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姆·克兰西与核时代侦探小说
猎杀“红十月”号
作者：[美] 汤姆·克兰西
译者：张召忠 / 方宝定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
“老美国人”的复活
杰克·雷恩（Jack Ryan）可以被称为一名侦探吗？这并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
在通俗小说分类学中，汤姆·克兰西（Tom Clancy）及其创作的一系列以雷恩博士为主人公的长篇小说，通常会被归类为惊悚小说（Thriller Fiction）或间谍小说（Spy Fiction），而不是典型的、以逻辑推理为特征的侦探文学（Detective Literature）。它们之间的差异，在叙述方式和人物设定上表现得最为突出——典型的侦探文学，落笔在“探”；受害者的死亡已经成为既成事实，对作案者身份、行凶过程及其行事逻辑的抽丝剥茧式探究才是重点。而在惊悚小说，尤其是作为其子集的悬疑（Suspense）文学中，曲折离奇的情节以及由此引发的情感波动往往是为引出戏剧性的大结局而设置；虽然同样会带来“恍然大悟”的终极观感，“疑”之重心却不在过程而在结果。至于间谍小说，其主人公先天地就具有某种暴力机关（军警宪特）或政治团体成员的身份，个人意志和喜好必须服膺于抽象的国家—集体利益，可资调用的资金和组织资源也远为丰富。而在侦探文学，至少是古典时代的侦探小说中，还存在着纯粹因个人兴趣而发起的推理：这一点并不为间谍小说所认同。
但杰克·雷恩的确是一个带有古典侦探色彩的主人公：他的相貌、专业背景和行事风格都更近似19世纪的福尔摩斯，而不是詹姆斯·邦德或者杰森·伯恩。
当这位历史学博士在《猎杀“红十月”号》中第一次出场时，已经是一个身着萨维尔街定制西服、财务高度自由、由于常年缺乏锻炼而腰身略粗的中年人。他的职业身份是美国中央情报局（CIA）高级分析员，却不是因为兴趣而接受这份工作——雷恩对海军史、海洋科技和苏联政治的不凡见解使得兰利（CIA总部所在地）主动对其发出邀约，而雷恩曾经在海军陆战队学院受教育的经历、优越的财务状况以及他对为国效力的热忱使他终究无法拒绝这份工作。至于他本人认同感最强的身份标签，依然是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的一位文职教授：终日埋首故纸堆，有轻度飞行恐惧症，很久没摸过枪。
在雷恩这位“兼职”情报人员身上，马里兰人汤姆·克兰西寄托了自己曾经的职业理想。尽管在罗耀拉学院读书期间就曾加入陆军后备军官训练团（ROTC），但严重的先天性近视使他始终无缘转为现役身份。在那之后克兰西成为了一位保险经纪人，并在26岁那年认识了他未来的妻子、一家小型保险公司创始人的孙女，最终通过婚姻和商业才干实现了初步财务自由。33岁之后，克兰西开始把业余时间投入到自己素有兴趣的海军装备研究和通俗小说写作中，并曾作为著名海军史学家诺曼·波尔马（Norman Polmar）的助手从事过苏联海军问题论文的撰写。这也为他赢得了来自美国海军学会出版社的合同——1984年付梓的《猎杀“红十月”号》是该社创建110年来出版的第一部小说。编辑曾预测这部充斥着大量科技术语的厚书销量不会超过5000册，为此预付了5000美元的版税给克兰西。而它的实际发行量达到了230万册，为克兰西赚到了130万美元。
或许是出于对个人特殊经历的感念，克兰西并不打算像他的欧洲同行勒卡雷、福赛斯一样，创作一系列以职业情报人员和资深特工为主人公的惊悚小说。尽管杰克·雷恩拥有高级情报官员的职业身份，但他的精神内核首先是一个典型的“老美国人”——出生在东海岸的爱尔兰后裔家庭，笃信天主教，在崇尚个人奋斗的同时极其重视家庭生活，并且随时准备好为了国家需要贡献自己的才智。在历史上，正是具有这些身份特质的新英格兰地区殖民者领导了1775年的北美独立战争；而克兰西在两个多世纪后将他们的幽灵重新召唤出来，为的是应对他眼中空前严峻的新危机：美苏核战争的阴影笼罩在地球上空，伊朗、日本等地区大国的野心正在上升，中东极端势力已经有条件搞到小型核弹，就连狂热环保主义者也在考虑用生物武器灭绝人类……以《猎杀“红十月”号》为起点，雷恩博士横空出世，开始了他为维护美国利益而奔走四方的公职生涯。
