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庵：我读推理小说

作者:文止庵

读书大概可以分为两类，消遣读书和正经读书。推理小说是比较适合消遣阅读的一类作品，为什么可以用来消遣？从根本上说它是一个智力游戏。

推理小说一定得有案件发生，一定得有凶手，一定得破案，这是几个基本的要素。读者站在起始点上，和作者所知道的情况是一样的。这样的阅读实际是在两个方向上进行智力竞赛，一是我们和小说里面的侦探竞赛，福尔摩斯也好，波洛也好，如果我们比他们水平高，那书就写失败了。另一种竞赛是我们作为读者和作者之间的，在叙述层面上，我们会去看作者能不能把故事讲得天衣无缝，如果故事编不圆，有漏洞，或者很牵强，那书的水平也是不够的。

我们现在读一本书，看完之后都要去深思，要让它对我们的真实生活有影响，要改变人生。推理小说没有这个作用，它的所有乐趣都在阅读过程之中。篇幅一般都不是很长，在“一战”和“二战”之间的推理小说“黄金时代”，它们大概10万字左右，周五晚上看，到周日就看完了，正好度过一个周末。但如果像刚才说的，写的有漏洞或者水平不高等等，就会丧失阅读的愉悦感，这本书就没必要读了。

推理小说是类型文学，一般说来它比纯文学低一个档次。在“黄金时代”，推理小说是没有时间背景的，比如阿加莎·克里斯蒂，比如埃勒里·奎因，他们的作品很少能对得上具体的年代，他们把背景抽离了，不是在说某一历史环境下发生的事儿。犯罪的原因基本都是谋财害命，所以一般出了案件，首先考虑谁是最大的获益者，来判断凶手。这种小说并没有在反映现实。当然，它本身也没有反映现实的任务。

类型文学有一套自己的要求，我们不能拿纯文学的标准来要求它，怎样写人物、主题怎样深刻、怎样反映社会等等。拿人物来说，比如福尔摩斯，他有性格，脾气很坏，还总企图装神弄鬼，但这些性格跟他破案没有关系。这些侦探身上的性格，都是作者附加的，没有这样的性格，这些人也照样破案。可是纯文学作品有很大区别——假如安娜·卡列尼娜不是那样的性格，她就不会有那样的遭遇。

当推理小说传到中国时，曾经引发过这样一个问题的讨论：这种小说除了当作智力竞赛之外，它还有没有什么别的用处？当时讲了好多，什么健全法制社会，什么培养人的法律观念，但这些东西都说的是标，不是本。因为不看推理小说，也可以健全法制社会，用不着靠这个。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读推理小说？博尔赫斯曾经说过类似这样的话：只有推理小说在向我们强调世界还是有秩序的，这是我们要读推理小说的根本理由。

我来解释一下：所有推理小说都体现两个基本观念，一是善一定能战胜恶。所以坏人无论多高明，最后都会被抓住。所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有越来越狡猾的凶手，就有越来越高明的侦探或者警察。第二个观念是，这个世界是有秩序可循，是我们可以用理性来把握的。这个理性就体现为逻辑和实证。这两点，其实是我们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基本立足点。所以，全世界那么多人读推理小说，不单是在参与智力竞赛，从根本上讲，它满足我们对于世界的基本要求。

刚才说推理小说里面的人不靠性格破案，破案所依靠的一是逻辑分析，二是实证方法，所以推理小说需要到犯罪现场去找线索，找出来之后，运用逻辑分析谁是凶手，谁不是凶手。咱们只要闭起眼睛一想，福尔摩斯的典型形象就是拿着放大镜，叼着烟斗，这两个工具其实就是他干的这两件事儿，一是到那儿看，二是回来分析，一个代表实证，一个代表推理。

现在也还是这样，即便推理小说家爱给侦探设置困难，比如盲人侦探、瘫痪的侦探，还有像马普尔夫人那种根本没出过家门的妇女侦探。美国作家杰夫里·迪弗的“林肯·莱姆系列”写的就是警察局里的一个高级办案人员受了伤，全身瘫痪，只有一个小拇指能动。怎么办呢？就由另外一个女警察承担去现场的部分，她到那儿仔仔细细检查，一步步通过对讲机告诉他，他再进行分析，靠一个手指头敲电脑。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但不管多复杂，干的都是两件事儿，一是必须得看，二是必须得想。到了美国的硬汉派推理，除了看和想，还得动手打。

所以，福尔摩斯不是小说真正的主人公，真正的主人公是福尔摩斯所用的逻辑。波洛也一样，他可以去破福尔摩斯的案子，福尔摩斯也可以破波洛的案子，因为最重要的是逻辑。我们刚才所说的智力竞赛，也可以说是一种逻辑的竞赛，是在逻辑的方向上的一种智力竞赛。就是看谁做得更周密，观察得更仔细，分析得更聪明。

