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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体验:现实题材电视剧创作的“串珠红线”

作者:◆彭文祥 黄松毅
艺术创作与时代生活向来存在着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关系。“古今中外,文艺无不遵循这样一条规律:因时而兴,乘势而变,随时代而行,与时代同频共振。”“任何一个时代的经典文艺作品,都是那个时代社会生活和精神的写照,都具有那个时代的烙印和特征。”①对中国现实题材电视剧来说,实践表明,作为一种大众艺术形式,它一方面以直观、生动的视听影像表征时代变迁的风云际会,成为当代中国人生活、情感嬗变的诗意记录和历史见证;另一方面,它又对当代中国的时代风尚、审美文化、想象的共同体、价值理想和追求等产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现实题材电视剧创作生产取得了丰硕成果,比如,历届“飞天奖”中的《乔厂长上任记》《新星》《雪野》《太阳从这里升起》《葛掌柜》《篱笆·女人和狗》《外来妹》《大潮汐》《情满珠江》《乡里故事》《苍天在上》《坨子屯纪事》《和平年代》《车间主任》《人间正道》《突出重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忠诚》《省委书记》《DA师》《世纪之约》《当家的女人》《插树岭》《金婚》《喜耕田的故事》《北风那个吹》《媳妇的美好时代》《我的青春谁做主》《平凡的世界》《鸡毛飞上天》《小别离》《人民的名义》《我的前半生》等。穿过时间的隧道,检视艺术叙事与历史叙事的同频共振,我们不难发现:“现代性体验”的审美观照和影像表达是现实题材电视剧创作的一条串珠红线。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②无疑,现代性体验这条“串珠红线”的存在、质地、绵延和作用发挥等首先源于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实践。不必赘述,改革开放的40年是当代中国发生翻天覆地变迁、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40年。历史地看,和西方的现代化相比,中国的现代化具有“后发外生”的特点,但经过建国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一种由“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建设搭建起来的“中国现代性”已赫然展现在历史的舞台上。从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维度看,中国现代性经历了“激发模仿、创生发展、生成完善”的行程,并在“全球视野、双重视阈、文化自觉”的解释框架中,呈现出“实践驱动、融合生成、创新发展”的内质建构。③与之相应,在审美现代性(Aesthetic Modernity)的维度,一方面,当代中国40年的巨大变迁在把人变为现代化的主体的同时,也把人变成了现代化的对象,并给置身时代生活浪潮中的人们带来了广泛而深刻的现代性体验;另一方面,作为艺术“人学”,电视剧这一现代大众艺术形式理应以其丰赡、饱含历史诗情的审美形象表现人们生活方式、生命态度、价值观念、审美理想等的深刻嬗变,折射社会转型期人们精神历练的诗意轨迹,并使广大电视观众共享对于现实世界和自我的理解、同情与希望。

无疑,回望40年来现实题材电视剧的创作生产,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方面和层面来分析、概括其经由历史检验的艺术特色和审美特征。但从艺术活动的特性和发展的维度来考量,“现代性体验”因其联结着诸多的方面、凝聚着丰富的意涵而成为当代语境中电视剧艺术创作中绕不开的审美之维。在学理上,所谓“现代性体验”,大体说来,它是指在“传统”与“现代”交汇、冲突、过渡、塑型的文化场域和生存境遇中,人们对自身痛感与欣慰、忧郁与希望、困顿与梦想等的切身体会和深刻反思,它涉及人们的生存状态、思想观念、精神气质、生命意识、意义价值等,是生理与心理、感性与理性、情感与理智等深层次交融的复合体。在美学和文化的意义上,“现代性”所标明的不只是一种思想观念的转型,而是整个生活世界的变化。换言之,如果说“现代性”意味着人们生活方式、心性结构等的嬗变和转型,那么,“现代性体验”则因其牵涉到更为基本的日常生活方式,以及价值规范、心理模式和审美表现等而成为人们现代生存境遇中最敏感、最真切又最具活力的部分。在这种意义上,“现代性体验”不仅因其表征社会心理和时代要求的绵延质感而熔铸在电视剧艺术创作的审美感知、题材内容、艺术表现等之中,还成为了升华基本主题、流灌现实主义精神、融通审美价值、彰显民族特性的审美始基和焦点。

