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警方的潦草办案,让廖海军和家人背负上了杀人凶手的罪名。他和父母申诉、上访、找媒体,最终才换得自由。20年后,被害者家属韩建敏也试图以这种方式为女儿和侄女讨个公道,找到真凶。
七次退侦
2018年8月9日上午宣判无罪的一瞬间,廖海军觉得自己的心有针刺的感觉。他很蒙,就像2010年突然被取保候审的那天,脑袋里什么都想不起来。来之前,他心里就有了结果,他知道自己会被判无罪,但没听到法官宣判时的那一句话,他觉得自己和父母接近20年的冤屈不能画上一个实打实的句号。“宣判后,别人才知道我是冤枉的,我的父母是冤枉的。”他的父母都已经去世,没能等到翻案的这天。
2010年4月,廖海军被从监狱里取保候审出来,在此之前,他曾被判无期徒刑,后来坐了11年的牢。从监狱里出来后,他找了工作,结了婚,还有了一个2岁的女儿。妻子对他很好,不在意他的过去,也支持他进行申诉。在外人看来,这个35岁男人的生活,甚至有着更多的温馨和睦。他的律师也安慰他说,你是“最自由的嫌疑人”。但廖海军知道自己是跟别人不一样的。“我一天没有收到无罪判决书,这个事情就压在我的心里一天。”2.韩建敏回忆起女儿,陷入了悲痛
3.廖海军生活的辛集村然而,即使到现在,廖海军都说不清楚为什么自己会被当作杀人凶手。他还记得19年前警察去他家抓人的情形。当时,他一手骑着自行车,一手抱着从游戏厅借来的游戏机,满心欢喜地往家里奔着。这是他好不容易从老板那求来的,他爱玩游戏,没事时总爱往街对面的游戏厅跑。刚拐进家门口的巷道,他就看到了家门口的警车。他推门进去,院子里都是警察,还有围着看热闹的人。
“你叫王军(廖海军的母亲是改嫁到河北的,王军是他的曾用名)吗?”一个警察问了他一句。
“是。”他连游戏机都没来得及放下,就被带走了。
那时候,廖海军刚满16岁。他自小生得瘦弱,身高刚过1.6米,体重只有七八十斤。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仍记得参与审讯的警察里有一个高而胖的男人,能够轻而易举地拎起瘦小的他。对方让他交代杀人的经过,廖海军有些蒙,他不明白警察为什么会认定是他杀的人。
被害的是村里陆永胜兄弟的两个闺女,都是10岁。一个星期前,两个女孩中午上学后再也没有回来。两天后,警察在村东头的废井里找到了两个孩子的尸体。法医对尸体做了鉴定,并判断两个受害者是被人用锐器砍击头颈部位,致严重颅脑损伤、颈部损伤死亡。
陆永胜也不清楚警方是怎么锁定廖海军的。当年刊登在当地名为《开滦日报·唐山公安周刊》上的一篇报道详细记载了警察的办案思路。报道上指出了警察办案的一条重要依据:沉尸的水井位于村庄的东面,是个废井,没有轱辘和砖石砌起的高台,又远离公路;而且,捆绑尸体的绳子又是当地特有的。警方由此判断,作案人是熟悉地形的本地人。陆永胜的妻子韩建敏告诉本刊记者,在带走廖海军之前,警察挨家挨户搜索了整个新集村,甚至还带来了6只警犬,但一无所获。
在得知廖海军被带走之后,韩建敏和老公曾去公安局询问,他们有些想不明白——陆家几兄弟为人老实,跟廖海军家里一直没有过节,即使往上算到爷爷辈都是客客气气的。平时,两家都在集镇上出摊,廖海军家卖葱姜蒜,陆永胜则卖红糖、碱面之类的东西,井水不犯河水,且不说两家中间还隔了一个摊子。韩建敏对廖海军印象也不错,在她的记忆中,廖海军是个挺活泛的孩子,爱玩,跟大人孩子都能处得来,不像会杀人的孩子。
警察告诉陆永胜,等待审理的结果。过了几天,几个警察突然出现在集镇上,问周围出摊的人,廖海军家有没有和陆永胜因为出摊占位打过架。陆永胜觉得莫名其妙,还专门将警察领到以前的出摊点,指出两家摊点并不相连,根本不存在争抢摊位的问题。老实本分的陆永胜还是选择相信警方,除此之外,只有小学文化的他,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半个月后,当地媒体一篇名为《巧破水井双尸案》的报道却让陆永胜彻底失望了。报道说,廖海军是因为抢占摊位跟陆永胜发生矛盾,遂起了杀意。文章还用大段的文字阐述了当地相关部门对案件的重视——市公安局局长李元江和主管刑侦工作的副局长刘仕宝亲自率领刑警队赶赴迁西,指导侦破案件,并传达了时任市政法委副书记苏光的批示:“迁西杀人案影响较大,市、县两级公安机关要集中优势警力,力争拿下此案。”
