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武士”又回来了？
7月9 日，在2018“环太平洋”联合军演上，美加士兵在进行海上渗透训练（东方IC供图）7月20日，美国《防务新闻》记者拉特（David B.Larter）在一篇报道中披露，在7月12日进行的由美军主导的“2018环太演习”中，美国陆军首次用反舰导弹命中了一艘靶舰（退役25年的坦克登陆舰“拉辛号”）。值得注意的是，在报道里拉特强调了美陆军此举是落实美智库“战略预算评估中心”（CSBA）前主席克雷皮内维奇（Andrew Krepinevich）2015年曾提出过的一个建议：在沿第一岛链至南海的岛屿上部署反舰导弹可改变对中国的军事态势。看到这个信息，我就想到本期专栏的题目。2015年，克雷皮内维奇与CSBA高级研究员沃茨（Barry Watts）共同出版了一本曾是他们老领导的传记——《最后的武士——安德鲁·马歇尔与美国现代国防战略的形成》。马歇尔（Andrew Marshall，1921～2015）是五角大楼内部智库“净评估办公室”的创始人。在他任职该办公室主任长达40多年时间里，除了为美国赢得“冷战”创建了基本战略理论框架外，“冷战”后他还用自创的“净评估”概念和方法预测了中国崛起将成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我之所以从“2018环太演习”美陆军试射反舰导弹的新闻联想到他，是因为美陆军行为的建议者在其撰写的马歇尔传记中，记录了马歇尔“冷战”后把中国崛起作为美国战略竞争对手的思路及脉络。
简单说，按《最后的武士》一书中的描述，从“冷战”后至21世纪初，当很多美国人还未考虑到中国崛起为美国的主要军事竞争对手时（即便仅在东亚范围内），马歇尔就开始在数据基础上对中国的长期目标、战略文化、历史和中国军队不断变化的能力进行了经验性研究。在2001年小布什上任后，他应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的要求于同年2月底提出了基于优势牵引制定军事战略的四个目标：1.尽可能地保持并延长美国的军事优势；2.利用美国的主导地位获得长久和平；3.将美国的未来战争手段控制在小规模、有限范围内，并通过保持战略缓冲和海外盟友使战争远离美国本土；4.阻止或延缓主要或“同级别”竞争者的出现。但遗憾的是，由于小布什安全团队和各军种的质疑，以及随后“9·11事件”的发生，一些依据上述目标的具体措施并未在军队中得以认真贯彻。
但是在阿富汗、伊拉克战争开打后的2004年，马歇尔仍坚持确定了三个研究方向：1.聚焦于亚太军事平衡评估并强调对冲中国崛起的必要性；2.对“反介入/区域拒止”环境下军力投送的功能性评估；3.“越战”后美军在实际战斗训练中优势的持久性评估。2008年美国发生金融危机后，马歇尔又预测塑造2030～2040年安全环境的因素有：人口趋势、经济发展差异和技术发展。同时他还在此基础上预测了美国将面临的三大挑战之一是：中国的崛起及其军事现代化正在以超预期的速度进展。
值得一提的是，鉴于保密的原因，《最后的武士》一书的两位作者并未详细披露马歇尔的预测到底在奥巴马“亚太再平衡战略”下一层的军事战略及具体措施上是如何落实的。但在特朗普上任后推出的“大国竞争战略”和“印－太战略”中，多少还能感觉到有马歇尔的影子。特别是在美国把中国海军排除在“2018环太演习”之外后，美陆军第一次尝试克雷皮内维奇2015年提出的在第一岛链部署反舰导弹推行“岛屿防御战略”的举动，似乎预示着“最后的武士”影响已经深入到了美军的一线部队。
最后我想说的是，7月20日《防务新闻》那则新闻在开篇写道：美陆军有史以来首次发射反舰导弹的行为可能会引起中国人的关注。而我的关注则是——“最后的武士”又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