时至今日,作为客观现实,中国现代性已显现于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和层面,也体现在芸芸众生的日常生活和生存体验之中。与之相应,在审美关系与现实关系的紧密关联上,这种客观现实必然要通过审美转换,投射、凝聚在文艺作品的形象表意系统之中。对现实题材电视剧艺术创作来说,现代性体验的审美观照和影像表达首先体现在作品思想感情的艺术表现上。在现代性语境中,如果我们把时代生活的现代变革视为一种主体和客体的双向互动过程,那么,遭遇“现代性”委实就是面对一个复杂多变的世界,面对一个与传统出现了巨大脱节的现实和一个难以预料的未来。检视40年来现实题材电视剧艺术创作,我们可以看到,现代性体验在文本中有着鲜明的影像呈现。像《乔厂长上任记》《新星》《雪野》等作品,它们有着锋芒毕露的锐气和昂扬向上的基调,并以呼唤改革、推行改革的非凡气势,敏捷、及时地表达了人们对新生活的渴望;《大潮汐》《车间主任》《省委书记》等深刻表现了国有大、中型企业历史性转型的艰难、阵痛、困顿、勇气与昂扬;《颍河故事》《乡里故事》《坨子屯纪事》《三连襟》《插树岭》《喜耕田的故事》《鸡毛飞上天》等对当代中国农村生活的变迁及当代中国农民变革“心史”进行了形象的描绘刻画;《外来妹》《当家的女人》《媳妇的美好时代》《我的前半生》等生动展现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女性的遭际命运;《岁月长长路长长》《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有泪尽情流》《金婚》等对下岗职工的人生际遇投诸了深情的一瞥;《苍天在上》《抉择》《忠诚》《人民的名义》等对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腐败现象作了深刻的揭示与批判……可以说,这些作品将艺术触角深入到时代生活的诸多层面,浓墨重彩地表现了人们现代化历程中复杂多样的现代性体验。在现代性语境中,尽管体验具有偶然性、非连贯性等特征,但富有创造性的创作者的独特本领正在于借助敏锐的艺术感觉和整体的审美观照,并通过对现代生活中诸多片段、偶然或瞬间的情感、意象、场景、思想、智慧等的描述,来捕捉和表现现代人的生活方式、生命意识、个体人格和深层心理的变迁,来洞察和把握时代生活的精神脉络与基调,以至于片段牵挂着整体、瞬间系缚着时代、生活表层的偶然现象折射着历史脉动的内在光辉,或如西美尔所说:“人们可以从表面探测进入心灵深处,以至于生活的所有平凡的外在性最后都与关于生活意义与方式的终极判断有关联,”乃至“从独一无二中发现典型,从偶然中发现规律,从表面和稍纵即逝中发现事物的本质和意义”。④

第二,现代性体验的审美观照和影像表达体现在现实题材电视剧艺术创作的主题表现和审美开掘之中。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天巨浪使诸如贫困与富裕、传统与现代、中与西、先进与落后、新与旧、城市与乡村、个体与群体、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男性与女性、义与利、权与法、情与理等二元对立式的结构张力强烈地冲击和震撼着人们的生活和心灵。而在多层次、多向度的审美观照和影像表达中,现实题材电视剧艺术创作总是试图敏捷地把握时代的精神脉搏,并将这种因大碰撞、大冲突、大分化和大融合等带来的生活变奏浓缩到由历史和现实交织而成的艺术文本之中。无疑,二元性的艺术思考与审美开掘来源于二元性的历史语境。特别是,围绕“贫困与富裕”、“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等基本主题,现实题材电视剧艺术创作编织出一张张历时与共时交错纵横的审美关系网络,并呈现出震撼人心的审美张力。其中,在《沟里人》《葛掌柜》《情满珠江》《人间正道》《刘老根》《插树岭》《喜耕田的故事》《平凡的世界》等中,作品近距离透视人们为摆脱贫穷落后而进行的坚苦卓绝的拼搏和努力,并在“穷则思富”、“富而思进”的艺术叙事中将个人命运同民族、国家命运有机结合起来,既直面幸福的渴求与无边的挑战,又将“脱贫致富”的主题思想升华到超越题材本身的高度。在“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中《太阳从这里升起》《篱笆·女人和狗》《辘轳·女人和井》《古船·女人和网》《三连襟》《我的前半生》等作品则聚焦时代精神中的“革故”与“鼎新”,并在诸如新与旧、进步与倒退、激进与保守、希望与失望等种种的矛盾体验塑造了人们对于“传统与现代”的理解和反思。面对越来越紧密的“中西关系”《乡下人·城里人·外国人》《北京人在纽约》《世纪之约》《我的青春谁做主》《小别离》等作品的可贵处不仅在于它们立足中国语境,还将审美眼光投诸“中华性”与“西方性”的矛盾交织,并从“别求新声于异邦”(鲁迅《摩罗诗力说》)的策略设定移位到“道”与“路”的新探求,进而在文化自信、文化自省与文化自新的动态关系中涵濡丰富的审美现代性:“自信”使人们富有定力,不忘本来;“自省”令人们辩证反思,吸收外来;“自新”让人们聚集力量,创造未来……奥尔特加指出:艺术是时代变迁的“风向标”,因为它最先敏捷地感受到社会文化中“精神季风”的变化征兆。⑤尤其是,这些“变化征兆”往往还蕴涵着种种集体无意识,而创作者一旦表现了这些“集体无意识”,就好像“诗人为千万人道出了心声,为其时代意识观的变化说出了预言,”⑥在这种意义上,40年来,那些优秀的现实题材电视剧作品之所以令人称道,重要原因在于它们在主题表现和审美开掘上基于“现代性体验”,又把个人的命运纳入到民族、国家的命运之中,将所表达的思想感情从短暂提升到永恒,进而引起同时代人的审美反思,历史认同和情感共鸣。