汤姆·克兰西（视觉中国供图）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1946年发表的长篇评论文章《英国式谋杀的衰落》中，恰当地指出了1850～1925年英国大众传媒和出版业热衷于关注谋杀案件的心理动因：在一个城市化转型接近完成、社会阶层变动不再剧烈的国家，中产阶级掌握了文化产品消费的主导权。为了迎合他们对“茶杯风暴”类型的猎奇资讯——情节曲折刺激，但不至于颠覆根本价值观——的渴求，以神秘谋杀、推理探案为代表的新闻报道和侦探小说开始流行。而杰克·雷恩这个“老美国人”的复活，则是里根政府任内美国保守主义思潮复兴的缩影：为了赢得“冷战”最后胜利，美国社会需要重新召唤“国父”时代的价值观。“雷恩宇宙”则是其载体。
信息盲区与权力腐蚀
但克兰西毕竟不是一位简单的政治传教士，他捕捉到了一项对小说情节设置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背景要素：核武器的绝对毁灭性。由于美苏两国在核武实力上的相对均衡，以及确保相互摧毁（MAD）机制的存在，任何一方的任何一枚核武器离开发射架都将意味着不间断的报复升级，乃至整个人类的毁灭。此种设定之下，所谓核战略或核决策实际上变成了一种终极心理游戏：揣度对手的心理状态和抗压能力变得至关重要，并且只许猜对、不能猜错。主人公在巨大的信息盲区中，做出攸关亿万人生命的推理和评估，恰恰与侦探小说历来的精髓高度吻合。从这个意义上说，以政治惊悚小说面貌问世的“雷恩宇宙”，依然可以归类为侦探文学。
电影《猎杀“红十月”号》剧照从读者的视角出发，在《猎杀“红十月”号》一开场，雷米乌斯艇长便已下定了率领新型核潜艇叛逃美国的决心。但对小说中的诸位主人公来说，他们所掌握的仅是这场巨大赌局中的极少量直观信息，其余部分则处在深不见底的黑洞中：“红十月”号的大部分普通水兵并不知晓指挥官的惊天计划，雷米乌斯本人则全然不知艇上的某位炊事兵乃是总参谋部情报总局的特工，具备在必要时炸毁整艘潜艇的能力。跟踪“红十月”号的美国核潜艇“达拉斯号”不清楚对手已经装备了特殊的喷水推进装置，美国总统及其幕僚班底则无法确认苏联舰队的倾巢出动究竟是在寻找一艘失踪的核潜艇，还是对北约发动全面进攻的序曲。
更重要的是，对局中人来说，这些谜底永远不会被彻底解开：美苏对立的存在使得最高决策者不会把揭晓真相作为终极目标，他们关心的是如何借助事态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直到故事终末，“红十月”号如愿驶入美国港口，大部分局中人对实际发生的一切依旧懵懂不明：提前撤退的艇员们相信雷米乌斯将他们救出了一只发生核泄漏的水下棺材，自己壮烈殉职。苏联军政高层因为一场移花接木的爆炸获得了一个可接受的说辞，并庆幸自己可以保住权柄。美国人同样无法公开庆祝自己的胜利——核阴云仍未被驱散，此时过度羞辱对手实属有害无益。
懵懵懂懂闯进这个陷阱的杰克·雷恩，同样不曾摆脱信息盲区的困扰。尽管正是由于他对苏联海军人事安排变化、潜艇科技以及克里姆林宫行事逻辑的通晓，美国军政高层才得以最大限度地获得真实信息，并据此做出了于己最为有利的决策，但由于权力机器的科层制逻辑和保密需要，他始终不曾知晓“枢机主教”菲利托夫这个神秘线人的存在，从而为1988年出版的下一部杰克·雷恩系列小说《克里姆林宫的枢机主教》埋下了伏笔。而雷恩也永远无法指望因为“红十月”号事件获得公开的赞誉或表彰：这一切仍将是绝密。
古典侦探小说的主角由于神机妙算受到广泛认可和尊重，“雷恩宇宙”中的英雄却依然无法摆脱权力的百般作弄：在这一点上，克兰西并不持有“美国例外”的立场。在他笔下，苏联军政要员固然是一群毫无信仰、自私自利的小人，美国的衮衮诸公似乎也不遑多让。尽管在《猎杀“红十月”号》这部开山之作中，美国总统（未出现姓名）及其国家安全顾问杰弗里·佩尔特等人表现得精明强干、知人善任，但克兰西不止一次暗示：出于攫取权势的需要，他们可以牺牲道德原则、无所不用其极。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唐纳森为了巩固自己在国会的地位，长期向同僚和媒体泄露绝密级的军事情报；而他的助理亨德森，一名潜伏的苏联克格勃线人，则将这些信息直接进贡给莫斯科，给美国的国家利益带来了极其严重的损失。甚至连看似公允的中央情报局副局长穆尔，也有着秘密处决敌对国平民的历史污点，并且时时流露出“再干一票”的趋势。这就为日后《燃眉追击》（1989）以及《恐惧的总和》（1990）中总统公然违宪以及信用私人招致决策失误埋下了伏笔。克兰西坦白地承认了被他理想化的“美国人精神”（以雷恩作为化身）和国家机器内部无所不在的权力腐蚀之间存在的张力，但似乎无法找到令两者和平共处的方法。