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犯罪小说 ：拍案与惊奇
京剧人物包拯，清代（ FOTOE供图）
《二刻拍案惊奇》，明末凌濛初编撰，明崇祯五年（1632年）尚友堂刊本（ FOTOE供图）“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尊一声驸马爷细听端的。曾记得端午日朝贺天子，我与你在朝房曾把话提。说起了招赘事你神色不定，我料你在原郡定有前妻。”中国历史上的“神探”，包拯认第二，恐怕没有人敢认第一。历史上的包拯，进士出身，一路升转，生前赢得清正之名。包拯的业绩多在行政和政治上，个人品行以孝廉刚直著称，死后获谥“孝肃”。在民间说唱与文学里，他却被拔高到了文曲星转世的程度，生平主要成就被改写为公正断案，为民申冤。民间赋予他超能力，说他“日审阳间，夜断阴府”，死后成为阎罗天子。《包公案》为明末成形的公案小说。在这本书里，包公或坐衙，或巡行，专门处理各式各样的奇案小案微案。哪怕是冤魂登衙求告，没有不昭雪的。别的公案小说如《施公案》《海公案》，虽然也有为地方官主政时跟地方豪强恶霸斗争，为冤魂出头的情节，主要讲的还是权力和政治斗争，涉及刑事案件的部分比重不大；只有包拯被话本和小说塑造成了行使公道惩恶扬善的光辉黑脸。
犯罪小说不是中国传统文学作品的一个流派。中国传统文学作品中，小说的分量比较轻。中国传统的犯罪小说虽然数量不多，但不是不存在，也不是没有特点，而是零碎分散，类型模糊，在几百年的时光里素材经常互相串场，改头换面出现多次。中国旧小说的消闲解闷功能很强，虽然往往是打着教化人心的幌子。罪案，巧合与神秘事件，一向是中国话本小说持久不衰的主题。数个传统短篇小说集如《三言》《二拍》，都收集了不少犯罪小说，比如《三现身包龙图断冤》《滕大尹鬼断家私》《青楼市探人踪，红花场假鬼闹》。中国的长篇小说很多都包含“故事中的故事”，甚至有不少的章节是短篇故事缝联补缀而成，最典型如《三侠五义》，开头除交代了“狸猫换太子”的奇案后，就开始大段讲述包公的神奇来历生平，和他初履官场时侦破的疑难案件。
熟人社会
与现代犯罪小说堆砌悬念的手法不同，中国的犯罪小说，故事情节往往预先交代给读者，着重刻画的是破案过程中出现的巧合、冤屈，以及柳暗花明的转折。也就是说，悬念在过程中，而不是在结果中。观众仿佛在一边读剧本，一边看主角的表演。县令大尹，作用常常只是劈破所有积聚的矛盾，引出有用的线索。在许多传统犯罪小说里，关键线索的出现，依赖见神见鬼托梦打卦。用现代的标准来看，未免有欺人之嫌，而且削弱了侦探小说最看重的推理要素。鬼神推动推理情节的发展，看似幼稚，却长期普遍存在。这可能是由中国古代社会的地理特征和行政结构决定的。
传统中国，不论是城市还是乡村地面，都是“熟人社会”。旧小说中一个普通规模的县城，最高行政权力驻扎场所是县衙。城里或城外不远有佛寺尼庵和道观，富裕的地主大户在城里和乡下都有大屋。街巷水井排列之处，还有百行百作，菜农屠户，大小生意人。地方上的赋税征收和安全职责由里长地保负责，出了盗窃人命事，里长地保要负责辨识疑犯凶身苦主。往来客商多投在客店或熟人家食宿，其他外乡口音的生人，不论是乞丐还是游方僧道，都被本地人看在眼里。大家妇女极少出门，小家妇女难免抛头露面，在街上做生活买东西。本地居民的婚姻儿女状况，都是公开的信息。男女见面说话机会不多，就算有，也时时刻刻旁边都有几双眼睛。谁与谁勾搭成奸，街上的人很快就知道了。乡村地面更是整个村的人都沾亲带故，或有亲或有仇。外乡来的手艺人，即使定居买地，过了几辈子还被认为是外乡人。
