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汇婚姻与家庭(上）

  2015年4月17日，郑州，某医院门口，大大小小的出租房信息，而在住院部走廊上、楼梯间、 座 椅上，随处可见席地而睡的人。

“癌症旅馆”，一个听上去就很哀伤绝望的地方，一个注定会上演生离死别的分岔路口。但对癌症患者和其家属来说，却又是最后一处与生命抢夺时间的阵地。撑不过去，即是地狱，撑过去了，就是天堂……2015年5月，笔者走访了郑州、北京、上海等地的多家“癌症旅馆”，走近生活在那里的一个特殊又庞大的群体，了解其间不为人知的酸甜苦辣……

“癌症旅馆”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在郑州市最繁华地段：纬五路、东明路口周围，聚集了三家大型医院：河南省人民医院、河南省肿瘤医院和河南省胸科医院。这里交通便利，大型商场和现代化的居民楼鳞次栉比，间杂其中的几栋老居民楼，显得和这个城市格格不入。

在附近摆摊、开店的人都知道，这些不起眼的老楼里隐藏着近百家价格便宜的家庭旅馆。“来旅游的人不会住在这里，做小本生意或打工的人住了几天也会搬走。因为不吉利呀，小旅馆住的都是癌症病人。”2015年5月11日早上8点多钟，一位在省肿瘤医院附近卖煎饼的摊主对笔者说。

尽管时间还早，但医院门口已经开始热闹起来。有穿着病号服的病人被搀扶着走进医院，还有拖着大包小包、匆匆走进医院的人。而在医院不远处，有好几个举着“宾馆住宿”字样的人，他们会看人行事，不时拦住从医院走出来的人问：“住旅馆吗？价格便宜，有厨房和卫生间。”但当笔者走过去时，这些人会警惕地走开。不远处，还有十几辆整齐停放的自行车，无一例外都在后座上绑着一张硬纸板，上面写着详细的旅馆信息。

通过一个熟人的介绍，笔者前往郑州某个“癌症旅馆”。这家小旅馆没有店名，从外一看就是普通的居民楼。但老板老黄自豪地说，他的旅馆位于三家大型医院的中间地带，离最远的河南省人民医院也不超过300米路程。旅馆根本不愁没有客人，一年四季天天客满。老黄每月花6000元，租了两套两室一厅的房子。原本不足120平方米的房子，被改造成了大小18个房间，中间全部用木板隔开。最大的房间10平方米左右，每天房租85元；最小的4平方米，每天房租30元。

在三大医院周围，这样的家庭旅馆有五六十家，接待的基本都是在几家大医院看病的外地重症患者。“10个人中间有一两个城里人或郊区人，其他都来自河南省各个农村。”老黄说，他开这个旅馆4年多了，来咨询住宿的人一年比一年多。像他一样，很多人也找到了一个特殊的挣钱门道。巷子口卖烤红薯的女人、补鞋的老头也发现“癌症旅馆”的“商机”，纷纷在医院附近的家属楼，每个月花六七百元租一间地下室，摆五六张床出租，一个月轻轻松松赚三四千块。在给外地癌症患者提供便利的同时，这些没有办理相关手续的“癌症旅馆”，也存在着诸多隐患。

2015年初，相关部门开始严查没有合法手续的家庭旅馆，为了预防被有关部门执法，所有人都做得谨小慎微。“但我们干的都是行善积德的事儿，所以执法人员有时候也会睁只眼闭只眼。毕竟，‘癌症旅馆’是大医院的衍生物，也给很多病人带来了方便。对有些因病导致家庭破裂的人而言，‘癌症旅馆’就是他的家。” 郑州某癌症旅馆的老板说。

在“癌症旅馆”活着有多不容易

尽管外人都叫这里为“癌症旅馆”，但有的人却不这么认为。“如果非要取个名字，那应该叫‘健康旅馆’才合适。”住在北京307医院附近某家“癌症旅馆”的杨海燕说。43岁的杨海燕来自河北沧州，11岁的儿子杨晓良半年前被查出患了白血病。在沧州治疗了两个月依然收效甚微，于是杨海燕和妻子带着儿子来到了北京。

