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抗压能力大幅提高
汇率稳定是相对的
过去3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大致维持在6.2~6.9的箱体区间。按照发达国家汇率变动的历史看，这样的区间波动属于“基本稳定”。比如1999年欧元诞生之后，欧元兑美元汇率经历了随后9年的从1.15到0.82、再从0.82到1.60的剧烈变动。从2008年6月到2014年4月大致盘桓于1.20~1.50区间，保持基本稳定。
2014年之后，美元货币政策转向，而欧洲坚持原有甚至小幅扩大QE力度，欧元兑美元开始进入1.03到1.16区间盘桓，2017年4月之后，随着欧元准备退出QE，欧元兑美元汇率进入1.15~1.25区间盘桓。
事实上，汇率稳定都是相对的，基本是长期的区间震荡，而且波动区间有宽有窄、有高有低。同时，汇率也不取决于单一国家的政策变动，汇率波动是两个国家综合经济政策和情况的反映。比如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欧洲极度量化宽松，美国有次贷危机、欧洲有主权债务危机。这种情况下，欧元、美元谁强谁弱，从汇率（货币比价关系）上极难看清楚。欧元兑美元汇率保持较为宽幅的区间震荡，而不是单方面的大起大落。同理，也不可以单方面苛求人民币兑美元波动幅度过窄，这不仅取决于中国的政策，更取决于美元的强度变化。
有些经济学家无视美元指数不断走高的事实，一味盯住人民币变化并发出这样那样的警示，这有悖汇率变动“相对而言”的基本常识。也就是说，人民币兑美元是否会破7，取决于中美两国的政策和经济状况。因此，需要提高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容忍度。容忍度越低，人民币汇率越接近兑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
在开放条件下，汇率变动容忍度越低，中国货币政策越被束缚手脚，这是“三元悖论”的基本原理（编者注：“三元悖论”也称“三难选择”，由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就开放经济下的政策选择问题所提出，其含义是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资本的完全流动性不能同时实现，最多只能同时满足两个目标，而放弃另外一个目标）。
外汇市场变得更加理性
当然，中国企业和公众对人民币汇率变动已经习以为常了。尽管人民币一贬值，一些财经媒体上就会出现“危言耸听”的观点，但总体而言，市场已经变得更加理性。尤其是本轮贬值过程中，老百姓兑换美元的冲动远不及上次那样强烈。
为什么很多人对本币贬值有着较强烈的恐惧？这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有很大关系。亚洲金融危机就是从泰铢贬值开始，而亚洲各国的压力大都来自本币贬值。那是一段可怕的日子，但那时的东南亚国家大都采用的是“固定汇率制度”，在长期贸易逆差的过程中，本币在该贬值的时候不贬值，从而积累了很大程度的高估，招致国际空头炒家恶意攻击。
也正是金融危机的教训，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实行了“浮动汇率制度”，即使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其核心内涵也还是“浮动”。“浮动”意味着汇率更多地按照市场意愿随时调整，无需中央银行的经常性干预，这也节省了大量的外汇储备。对货币处于弱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这可能也是无奈而必然的选择，但这未必是最优选择，最优或更优的选择是创立新的货币汇率制度，这势必挑战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但难度很大，强势货币国家不会允许哪个国家游离于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之外。
中国已经实施了“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而且对日间波动容忍度已经非常大。所以，人民币抗压能力已经大幅提高。没有理由反对人民币在有序、可控的情况下贬值，哪怕是“破7”。
与此同时，必须时刻警惕人民币被恶意做空，并出现攻击性贬值的情况，且有能力对其进行反制。措施不只是抛售外汇储备这样的下策，还包括提高远期结售汇保证金，让汇率投机客即期抛售，而远期买回的成本大幅提高，这是好方法，比加息提高人民币投机成本的办法好。
不必过于担心物价问题
有人担心人民币贬值会引发国内物价上涨。
诚然，有些国家货币贬值导致物价上涨，但这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通常来说，货币贬值导致物价大幅上涨的国家，消费品的对外依存度比较高，货币贬值会导致进口商品价格更贵，从而导致物价整体上涨。
中国是个产业门类相对齐全的国家，绝大多数消费品国内都能生产，日用消费品对外依存度并不高。所以，人民币出现一定程度的贬值，不会对人们的日常生活造成太大影响。
当然，个别产品会有一定程度的影响，比如大豆、石油等对外依存度较高的产品。但这类产品国际市场价格本身波动就很大，而人民币汇率变动幅度是有限的，只要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好的购买能力，那么人民币贬值就不会导致物价剧烈变化。
因此，只要没有发生恶意攻击性的大幅贬值，就不必过于担心中国的物价问题。
有些经济学家无视美元指数不断走高的事实，一味盯住人民币变化并发出这样那样的警示，这有悖汇率变动“相对而言”的基本常识，要提高人民币汇率变化的容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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