在城镇和小村庄里都有很多淳朴的人民。路过行商书生饥渴敲门，能得到热汤热水和一晚膳宿。乡村也有自行组织武装的豪门大户，仗着家中有人是退休官吏或功名在身，平日鱼肉乡里，甚至开设黑店，打劫来往客商。这样的大户，户主能跟县中最高权力长官投帖来往，一般百姓保甲里长也不敢惹他们。《二刻拍案惊奇》中的《青楼市探人踪，红花场假鬼闹》，云南的张姓儒生去四川新都县索债，结果被豪强大户将一主四仆全都杀死，埋在种红花的空场上。杀人越货不是一个人能做下来的事，多有狠仆死士代劳。出了人命案子，四周的人很快都知道了，只是没有人敢惹。若不是张生的儿子先寻到成都妓馆得了消息，告到早有心铲除恶霸的巡按察院手中，二人不是无功而返，就是也赔上两条性命。
古代中国的地方行政制度决定知县是管辖境内行政、赋税、刑事、教育等工作的总负责人，知县号称“百里侯”，责任大权力也大。封建王朝传统规定本地人不许在本地做官，必须是外地人，以抗衡强大的地方大户势力。知县上任时会带着他的亲信，通常是一些老练的刑名和钱粮师爷。好的师爷不仅擅长公文写作，还对行政操作环节了如指掌，通晓人情世故。到任以后，他的警察和低级文员队伍则是本地人。虽然知县大老爷有无上权威，但是在做官的境内却几乎是两眼一抹黑，容易被当地势力欺瞒。七品芝麻官不好做，所以有人哀叹“前生不善，今生知县”。未免矫情，也的确是因为知县苦处甚多，不如更大官好糊弄。
在这种环境里，县往往把工作重点放在收税上，因为满足朝廷的财政要求跟政绩考评挂钩最紧。办理刑事案件，如果不是有好处可以捞，是多做多错，自讨苦吃。熟人社会里的奸情和财产纠纷是官员的主要财路，欺心的长兄想霸占弟弟的财产，就在打官司的过程中给官员行重贿。这贿赂有时会弄得他们得不偿失，倾家荡产。人命刑事案体则是另外一回事：若是境内出了人命又抓不到凶手的话，报到上级处知县要担处分。公堂审问虽然可以用刑逼供，但用刑太甚死人，知县也要担处分。知县在倒霉以前，会把责任转嫁给乡约地保。所以处理刑事案时，没油水的抢劫杀人便就靠遮赖瞒骗，草草定谳；有油水的婚姻家族财产冲突就威逼榨取。公道光明，且往后放。《儿女英雄传》里，十三妹在能仁寺杀死一院子和尚，知县下乡时碰巧亲睹命案现场。如此大案抓不到真凶，知县可能乌纱不保；县里书办巧言，把尸首一股脑埋入枯井，案卷写作和尚道士争奸，互斫身死。知县报上去，还得了“卓异”的评语。这样的“乱判葫芦案”在漫长的历史中和广大的中国地面上，并不罕见。《醒世恒言》中的《十五贯戏言成巧祸》，只因刘官人的小老婆陈二姐偶遇贩丝客人崔宁，便被认为奸情所致杀夫劫财私奔。临安府草草结案，一杀一剐。直到死者的大娘子被强盗所劫，强盗说出真相，才知已冤杀二命。
电影《狄仁杰之通天帝国》剧照（视觉中国供图）鬼神精怪