可是，医院根本没有床位，有床也住不起。杨海燕选择住在离医院不远的一家“癌症旅馆”。他们现在住的房间有11平方米，月租2100元。在这个总面积60平方米、被分割成11个单间的旅馆里，这个房间称得上“总统套房”了。里面有双人床、电脑桌，一把可以折叠的卡通椅。正拿着iPad玩游戏的杨晓良对笔者说：“要不是我生病，我爸才不给我买iPad呢！”杨海燕摸摸儿子的头，泪水止不住地掉下来。他起身去拖地，一边拖一边问儿子：“晓良，晚上想吃什么？肯德基还是必胜客？”住在隔壁的一个中年男人朝他喊：“吃那些垃圾干什么？有钱留着给孩子看病！”

杨海燕当然没钱。而没钱，几乎是所有选择 “癌症旅馆”的家庭的常态。“没有钱所以只能住在这种地方。这种地方不利于病情康复，但住在这种地方，也是为了治病、活下去。”杨海燕说。儿子还没做手术，他已经举债10多万元。“等病情稳定下来，才能考虑做骨髓移植，总费用在60万左右，不知从哪里凑，但一定要凑到。”杨海燕说，妻子刚回老家借钱去了，这房间是昨天刚换的。“前几天一个8岁的白血病女孩走了，所以，我想尽可能地趁孩子在的时候，给他好一点的生活……”杨海燕说着说着又哭了。

刚到北京时，一家三口住了一间7平方米的房间，每天费用40元。房间特别小，没有窗户，总有一股霉味儿。住了半个月后，隔壁一个晚期肺癌患者去世，腾出了不到5平方米的房间。尽管儿子嚷嚷着害怕不去，杨海燕还是听从妻子的建议换了房间，这样每个月就能节省300元。每个疗程都需要6万元左右的费用，刚开始带来的5万元很快就用完了。杨海燕和妻子轮流着一趟趟回老家，主题永远都是“借钱”。从儿子患病到现在不到半年时间，他和妻子已经轮流回了27趟老家了。“要是我自己得这个病，肯定是不会治的。‘癌症旅馆’我们也住不起，但儿子的命，不得不救啊！”但让他欣慰的是，今年春节期间，当地村支书带头给他募捐，帮全家申请到了低保和 “大病救助款”。只是这些钱，很快又用完了。

根据异地治疗政策，儿子的药费只能报销 40%。“偷偷告诉你，妈妈曾问我愿不愿意回去治病？我怎么能回去呢？回去治病的钱虽然能报销，但是病是治不好的呀！”趁父母不在旁边，杨晓良对笔者说。在走投无路之际，杨海燕曾求助在北京某报社上班的老乡。那位老乡拿走了杨晓良的所有病历复印件，给他照了很多照片。但转眼两个月过去，杨海燕每天都看那家报纸，自始至终，孩子的事儿也没报道出来。“后来打电话就不接了。但我也不怪他，毕竟现在得这个病的孩子太多了，而我们又没什么好故事……”说着说着，杨海燕又忍不住哭出声来。

就在笔者采访后的第二天，杨海燕打来电话，说医院刚告诉他：儿子的病情基本稳定，已经具备做骨髓移植的条件，但他和儿子的配型却不成功。这让他抓狂，妻子甚至说，这样下去会人财两空。老家的条件比住“癌症旅馆”好，与其在这里耗下去，还不如带孩子回老家，好好过余下的日子。“我还不到40岁，可以再生一个……”当妻子说出这句话时，杨海燕大发雷霆：“你还是人吗？再提这事儿我跟你离婚！”

姑且不说骨髓配型，就是有合适配型，巨额医疗费哪里来？所以，儿子随时都可能离开，但坚持住在“癌症旅馆”里的杨海燕说，只要住在这里，就觉得还有希望。毕竟，虽然每隔几天就有人离开，但也有人活了下来。为了节省开支，刚在11平方米房间住了5天的一家三口又央求老板，换回到了之前那个不足5平方米的房间。

