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共同体发展模式探析——以横港村的在地实践为例
关键词：风景园林；乡村复兴；在地实践；共同体；社会转型
文章编号：1000-6664(2018)05-0005-06
中图分类号：TU 986
文献标志码：A
收稿日期：2018-04-03
修回日期：2018-04-16
Abstract: From the "new rural construction" in the early 2000s, to the "beautiful countryside" nowadays, the change in the past twenty years reflects the continuous exploration and adjustment of the rural development mode in China from all social circles. Undeniably, that early massive rural modernization was a necessary. However, as the society has entered the transformation stage in recent years, the drawbacks of this mode have been showing gradually. With the rapid urbanization process, a series of social problems such as hollow village and left-behind children appear in the country. In view of the above problems, this paper takes the project of Henggang as an example, and tries to explore a new development mod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building a sustainable platform for designers, villagers and consumers to form a community. Then the model by recent in-site practical experience is demonstrated.
Key words: landscape architecture; rural revitalization; in-site practice; community; social transformation
1 乡村复兴溯源——社会革新
乡村复兴现象曾在人类历史中频繁出现，其历史可以追溯到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在经历了中世纪漫长而又低效的资本积累过程后，一些乡村在文艺复兴的社会背景下受到惠及。大量的艺术工作者发现了自然中蕴含的价值，并将社会变革中所产生的活力从城市带入乡村。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可以在一些欧洲小镇中发现当时乡村复兴进程的蛛丝马迹。
无独有偶，同样处在巨大变革的明治时期的日本也开启了乡村复兴运动。地处东京至京都途中的古驿站——轻井泽，随着铁路的建设渐渐没落。19世纪末，一批居住在东京的外国人发现了轻井泽夏天凉爽的气候，并将其作为避暑胜地。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轻井泽渐渐成为世界级休闲度假胜地。
不难看出，乡村复兴与社会变革存在着巨大的联系。当今的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中期[1]，不管是政府政策导向，还是资本流向，都开始从城镇慢慢转向乡村的建设与发展。当然，这一过程是在不断的尝试中进行调整的。21世纪初，国家推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政策，在这一背景下，第一批大规模资本开始流向乡村。在没有任何实践经验的情况下，少数具有区位优势并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乡镇得到了长足发展。然而，更多的乡建项目大量照搬美国乡村的大农场模式，但这些传统村落所固有的“小农”环境并不适合这样的开发模式[2]。
