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度中国摄影艺术发展研究报告（上）
Text by Li Shufeng Namo Ai Yang Lijun
《资本主义现实主义》系列之一，选自2017深圳国际摄影大展。 摄影：布瑞恩·格里芬（© Brian Griffin）2017年的中国摄影艺术发展，整体表现为发展中的延续，探索中的沉潜和进步中的积淀。其中理念上的反思、创作上的踟蹰、影像价值上的追寻，状态都比较显著；展览交流活动十分活跃，但令人耳目一新的新作、巨作鲜见，主题深刻的展览也不多，各种问题、现象都是前几年问题的延续、发展与巩固。本报告系统梳理为以下几个部分。
第一部分 现象与热点
一、摄影实现大众化和日常化，摄影行业技术垄断被破除，影像成为人类在声音、文字之外的第三种工具；影像生产力获得巨大解放
在传统社会里，有两种人着重使用摄影的话语权，一是记者，他们依靠新闻媒体的优势，以自身的视角和意识形态选择现实世界的切片呈现给公众观看，公众的观看已经是被过滤后的二度观看；二是照相馆的摄影师，他们以时代流行的款式装扮人，给出特定社会环境下的人类肖像，塑造时代性的审美趣味。由于技术的壁垒，一般公众被排斥在外。近5年来，微单相机和手机的技术进步使摄影人人可为，少数人操弄摄影的时代一去不复返。
由于获取影像自动化、机型袖珍化、存储便捷化的实现，相机已经成为与笔一样的东西，发挥着记录和表达情感的双重功能，使影像成为人类声音、文字之后的第三种工具。“大众拍大众，百姓拍百姓”，可以说，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鲜明特征。“为大众拍、大众拍、拍大众”，酝酿着新的视觉风暴，“为大众拍”，突破了传统摄影为宣传某个特定的意识形态而拍摄的局限；“大众拍”冲破了专业摄影人的行业垄断；“拍大众”，使过去有意和无意之间被遮蔽的事物进入了视野，在影像记录和传播的平台上，社会上下层之间拉得更平，有了更多的对话和沟通机会。
手机影像每天有难以计数的生产量，而且其中可以遴选出非常多品相够格、角度别致、富有亲切感和活力的，延伸到私人领域或记录突发事件的影像，这些影像可以放大制作展品，达到了为业界所接受的标准。更令人吃惊的是，在全世界媒介传播上，影像传播便捷化到按键即可。发送就意味着传播。影像大众化就是影像的民主化，对于影像的垄断权和用影像述说的权力再也没有办法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了。
在这样的发展态势下，摄影活动的依托形式也从传统政治体制向各种民间社会形式延伸。与网站相结合的社会化摄影团体，如东北风摄影网站、火烈鸟摄影网站、蜂鸟摄影网站等，在当地的摄影人中形成了公信力，具有相当的组织能力；与报社大批摄影部被撤销、摄影记者被裁减的情况相反，非职业的摄影爱好者大量增加，形成了上千万人、各有偏好的庞大摄影群体。
大众化、日常化摄影时代的多元生态，有生生不息的动力；现实与影像双重世界的存在增加了我们的视觉负载；大众的多方位、多角度观看已经实现；而艺术，永远是树立在我们前方的一个目标，它在生活之上，给自身重新定位并写出标准。
“神圣化”与“日常化”是艺术走向的两极。在艺术领域“审美日常生活化”的同时，社会也在实现“日常生活审美化”，这是网络信息时代形成的特征。在手机摄影中，大众化的日常视觉审美比比皆是，几乎达到凡观皆有审美的程度；反过来，作为建立起经典和规范的“摄影式观看”方式越来越多地融进了日常视觉。这真是一个妙不可言的时代，任何“别致”的观看成果都能被记录和保存，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期盼之一就是能够遇到“别致”的观看。在这样的时代，视觉素养已经成为文化素养的主要组成部分，可以通过“摄影式观看”获得训练，得到提高。
《山水诗行》系列之一，选自2017丽水摄影节。叶文龙 摄二、个人媒体大量涌现，微信成为影像传播的日常途径
2014年之后这几年社会媒体最显著的变化是个人媒体蓬勃发展。个人媒体(英文名称为We Media)是指公民个人以私人身份，自主传播的媒体。与传统纸媒相比，其一般没有规定的出版周期，内容整散不一，可以随时互动，极为快捷，运营成本很低。因其以上特点，成为为大众喜爱的最新媒体，其中着力经营内容者成为公众关注热点，也形成品牌效应和聚集群落。