第三,在现实题材电视剧艺术创作中,现代性体验的审美观照和影像表达还体现为现实主义精神的高扬与深化。纵览当今国内外文艺发展,“现实主义”似是一种传统形态。比如,英国社会学家斯科特·拉什从符号政治经济学视角将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视为不同历史阶段审美表意实践的理想类型。⑦但在中国,现实主义却是一个常说常新的话题。特别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作为一种艺术创作方法,现实主义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创新浪潮中似乎已经陈旧了,可实际上,波涛冲击带来的不是现实主义的褪色与剥落,而是丰富与完善。换言之,作为一个不断开放、丰富的动态体系,现实主义不但没有受到进化论式的削减,反而以其容受力和生命力而一直占据着主导的地位。在历届“飞天奖”的诸多作品中,现实主义以其介入时代生活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反映时代生活的广泛性和深入性、揭示社会问题和生活矛盾的尖锐性与深刻性,以及在审美意识、艺术构思、审美视点、典型化、诗意化等方面的深化与创新而成为了一种“超稳定结构”。其中,基于艺术叙事与历史叙事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现实主义精神的高扬与深化不仅有着“现代”中国人对自身生存环境、生活境遇、文化心理、意义追求和价值理想等的独特感受和审美表现,还有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内容和思想深度。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预测,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广发展、社会转型的持续推进,现代性体验仍将深层次地影响乃至铸就那些可称道的电视剧作品的美学特性和文化品位。

第四,在价值评判的维度,现代性体验的审美观照和影像表达在某种意义上还体现为一种衡量现实题材电视剧艺术创作得失的审美标尺。从人类对自身的生存体验中,福斯特发现:“不管哪种日常生活,其实都是由两种生活,即由时间生活和价值生活构成的。”⑧所谓“价值生活”,它是一种经过反省或值得反省的生活,并以人们内心的感应强度或情感被激发、触动的程度来衡定。在现实题材电视剧艺术创作中,当探测器深深地放入心灵、放入现代性体验,即是意味着其审美观照和影像表达找到了进入价值生活、把握时代精神的孔道!事实上,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的创作者自然会以其发自心底的兴趣、才情来关注和抒写时代生活中最能体现人们真情实感的爱欲、善美、思想和理想,并通过那些富于人性深度的价值生活来丰富和提升作品耐人寻味的审美价值。诚然,价值的“主体性”特质使得价值观具有无可争辩的主观性和多元性,但大凡有着“艺术为人生”或“为人生的艺术”的根底,现实题材电视剧创作就可以在个人创造性、个人爱好,以及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里崇尚“人民主体”这一价值主体的最大公约数。

综上所述,“现代性体验”之所以成为现实题材电视剧艺术创作的一条“串珠红线”,是因为聚焦、开掘和表现开掘人们时代生活中的“现代性体验”不仅是艺术创作的规律性使然,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必然趋向。比如,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即是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因此,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人民的生活、命运、情感,表达人民的心愿、心情、心声,”“艺术可以放飞想象的翅膀,但一定要脚踩坚实的大地。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事实表明,为人民而创作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巴尔扎克说:“活在民族之中的大诗人,就应该总括这些民族的思想,一言以蔽之,就应该成为他们的时代化身才是。”⑨诚然,艺术创作是个性化的劳动,但优秀的作品同时又必然是民族精神、情感、审美方式等的生动呈现,正如丹纳所说:莎士比亚不是外星球飞来的陨石,在他的背后有一个民族合唱队的合唱……⑩由此观之,“现代性体验”之于现实题材电视剧(乃至中国文艺)的意义已超越艺术创作而涉及文艺精神!新的历史方位必然带来新的文化方位和文艺方位,40年来现实题材电视剧艺术创作的经验大致可以看作是历史的运势所闪耀的精神火光。换言之,惟有直面当下中国人的生存现实,并向着人类最先进的方面注目,向着人类精神世界的最深处探寻,着力提高作品的精神高度、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现实题材电视剧所塑造的形象、所讲述的故事才能更好地展现当代中国的特殊诗情和意境。

课题项目: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项目“价值论视阈中的电视剧艺术发展论”(16YTB019)

注释:

①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12月1日,第2版。

②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43页。

③彭文祥:《中国现代性的影像书写》,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8、43、51页。

④[德]齐奥尔格·西美尔著,费勇等译:《时尚的哲学》,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189页。

⑤[西]奥尔特加·加塞特著,周宪译:艺术的非人化,《文艺理论研究》,1996年第3期,第95页。

⑥[瑞士] C·荣格著,黄奇铭译:《现代灵魂的自我拯救》,工人出版社,1987年版,第253页。

⑦周宪:《审美现代性批判》,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355-358页。

⑧[英]爱·摩·福斯特著,苏炳文译:《小说面面观》,花城出版社,1985年版,第25页。

⑨[法]巴尔扎克著,李健吾译:《巴尔扎克论文选》,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第104-105页。

⑩[法]丹纳著,傅雷译:《艺术哲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页。

(作者彭文祥系中国传媒大学艺术学部党委书记兼副学部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黄松毅系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影视艺术编辑室主任、副研究员/责编:张金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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