新一轮的转变发生在2010年前后，作为国家政策实施的先导地区，浙江省有着宝贵的经验[3]。其中，大量特色小镇的成功建立为乡村建设提供了新的机遇，也是在这段时期，“新农村”建设逐渐被“美丽乡村”所替代。从“新”到“美”的政策转变，使乡村建设工作的重点从注重基础设施建设转变为对社会性问题的关注。
至此，从事乡村工作的设计师面临着大量新的挑战，其一就是角色的转变。“新农村”建设时期强调现代农业的开展，设计师在文化创意方面的能力少有机会体现，“美丽乡村”的出现，使设计师获得了更大的发挥空间。然而，面对如此巨大的机遇，很多人无法摆脱先前的工作惯性，生搬过往的经验，盲目推进规划方案中的数据和指标，使之前乡村中出现的社会问题被进一步放大。
图1 乡村共同体的主题结构图2 新型发展模式——乡村共同体
既然从专业技术角度已陷入了死局，我们尝试从公共社会学角度入手，从整体层面来审视乡村复兴。首先，从城镇化的角度，农民作为乡村的主要群体，多数离开自己的土地，在保有乡土文化的同时变成城市建设的“产业工人”。他们拥有的文化同所处的环境有着天然的矛盾，使其难以完全融入城市之中。回到乡村来看，作为主体，农民的流失导致乡村空心化，维系乡村秩序的集体意识趋于消解，老人与儿童所组成的新群体，不能有效地形成新的集体观念，每个个体都处在一个逐渐封闭的意识之中，这些现象进一步导致人们对传统乡村文化的忽视和对故乡归属感的缺失。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在美丽乡村的政策背景下，业内人士进行了大量的创新型实践。在国内众多先行的实践中，成功的案例中总能发现乡村共同体的营造。所谓“共同体”概念的提出没有明确的时间，但可以肯定的是自从人类文明出现以来，为了达成某种个体难以实现的目的，大量没有血缘的人类聚集在一起形成了共同体。在《共同体与社会》一书中，作者滕尼斯认为，共同体代表着“一切亲密的、秘密的、单纯的共同生活”，其成员有着共同的礼俗社会，与所谓的法理社会相对应[4]。在当今部分乡村中，人们之间的信任、认同和忠诚正在逐渐丧失，乡村共同体陷入了解体的趋势之中。
滕尼斯认为，共同体一旦解体就不可再生。幸运的是目前一些乡镇还保有一丝仅存的联系，然而如何尽快修复联系，重构乡村共同体是一个艰难的课题。当我们从历史中寻找答案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与国内乡村小农经济社会结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儒家经典《礼记·礼运》中，孔子所追寻的大同世界强调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并存的状态。“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并不是简单的乌托邦，在这样的共同体中，预期中共同目标的实现会于己有利，所以个体的思想和能力被有效地协调。这种朴素的儒学思想和当今社会中的“集团”“企业”等共同体概念的本质概念暗合，并深刻存在于千百年所形成的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之中[5]。
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身为设计师，与村民有着什么样的共同利益？如果只是建房子的话，我们完全是多余的角色，因为在我们到来之前，独特的乡村空间环境就已经存在。这些空间通过传统礼制和自然经验的不断校正而形成，超出了未接触过该领域的设计师的认知。
另一方面，建筑空间建设早已不是现阶段的主题，经过十多年的建设，很多乡村的建筑空间和基础设施多数饱和，建筑空间功能性过剩。如何让这些空间体现乡村独有的社会性，回归到乡村共同体中，成为设计师在乡村在地实践中的重要任务。由于工作内容的转变，以订单为主的项目运作方式完全不能达到设计师预期的效果。为了重构乡村空间环境中的社会性稳态，设计师在乡村复兴中必须转变身份，与村民享有共同的利益目标来运营共同体。