在豪强大户和腐败官僚的双重重压下，市井小民甚至家道富裕但没有功名作护身符的商人，被抢被杀被诬而得灾的风险有如挥之不去的乌云。寄望于幽冥之中有不受贿的鬼神，人世间有铁面无私明察秋毫的青天，就形成了一种宗教情绪。因此以廉洁和刚正著称的包拯，被民间文学选中封神。《乌盆记》是一个奇特无双的犯罪故事。罪犯杀人动机很简单，不过是图财害命，将人杀死之后入窑焚化尸骨，骨灰和泥做成夜里方便用的乌盆。在《三侠五义》里，作者给添上许多戏剧化的细节，让捧乌盆告状的老头儿鲜活起来。乌盆两次进了大堂不敢做声，害老头儿挨打挨罚，最终都没计较，第三次终于告状成功，沉冤得雪。
张爱玲也看过《乌盆记》，并欣赏中国人对生理污秽健康直爽的态度。在中国的故事里，鬼魂现身与人交谈是常见的情节，因为鬼即是人的故事的延续。直到人的故事真正完结，鬼才会称心满意地重入轮回，正式了结上一段生命。
被神化的包青天时时有鬼神来提示推动案情的发展，不等于包拯这个半神人物不讲究证据和推理。本文开头处引用的戏词说明包拯看到陈世美谈起招赘事神色不定，包拯抓住事实进行合理推断，给了陈世美迷途知返的机会。这比电视剧里的台词包拯给陈世美看相“左眉长，右眉短；左肩高，右肩低。眉长眉短有儿女，肩高肩低必有妻”要高明许多。明末《包公案》中已有故事《乌盆子》，包公听取乌盆诉冤以后逮捕凶手，又诈出其妻口供，在家中起出赃物黄金百两，才终于定罪。
《包公案》中有一则很小的故事《割牛舌》，一直被广为传颂。有乡民发现自己的牛在放牧时舌头被割，又急又恨，遂至开封府告状。包公说你现在回家把牛杀掉卖肉给乡里，不要说是我允许的。该乡民依言回家杀牛卖肉。未几乡民的邻人也来开封府告此乡民私宰耕牛，包拯叱左右拿下，说，割牛舌的就是你。这个案子极小，但却一直流传于话本小说间。可能因为这样芥豆之微的案子断得极巧妙，而且与庶民利益相关，最能彰显传说中包拯勤于问事和铁面无私的性格。利用人性弱点和人之常情探明真相，有如所罗门王断妇人之子的故事，千载之下，仍令人动容。
儒生科场如果顺遂，进入仕途以后，多是从基层地方官做起，积累政绩，等待升迁。“猛将出于行伍，良相起于州府。”能从刑事案件中获得良好的名声，同时微妙地平衡各方势力，体现了优秀的混迹官场的才能。因此理想的官员应该有断事明白明察秋毫的能力，这也帮助了“包青天”一类的形象在民间的传播。到了封建社会末年，官场腐败与官官相护已成沉疴。刚直清廉便成了一种崇高的儒教美德，甚至被推到极端。
《老残游记》专门用很大的篇幅深刻批判了刚愎自用虚骄狂妄的清廉，认为盲目的清官断起案来比贪官还可怕，滥施刑罚，草菅人命，“万家流血顶染猩红”。无能又自大的“清官”，甚至会在不自觉的情况下成为强盗响马手中的武器。《老残游记》里塑造了一个清廉正直又人品学问上佳的白太尊白子寿，来压制自恃清廉为所欲为的酷吏刚弼。白子寿用一串对话还原了事情经过，展示出13条人命非由魏家所送月饼毒死，月饼中先前并无砒霜，当堂开释差点被判死罪的无辜父女。熟人社会，真凶早在坊间的流言中渐渐显形。老残派了个可靠的差役，在赌场妓馆中接近真凶，最终破案。
中国古代不仅不缺少犯罪小说，甚至还有真正的法医鉴证学。鉴证科学在世界范围内也是一门成形较晚的学问，因为它依靠许多方面的知识。福尔摩斯不无得意地夸口他研究过全世界的雪茄烟，能辨认出各种各样的雪茄烟灰。柯南·道尔不一定是吹牛，那时候伦敦乃至全英，不同种类的雪茄烟不外由几个公司供应，数量是有限的。烟叶的加工，烟卷的松紧粗细，燃烧以后产生的分别，实践几次以后就能心中有数。福尔摩斯用手杖抽打尸体，想看手杖会在尸体上留下什么样的伤痕。
