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江战役民船征用始末
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分东、中、西三个作战集团，在东起张黄港、西至湖口的长达八百余公里的战线上同时起渡，杀奔江南，然而，谁能想到，战役发起前，解放军曾一度面临无船可用的困境。
制定渡江计划1948年12月17日，在淮海战役基本结束后，由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和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副政治委员谭震林在淮海战役期间组成的总前委，在安徽萧县东南的蔡凹召开了总前委会议，研究了渡江作战的部署和部队整编方案。会议决定，由刘伯承、陈毅带着整编方案和渡江计划北上，向党中央汇报。
不久，作为对总前委计划的回应，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作出决定，总前委五位同志继续行使统一指挥渡江作战的职责，其中，邓小平任总前委书记。
3月26日、27日，总前委在蚌埠市南郊的孙家圩村召开有第二、第三野战军高级干部参加的会议，讨论渡江作战方针原则和部署，最终形成《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并上报中央军委。4月3日，毛泽东回电：“同意”。至此，渡江作战的计划尘埃落定。
渡船是个问题渡江作战，船是不可缺少的工具。在当时条件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船只准备上主要面临三个困难。
一是国民党军队的破坏。国民党军队在溃逃江南前，为防止解放军渡江，强迫江北的许多船户把他们的船只开往江南，或者将船只凿沉。经此一闹，江北船只所剩无几。
二是船民“恐赤”心理严重。国民党军队在南撤前，在船民中魔化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反动宣传在江北百姓中间造成一定的消极影响。
三是封建行会的阻挠。当时在长江和内河航行的船只，都是以帮口为单位组织起来的。各帮口内之间用行会的形式组织起来。由于受国民党统治时间较长，这些行会首脑与中国共产党的隔阂较深。
诸多的消极因素，给解放军船只的征集带来困难。
广泛征集船只1949年2月总前委第二次会议决定，由各野战军派出的先遣工作人员，成立了船舶征集指挥部。在成立和完善组织机构之后，船只征集工作正式开始。主要分以下几个步骤。
一是调查船户情况。先遣队在进驻江北之后，分派许多工作队，一边宣传党的政策和人民解放军渡江的目的，减少或消除船民思想上的顾虑和不安，一边进行船只的调查和登记工作。调查内容包括船只的数量、每只船只的吨位和新旧程度，损坏情况和损坏的具体部位；每只船上有多少船工，船工现人在何处，技术是否熟练；船只属于哪个帮口，事无巨细，一一了解清楚，为随后的船只征集和船工的集训，创造了良好条件。
二是做好船民的思想工作。由于大多数船主都是靠水上船运和跑单帮过日子，沿江港口关卡林立，航道上的水警和一些国民党政府官吏经常对他们进行盘剥和敲诈，稍不满足就取消他们水上航行权利，更有的船主因为交不起税收，还遭受毒打，被关押。基于这一点，人民解放军展开强大而深入的宣传，强调人民军队与广大船主、船工利益的一致性。不少船主打消了思想顾虑，将藏起来的船只献出来。
三是解决后顾之忧。在渡江作战过程中，极有可能造成船只的损毁，甚至船工的生命安全都有危险。另一方面，船只在被征用期间，船工家属的生活如何维持也是船民们所顾虑的问题。为让船工安心，各支渡江部队和江北地方政府想了不少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比如，第三野战军第9兵团明确宣布：船工及其家庭的生活，由部队按制度供给，船工每天发粮1千克，家属大人1.5千克，6岁以下小孩6两；伤者给予治疗，工资照发；残废者跟部队人员一样，发给荣军证；牺牲者，给予抚恤，安置其家属；船打坏了，坏多少赔多少。
通过军地各级人员的努力工作，至渡江战役发起前，渡江所需船只基本征集齐备。全军共征集各类船只2万余只，其中能用于渡江作战的船只9400余只，基本上满足了作战所需。
为加强对所征船只的管理，各省对这些船只进行了分组和编队。船队的组织形式，按照载重吨位大小，分为3个梯队，载重10～25吨为第一梯队，这类船一是快，二是目标小。载重25～35吨为第二梯队，载重35吨以上的为第三梯队，各梯队都有队长领导，船上的生活供应，均由地方政府供给，每只船配备船工2～4人，每船有3套人员，1套上船，两套留岸备用。渡江前夕，船工全部按部队规定佩戴符号，一般不准随便离开，每个渡江战船船头订小牌，标明可载人数。经此编排，这支庞大的船队显得有条不紊，紧张有序。
发动船工驾船有了船，就必须要有开船的人。为满足作战所需的船工人数，各地政府积极开展宣传，把动员船工的任务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各地干部深入船主、帮头和会长中间，把党的方针、政策以及一些具体规定传达给他们，然后再通过他们在船工中进行普及，进行动员船工的工作。通过这样的途径，船工对党的方针政策有了基本认识，表示愿意服从党的领导，党在船工中的威信逐步树立起来，前来报名表示愿意当船工的人数也多了起来。
因为参加渡江作战的船只成千上万，船工人数也数以万计，要保证如此众多的老百姓在作战中做到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就必须对他们进行战斗任务教育。除了思想上深入发动外，还对船工进行了一些必要的军事技术教育，以消减船工们的恐惧心理，减少渡江时可能产生的伤亡。比如，教会船工熟悉我军的战术打法，懂得靠飞弹的声音去辨别子弹的高低、远近，以提高战斗胆量；告知他们我军登陆点和战斗动作，以便准确掌握登陆方向；组织船工观看军事演习增加他们对战斗的感性认识，或组织有渡江战斗经验的老船工现身说法，说明飞机和大炮并不可怕等。此外，为调动船工们渡江作战的积极性，有的部队还专门印发了《渡江船工光荣证》《船工立功证》等，以此来增强船工们的荣誉意识。
通过积极、广泛的教育和动员，广大船工打消了各种顾虑，认识了渡江作战对他们自身获得解放的重大意义。船工们纷纷表示：“誓把大军送过江去”，“有船在，就有我人在，有我人在，就保证送你们过江”。
4月20日黄昏，渡江战役打响。百里长江江面，各类大小船只，奋勇向前。面对敌人密集的炮火，船工们没有退缩。即使船被打漏了、打翻了，他们依旧沉着冷静，想方设法前进。许多船只来回往返多次，为渡江战役的胜利立下了不朽功勋。靖江特等功臣严声甫，在七里洞江面一夜运送八趟大军过江，创造了该区最高纪录；扬州特等功臣郭德胜，在三里宽的江面一夜送了十三次，最后船被击沉，他自己下水推船，最终脱离危险。
当年江面的枪炮声厮杀声已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不过，透过陈列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内的“渡江第一船”，依稀还可想见曾经的战火硝烟。
□《看历史》2018年第5期潘前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