这位“老美国人”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倾向使他先入为主地树立了一项结论：苏联必将失败，因为他们邪恶。那么当恶之花同样开始在美国最高权力的中心绽放时，看上去只能采取最老套的安排：让雷恩这位最杰出的凡人承担最繁重的俗世责任。于是，这位现代福尔摩斯先是当上了中情局副局长（《恐惧的总和》），接着连续升任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和副总统（《荣誉之债》），随后亲自出征大选、度过了两个不连续的总统任期（《总统命令》《生死未卜》）。在他跻身权力中枢期间，美国和日本、伊朗等国先后爆发了局部战争，皆以胜利告终，但世界并未因此变得更加安宁：退休克格勃特工依然在各个角度掀起波澜，恐怖分子似乎总有办法在某个小国建立根据地，新崛起的挑战者一波又一波地涌现……拥有8000万美元家产的最高统帅雷恩博士终日殚精竭虑，时常因为压力过大而疲惫不堪。
需要敌人的世界
某种意义上，克兰西需要感谢三个人：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阁下，未来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以及在上世纪80年代还籍籍无名的奥萨马·本·拉登。正是里根在1984年底率先发现了《猎杀“红十月”号》的政治宣传意义：杰克·雷恩的“冷战斗士”形象，小说对“苏联崩溃论”的宣传，以及克兰西偏向保守的意识形态，都很对里根本人的胃口，并且与美国政府重启对苏遏制战略的时代背景不谋而合。1985年初春，刚刚开始第二个总统任期的里根亲自在白宫宴请了克兰西。几天后，他在一次电视讲话中郑重地举起一本《猎杀“红十月”号》，盛赞它“情节设置完美”“令人手不释卷”，力荐全体国民都去购买。1990年，根据该小说改编而成、由肖恩·康纳利主演的同名电影又招来了相当一批女观众的青睐，最终斩获2亿美元票房和一项奥斯卡奖。
在《克里姆林宫的枢机主教》和《恐惧的总和》中，克兰西根据他对苏联晚期高层斗争的入微观察，预测克格勃及其领导者将成为未来俄罗斯的实际话事人，这一判断在1999年的最后几个月里由于普京的崛起而获得验证。不无巧合的是，在《猎杀“红十月”号》中，被派去监视雷米乌斯、最终死于非命的那位政治副艇长恰恰叫作“伊万·普京”。而在1994年出版的《荣誉之债》中，克兰西设想了一种最极端的情形：一名日本飞行员驾驶一架波音747型民航客机，一头撞进正在举行参众两院联席会议的国会山，使美国总统和大部分国会议员死于非命。7年后“9·11”事件发生，国会特别调查委员会专门延聘克兰西作为顾问，参与讨论。
但“雷恩世界”的告别也已经不紧不慢地开始。归根到底，“冷战斗士”杰克·雷恩无法在一个没有敌人的世界里找到自己的存在价值。克兰西先入为主地把他的主人公塑造成了“美国价值观的守护者”；雷恩和他的动作版镜像约翰·克拉克（“雷恩世界”支线《彩虹六号》系列的主人公）一方面要确保他们的宗教信仰、政治观念和经济模式在异质挑战者面前能够存续，另一方面则要凸显这种美国式生活方式的优越性。为了印证这条结论，有一个邪恶的敌人做靶子是最理想的；如果找不到，就尽量创造一个。这些兼具忧患意识、高度自恋和十字军精神的情节，只有在“美国例外论”的诞生地新英格兰才能找到生存土壤，但在世界的其他部分并不会太受欢迎。上世纪90年代末，当俄美之间爆发核冲突的可能性愈发降低时，克兰西甚至不得不中断“雷恩世界”时间线的推进，掉过头去重新补写杰克·雷恩的早年经历：他也陷入了迷茫和自我怀疑。
2013年10月1日，66岁的克兰西因心脏病发作在巴尔的摩老家去世。到那时为止，杰克·雷恩系列小说获得的版税以及小说改编游戏带来的巨额收入已经使他积累起了数亿美元的财富，汤姆·克兰西这个名字也永久性地成为政治惊悚小说和新派侦探小说界令人仰视的里程碑。但与此同时，建立在核恐怖和总体战争设定基础之上的“雷恩宇宙”，已经渐渐离人们远去。《猎杀“红十月”号》的主角俄罗斯“台风”级核潜艇，目前只剩下一艘还在服役；雷恩博士乘坐过的英国“海鹞”式战斗机，已经从英国海军序列中消失。人们通过手机APP和平板电脑阅读雷恩喜爱的《国际先驱论坛报》（2013年改名为《国际纽约时报》）电子版，《荣誉之债》中还是新装备的F-22则在2011年宣告了停产。至于在“红十月”号事件中表现活跃的苏联北方舰队旗舰“基辅号”航母，它目前正停泊在中国天津，作为主题公园和酒店对游客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