类似的工作曾经在宋慈的《洗冤集录》中记载过。《洗冤集录》是世界上最早的法医学著作。宋慈曾中进士乙科，一直做的是地方刑事长官，因此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洗冤集录》不长，如同很多中国古书一样，一部分是作者的亲身经验结晶而成，一部分是道听途说收集而成。《洗冤集录》难得的是描述了宋慈认为理想的验尸程序和手法，详细到由收到消息出发验尸时应带上有家累田产素无过犯的节级教头看管凶嫌，到了现场以后应该先观察记录尸体发现时的周边环境，然后才开始细细检验，由顶到趾，从头面部到阴门，检视后又用酒醋擦拭。这已经可以说是相当科学的方法了。著名鉴证学家李昌钰博士也说破案需要“现场，人证，物证和运气”，与宋慈写下的验尸详细操作过程不谋而合。
宋慈描绘得最为详细的当属缢死，淹死，烧死，斗殴死。这些死法是民间纠纷和意外死亡中最常见的。若被人勒死，“项下绳索交过，手指甲或抓损”；自缢死者则“脑后分八字，绳索不交”。生前入水淹死者，肺内有水，口中有泥沙；死后才推入水的，死者口鼻干净。甚至身死已久皮肉无存的骷髅，也可以用这个办法来验证。验尸官用热水冲洗死者头骨的鼻窦，看有无细细的泥沙被冲洗出来。如果有，就说明死者是生前落水淹死的。生前的刃伤创口有鲜血，死后刃伤则肉色干白。冻死的人“两手紧抱胸前，兼衣服单薄”。现在也发现冻死的人死前会因为神经感知错乱而将衣服脱掉，现象相合。然而《洗冤集录》也有很荒唐的记载，比如男女骨骼数目不同。现在解剖学已经证明是相同的。对中毒症状的辨识和检验也很离奇。这可能有一定的现实操作的原因：下毒常是熟人下手，室内操作。中毒而死的尸体到检验时可能已经隔了不少日子，腐败程度高，因此容易把种种偶然现象当成中毒的真正症状。
中国的公案小说和犯罪小说零星散乱，不能凑成一个完整的类型。但是一些原文简单的故事却为后世的文学作品提供了绝佳的素材。《包公案》共有100个故事，有些化入《三侠五义》和《三言》《二拍》。有些成了著名汉学家高罗佩所著的《大唐狄仁杰断案传奇》中的惊险情节。《铜钟案》中与秀才私通的女子误将过路僧人接引进闺房，被逼奸杀害的情节，就出自《包公案》的第一个案子《阿弥陀佛讲和》。《迷宫案》将《三言》中的《滕大尹鬼断家私》扩写成了一个错综迷离鬼气森森的可怖案件。《铁钉案》中仵作之妻指点发现死者鼻中铁钉，结果狄公因此又发现了仵作之妻的前夫死因，也出自《包公案》中的《白塔巷》。奇特的是在《洗冤集录》中宋慈也反复提到验伤时须细细检验发中和鼻孔是否有铁钉贯入，能致人死命而验看不出伤痕。不知历史上是否真的有凶手这样实践过。《大唐狄仁杰断案传奇》的设定都是古代中国场景，虽然原作是英文，但中国读者的感受恐怕比英语读者顺畅许多。
如果现在诸子百家的犯罪小说都看腻了，不妨重读一遍中国古典小说，体验鬼神精怪皆来参与的离奇曲折破案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