微信在近四年内成为影像传播的日常途径。在手机微信中，影像占据内容比值越来越大。人们随时随地在微信中发布自己拍摄的照片，圈子中的人可以随时随地回应，给予评价和转发。微信的主要特点，一是作为单个原子的个人具有了面向全世界发布信息的权利，让个人话语权获得爆炸式的释放，极大地冲击着具有话语独占权的传统媒体。二是发布者与终端接受者直接接通，相互反馈，形成实时对话，所有中间环节被省略。三是传播速度以秒计算，微信圈里的人都在信息高速公路上，纸媒发行的传统方式遭受替代性的打击。四是人们借助微信结成了不同的圈子，产生了新的社会组织，这些圈子以职业、工作、共同爱好、乡缘、同学、战友等为纽带结成，处于流变状态，仿佛涟漪，有波动传递，也有相互交叉影响，作用十分复杂。
从摄影业界看，以微信圈为基础的摄影组织纷纷出现，有的是地域性的摄影组织的信息平台，有的是新结成的摄影同道部落，有的是以现实商业目标为基础结成的部落，情况多样。这样的微信部落和群体，一方面让人类进化到虚拟世界的个人原子状态，现实生活中单个人需要分子般的聚合（家庭、单位、社区、民族等）才能生存，而在虚拟世界里却有另外的聚合方式，而且比较自由。另一方面，虚拟世界的聚合也会对现实世界形成影响，这样的交流，也能够促进摄影艺术的交流发展。
《空城记》系列之一，伊春，一只龙舟放在冰面上，2017年1月。陈荣辉 摄三、无人机航拍成为热门，“鸟瞰”成为常见观看方式
飞机航拍或动力伞、热气球航拍历史不短，但因为耗资大、高度和灵活性难于控制以及安全问题，一直无法普及。随着旋翼无人机出现和应用，无人机摄影逐步实现。自《中国摄影家》杂志2014年在山东邹城首次举办无人机航拍大PK后，无人机摄影迅速为摄影业界所接受和推广，以至于到2015年下半年，在全国每一个省份，都能听到无人机航拍的故事和作品。一个职业的地理或风光摄影师没有无人机会被人认为缺憾，一个广告摄影师或项目摄制组因为没有无人机航拍而自卑；与此同时，不断有无人机摄影没有在航空部门获得批准惹出事端的新闻报道，可见无人机航拍的热度。无人机航拍让在地面直视的人能够运用宏观全景视角来观看事物，并且以灵活的高度调整和在小空间里多角度俯视、平视，使对地表存在的横向延展的事物、纵向耸立的事物，都有了更加全面和各个高度上生动、真切的认识，这是人类认识手段方面一个显著的进步。当然，目前无人机摄影存在不少值得改进的地方，如空管部门的支持与制度确立，培训与实施中的技术改进等，虽然已经有不少铺垫，但仍然需要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和管理力度。
四、摄影艺术创作在理念和方法上多元裂变趋势更加显著
1.传统的风光摄影裂变为两个方向上的摄影：自然地理摄影和艺术化的风光摄影
新世纪以来，特别是2010年以后，“中国人看世界”形成风潮，很多摄影人拿回了观看一个个国度、一个个地域的成套作品，即使如南北极、南亚、非洲、南美洲这样的地域，也有很多中国摄影人活跃其间。这样的作品集到2017年估计有近千册，大都以认知为目的，以艺术作为副线。在这样的格局下，中国风光摄影更多地超越了画意摄影局限，走向了自然地理摄影。
风光摄影分化的另外一个方向，是艺术化的风景摄影成批出现。这其中又有不同类型。一种类型是在传统诗情画意的道路上继续前行的人，试图在对现实景象不断“大写”、提纯，或在数字技术上达到比传统黑白更加纯净的意境；第二种类型是在现实中采集影像素材，通过后期合成，生成新的视觉。在这个方向上着力的人很多，也产生不少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但此类作品一般属于平面设计类影像。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被称为“景观摄影”的一类作品。这是借用约翰·伯格的中心概念命名的一类作品。中国这类摄影作品主要特征有五个：一是把镜头对准当下自然遭受破坏、环境恶化的现实；二是“零度”的拍摄态度，保持冷静，不刻意赞美也不故意贬斥；三是拍摄方法，采取归纳法，发现和摄取同类现象；四是呈现方式，把异质同构的景观并置；五是艺术效果，虽然拍摄时尽可能不动声色，但展示后的效果是批判和警醒。
2.新闻摄影仍在向前发展，影像常常诞生于非职业记者，影像谬传现象越来越多
对于新闻摄影来说，在场是最重要的，距离事发原点越近越好。而专业记者听闻后赶去的马后炮式的拍摄往往拍不到事发本身的震撼力，现在只要有人在场，有手机，随时都可以拍摄。在近几年反腐斗争中，绝大多数腐败官员的犯罪情节都是由照片或视频揭发出来的，影像成为第一证据。记者的作用在当今被弱化了。近年在网络上点击率最高和传播面最广的照片，大都是在现场的影友拍摄的。