日本的推理小说跟欧美推理小说不大一样，日本的侦探，他们得动脚。什么意思呢？他们得到遥远偏僻的地方去，所以日本侦探总是出差。福尔摩斯不怎么出差，波洛也是到哪儿就在哪儿破案，马普尔小姐甚至从来不出她那个村子。日本的侦探，从松本清张的时候开始，比如《点与线》，他要到九州的海边，一看，就明白了。东野圭吾的《恶意》《放学后》《红手指》《新参者》都属于这个系列。他塑造的加贺恭一郎用一种更独特的方法来破案。什么方法呢？比如说有100条线索，本来30条就够了，不行，他必须一件一件把这100条全都查出来。咱们过去有个说法，宁可错杀三千，不能放过一个，他就是这样，完全靠勤劳，这种勤劳甚至有点儿笨，像过筛子似的，不错过任何一个线索地破案，比别人多花好多的力气。

推理小说虽然是类型文学，但日本人就是把日本人的那种勤劳、那种认真都放在里面了。日本有一种“时刻表小说”，像松本清张的《点与线》，还有之后的西村京太郎，包括岛田庄司的一部分作品，写的都是这种东西，因为日本的火车都是准点，所以导致了一批这种小说出现，全是利用时刻表来犯罪，利用时刻表来破案。侦探到《点与线》的女凶手家里一看，唯一的读物就是一本时刻表。日本火车的准点，跟日本社会的严谨性是非常契合的，日本整个社会的秩序化是非常清楚的。

日本早期的推理小说，像江户川乱步，说实话，水平并不太高。第一个起重要作用的是松本清张，他贡献了社会派推理。他把战后日本社会的很多东西都写进小说里，开始把犯罪的原因变成社会原因，反映社会现实了。比如《点与线》里面涉及政治黑金，《砂器》里面涉及麻风病，《零的焦点》里面涉及美军的占领等等，这使日本的推理小说在全世界独树一帜。

作家止庵（东方IC供图）日本的大众文学和纯文学泾渭分明，一个是畅销路线，一个是精英路线。推理小说在日本属于大众文学而不是纯文学的范畴。日本的推理小说“不文”，比较简单直白。像松本清张、东野圭吾，都写出了纯文学的味道，但仍然属于大众文学。很多著名的文学家都写过推理小说，包括三岛由纪夫、川端康成、夏目漱石，特别是谷崎润一郎都写过推理小说，他们愿意用推理小说这个形式，不过他们都是写着玩儿的。

只有一个推理小说的作家，能把推理和日本的审美真正地融合到一块儿，他就是《一朵桔梗花》的作者连城三纪彦。东野圭吾最喜欢的作家就是他。他是一个奇才，他的短篇小说特别好，《一朵桔梗花》《变调二人羽织》《宵待草夜情》都是既能欣赏推理，又能看到日本审美的作品，小说讲的全是大正末年或昭和初年发生的案件，被杀的人经常是妓女。他在笔下充分展现的日本审美，只有在谷崎润一郎、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他们笔下才能见到。电影《勾魂慑魄》片段之“门泽哲斯坦”剧照（视觉中国供图）

电影《零的焦点》剧照好多人看不起日本文学，觉得日本文学都是对西方的模仿，其实这是个外行话，日本文学是世界文学中独特的一个品种。因为日本人和其他地方人都不太一样。日本人的小说里有两个基本的东西，第一就是人生况味，那种活着的辛苦。咱们看西方小说很难看出这个东西，都是悲欢离合。日本人经常把这种辛苦或者悲哀当成小说中主要的东西。第二就是审美感受。日本人有一套独特的审美把握，跟全世界人都不一样，它主要体现在日本的美是一个细微之美，是一个瞬间的美，稍纵即逝，而不是壮美，永恒之美。那种对纤细、微弱的把握，换了别人，可能都根本感觉不到。

这种审美在古代就已经有了，比如说《源氏物语》。到了20世纪，日本作家受到西方很大的影响，但和中国受到西方影响不太一样，日本人在这种影响下焕发了他本民族原有的东西，受到西方唯美主义的影响之后，日本人把自己原来对美的那种感受给唤醒了。比如谷崎润一郎，或者川端康成，他们跟西方的唯美主义是完全不一样的。这里没有什么理念的东西，都是感觉层面上的。日本人写了很多这方面的作品，到现在基本上已经不那么写了。比如东野圭吾、村上春树，其实就是西方小说了。因为日本社会也变了，一个年代有一批文学。

回到刚才说的东野圭吾和松本清张，他们的作品中有没有日本因素？其实也有。但是不一样，比如刚才说到的东野圭吾塑造的“用脚”的侦探加贺恭一郎的形象就是典型的日本人。还有“时刻表小说”，全世界也只有日本有。所以你说这些作品里面有没有日本人的生活？也有。我们对日本的理解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就是川端、谷崎那种，他们叫日本，这个在连城三纪彦笔下也能看到。广义的是我们知道日本人的生活跟我们不一样，是比我们紧张、比我们严肃、比我们认真、比我们自立的那种日本人，加贺恭一郎就是那么一个日本人，活得辛辛苦苦非常费劲，但是又从中获得乐趣。日本人是这么活的，就在文学上这么体现，未必是故意的，但谁也阻拦不了。

（本文由止庵口述，本刊记者孙若茜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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