最无奈的选择，也是最后的救命稻草

郑州肿瘤医院不远处的一个“癌症旅馆”，一间不足4平方米的房间里，放下一张床、一个小圆桌后就没什么空地了。没有窗户的房间阴暗又潮热，有一股刺鼻的怪味。铺着破凉席的床上，躺着一个身材瘦小的女人，她正用手机看电视。这个女人叫张玉香，河南陕县大营镇人。“吃午饭了吗？”有人问张玉香，她连身子也懒得转过来，说：“吃了。今天心情不好，没做饭。”她背后桌子上的一个小铝碗里，有一个啃了一半的西红柿和几根黄瓜条。这是她没吃完的午餐，也将是她的晚饭。

“要不是为了儿子、女儿，我才不来呢。每月600元的房租，吃不消。”张玉香说。她有两个孩子，儿子去年从洛阳一家职业技术学院毕业，现在在深圳打工，一个月挣3000元，每月给她寄1000元；女儿还在镇上读小学。丈夫黄梦武是个身材高大、体格健壮的农家汉子，是村里有名的泥水匠。被查出癌症之前，张玉香在女儿中学附近的一家个体面粉厂打工。一家四口，日子平淡却也充实。

2013年夏天，张玉香在三门峡黄河医院被确诊为脑胶质瘤。医院建议到郑州的大医院治疗，尽快进行手术。但面对几十万的费用，张玉香死活不肯。家里全部积蓄加起来不足5万元，儿子要结婚，女儿还在上小学，公婆身体也不好。“做手术也未必能活命，干脆别治了。”张玉香说。但是想到一对儿女，2013年8月，张玉香在丈夫陪同下来到了河南省肿瘤医院。一系列检查后，医生认为张玉香的身体状况还不错，一周后可做手术。但一个普通病房的床位费，每天要200元。当天晚上，夫妻俩去医院外面的一家面馆吃饭时，老板告诉他们：附近有不少小旅馆，专门接待他们这样的病人和家属，每天20块钱就够了。就这样，夫妻俩住进了 “癌症旅馆”。

因为术后手术创口较大导致感染，张玉香1个多月连续高烧不退，加上做了好几次腰部穿刺，曾经健壮的她瘦得不成人形。出院后，尽管不用天天去医院接受治疗，但比起在三门峡和郑州之间往返的路费，便宜的“癌症旅馆”无疑是她最好的选择。

去外面小餐馆花3元钱就能吃一碗面，但包括张玉香在内的这家小旅馆的18个住户，全都是自己做饭。18家共用一个公共厨房，两家两家地轮着做，炒一两个菜，就着馒头吃就是一顿。黄梦武从来不做荤菜，面条、馒头就咸菜就是一顿。丈夫出去打零工后，张玉香就随便吃点东西应付。“我媳妇儿很幸运，手术很成功也恢复得不错，她成了所有人的榜样。因此，谁家做肉做鱼了都会给我们一点。”黄梦武说。但说到欠下的20多万元债务，这个男人沉默了。

在旅馆住了一年多，张玉香的身体好了很多，每隔一个星期才去医院检查一次。但他们却没有离开这里，张玉香能自己做饭、洗衣，黄梦武去附近做泥瓦匠的活儿时，她就躺在床上，用手机看电影。“能用手机上网，跟孩子们聊聊天，看看电影，不然这日子没法过，太闲了！但住在这里，万一病情复发，10分钟就能赶到医院，所以我还得在这里住下去。”张玉香说，“癌症旅馆”条件差，尤其是卫生情况很糟糕让她郁闷。丈夫黄梦武显然早已适应了这里，觉得在这里既能看病还能打工。“比在老家干活挣的钱多，我打算等老婆病彻底好了，在这里租个地下室开旅馆。把欠人家的钱还清了，才真正觉得这病是彻底好了。”他说。

每逢节假日，张玉香的女儿也会来这里，乍一看，一家三口和其他从外地来到这个城市打工的家庭没什么两样。“条件不如老家，但要不是有这样的旅馆，我早就死了。”张玉香说，尽管每天看到的都是绝症患者，死亡也是随时都会发生的事情，但是她和丈夫都喜欢上了这里。