新闻照片在传播过程中经常发生谬传、被歪曲的现象。如果要弄清真相，就需要做实地调查。互联网时代的传播生态，公众要求以完整的证据链去伪存真，对媒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纪实摄影在普及
老一辈纪实摄影家在各自专题基础上不懈努力，延伸拍摄，继续撑开作品的时间跨度，有代表性的，有朱宪民、王文澜、解海龙、王福春等。传统的纪实摄影关注对象扩大，全国各地有很多专心拍摄专题的人，勤勤恳恳盯在自己驻在地的日常记录和变迁上，发挥着积累历史文献的文化作用。另外，主观性更强的纪实摄影逐步增多，出现了很多不为社会代言，站位在个体自然人的角度，拍摄自己周边人物的私生活、夜生活、“野”生活、琐碎生活的人。从文化进步的角度来看，从单一的宏大叙事变化到增加一些人拍摄凡人琐事，从对社会历史的记录角度也可以看成某个方面的进步，因为进入平凡、微观的日常生活，进行活性流变式的观察，更接近历史的真实。就仿佛在正史之外，还有笔记小说、稗官野史一样，这些笔记和野史，可以作为正史的补充。影像记录的方式，也在呈现着一般的历史学、社会学规律。
4.艺术摄影的范畴在扩大，与影像艺术界限更加模糊
艺术摄影作为摄影一个大的类别，很久以来一直在画意摄影的方向徘徊。近年来青年影像艺术家以不一样的理念和方式，拿出了自己的实践，颇具先锋气质。一是以数字技术进行超现实的探索，在视觉、听觉的结合部用力，营造一个个虚拟世界。二是以前置的主题策划导演进行摄影，呈现戏剧化场景和意境。三是把手工影像作为人类工业结晶体与文化遗产在制作过程中保持影像美学的原始追求，等等，不胜枚举。当代影像艺术的诸多实验，标示着影像呈现的无限可能。在当代艺术、新锐、先锋等模糊概括的类别体系中，正拓展着影像艺术的边界。
5.关于影像价值的讨论热度不减近两年，如何才能提升作品价值成为很多摄影家思考的中心问题。这几乎在每个摄影节展活动中都可以见到众说纷纭的场面。相对而言，有作品积累的老一代摄影家和科班出身、需要迅速被社会认可的职业摄影师更加关注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的提出，一方面使职业摄影师的生存困境再一次被强调；另一方面也逼迫摄影家从市场价值的终端效益上考虑拍什么、怎么拍的问题。这种讨论的产生既来自于摄影本体在新技术冲击下的困惑，也来自于摄影师依赖传统纸媒生存方式的削弱，还来自于美术作品收藏和拍卖机制的压迫。不管讨论的重点偏向于哪一方，对于影像价值的研究本身对促进摄影艺术的发展还是有促进作用的。
《莽》系列之一，在山溪中捕捉蛙类的莽人，2014年。程新浩 摄6. 新技术引发的猜想
光场相机后期可以随时更换焦点，这让以手动聚焦的老摄影家吃惊；而VR技术近乎全息的再现代替了我们对机位的选择。还有，纸基影像越来越少地去实现，而屏幕影像越来越多地占据主流。这些技术会消解传承百年的摄影的本体吗？现在还难以判断。
第二部分 政策与导向
一、学习和贯彻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讲话、十次文代会讲话、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大会上讲话精神，摄影业界生态发生“水落石出”的重大变化
自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同志在北京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三年多来，加上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优势、一刻也不停歇的强大影响，广大摄影工作者认真领会讲话精神，自觉审视当前摄影界和摄影事业发展的现状，找差距，摆问题，付诸于行动，努力改变工作作风，摄影业界的生态发生了很大变化。
一是党员领导干部组织和参加摄影采风活动、举办大型展览、出版豪华画册者大为减少，摄影艺术回归到自然真实的状态。近十多年来，摄影艺术实现数码化和大众化，大批业余爱好者纷纷走进艺术殿堂，举办展览，出版画册，甚至组织一些要求地方单位接待的大规模的豪华采风活动，参加者除了企业家，还有不少一定级别的领导干部，他们使用昂贵器材，制作精良照片，让大批职业摄影工作者目瞪口呆。有以自费形式举办活动的，也有以促进文艺发展的名义以公款举办的。不少人凭借自己的权力，加入专业社团组织并担任领导职务。一时间，摄影业界熙熙攘攘，摄影艺术仿佛失去了应有的标准和尺度。文艺工作座谈会，是一个分水岭，使人们在喧哗与骚动中冷静下来，扫除“雾霾”，找到方向。自座谈会后，上述摆花架子、追求假轰动效应的问题得到了遏制。
