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玫瑰的名字》：中世纪哲学迷宫
玫瑰的名字
作者：[意] 翁贝托·埃科
译者：沈萼梅 / 刘锡荣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版
侦探形而上
“第一位天使吹响了第一声号角，冰雹、烈火夹带着鲜血从天而降。第二位天使吹响了第二声号角，海的三分之一变成血……没有人能进入圣所，直等到那七位天使降完了七种灾难。”
这是《圣经》全书最后一篇《启示录》中描述的末日审判到来时的情景，也是小说《玫瑰的名字》中连环杀人案发生的方式：14世纪，意大利北部，一座修道院在七天内接连死去了七位修士，第一位修士的尸体在冰雪中被发现，第二位修士头朝下死在血缸之中……仿佛《启示录》的应验。
并非我有意泄露剧情。这部600余页的长篇小说的叙述严格按照时间顺序展开，正文一共七章，分别是“第一天”“第二天”……“第七天”，每小节标题则是一天中时间的细分，“申正经”“晨祷”“午时经”“夕祷”“晚祷”，这是修道院的日程表。故事刚进行到第一天中午，一位很像凶手的人物就提醒大家：“别浪费最后七天的时间了！”第二天下午，另一位很有可能是凶手的人物就明确地把凶杀案和《启示录》之间的关联说了出来。此后，剧情正如预期般发展，一位位修士按照被预言的方式死去。
既然是侦探小说，必定有一位侦探，这部书里是威廉修士，他因其他使命来到这座修道院而正巧赶上这一系列命案，于是受修道院院长之托进行调查。用作者翁贝托·埃科自己日后的评论说，这是个“遭遇了失败”的侦探。威廉虽然用自己的智慧一步步揭开了修道院的秘密，却没能阻止任何人的死亡（倒是不幸地造成了更多人的死亡），也没能战胜那位幕后凶手。凶手之所以杀人，是不希望人们看到修道院藏书馆中的一部孤本图书——这本书可能会摧垮整个神圣的基督教世界。那本书最终被凶手成功带进了坟墓。
平淡的剧情、失败的侦探，《玫瑰的名字》何以拥有如此盛名？从1980年出版至今，《玫瑰的名字》被翻译为35种文字，销售超过1600万册，对外国文学有兴趣的人多少会耳闻过这部大作的名声。虽然这部小说确实是如假包换乃至于十分标准的侦探小说，可纵观网络上的读者评论，凡是冲着侦探、悬疑的标签而去却不了解该书背景的，几乎都有“上当受骗”之感。整整一节都是哲学辩论（这样的小节在全书各章中随处可见），大量的拉丁语引文……拿起书来随意翻阅，你会认为它看起来更接近钱锺书的《管锥编》，而不是一本畅销小说。
埃科早有先见之明，他在创作谈中透露：“事实上，我的小说曾有过另一个工作用名：《修道院凶杀案》。我把它排除了，因为它只强调侦探线索，并因此会不适当地引导嗜读故事和情节的不幸读者匆匆购买一本令他们失望的书。”
小说真正吸引人的部分，或许在于埃科构建的那个中世纪修道院世界。按照他的看法，小说应当是“先有世界，后有语言”（诗歌与之相反，是“先有语言，后有世界”），重要的工作是建造起那个世界，词句随后而至，几乎是自动到来。
埃科最初的写作起点很简单：他想毒死一个修士。他手头有一份1975年时的笔记本，上面记载了生活在某个不确定的修道院的僧侣名单，除此之外别无其他。不过从这一念头出发，整个世界几乎就自然生长出来了。
翁贝托·埃科（视觉中国供图）需要一个人来调查被毒死的修士。根据埃科的设想，这位调查员最好是英国人，有很强的观察能力和对蛛丝马迹进行解读的能力。“这样的能力，我们只能到方济各修士中去寻找，并且他要晚于罗杰·培根。另外，只有在奥卡姆派修士那里才能有深入的符号理论。”于是，故事只能发生在14世纪而不是12或13世纪。若要在修道院里发生一场方济各派修士与教廷使团的会晤，则需要在1327年的11月末。因为到12月份，方济各派领袖切塞纳的米凯莱就已经前往阿维尼翁面见教皇本人了，这是史实带来的限制。而且不能是10月或者9月，因为如果要根据《启示录》杀人，则需要利用雪，意大利北部最早11月末可以下雪，还得是在山区，故事的空间也就被限定了。当然还有很多细节的设定，比如两个人物边说话边从膳厅走去庭院时，埃科是把自己设计的修道院的设计图放在眼前写的，这样等他们走到庭院时，就正好停止了对话，具有时间上的准确性。
没有人比埃科更适合搭建这个世界了。这位生于1932年，去世于2016年的意大利人不是职业小说家，更多的时间生活在学院体制内，是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教授，研究符号学、中世纪历史、基督教神学、艺术史乃至更多。因一生兴趣广泛，持续参与到当代文化讨论的第一线，他被称作“20世纪欧洲最重要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但无论标签多么多元，中世纪研究权威始终是他的主要身份。热爱历史的小说家写历史小说比比皆是，想象力丰富的历史学家写小说却少见，埃科更接近于后者。
但这不意味着《玫瑰的名字》只是一个披着虚构故事假象的中世纪历史科普读物，侦探小说的形式反而是不可替代的。埃科曾以“侦探形而上”为题专门做过讨论，他发现侦探小说，也就是纯粹的推理故事，和哲学以及更广泛的形而上思考之间有着非常根本性的联系，它们都要构建并走出符号的迷宫，都要回答一些基础问题，比如：谁之错。
