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鹿特丹看楼
朱英豪：摄影师，旅行写作者当早餐桌上出现一盘三文鱼刺身时，我不禁哑然失笑。自诩精确掌握了中国客人作息时间的房东太太，把我当日本人了。让一个身在荷兰的爱沙尼亚人正确区分中国人和日本人，的确是一个过分的要求，更何况，我们本身就处在一个不好定义身份的城市里。鹿特丹没有欧洲城市常见的圆心广场、鹅卵石路和低矮的楼房。据说不少第一次踏上这个欧洲小城的美国人，看到满眼宽阔的车道和高耸的摩天大楼，都惹了思乡之情，直把杭州当汴州。
如果选择在5月拜访鹿特丹，建议不要错过14日。这一天的晚上，鹿特丹上空会出现一幅奇特的景观。那是成千上万只高射灯从地方照射云层的效果，这些灯柱勾勒出来的地图，恰好是当年德军飞机轰炸鹿特丹的范围。
1940年，鹿特丹老城被纳粹德军的飞机炸得七零八落，只剩下几栋可怜的建筑。旧世界已被摧毁，干脆重新造城。一张白纸，想盖什么就盖什么。于是，战后的鹿特丹成了世界各地建筑师的试验场，立方体、铅笔楼、排污管大楼，很多后现代主义建筑，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
鹿特丹体内流淌的先锋基因，早在19世纪末就已经凸显出来了。为了在有限的土地上安置更多的人，一座名叫白宫的高楼在距离海平面只有一米的地方拔地而起。担心这座摩天大楼倒塌，人们往地里打进去1000根混凝土桩。这栋当时欧洲最高的大楼建于 1898年，堪称摩天大楼的祖师爷。
这个城市真正的魅力，来自过去二十年的发展变化。也许是土地太少向上挣扎，也许是不甘心像汉堡一样被夹在中间，鹿特丹的历史，总是和离开、寻找纠缠在一起。
2017年初开业的NHOW酒店隶属三连体的鹿特丹大厦（De Rotterdam），名字的灵感来自穿行于荷兰和美洲航线上的一艘轮船。我住的1702房间临着马斯河，站在宽大的玻璃窗前，目光越过静静的河水，往右是伊拉斯谟大桥。伊拉莫斯，这位和达芬奇齐名的博学天才，马丁·路德的启蒙者，青年时期便离开鹿特丹，前往巴黎学习新的知识，再也没有回来。往左，不起眼的Delfshaven老城区，曾成功地躲过德军空袭，留下了现在的模样。1620年7月，曾经有一群意志坚定的分离派清教徒，在这里乘坐一艘名叫Speedwell的轮船，驶往英国和五月花号汇合，驶往美洲新大陆。
建筑师库哈斯是鹿特丹最有名望的市民之一，也是北京CCTV新大楼以及Nhow酒店的设计者。一次采访中，他表示自己厌倦故乡阿姆斯特丹那些让人搞不清方向的运河以及沉闷的街道（我特别不同意这个看法）。他说他更喜欢鹿特丹的快捷有效和活在当下。
建筑师文婷女士带我穿行在香气四溢的市集大楼里。这栋活色生香的大楼在我看来，有着强烈的亚洲血统。集市上方密集的公寓楼貌似香港、孟买等地的高层住宅，而集市开放的拱形结构又让人联想到叙利亚、伊朗那些古老嘈杂、气味悠远的大巴扎。最让人着迷的，还是大楼内部巨大的3D壁画，那些色彩斑斓的水果继承了17世纪的荷兰静物画风格。
设计方本来还考虑过一个特别市井的设计方案：让楼上的住户透过自己的窗户用绳子放下一个竹篮，从楼下某个商贩那里吊上一篮子自己爱吃的东西。这个方案流产了。新建筑太高了，出于安全考虑所有向内的窗户不能打开。一小块奶酪，兴许也能把地面上的路人砸晕呢。
我曾经在仰光市区的居民楼下目睹一条条从天而降五颜六色的细绳，上面系着当日的报纸或一杯小小的饮料。这种最市井热闹的画面，最终还是没能呈现。欧洲人过于规矩，无法做到亚洲人的随意放任。
中央车站太夺目了，拿了无数的奖。我在为它拍照的时候，旁边一个中年男子在观察我。我走过去，想知道他对这个“怪物”的感受。
“光从结构上，这是一个很好的建筑。它没有死角，如果有人在附近干点坏事，警察马上可以找到他们。”这真是一个意想不到的答案，它来自一个瘾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