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3倍的孤独从天而降时,这个三胞胎之家一点点被压垮了。最先崩裂的是时间。自三胞胎儿子被诊断为孤独症起,父亲刘洪起和母亲就失去了自己的时间———漫长的寻医问药和24小时不间断照料接管了他们的生活。
孩子们都病了
厨具零散放置在地上的各个角落,厨房水池里结出了黄褐的油垢。几百个瓶盖垒在卧室一角,那是老三最爱的玩具。卧室的另一头是3块床板,枕头、被子和墙壁上都泛着黑色的污渍。
飘荡在这间几十平方米小屋的,是“嗯”“啊”“哇”的交替高喊和锅碗瓢盆被踹得噼里啪啦的声响。刘洪起习惯坐在凳子上,盯着三个孩子,不时起身给三胞胎擦屁股、擤鼻涕或是拉开正在打架的3人。
这个中年男人坦承,自己“恨过孩子他妈”,而且是“发了狠地怨恨”。
孩子3岁时,夫妻俩发现了不对劲,三胞胎不会讲话,顶多蹦出一个字,走路也是歪歪扭扭的。他们抱着孩子四处求医,什么偏方都信,吃了“不知道有多少”的药,却始终不见病情转好。
后来,有医生告诉夫妻俩,三胞胎可能患了孤独症。这个家庭行进的方向硬生生转了个弯。妻子被迫辞职回家照看孩子,塘沽区小有名气的修理工“小刘师傅”不再约人喝酒吹牛,也不再去洋货市场溜达“淘宝”,只加班加点地干活。
孩子长到五六岁时,依旧没什么起色。“受不了了”的妻子决定把孩子送回河北的农村老家,那里有“专门的地方照顾孩子”,一旦送走,夫妻俩还能像过去那样,在天津安心打工挣钱。
刘洪起没能拗过态度坚定的妻子。一次,他叫上妹妹刘洪萍一道去河北探望孩子,发现孩子在吃塑料皮都没有剥开的火腿肠。宿舍里,枕头上有一摊血迹,孩子天天流鼻血。刘洪萍说:“哪能把孩子送到这种地方自生自灭啊。”
夫妻俩离婚了。刘洪起接走了三胞胎。后来,他辗转得知,天津“童之舟”儿童教育中心有专门针对孤独症儿童的康复训练课程。这个父亲没问学费,就辞掉工作带着三胞胎把家搬到了市里的河西区。
他已经来得太迟了,医学界普遍认为,孤独症儿童干预的黄金时期是2岁至6岁。可身边没有人懂得这些“常识”,这场和时间赛跑的比赛,他输在了起跑线。
家乡人异样的目光
回到童年成长的村落,刘洪起感到一种异样的隔阂。他带着孩子出门散步时,总有邻居“指指点点”,“嗬,3个傻子”“你天天带3个傻子跑嘛呢?”他从不回应。这个父亲很清楚,孩子是“异类”,只有低调才能安稳度日。回老家前他们习惯踩踏着走路,不分白天黑夜,这样总会发出很大的声响。有时候半夜睡醒了,三胞胎会兴奋地一起嚎叫、玩闹。每次碰到邻居稍稍露出欲言又止的表情,刘洪起都一个劲儿地说对不住。
他管不住孩子,唯一能做的就是把门窗关紧。后来,他得了失眠的毛病,有时候熬到天亮才入睡。但邻居似乎并没有要接纳父子4人。刘洪起发现,自家空地不知何时垒了一大堆邻居的杂物和垃圾,散发出难闻的气味。他让人挪走,对方不肯,双方扭打在了一起。
刘洪起躺在地上,3个孩子像是被吓着了,缩在墙根。老三咿呀哇呀地喊着、比划着。村民于有芝匆匆赶来,看到3个驼着背蹲缩的孩子木讷、萎缩又害怕的神情,难过得想哭。这个中年女人和丈夫常为三胞胎做些烙饼、饺子和包子。“我都不敢想这些孩子平时经历了什么。”她说。
她再去探望孩子时,三胞胎越来越沉默。院子里遮天蔽日的大树挡住了阳光,也成了毛毛虫和蚊子的天堂。给孩子换衣服时,她发现孩子背上爬了好几条毛毛虫,红疙瘩密密麻麻,孩子却一声不吭。她惊讶地叫出了声,随后又哭了出来。
和时间赛跑
和很多孤独症患者的父母一样,刘洪起一直在追赶时间。他已经追了14年,还是不能停下。
“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孤独症患者的需求会变多,想法也会变得丰富,但社会和父母并不能满足这些要求。”
类似的故事在这个充斥着眼泪的圈子里一点儿也不罕见。一个成年的孤独症患者,因为情绪激动经常伤人,家人无奈用铁栏杆锁住房间。家人在房间里只放了一张床垫,铁门里开了一个窟窿,每日定时送饭。一到夜里,孩子精神控制不住了,就开始捶墙捶门。
每次听到这样的故事都会让刘洪起叹气,可他能做的实在不多,为了追赶孩子成长的时间,这个父亲终于也变成了自己最讨厌的模样。
这个曾经讲究公事公办的人,为了多留孩子的课桌一年,他跑去特殊教育的学校求老师和领导,甚至像膏药一样紧紧贴在领导身后。这已经是三胞胎第二次延期毕业了。支撑他一次又一次往返学校的理由,是他眼里那些笨拙的成长———三胞胎的亲姐姐带着公婆来家拜访,提了几串香蕉。落座后,老二到桌子前掰开香蕉,所有人都以为他只是自己饿了想吃东西,可他把掰下来的香蕉递给了两位老人。
刘洪起发现,自己说了几千遍的尊老爱幼,也许这个孩子真的听进去了。老师告诉这个父亲,学校里,老二也“很有服务意识”,课间会带着所有比自己个头矮的孩子去厕所,一个接一个地排队。
一家人吃饭,个头最壮实的老二会主动给哥哥和弟弟夹菜,老大被陌生人叫到名字也有了反应,有时,他会笑,还会扑进爸爸的怀里。
从事孤独症儿童康复训练16年的黄冬莹坦承,国家近年来对低龄孤独症患者康复训练的重视程度已经大大增加,但对长大变老的孤独症患者的去向,依旧缺乏关注。
记者采访了天津北闸口镇镇政府相关工作人员。对方表示,目前镇政府对刘洪起一家在房屋、最低生活保障、心灵帮扶等方面都给予了一定程度的帮助,他们也正试图为这家人提供更多物质上的援助。
刘洪起说,不管怎样,现在都还远远没到放弃的时候。就在前些日子,刘洪起打开大门,准备把住在隔壁的残疾老人接上,一起下楼转转。他朝里屋喊着,让儿子快一点出门。一扭头,他傻眼了———老二,那个“咿呀哇呀”不停、脾气最大最容易发火的少年,正搀扶着老人,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缓慢地下行。
儿子和老人都扭过头看他,两个人笑着,老刘却哭了。
□7月19日《中国青年报》袁贻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