陆永胜心里不服气,他跟家里人一次次去找公安局,表达对案件审理结果的不满,但这并没有影响迁西县公安局的决定,他们依然以原侦查结果报卷。陆永胜等人又去找检察院反映,检察院认定证据不足,退回公安局侦查。“在一审前,总共退侦了七次。”韩建敏告诉本刊,在警方第二次成立破案小组后,曾把陆永胜叫到新集镇派出所,说迁西县公安局为了案子的侦破花了十几万的经费,还让陆永胜承认跟廖海军打过架,“我们也好交差了”。
迷宫里的小白鼠
一直到去世前的几天,廖海军的母亲黄云秀还在责怪自己。19年前,警察再次来家里搜查的时候,她与对方发生了争执,还拿喂猪的水舀子打了对方两下。此后,他们全家被带走。“如果不是我打了对方两下,也不会有后来的事情。”
被带走的第二天,警方就通知韩建敏、陆永胜等人,说凶手已经找到,是村里的廖海军,而他的父母则参与了抛尸。在那份刊发的报道里,警方声称排查到廖海军家里时,警犬对廖海军东屋内的气味做出了“强烈反应”,且发现门口有大面积“喷溅血迹”,地板砖还有被擦拭的痕迹。“第一次搜查的时候,廖海军家就已经去过了,屋里屋外都掀了一遍,什么都没有发现。”韩建敏告诉本刊记者。
到了派出所后,廖海军的记忆力里只剩下了两个字——“挨打”。警察问他,死者死时穿了什么衣服,他答不上来,先是说“红色”,后来又说“黄色”,但都不对,对方就将他双手反绑起来,使劲往上抬他的胳膊肘,他受不了,又猜了一个“白色”。这次,他蒙对了,也不再被打了。
后来,廖海军就摸到了规律,如果一次回答不对,他就会加紧去想另外一个答案,直到对方满意为止。用这种规律,他相继回答了跟父母一起抛尸的过程、使用的抛尸工具,作案工具。那个时候,他觉得自己像一只陷进了巨大迷宫的小白鼠。迷宫里有着无数条通道,但只有一条可以出去。他走了一条,路不通,撞到了头,只好去换另一条。“反正慢慢走,你肯定会出去,走出去了,笔录也就完成了。”2003年7月,唐山中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廖海军无期徒刑,以包庇罪判处他的父亲廖友、母亲黄云秀5年有期徒刑。此时,一家三口被关押在看守所已经4年零7个月。
2016年刚接手廖海军再审案时,距离开庭只剩下一个星期的时间。廖海军的代理律师李长青觉得时间有些紧,还想着要不要申请延期开庭。但加班加点看完所有的案卷后,他确信这是个冤案。首先,关于杀人的过程,1999年1月25日的第一次审讯时,廖海军告诉办案人员,他是用铁管打其中一个女孩的后脑勺,对方就趴在了地上,他再去砍,对方没有反应;但在1999年11月21日时,他在回答讯问时声称,小女孩是仰躺在地上的,两个人都用手去捂脸。在杀人凶器的供述上,廖海军也多次提供了不一样的口供,他先是说是一把切猪食的旧菜刀,后来又变成了家里切菜用的刀,“杀完人后还继续使用”。
李长青告诉本刊记者,证人言辞分为有罪言辞和无罪言辞。在有罪言辞前后矛盾的前提下,李长青发现被告人和被告人之间、被告人与证人之间的无罪言辞指向廖海军和父母可能是无罪的。“他们没有作案时间。这些言论都是在相互隔离的情况下获取的,高度吻合,值得信赖。”1999年1月17日上午,廖海军和父母一起在街上卖菜,人多时他帮助父母收钱,人少时就跑到对面的游戏厅打游戏。到中午1点多的时候,廖海军的父亲买了猪血,母亲回家做饭,三人一起吃了午饭。之后,廖海军出去打麻将,母亲黄云秀则和村里人一起去理发,父亲则去修车摊修车。李长青勾画了廖海军及其父母三人当天的行动路线,他告诉本刊,当天从上午到下午,廖海军和父母都很难抽身去作案。这些都有相应的证人证言可以证明。