二是摄影人心静下来，开始钻研艺术本体。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不知多少人纷纷去单纯追逐名利，忘记了文艺工作者本行主业是创作本身，立身之本是作品这个最基本的道理，你追我赶地追逐“诗外”功夫，似乎运作比创作重要，宗派比流派重要，包装和形式比内容、内涵重要，关系和传播比水平、特质重要，文艺在题材、体裁、形式和风格不断丰富的同时，出现了鱼龙混杂的情况。原因在于不少人和机构舍本逐末、急功近利，把传播方式改变当作内容出新，把材质转换当成思想原创。
座谈会后，很多摄影工作者内心静下来，摒弃了大轰大嗡到一个地方扫荡拍片的方式，个人策划选题，自费深入到自然深处和社会基层，把基层百姓和群众摆在主人公地位，安安静静地拍摄关心他人、有人文精神的作品，留住时代影像，留住乡愁，拍摄了大批接地气、有温度的作品，为变幻的影像世界充进一股清新扎实的摄影之风。
2016和2017两年摄影生态“水落石出”的现象更加明显。这里所谓“水”，就是一种生态，在这种生态下，摄影创作、展览、出版等等方面良莠杂陈，量大而纷乱；摄影创作的目的和类别界限常常模糊不清；作品质量高下不分、甚多自以为是者的自娱、自语与自夸；作者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各显其能，摄影业界总体上呈现漫漶无边、杂草与食粮共同生长的状态。所谓“水落”，是指这种一拥而上的生态在明显退潮，作品有了方向性，艺术纯度提高了。
“水落”自然“石出”，这里所谓“石出”，是指绵延在时间的流里，作为摄影艺术本体追求的作品、理论和摄影家越来越显豁地存在，明显获得了更多的阅读、理解和传播。从《晋察冀画报》的原版重印，到一批经典摄影家作品的再梳理和高频率传播，让我们感受到时间的力量和社会氛围的变化，感受到摄影艺术的发展所留下的一条明晰的线索。
二、在题材内容上，专业摄影领域更加重视对传统文化遗产的拍摄
文化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连续五年委托中国摄影家杂志社举办了四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展征稿、评选和巡展。社会上，以中国的世界遗产、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拍摄选题的摄影人越来越多，此类主题的摄影大展越来越多，不但有政府机构主办的，而且有民间机构主办的，甚至有个人举办的。从关注深度和广度来看，都在不断延伸和扩展，列入名录的有人专门拍摄，没有列入名录的，也有人拍摄。从地域上看，摄影人的视野扩展到全国各地、各个民族、各个层面，拍摄选题到了查漏补缺的阶段。与此同时，关于遗产拍摄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入，从对象选择，到影像掌控，到编辑和图文处理，培训班也层出不穷。大家真正认识到，拍摄传统文化遗产，是摄影人责无旁贷的责任；传统文化与摄影艺术结合，表现中华美学精神，是创作的不竭源泉。
《土地的主人》系列之一，拖觉火把场上的“朵乐荷”歌舞表演，“朵乐荷”歌舞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13年7月。苏呷此色 摄三、“中国梦”成为影像创作和展示的常态主题
近几年来，“中国梦”成为新的历史时期对我们国家和民族一百多年来的共同理想的全新阐释与形象表达。摄影，因其相对的客观性，更容易走进历史；因其直观和快捷，更容易凝冻形象；因其现场性，有很强的感染力；因其选择性，能够体现价值走向；因其瞬间性，能摄取事件、人物和发展过程的典型细节，成为了抒写中国梦最直接有效的方式。汇聚正能量，抒写中国梦，也是中国摄影家的摄影之梦。2017年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中国摄影家杂志社承办、国家艺术基金支持的“影像中国梦”全国摄影巡展最后两站完成，此展荟萃1860年以后中国摄影家、外国摄影家拍摄的百姓生活影像，呈现了各个历史节点上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用一座座“时间的遗址”，折射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艰巨历程。《中国摄影报》中国梦公益影像广告继续进行。
