驱逐过的房客因为有了这个记录，很难再租到好房子。他们只能住进条件更为恶劣的社区。贫穷、暴力、毒品进而聚集到了一起。为保证按时缴租、不再被驱逐，他们更要节衣缩食。这样，驱逐不仅是贫困的结果，还是致使贫困不断恶化的原因。贫穷能够成为利润的源泉，并不是因为穷人被剥削，而是因为他们不断突破自己生存条件的底线——吃本来不能吃的东西，住本来不适合住的地方——为没有价值的房子创造出不菲的租金收入。驱逐是不断突破底线的重要驱动力。
《扫地出门》是一部非常严肃的学术著作。但是，它又和通常意义上的学术著作很不一样；这里没有理论假设、没有框架，甚至没有概念。整本书像是一部深度的纪录片，从一个场景推移至另一个场景。作者马修·德斯蒙德（Matthew Desmond）直白而细致的描写有如特写镜头，把各个人物的表情语气、所感所思直接呈现给我们。诸多具体场景叠加在一起，逐渐呈现出强制驱逐这一现象的历史、制度和结构特征，及其后果。
马修告诉我，他要把这本书写成一个道德批判。这个道德批判的主要基础，如书在结语部分中强调，是认为家居（home）是生活意义的载体。“家是我们生活的重心。家是避风港，是我们忙完学习工作之余、在街头历劫种种之后的去处。有人说在家里，我们可以‘做自己’。只要离开家，我们就会化身为另外一个人。只有回到家，我们才会褪下面具。”他还援引法国政治学者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的话：“要逼着一个人站出来关心整个国家的事务，谈何容易？但如果说到要在他家门前开一条路，他就会立刻感觉到这件公共意义上的小事会对他的切身利益产生巨大的影响。”
马修对家居的阐释，很多中国读者听来可能像丝竹入耳。而书中记录的被驱逐的悲惨故事，更让一些读者感到买房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只有占有了房，才不会被驱逐。一张房产证，意味着安全、尊严、自我、意义，意味着可以放松地去参加同学会。中国的私人住宅拥有率领跑全世界（90%），要比典型的福利国家瑞士（43%）高出一倍左右，也远高于日本（62%）、韩国（57%）等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上较为超前的国家。
“房奴”比无家可归者更好吗？
我读大学前的十八年人生是在两个完全没有产权证的家度过的。一个是我外祖父所在工厂的宿舍，由码头边的仓库改建而成；另一个则在我母亲工作的中学，由教室改建的宿舍。虽然我们不必担心被驱逐，但要是单位要我们搬，我们也必须搬。我并不觉得，在仓库和教室改建而成的家中居住的我们，不算是完整的人。现在身边的“炒房团”，尤其是从我们这一代开始的“房奴”，过得也并不比我们舒心。
有人可能会说，“房奴”总比无家可归者好。如果人人都成为“房奴”，没有人被驱逐，岂不是很好？事实可能没那么简单。当作为基本生活资料的家成为被占有的资产，占有的逻辑可能会不断强化和扩张，不断产生新的排斥和驱逐。驱逐是占有的前提。驱逐也是占有者维持、提升占有物价值的手段。如果没有排斥和驱逐，就不会有额外的市场价值。倒过来，驱逐又成为占有的动力。
我们渴望占有，是因为我们害怕被驱逐。历史上，对占有的渴望和面临的驱逐风险是成正比的。“家天堂”的意识比较盛行的年代，比如维多利亚的英国和现在的美国，也是无家可归者数量剧增的时期。在住房问题解决得比较好的西欧，“家天堂”的意识则相对薄弱。上世纪60和70年代，“人人有房住”的公共政策在西欧取得长足发展；当地的年轻人很少会动买房的念头。
如今，被正式占有的房产进一步升值。这种情况刺激着更多的人去占有，以防再被“扫地出门”。在美国，认为占有房产是天经地义、提倡“人人成为业主”的意识形态，和大规模的驱逐现象是紧密相联的。《扫地出门》告诉我们：2008年，联邦政府花在直接租房补贴上的金额不足402亿，但业主拿到的税务优惠竟高达1710亿美元。这个数目相当于教育部、退伍军人事务部、国土安全部、司法部与农业部在当年的预算总和。美国每年在业主津贴上的投入，包括房贷利息扣抵与资本利得豁免，是全美租房券政策成本预估的三倍。占有者的利益远远压过了居住者的利益。如果“人人有房住”成了主流信条，那么政策可能就会向居住者倾斜，驱逐可能不会那么普遍。
占有者保护资产价值的动机，也在促进驱逐。美国大量的房客被扫地出门，原因不是房子不够。就密尔沃基而言，其人口在1960年是74万，现在却不到60万。驱逐数量的增加与房源的相对宽松是同时出现的。为什么空出来的房子不能成为被驱逐者的家园？占有者不愿意。我10万买下来的房子，白给别人住，岂不是降低了房子的价值？不许房产降价，直接动机是保护自己投资的价值。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就是不许那些比我穷的人拥有和我一样的房子。宁可让房子空着，也不能让别人便宜地住。业主当然不是坏人；然而，一旦必需品成为利润的源泉，对利润的追逐就难免沦为“要命”的肉搏。
当起居空间成为被占有的资产，本来自然的人际关系和不成问题的人的存在价值，也成了问题，被异化为要通过奋斗去“证明”、去追求的对象。房产证现在是你人之为人的一个基础。没有房产，年轻人找不到对象；不能帮子女买房，父母内疚自责，可能还会被自己的孩子埋怨。
“家是最后的圣土”、“风可进，雨可进，国王不可进”、“有恒产者有恒心”，这些说法将私有住宅的意义提高到了政治层面。但是，如果你买不起房、动不动被驱逐，国王进不进你的房又有什么意义？有产者确实可能趋于保守，但是说只有买了房的人才有公德心、原则心，这完全不能被历史经验证明。把对房产的占有理解为民主的条件，更是臆断。
我完全同意马修对居住权的强调。人人有房住，就是居住权。但是居住权之所以重要，无非是因为有个地方住和有碗饭吃、有口水喝一样，是人的基本需求。如果把家提到人性、意义、精神、民主的层次，在今天的语境下，就可能在为双重异化添油加醋了。人性、意义、精神、民主，只能靠人的普遍社会联系和社会交往实现，家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把家神圣化，也是把家和社会分割开来，甚至对立起来。正是因为我们失去了公共感，我们把家绝对化成为一个私人祭坛。如果家是我们“忙完学习工作之余、在街头历劫种种之后的去处”，那么，工作越折磨、学校越有压力，街头越危险，家就越显得温馨而珍贵。也许，我们生活在这样的循环里：为了买房安家，我们承受更多的工作折磨；工作折磨又让家居这个避风港显得愈加宝贵。于是，人之为人的基本需求（住所）成了我们全力拼搏的目标，实现人之为人的基本手段（工作、学习、在街上和人相遇交流）成了折磨和负担。
占有者，是驱逐者，也是被驱逐者——从安详、得体、自洽的生存状态中被驱逐。敢于不占有，在不占有的前提下享受生活，精神昂扬地过好每一天，这也许会是这个时代的最大的革命。向成长中的勇敢的“我革命”者致敬。
● 摘自《扫地出门》；有删减，小标系编者所加
美国的贫民窟（@视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