在所有的证据链里,促使法庭做出有罪判决的重要一项是警察在廖海军家里门板上提取的两处血迹的鉴定报告书。鉴定书是上海市公安局于2000年12月29日出具的。报告结果显示,在廖海军家门板上发现的血迹,其中一处与黄云秀具有相同的等位基因型,不排除为其所留;另外一处则显示为混合女性血迹,其中显示较强的等位基因与黄云秀相同,显示较弱的等位基因与其中一个受害女孩相同,不能排除混有这个受害女孩的血迹。“该检验结论不具有唯一确定性,‘不能排除’是什么意思,这样说来覆盖面就大了,不能作为有效的证据。”
更令李长青觉得不可思议的是,早在1999年案发后,公安部就曾经对屋内发现的血迹进行鉴定,一份显示,廖海军家床角处及木板上的血痕均不是陆甲或陆乙所留。另一份也证明,廖海军家西屋提取的血痕与陆甲、陆乙基因型不同,而与黄云秀相同。木板上、墙皮上的血痕基因型相同,与陆甲、陆乙不同,与廖友相同。“这两份鉴定已经充分说明廖友家的血迹非陆甲、陆乙所留。难道公安部的技术条件还不如上海市公安局?该报告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李长青告诉本刊记者。
等待
入狱两年后,廖海军开始写申诉书。初到监狱时,他就想写,一个好心的狱友劝他过两年再写,因为只要不写申诉书就可以减刑。减刑后,他开始为自己申诉,每周写三封信,雷打不动。写信无非是陈述自己的冤屈,有着固定的格式和模板,但隔一段时间,他就会改一改开头,加一些“信已经寄了很久了,不知现在怎么样了”之类的字眼。
等待的日子枯燥至极,且没有希望。廖海军也想过自杀,但想到母亲,他就会一点点将这个念头磨掉,有时候需要一个星期,有时则要几个月甚至半年。他的老家原在东北,母亲跟生父性格不合,经常吵架,甚至大打出手。后来,母亲离家出走去打工,待在河北安稳后,回家跟父亲离婚,想要接他回唐山。廖海军还记得,当时,父亲曾带人在后面追赶,声称要打断母亲的腿,还好他们跑得快,才躲了过去。后来,廖海军就看着狱友暗暗跟自己说:“监狱里也需要工作,他们是来坐牢的,我当自己是来赚钱的。”
2009年8月,在又一次上访后,廖海军的母亲黄云秀从最高法的信访窗口拿到了再审决定书。三个月后,这一消息才传到廖海军那里。当时他还在车间,突然被告知有人要来会见他,对方自称来自河北高院。他们递给廖海军一份《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上面白纸黑字清晰地写着两条内容:一是撤销唐山中院地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二是案件发回唐山中院重新审判。廖海军大脑一片空白,他举着那张纸高喊着回到了车间。
半年之后,廖海军的狱警通知他收拾东西,他以为是发回重审,所以要从监狱换到派出所。狱友们帮他收拾了东西,还大包小包地给他带了一堆,他们怕廖海军换到新的地方,人生地不熟会受欺负,“有东西好说话”。走到门口时,狱警告诉他,他被取保候审,可以签字回家了。他愣了,签字时手都是木的。他不敢相信地迈了下腿,觉得自己像个木偶一样。
在被宣判无罪后,廖海军到坟前拜祭父母廖海军回到了家中。11年过去了,整个村子什么都没有变,村里的房子还都是老样子,马路还是原来的土路。廖海军突然有些错觉,好像回到了16岁,那时,家里还没出事,他刚退学,最喜欢的就是去街上的游戏厅打游戏。但推开家里房门的一瞬间,他意识到时光已经过去了太久了:原本被母亲收拾得干净整洁的家里,现在到处都是灰尘,衣物乱七八糟地堆在一边。他知道,在外打工申诉的母亲无暇顾及这些,继父也在外干着建筑工地的活儿。
廖海军挽起袖子,拎起了扫帚,将屋子从里到外扫了一遍,该收拾的收拾,该扔的扔。打扫到东屋时,他只叠了被子,擦了窗户,房间的地面一点都没清理。这是曾经被认定的案发现场,就连床垫也还是当时的床垫,他出事后,父母仍在房间里居住。地面上的瓷砖还保留着当年的模样,有几块被警察敲碎了,他们曾试图从上面寻找受害者的血迹,但后来无果。“我想保持原来的样子,来的人看了都会知道,我是冤枉的,这里怎么可能是案发现场。两个人(受害人)被砍成那样,房间里怎么会没有血迹?”