《二元空间》系列之一，广州康乐村康乐桥，2014年9月。熊华栋 摄四、关于“故乡”和“乡愁”的题材，成为热点
受习近平同志“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建设观点的指引，近年来对“乡愁”的关注在摄影业界是普遍性的。有两个现象值得瞩目：一是有一批少数民族身份的青年摄影师，如库尔班江·赛买提、德戈金夫、苏呷此色等，他们的作品精神指向并不完全相同，创作方法也不一样，但由于都贯穿着对本民族现实生活和历史的思考与呈现，他们的努力与老一代摄影家如巴义尔等人的作品一起，形成了近乎文化寻根式的创作现象。在当下中国，所以能够形成这样的摄影创作现象，得益于经济和社会发展，使他们走出各自的生活圈子，有了宏观思考；同时时代的命题，如乡村城镇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等，他们也融身其中，与汉族当代青年一样经受着转型。二是相当一批离土的中青年摄影师，或出于对往昔生活的怀念，或出于遗产保护的责任感，更加重视乡土题材的拍摄，最终形成了近年来关于此类主题的系列展览。
第三部分 创作、活动与问题
与相对精彩的活动和展览相比，2017年的摄影创作较为平淡，但平淡中有一个现象引人关注，就是近几年摄影家的跨媒体艺术实践，不再是简单考虑媒体的多样性和花哨效果，而是着重寻求深度叙事能力，一部分摄影师从静态图片拍摄转向了纪录片拍摄，成绩喜人。比如摄影记者出身的焦波，2013完成的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获第15届中国电影华表奖纪录片奖等多个奖项；2014年，同样是摄影记者出身的周浩历时八年完成的纪录片《棉花》，获51届中国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奖、2015年美国圣丹斯国际电影节评委会特别奖；纪实摄影师出身的王久良，2016年完成的纪录片《塑料王国》，获阿姆斯特丹纪录片电影节新人单元评委会奖，并对国内环境保护和某些政策的修改产生了良性影响。跨行和跨媒体创作虽然在中国摄影史上多有出现，但达到“现象级”确是近年来才有的，背后至少有两个原因，一是面对复杂的现实，图片摄影的叙事能力与纪录片相比有较大的局限性，摄影师试图通过跨媒体来实现突破；另一方面是技术发展提供了代价低廉的可能性，过去拍摄纪录片需要电影摄影机或高清DV，现在一般的高档相机不但有视频拍摄功能，而且达到4K标准，为纪录片拍摄提供了方便。可以预见今后将有更多的图片摄影师转向纪录片制作。
2017年的摄影活动也在向深度发展。由国际摄影艺术联合会（FIAP，简称国际摄联）与山东东方国际摄影艺术促进会等多家单位联合举办的第五次世界摄影大会在山东举办，来自世界42个国家的300余名摄影家走进齐鲁大地，奔赴济南、聊城、枣庄、潍坊、淄博、青岛等地进行创作交流。FIAP授予泰山为“国际摄影艺术联合会认定摄影基地”，泰山由此成为国际摄联在全球指定的第一个“世界摄影基地”；本次大会的另一重要成果是成立了“丝路国家摄影组织联盟”，通过促进丝路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助力“一带一路”战略—中国摄影界与国际摄影组织之间如此亲密深度的交流合作，极为罕见。这次大会得到了国际摄联和全体成员的高度评价，为中国争得了荣誉。合作交流的学术方面，深圳（福田）国际城区影像节历时四个月，与国际著名的玛格南图片社展开合作，双方在2016年举办了《玛格南经典作品与印片小样》大型展览，2017年在深圳合作举办了玛格南驻地实验室、工作坊、讲座、展览等活动，不仅让中国年轻摄影师深入了解这一著名摄影机构的历史、作品、当前变化、摄影理念与经验，更将驻地实验室设置在商场，使摄影创作与编辑过程成为与大众分享的公共文化。整个活动非常流畅，展现了出色的策划和执行能力，是中外摄影艺术交流的成功之作。