从运营者的角度我们不难发现，除了村民和设计师之外，共同体中还存在着消费者。长久以来，居于城市中的消费者与身为生产者的农民之间存在着巨大隔阂，体现在当今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则是价值的巨大差异。首先是相差悬殊的商品价值，大多数城市中常见的农产品在农村收购价格低廉，有时中间相差10倍以上[6]。其次是感情的隔离，诸多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使消费者对生产者的劳动成果产生怀疑。最终缺乏信任和过高的价格使消费者愈加不珍惜农民的劳动成果。所以，当设计师认同了自身在乡村共同体中的身份时，通过运作使消费者与共同体产生紧密联系，最终形成共同利益，进而融合成完整的乡村共同体(图1)。
3 在地实践——设计师的多重身份
“在地”即英文中的“in-site”一词，是一个舶来的新兴概念，直译为“现场制造”。乡建实践的在地性，指我们所从事的专业性活动在特定的历史文化场域空间中，这些设计方案与空间场域发生联系的一种研究和趋势[7]。“在地”具有地域的特殊性，与之相对，目前大部分乡村都经历着“全球化”带来的普遍性和趋同性。前文所提到的“新农村”很大一部分工作代表了这种全球化的趋同性。而“在地”指的是让空间与文化回归具象的个体和他们所组成的独有的共同体。这样一来，在乡建的在地实践中，乡建过程中所营造的空间将会回归到个体，回归到共同体每个人的意志中，回归到具有社会意义的行动中来。
虽然笔者很早就关注乡村问题，但是直到2015年才真正参与到实践之中。时值“设计之星”大赛，“互联网+美丽乡村”大会在乌镇举办，借着这个契机，我们结识了距离乌镇5km的横港村。初见横港村，有一种静谧、萧飒、恍然隔世的感觉。虽然乌镇早在千禧年就开始了复兴的进程，但是多年来取得的成果丝毫没能影响这个临近的村庄，反而由于积聚效应，很多村民转移到乌镇或经济更发达的地区谋求发展。
最初我们看待乡村建设问题仅仅是一个方案项目，并从专业技术角度对村庄做出规划。然而在接下来的接触中，渐渐感受到了当地浓厚的乡土文化与静谧祥和的精神场所，也发现了诸多衰败、困窘的社会现象。面对如此深刻的乡建问题，笔者决定将接下来几年的精力全部投入到横港村复兴的事业中来。
幸运的是，当时横港还留有一丝与历史的联系，最容易发掘的是集体经济时代背景下的遗存(图2)，包括大面积的建材厂、服装厂、钢铁厂和养殖基地等。当然这些遗存如其他乡镇企业一样，早早退出了历史舞台，荒废在村子的中心地带。而相距1km，便可以到达被遗忘了七千多年的考古发现——谭家湾遗址。以上这些遗存静静地矗立在田野之中，组成了横港的物质环境和文化脉络。
在创建共同体的过程中，可以发现形形色色的人在为横港村的振兴努力，包括为横港村乡建四处奔波的村委，为改善空间环境常驻现场的建筑师，朴素好客的当地居民，积极开展活动的运营组织，以及兢兢业业的管委会。正是这些人的共同努力，横港村才能取得今天的成绩，身为一个运营者，将这些要素作为复兴的动力结合起来，正是运转共同体的关键所在。
图2 乡村工业化时代的遗存
图3 工作初期与村民周师傅合作3.1 艺术与乡村
虽然面临更多未知，但我们还是在几个领域中找到了解决方案的切入点，首要的便是文化与艺术。在《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中，作者安德森认为一个完整共同体得以“强化”，源于语言、小说、音乐、诗歌等天生注定的元素共同引发的一种“有机的共同体之美”，让人们对这个集体产生了无私的爱并为之奉献[8]。地域文化和艺术使人们认同所处的乡村共同体，从而形成稳定的主体。这里所谓的艺术与文化是具有原生性的本土文化，是村民结合当地环境所自发形成的联系纽带。
然而，乡村的复兴不可能与现代流行文化隔绝，经历过“新农村”的探索，业界深知现代要素的重要性。由于地理区位的劣势，一些乡村文化始终处于发展停滞的状态，部分不健康的传统要素被无限放大，形成恶性循环。不少设计师顾虑乡村地域性，生怕丝毫的改动会破坏当地的现状。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地域文化糟粕和流行文化中的精华是需要进行人为判断的。恰当的创新在吸引游客的同时，也能够让居民更能体会家乡优美的生活环境，从而调动居民参与维护家乡环境的积极性。
庆幸的是，横港村位于长三角地区，有着对外来文化兼容的传统，许多村民乐于从国际视野来审视自身文化。但这并不是说乡建工作就可以一帆风顺，在刚刚入驻横港之初，几乎很难遇到理解我们工作的村民。当然，在不断地努力下工作还是找到了突破口。周师傅是这个村里一个养鸭的村民，他第一个欢迎横港设计团队的入驻(图3)。周师傅的鸡鸭很多是从杭州萧山的养殖市场买来的国外品种。往返于外界和家乡的他明白，要想让村子发展，需要让更专业的人来帮助他们。
