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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央环保督察力度的加大，一些地方政府主动行动加码，布置环保专项整治工作。

在制造业重镇、曾经的“世界工厂”东莞，早在本轮环保督察“回头看”之前，就已将整治工作完全量化后以专项行动的方式布置下去。

5月17日，东莞市大气办发布《关于开展清理“散乱污”企业专项行动的通告》，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清理“散乱污”企业专项行动。据悉，5000家“散乱污”企业今年底前将被淘汰整治。

据当地媒体报道，东莞的“方案”将全市镇街（园区）分为5个任务档次，每个档次对应一类镇街，第一档至第五档的淘汰整治任务分别为350家、250家、150家、100家、50家，其中关停取缔数不少于任务数的70%。

以中堂镇为例，该镇属于此次整治任务的第四档，即淘汰整治任务为100家。目前中堂镇已发现“散乱污”企业1187家，关停取缔企业607家，整治改造企业79家，任务总数完成率686%，关停取缔任务数完成率达867.14%。

根据东莞环保局发布的数据，截至6月20日，东莞全市已完成2595家“散乱污”企业的淘汰整治，其中关停取缔2026家，整治改造569家。

窥一斑而见全豹。本轮环保整治中，作为制造业大省的广东处罚力度极大。在生态环境部披露的1月至6月全国行政处罚案件数量前十名的地市中，广东就有4个城市（广州、深圳、东莞、佛山）上榜。

从更大范围看，1月至6月，全国环境行政处罚案件共下达处罚决定书72192份，罚没款金额为58.5亿元。截至6月底，全国所有地市均有适用《环境保护法》配套办法查处的案件。

数据显示了环保整治的精准定位，也折射出了当下制造业转型发展中必须经历的阵痛。近年来，斯道拉恩索、正隆集团、利乐集团等知名制造企业，因为环保方面的原因，最终选择关闭旗下位于中国大陆的工厂。

2016年6月，苏州紫兴纸业宣布停产解散，并未按照政府规划搬迁到吴江。苏州紫兴是由世界500强企业斯道拉恩索投资并控股的高档文化用纸生产企业。该公司公告称，过去20年，工厂所在地逐渐发展成为苏州高新区商业和住宅核心地段，越来越难以维持大型企业的正常运营。

随着这家曾经的纳税大户的悄然离场，周边居民如影随形的投诉电话也一并消失了。

曾经的招商引资明星，在环保升级的大环境下，由于跟不上环保要求，变身成为污染治理的“标杆”，是这类企业的共性遭遇。不过，在产业升级的阵痛中，也隐藏着一些地方政府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因缺乏长远规划而留下的遗憾。

一位佛山利乐的员工在离开时留下的一段话在网上刷屏：“这一块区域是先有工厂还是先有民宅，又是谁只顾一时利益？现在，我们就要失业了，失业后可以说我们毫无经济来源……请社会多关心一下这群人吧，换位思考一下。”

政企的博弈还将在不断升级的环保风暴中持续。多位环保业内人士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说，未来的环保治污标准只会更严，相关企业不应心存侥幸，要提前整改。

2017年8月19日，环保部强化督察（第十轮）第七组部分成员在沧州大化TDI有限责任公司督察排放情况，“散乱污”整治是该次强化督察的重点内容之一。 新华社

4月20日，广东中山发布了《关于扩大高污染燃料禁燃区范围的通告》，高污染燃料设施需要在2019年6月30日前全部拆除或技改升级。图为5月23日，中山神湾镇的一家企业以前用的燃煤锅炉已经停用。视觉中国对各级政府而言，“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治理污染考验着他们的决心、耐心和智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李布认为，环保整治既不能放任自流，也不能矫枉过正，应设立一个可操作的标准，用渐进的方式进行整治。多出治本之策，多些精准发力，才是治理环境污染和迎接环保督察的应有之义。

“以人民满意为治理标准”——初衷很好，但无法量化、难以执行

环保督察的高压态势到了基层后，是如何体现和执行的？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自环保督察开展以来，绝大部分企业已经深刻认识到了环保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几乎所有受访企业都表示：治污是一个利国利民的大好事，高举双手赞成。

但主观的大局意识，难掩客观条件下很多中小企业面临着生死存亡的现实。

上海某家居建材企业负责人刘浪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家居建材行业有大量的中小微企业和家庭作坊，短时间无法满足国家环评工作的硬件要求，如“厂房防护距离50米以外”等。如果按照“一刀切”的标准，这些企业注定短期内无法达到要求，将持续停工停产，甚至面临倒闭的风险。“单靠规模企业是无法撑起家居建材这个产业的，一旦产业链断裂，家居建材行业的竞争优势将丧失殆尽。没有这些小微配套企业，产业链上的大中型企业也会无以为继。”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在采访中听到了不少类似案例。江苏某食品加工企业从1997年开始经营至今，并依法取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证、营业执照、纳税登记证，因为环境影响评价手续到期未延续，相关行政部门日前对企业采取强制断水、电措施，企业停产后经济损失巨大。“地方政府不管企业死活，达到关停目的就算完成任务，整改和补偿问题根本不愿与企业谈。”该企业负责人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说。

备受争议的还有，多地甚至因为环保整治出现过市民“买不到豆腐”“买不到馕”等现象。刘浪的微信签名似乎道出了中小企业主这个群体的心声：“我们支持环保，我们不是敌人，我们需要的是引导整顿与正确的执行！”

需要因企施策的，并不仅仅是刘浪这样的中小企业。对于污染大户钢铁行业，《2017年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明确提出，钢铁企业采暖季要按照企业环保绩效实施差别化的停限产措施。

“中国有宝钢、太钢这样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企业，有烧结烟气脱硫脱硝达到超低排放水平的邯钢，但还有一批污染严重、环保意识淡薄的落后企业。”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院长李新创认为，正是由于存在这样巨大的差异，停限产、去产能等政策不能“一 刀切”，必须“差异化”。李新创认为，今年差异化的环保政策还将进一步深化，倒逼环保水平落后的钢铁企业退出市场。

“最后一公里”的政策取向仍是基层政府和涉事企业的考量焦点。

例如，多地政府在关于企业停产的通知中都做出过“以人民满意为治理标准”等要求。

一位企业负责人认为，“‘人民满意’是一个无法量化、无法衡定的柔性标准，没有明确的治理和验收参数，这样可能导致从方案的制订到项目的验收，都没有明确的判定标准，从而难以执行。”

此外，多位受访对象还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反映，环保督察中的来信来电经常“变味”，甚至出现不少同行之间恶意举报的情况，建议有关方面从举报信息来源上做好精准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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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周刊》2018年第30期（7月30日）《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查出哪些问题？》www.ceweekly.cn责编：周琦 [email protected]　美编：黄河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