2017年中国规模和影响较大、具备一定学术性的摄影活动，主要有以下18项（以举办时间为序）：
1.上海国际摄影节暨上海第十三届国际摄影艺术展览(2017.2.28-3.5，上海)
2.深圳国际摄影大展（2017.6. 22-6.25，广东深圳）
3.保持记录—2017西安国际摄影邀请展暨研讨会（2017.6.24-7.23，西安）
4.中国当代摄影40年（1976-2017）—三影堂10周年特展（2017.6.28－8.27）
5.第五届世界摄影大会(2017.8.8-8.14，山东)
6.大理国际影会（2017.8.19-8.23，云南大理）
7.深圳（福田）国际城区影像节 (2017.8-12，为期4个月)
8.影像上海艺术博览会 （2017.9.8-9.10，上海)
9.宁波国际摄影周（2017.9.9-9.17，浙江宁波）
10.平遥国际摄影大展（2017.9.19-9.25，山西平遥）
11.北京国际摄影周（2017.10.12-10.18，北京）
12.丽水摄影节 （2017.11.15-11.19，浙江丽水）
13.集美·阿尔勒国际摄影季（2017.11.25-2018.11.3，福建厦门）
14.连州国际摄影年展(2017.12.2-2018.1.2，广东连州)
15.TOP20中国当代摄影新锐展（2017.12.8-12.17，杭州）
16.西双版纳国际影像展暨“全球化语境下的民族影像表达”论坛（2017.12.12-12.16,云南西双版纳）
17.广州影像三年展（2017.12.15-2018.3.8,广州）
18.回路—2000年以来的西南影像实验（2017.12.232018.3.17）
纵观全年的创作和活动，有一些新观念、新动态值得特别关注。
一、在“人类纪”视野之下展开对现代性历程的反思及走出困境的探讨
2017年中国推出的众多影展中，北京国际摄影周的国际学术主题展“嘘，人类纪！”有特别的意义，它不仅将人类纪时代的艺术观引入中国摄影界，还通过10位国际一流艺术家的作品，以图片、视频、装置等多样化的形式，精彩呈现了对现代性危机的深刻反思及未来出路的探讨，对当下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和中国摄影艺术都有特殊意义。“人类纪”（anthropocene）本来是一个地质学概念，按照地质学关于宇宙进化的阶段分期，现在的地球处于第四纪的“全新世”，这个时期大约从12000年前开始。但以克鲁岑为代表的一批科学家认为，自18世纪末期的工业革命开始，人类的活动已经粗暴打断了自然演化的过程；人类活动作为主要的地质外营力，对地表形态起到深刻作用，对地球环境产生重大影响，使地球演化改变了原有速率。因此，全新世—这个具有超乎寻常的稳定的温和气候、对人类和其他生命形态十分有益的一个时期其实早已结束；人类已经深刻地、彻底地、永久性地、不可逆地改变了地球的气候、地理、生物以及水文环境，从而进入了一个新的地质年代—人类纪。
克鲁岑把人类纪的起始地质年代精确定为1784年，即瓦特发明蒸汽机开始。虽然“人类纪”这一概念提出的时间不过十几年，但由于其巨大的号召力和概括力，而今人类面临的很多问题，特别是生态与环境问题、现代工业化问题、城市化问题、资本主义的宿命问题，乃至人类未来的方向问题，都不断地聚集于这一命题之下。这一命题也成为国际上文学艺术、特别是科幻小说和电影电视关注的重要命题之一。在摄影领域，一批出色的摄影家自觉地将自己的作品与人类纪的命题联系在一起，如加拿大摄影家爱德华·伯丁斯基（Edward Burtynski）、英国摄影家尼克·勃兰特（Nick Brandt）以及参加本次展览的10位艺术家等，产生了广泛影响，是国际摄影中的重要动向；中国摄影师王久良的作品《塑料王国》也属于此列。“嘘，人类纪！”对现代性的反思，不仅表现于对现代性主导的发展方式、生活方式的批评，更提出了在现代性视野中被定义为“落后、原始”的某些生活方式，实际上蕴含着深刻的哲理，可作为解决现代性危机的借鉴，这从作品《森林的权利》（尤苏拉·毕曼/保罗·塔瓦雷斯）中可见一斑。这部作品精致地呈现了石油公司和矿业公司对厄瓜多尔亚马逊河流域热带雨林地区的觊觎和侵蚀，以及当地盖秋亚土著人对自己的权利、特别是森林的自然权利的捍卫：他们不仅认为森林是他们的财产，犹如城里人的房屋汽车股票存款一样不可侵犯；更认为森林里的一草一木都是有生命的、必须被尊重的法律主体。他们与在森林开钻的石油公司对簿公堂，成为人类为森林生存权打官司并获胜的第一个成功案例（中国的情况几十年来都是自然界为经济发展让路）。