“癌症旅馆”不是家却胜似家

上海瑞金医院附近的一家“癌症旅馆”里，14户人家共用一间面积不到4平方米的厕所。早上8点钟，35岁的刘秀琴正在厕所里化妆。盖子已经被掀走的马桶散发出刺鼻的味道，马桶上方挂着六七条颜色不明的毛巾，发出难闻的汗渍味。梳妆镜的边缘早已模糊不清，镜子下方，肥皂融化后流出的液体粘在白色的陶瓷洗脸盆上，陶瓷盆的下方则垒放着几个比菜碗稍大点的塑料盆。这样的环境，和刘秀琴在江苏兴化的家有天壤之别。“但这里是我的家。在这里住的人，才是我的家人。”刘秀琴说。

2014年3月某一天，正在苏州出差的刘秀琴，意外发现左边乳房有个包块，一压就痛，在同事的陪同下，来到苏州人民医院做检查。“乳腺癌中期，建议马上手术。”诊断书让刘秀琴哭到不能自已。哭过之后，刘秀琴心想：没准儿是误诊呢？于是她来到上海，穿刺活检、超声、核磁等种种检查，每天奔波在医院和酒店之间，检查结果一项项出来，刘秀琴的心也一点点沉到了谷底。活检结果终于出来了：浸润性乳癌。绝望之余，刘秀琴向单位请了长假，留在上海接受专门治疗。

治病的过程十分艰辛，所幸进行了左乳切除手术后，刘秀琴身体逐渐恢复，生活渐渐能自理。刘秀琴卖掉了车，用掉了所有积蓄，要继续治疗，她不得不住进“癌症旅馆”。刚住进“癌症旅馆”的第一晚，丈夫给刘秀琴打电话提出离婚。一向好强的刘秀琴没有央求，第二天就回家办理了离婚手续。

“死里逃生的人，还在意什么离婚？再说了，咱身体也不完整了不是吗？得让男人过日子呀！”如今的刘秀琴变得非常乐观，也成了旅馆里的开心果。你无法想象这个上个厕所都要化妆的女人，房间里却乱得一团糟，从来不叠被子，衣服、袜子满地扔。“以前我可不这么活，每天都跪在地板上用抹布擦地。但是现在，我只为自己活！”刘秀琴说，得了癌症后她算“活明白了”，怎么舒服怎么来！ 2015年1月，一个名叫范小女的女人来到“癌症旅馆”，刘秀琴开玩笑说：“我找到新伴儿了。”

范小女是湖北人，比刘秀琴大10岁。两年前，范小女被检查出食道癌，治疗后病情稳定下来，丈夫提出了离婚。但因为有儿子的支持鼓励，只是接受常规治疗并未做手术的范小女，病情竟奇迹般地稳定下来。为了定期去医院复查，加上之前一直在上海做钟点工，范小女就住进了“癌症旅馆”。

在所有的租客中，范小女的病情算最轻的。但她看病花的是夫妻俩的积蓄，所以离婚后她把房子让给了前夫。“现在这里是我的家。秀琴就是我的亲妹妹！”范小女话刚说完，刘秀琴就接过一句话：“所以哪天我玩完了，你得帮我操办后事哟。”她这话一说完，刚才还围在身边的几个人阴沉着脸走开了。

尽管死亡在这里一点都不新鲜，但“死”却是禁忌话题。很多时候，这里的每个房间都房门紧闭，有窗户的拉着窗帘，他们刻意拒绝和外人接触。这里的人，无论是病人还是家属都很少笑，说话都很小声……所以有些时候，开朗、天天都要化妆的刘秀琴会遭到“排挤”。

被“排挤”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刘秀琴每月还有3000多元工资，她是这个“癌症旅馆”里唯一有铁饭碗的人。所以，和范小女成为无话不谈的姐妹后，她让她搬到自己的房间来住，范小女则天天变着花样给刘秀琴做好吃的。睡觉前比赛骂各自的前夫；有客人来访时一起交流和癌症做斗争的经验；天气好了，两人化个淡妆来一次 “只看不买”的逛街。也许是心态的缘故，两人的病情一直很稳定，看上去根本不像癌症患者。