收拾用了两天的时间。第三天,廖海军就跟继父出去打工了。他找工作只有一个要求,让他能有足够的时间去跑申诉就好。为此,他常选择上夜班,这样白天就有机会出去。他从不避讳自己的事情,相识的人几乎都知道他的事情。他愿意说,“知道的人多了,影响力就大了,我的案子才有翻的可能性”。他还去天涯、百度贴吧发过帖子,都没有什么回应。后来,他还开过直播,也没有几个人观看。“你会觉得很丧气,觉得翻案无望了。”廖海军告诉本刊记者,每个星期他都会给唐山中院寄一封挂号信,以防止他们忘了这个事情。
“我要继续找凶手”
2016年4月,廖海军终于等来了开庭的消息。在庭上,他见到了陆永胜和另一个女孩的母亲韩淑琴。他觉得对方变化真大,当年他入狱时,他们不过三四十岁的年纪,眼前却已经是身体佝偻的老头老太,其中,韩淑琴因为关节炎,走起路来一瘸一拐。“我也是当了父亲后,才更能体会他们当年的心情,我想帮他们抓到凶手,凶手不仅害了我们家,还害了他们家。我们三家现在跟仇人似的,但凶手说不定还看着我们乐。”
从案发到2016年开庭前的十几年内,韩建敏只跟廖海军说过一次话。那是在她接到重新开庭的电话后,她以为是诈骗电话,辗转找到了廖海军的号码来确认。电话接通的那一刻,她有些语塞,一时不知怎么开口,沉默了几秒钟,她才道出了一句:“我是你杀的那个女孩的母亲。”紧接着第二句话就是:“你能不能给我介绍媒体和律师,我想找凶手。”
撇除愤怒,从心里来说,韩建敏并不觉得廖海军是凶手。她并没有什么证据,只是出于农村人最朴素的想法,“如果警方能够确定廖海军是凶手,这个案子怎么会来回折腾这么多年”。她也在用自己的方法试图寻找真相。1999年,警方的调查说,案发当天下午3点多钟,有村民看到廖海军一家三口推着车子运送尸体到井边。这样的说法在整个村子里传开了,韩建敏就一个个人问过去,对方说,是警察让他这么说的。还有邻居说警察来抓人时,自己看到廖海军家里到处都是血迹,房间里清洗过后的肥皂水味道很浓。韩建敏就去问,对方说并没有这回事。不过,这些并没有影响村里人对廖海军是凶手的笃定。
韩建敏告诉本刊,当年陆家几口人也有怀疑的对象,那就是村里的光棍陈明(化名)。1997年,陆永胜的二嫂给陈明介绍了一个对象,陈明花了4000多元钱,但日子过了没多久,女方就跑了。因为这件事情,陈明多次去找陆家老二要求还钱,陆永胜曾经试图调解,几家摩擦很大。韩建敏等人曾将这一事情告诉了警察,他们听说陈明也被带回去做了调查,但不到12小时就被放回来了。警方告诉他们,“已经排除了陈明的嫌疑”。到现在,韩建敏等人也不知道陈明是如何被排除的。
廖海军被宣判无罪之后,陆永胜回到了家里。
他对韩建敏说:“现在公安是指望不上了,该怎么办呢?”
“黄云秀走哪步,我就走哪步。我要去告公安办案潦草。”韩建敏回答。最近,她总是会想起女儿,她还记得那天女儿去上学,临走之前还跟她挥挥手说再见。她至今还保留着女儿小时候的照片,女儿趴在她的膝头,如此信任和依赖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