这部作品深刻揭示出了“人类纪”这一概念的另一本质：克鲁岑将人类纪的起始时间定在1784年瓦特发明蒸汽机的日子，那也正是资本主义利用科学技术征服世界的重要节点，恰好证明了人类纪的历程与资本主义发展、繁荣的历程同步，二者有强大的内在联系。人类纪时代的诸多问题虽为全人类共同面对，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资本才是造成人类纪诸多问题的主要根源（有人说人类纪的本质是资本纪）。因此，人类纪这一命题并不仅仅是单一的问题意识、危机意识，更内含了一种社会批判意识和反思意识：人类困境的根源之一，在于资本牟利的天性，同时也在于300余年来推动现代性进程的人文主义价值观本身。这一价值观的核心乃是人类中心论，正是在人类中心论支撑下，人类向自然界攫取无度，将世界、也将自己逼入困境。虽然科幻小说和电影提供了各类匪夷所思的解困途径，但现实的出路仅有一条，那就是尽快放弃现代性进程中养成的消费主义生活方式，重过简约素朴的日子。人类纪命题提出之后的下一个历史时刻，当是对人文主义价值观的反思和现代性的退场，这已成为许多有识之士的共识。
二、在“超媒体时代的影像”主题之下，展开对影像艺术未来形态诸种可能性的探索，包括未来影像的生成方式、语言形式、呈现形式以及与社会文化和科学技术的关系
“超媒体时代的影像”是2017丽水摄影节的主题，它本身是描述当下摄影状态最准确的关键词之一，并延伸至对未来影像可能性的探索，使这个主题更加意味深长。人类图像艺术的历史，如果从洞穴绘画算起，经历了媒体时代—多媒体时代—跨媒体时代—新媒体时代，而今正在步入跨学科、跨领域和高科技时代。“新时代的影像艺术是什么样子？”是当代艺术的重要探索方向。通过丽水摄影节的主题展并结合相关国际展览可以看到新时代影像艺术的雏形：它的基础主要不是借自传统艺术资源，也不是完全生发于历史或当下社会生活，甚至不是完全出自于艺术家的思想和自己所能把控的艺术概念，而是借助高科技，通过人工智能、大数据、新能源、生物技术、互联网技术、数字技术等手段，生成艺术家本身不能完全把控的影像和结果；它可能与艺术家的意图相合，也可能相悖；它呈现的可能是现实的社会状态，也可能是人工现实（AR，artificial reality）或虚拟现实（VR，virtual reality），更可能是一种大数据计算生成的混合现实；它可能不仅超越相框、屏幕、墙体、美术馆、公共空间等传统媒体艺术所依托的物质性、物理性媒介，而且可能会超越“影像”这一传统艺术生产的中心—这样的重大变化，艺术史上前所未有。同时，相关问题也扑面而来：既然新时代的艺术所要处理的很大一块不是艺术与现实的关系，而是与高科技结合大数据经人工智能生成的混合现实的关系—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混合现实是否也有现实社会中所存在的三个世界东方西方城乡差别种族歧视公平正义伦理等问题？此前艺术史上所形成的处理艺术与现实之关系的那套准则是否还有效？多大程度上有效？或者是要全部删除？
在关照当下、探索未来的同时，“超媒体时代的影像”这一主题还具有一定的先锋性。哲学家吉尔·德勒兹曾指出，消费社会是一种高度编码的社会，而编码的规则是资本利益最大化；社会成员的行为方式看似自由，实际上处在资本导引之下。当下的生活方式和影像资源（从动漫游戏电影电视到路牌广告）已被消费主义完美劫持，“超媒体时代”所探索的新时代的影像艺术，通过使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高科技手段生成一种混合现实，充满不确定性，以对资本和意识形态所控制的社会现实和编码规则说“不”，从而导引出一套与未来影像艺术形态相适应的艺术概念、批评规则、技术伦理、新艺术社会学等，开拓出新时代的影像艺术领域—这一领域早已不在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所讨论的范畴之内，乃是一场新的影像艺术革命：这正是“超媒体时代的影像”主题展览的先锋意义所在。
三、“保持纪录”—关于当下纪实摄影问题与走向的讨论