这部小说也不是毫无悬念，许多悬念本身足以让对教皇与皇帝之争、基督清贫与否这些话题不感兴趣的读者不忍放弃。比如，修道院藏书馆里那本惹出祸端的书究竟是什么书？再比如，阅读过程中会猛然意识到的蹊跷之处：“玫瑰”迟迟没有出现。可这是本书书名，“玫瑰”这个词第一次出现的时候距离结尾有多远呢？
中世纪，当然
我对中世纪有不小的好奇。欧洲的这段历史如此漫长而神秘，却总是被一带而过，无论是在教科书上还是人们的脑海中。古希腊罗马哲学、艺术、政治的成就为人熟知，此后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更是永远的话题，而这之中的一千年，仿佛一段真空。“黑暗时代”（Dark Age），真的是我们能赋予的唯一描述吗？
自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以后的每一个世纪，我们能很清楚地分别，头头是道地讲出它们各自的“气质”与“性格”，有的人喜欢18世纪，有的人喜欢19世纪，都不足为奇。可对中世纪，11世纪与12世纪之间有什么区别？12世纪与13世纪之间有什么区别？倘无专门研究，几乎是茫然。长达一千年的时间，似乎只是停滞。但那时的人们是真实地在其中生活了一千年啊，他们每天想什么，如何度过？何况，理智会告诉我们中世纪不可能是停滞的，现代欧洲的诸多特征，资本主义、自然科学、民族国家，它们在中世纪之后“降生”，但必定在此前“孕育”。
带着对中世纪的好奇去阅读《玫瑰的名字》，自然成为一种极大的享受。不过，仍不轻松。很多历史背景在书中是不加解释的，例如为何在14世纪时教皇驻扎在法国的阿维尼翁而不是罗马、圣方济各会与圣多明我会这两个最著名的托钵僧会是怎样起源与分别的、那位臭名昭著的教皇约翰二十二世与世俗皇帝的关系为何如此不和、罗杰·培根与奥卡姆的威廉的哲学为何重要，这些都被视作最基本的前提而没有过多说明，而这些是故事开展的基础。几本简明的中世纪教会史和哲学史读物、《圣经》，是阅读《玫瑰的名字》时案头必备的工具书。
埃科之所以不能对背景一一加以解释，是小说的写法所限。他选择了将整本书虚拟为一部中世纪手稿，那么自然不该对中世纪人应具备的常识面面俱到地解释，否则是不合逻辑的。《玫瑰的名字》是1978年开始写作的，但埃科想让我们认为这本书是写于14世纪的。他在前言里假装自己没有写书，只是偶然发现了这份写于中世纪的手稿并做了翻译。手稿作者是梅尔克的阿德索，也就是那位“失败的侦探”威廉修士的年轻助手，当年和他一起目击了那一周里修道院的所有事情，到晚年时追述了下来。
将计就计，就把《玫瑰的名字》当作中世纪手稿而不是20世纪小说来读，或许是最好的阅读方式。书写成后，出版商曾建议埃科将前100页大大删减，因为以小说的标准来看，那位阿德索修士在回忆往昔时的絮絮叨叨与插入其中的大量历史评论和神学思考对读者实在是种消耗。埃科当然拒绝了，不仅是因为假如这真的是一份中世纪手稿，它就更该是写成这个样子的，而且他认为，“如果某个人要进修道院并且要在里面生活七天，他就应该接受它的节奏”。又如，书中唯一的一点爱情情节之后，扑面而来的是几十页的基督教中关于男女之情的神学阐释与道德反省。将其视作中世纪手稿，便不会埋怨叙述节奏被破坏，反而会庆幸体会了一位中世纪修士是如何看待所发生之事的。
至于中世纪与现代之间的关系，并不完全在人们的意料之中。埃科提过一件趣事，常有读者或评论家给他写信，认为小说中某处人物说的话太过现代，然而，“恰好每一次，在他们这样指摘的地方，我摘录的正是14世纪的文本”。
埃科反复说：“对现在的世界我只是通过电视屏幕了解，而对中世纪，我有着直接的认识”；“我随便在什么地方都能看到透明的中世纪，哪怕是在我做的看起来与中世纪毫无干系的事情中”。这不仅是知识上的追寻，更是一种情感上的动机，“我想完全成为中世纪的人并且就好像生活在我的时代一样生活在中世纪”。
按道理来讲，我没什么理由和埃科的这种情感产生共鸣，可并非如此。确实，在我的头脑中，最初与中世纪建立联系的也是对三位一体的无休止讨论、宗教裁判所的火刑柱、黑死病……可我仍有一种隐秘的向往，尤其是对修道院内修士的生活，假如允许我暂时排除理智诉说的“现实”而只考虑浪漫的想象的话。那种清苦的氛围与毕生投身于精神事业的志向，终日阅读、偶尔劳作的生活，与自我和自然成为最好的朋友，这难道不是一种最值得羡慕的人生吗？
我真切地想要到一个中世纪修道院里住上一段时间。不只是在假日里重返欧洲时预订一个修道院改建的酒店，也渴求更精神化的方式。《玫瑰的名字》在相当程度上帮我实现了这个愿望，这是我珍视这部小说的根本原因。
于是我又想起钢琴家格伦·古尔德的话：“一个人可以在丰富自己时代的同时并不属于这个时代……这是一种对个体主义的终极辩护。一个人可以创造自己的时间组合，拒绝接受时间规范所强加的任何限制。”
一个自由的人，应当拥有可以抗拒“当下”的诱惑与绑架的力量，顺遂自我心性遨游于其他时空——哪怕只是在阅读一部侦探小说的短暂的欢愉时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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