前不久复查时，医生说刘秀琴的癌细胞发生了转移。但是她说：“我不会去医院治疗了，活够啦！不治病的话，这里的房租也不贵，我就不缺钱花！”戴着假发的她笑着说。

每个来到“癌症旅馆”的人，都有一个心酸的故事。刘秀琴也不例外，她父母早已双亡，婚后怀孕多次都遭遇流产，所以膝下无子女。对她而言，“癌症旅馆”尽管无法让生命走向远方，但是这里，她却能感到家一般的存在和不舍。

如果没有“癌症旅馆”……

在每个“癌症旅馆”里，逃不开死亡魔咒的悲剧每天都在上演，与此同时，创造生命奇迹，顽强活下来的例子也比比皆是。这就像北京307医院肿瘤科某主治大夫说的：“有些患者因为在本地看病误诊，延误了治疗而不再相信当地医院，抱着最后一线希望进京看病。还有的患者在老家治疗时，医生曾断言 最多活一年，但到北京治疗后，却又活了好几年。我想这也是让他们继续坚定信心进京看病的原因。”

从这个角度说，收费不贵的“癌症旅馆”，满足了很多人的实际需要。所以，很多人明知它不合法，却还要开，还要住。北京某家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癌症旅馆”老板说：“有人找我，央求我租房子给他，我不得已就开了旅馆。如果相关部门阻止，我就不会再开了。但是每天都有这么多人从外地来到北京，要是没有这种便宜又就近的旅馆，他们很可能只有死路一条……”让很多旅馆老板甚至租客欣慰的是，政府严厉查处其他小旅馆，但对肿瘤医院附近的“癌症旅馆”，却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般情况下不会严加查处。

笔者走访了北京、上海、郑州多家“癌症旅馆”，采访了肿瘤医院的医生，得出的结论都是：大医院床位极其紧张，是“癌症旅馆”存在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手术之后，患者一般都要开始漫长的化疗疗程。化疗的期限有的是3个疗程、有的是6个疗程，每个疗程都在20天左右。医院里面连动个小手术都要排队等床位，根本不可能给外地患者长时间住院化疗的床位。所以，“癌症旅馆”成了迫不得已的选择。

而“癌症旅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的健康危机。根据相关数据，仅肺癌患者，短短两年之内就激增了16%！在北京，10年内肺癌病患人数增加了60%。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2000年中国男性肺癌死亡率为每10万人约50人，十几年之后，肺癌死亡率增长到每十万人约60人。女性乳腺癌发病率也连年递增，致死率已经接近肺癌。随着中国的肺癌、肠癌和乳腺癌发病率激增，一场日益严峻的健康危机正在挑战尚未做好准备的医疗体系。而作为应对该挑战的特殊措施，“癌症旅馆”便有了些许积极意义。所以，即使存在着诸多隐患，短时间内，“癌症旅馆”都不会减少而只能越来越“红火”。

有需求便有存在，但是存在又不是那么的合理合法。数量与日俱增、质量却依然堪忧的“癌症旅馆”，无疑是尴尬又无奈的存在。所有患者和家属都无奈地表示：“癌症旅馆”让他们“社会最底层”的存在感更明显。但凡有好一点的选择，他们就不会选择“癌症旅馆”。这个狭窄、脏乱，存在各种安全隐患的“蜗居”，成了他们想活下来的最后救命稻草。老百姓的梦想是什么？能在家门口看病、省去长途往返于家乡和大医院的奔波之苦，接受最专业又能极大比例报销的治疗，不因为一场大病而导致家庭债台高筑……

2015年5月10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2015年医改方案，明确提出了健全全民医保体系。而其中的几个方案，如：“完善筹资机制和管理服务,全面实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制度,健全重特大疾病保障机制”“大力发展社会办医，进一步完善社会办医政策,加强监督管理，规范服务行为”“提升基层服务能力和加快建立基层首诊、双向转诊制度”以及“深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综合改革，调动基层积极性,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加快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等举措，让我们看到了“癌症旅馆”反映出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将一一被改善的曙光。也许有一天，“癌症旅馆”将会成为一个历史名词。我们期待那一天能早日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