这个讨论是“保持记录—2017西安国际摄影邀请展”附带的两个主题研讨会之一（另一个研讨会的主题是“陕西摄影群体”），讨论的主旨是再次强调了“纪录性是摄影的根本属性”，正如该展览的阐述所说：“无论在西安本地还是世界各地，都有无数摄影人努力遵循纪录摄影的方法。保持记录，既是保持摄影自诞生起的不忘初心，也是保持人类探索世界真相的永恒理想。”在世界摄影史的图谱中，纪实摄影已经是一个强大且明晰的传统，这一传统从发明、发展到不同阶段各国摄影家所做出的贡献，是极易辨认且被经常评论的。在今天的中国摄影界，仍然大规模地讨论类似于常识的问题，这本身就很说明问题：当下，我们仍然需要不断地明晰摄影的常识，比如纪实摄影。
就狭义的纪实摄影（documentary photography）来说，它完全是一个美国产品：1935年，处于大萧条背景下的美国政府推出“新政”；为了争取公众支持，美国农场安全局（FSA）成立了摄影小组，拍摄全国农场和农民的生活问题。之所以在“摄影”之前加上了“documentary”（此处含义有多种，一种是“纪录片式的”“有文献价值的”，同时也含有“像拍摄纪录片那样拍照片”或“拍摄纪录片风格的照片”之意；既是一种价值要求，也含有拍摄方式要求），完全是一种偶然：当时纽约现代艺术馆刚刚成立的电影馆入库一批弗拉哈迪等人的纪录片，其生动、真实和文献价值引起很大的社会影响，让FSA摄影小组的创始人罗伊·斯特莱克非常钦羡，他希望自己发起的这个摄影小组能拿出类似于弗拉哈迪的纪录片那种风格、产生那种强大社会效应的摄影作品，就将这个小组的工作定义为“documentary photography”（国内有多种译法，均不恰切，此处且取“纪实摄影”这一译名）。FSA摄影小组的出色作品将大萧条背景下美国农场、农民和其他社会问题揭示给社会，推动了这些问题的解决和社会进步，由此形成了纪实摄影的一个重要特点：与问题指向和社会变革相关联，并有相当严谨的摄影操守要求（关于纪实摄影之源起，见亲身参与FSA项目的摄影师阿瑟·罗斯坦所著《纪实摄影：摄影大师及其理念》，李文吉译，广西师大出版社，2004）。但现在的研究表明，其中还含有许多政府操控的成分，这一点不为中国摄影界所熟悉（详见The Disciplinary Frame: Photographic Truths and the Capture of Meaning, by John Tagg,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9）。
纪实摄影的基调就此奠定，但摄影具有与其他艺术一样的自我生长性，此后的摄影实践极大地丰富、扩充了纪实摄影的内涵与外延，从而形成了广义纪实摄影的概念，题材撷取和拍摄手法也更加个人化。美国摄影师道格·里卡德（Doug Rickard）2011年完成的《新美国影像》（A New American Picture），选取了谷歌的街景照片反映金融危机之后的美国城乡，用高像素相机将其从电脑屏幕上翻拍下来展览和出版，也被归为纪实摄影的类别：这说明当下的纪实摄影概念已经非常宽泛，更多地强调了问题指向，但对作品完成方式更为开放。时下纪实摄影的最新时态是作为行动主义的纪实摄影（documentary photography as activism），此处不论。
回到“保持纪录”主题研讨会：这个研讨会的召开之所以比较有意义，乃在于与中国纪实摄影当下的状态有关，用评论家鲍昆先生的话说，要关注当前的中国到底需要什么态度的摄影。最近十年，中国国内的情况是艺术摄影依托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和国际市场得了利，新锐摄影得了名，纪实摄影却很失落。中国纪实摄影从1980年代启蒙，此后20年高速发展，2004年吕楠的《四季—西藏农民的日常生活》等“三部曲”问世达到了一个高峰，并形成了良好的社会声誉：纪实摄影因揭露社会问题、推动社会变革、关注生活变迁—这正是这一阶段中国社会内在的急迫要求—而崇高，吸引了大量的摄影实践。但近十年高质量的纪实摄影作品非常稀少，大量摄影师将拍摄的民俗、街头乃至小学生上学头发结了霜花之类的偶发纪实性照片，都归于“纪实摄影”，表现出了对纪实摄影的理解不够全面，更与已经形成学科的纪实摄影传统不相容；而新锐摄影师群体中从事纪实摄影的人更是寥寥无几—“保持纪录”研讨会将这一现象提出来进行讨论，引起对纪实摄影本质问题和走向的关注，确是别有意义。（未完待续，请见下期）
责任编辑／阳丽君
《流园》系列之一，浙江省舟山嵊山岛中心村，1985-1995年期间迁出荒废，原住民500余户，2000余人，2015年。郭国柱 摄
《归来的流亡》系列之一，夜来香。金向怡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