如此一来，位于村子西北侧被废弃的养鸭棚成为我们工作的第一站。鸭棚位于村庄的边缘，是联系外界的门面，是一处适于信息汇集交流的场所。2017年9月，“小鸭艺术中心”落成，从节省成本和保持风貌的角度考虑，建筑除了基本的翻新和装修之外，结构和外立面基本没有任何改变(图4)。同时，我们邀请了当地最好的竹编师傅制作了支架，而就在早些时候这位师傅还忧虑如何把这几十年的技艺传承下去。
相比改造项目本身，我们更加关注乡村社区文化的复兴和邻里联系纽带的重塑。以往横港村民的活动空间是“农田-村舍”这种简单的两点一线，闭塞的空间形态导致活力迅速流失。对于一个以家庭关系为联系纽带的村落来说，一个适合开展积极文化活动的空间，更容易打破原有体系的束缚，使村民获得公平的参与文化活动的权利，形成乡村共同体的新型主体。
谈到公平的参与权利，作为一个“空心村”，儿童无疑是这个共同体中的主体，在艺术中心面前的场地上设计师专门为儿童设计了一片活动场地。方案中选用了无动力活动装置，包括滑梯、秋千，而制作这些设施的材料完全来源于村子里的废弃材料，包括废弃的轮胎、老旧的木料等。至此横港村的主体活动场所基本营造完成。
3.2 文化与教育
若想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生硬地推行新的文化形态，结果往往是失败的，这种舍本求末的做法不仅导致了大量乡土文化的消亡，也促进了各种乡村社会问题的产生。乡村具有怎样的普世价值，怎样回归到共同体中适应现代的生活环境，需要设计师认真思考。从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通过教育手段融合文化，无疑是最有效的方式之一。
自然教育更容易培养孩子的性格，释放孩子的潜在能量[9]。在初期，我们的工作对象主要是留守乡村的儿童。这些儿童正处于成长阶段，具有强烈的求知欲和对外来文化的接受能力。我们在小鸭艺术中心的一角开辟了专门为儿童准备的画室。这座画室里不传授正统专业的美术教育，而是结合孩子们的兴趣随机举办活动(图5)。
4-1
4-2图4 小鸭艺术中心改造前(4-1)后(4-2)对比图
5 随机举办趣味活动
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横港儿童平时参与活动制作的作品渐渐对外产生了一定影响。许多居住在周边城市的家长们惊讶地发现，乡村环境可以给儿童带来如此丰富的创造力。将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对接的时机已经成熟，11月，横港团队首次招募几十位城里的家长和孩子参与割稻活动(图6)。2个月后，横港村再次举办割稻节，很多之前参与过该活动的家长又带着孩子回到这里。此后每隔一段时间都会举办以儿童为主题的活动，村子里渐渐出现了更多年轻人的身影。通过亲子活动，不管是当地的居民还是城里来参加活动的成人，都渐渐付出了更多时间关注孩子的健康成长。
与此同时，横港书院的改造也接近了尾声。横港书院原本是一座清代的私塾，虽然废弃多年，但经过无损检测我们发现建筑的主体木作结构状态良好。在改造过程中，主要对围护结构和屋面进行了翻新，局部空间方面，对之前的玄关和土灶进行了复原。书院的正面是一片荒废的菜园，先平整场地，利用改造中拆卸和剩余的建筑废料在菜园中砌筑了一些简单的景观构造，进而结合场地中的原生植物将铺地按照一定的图案将废料拼合在一起，最终形成了一个宁静、悠然的空间(图7、8)。
这一阶段，我们的工作重点从未来转向历史。在横港，我们发现一些即将消失的技艺，包括前文提到的竹编师傅的绝活、深受老年人喜爱的戏曲、古时盛行的江南桑蚕技艺，以及围绕着传统民居开展的园艺技巧等。至此，“横港书院”被打造成为一座可以保留乡土历史文化的场所，以期传承和发扬地域文化。
教育活动的开展将居民与游客汇聚到乡村，恢复了横港的活力。同时，这些积极的活动实践将地域和外界、历史与未来，从时间与空间的双重层面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重建乡村共同体的文化纽带。
3.3 产业复兴与产品运营
以往许多乡建项目因为缺乏产业，在建设完成后再度陷入衰败的状态，因此在乡村复兴的过程中，产业复兴与提升是运营的关键因素。如果将村民看作生产者，那城市居民便可称作消费者。现代商品经济模式造成了城乡二元结构的对立，生产者的劳动和消费者的高价消费之间的隔阂需要设计师通过运作来化解。在长时间的在地实践中，我们联合村民探索出一套“在地生产-在地营销”的模式。
图6 横港村首次割稻节亲子活动
图7 横港书院的改造大量使用了回收建材
图8 横港书院雪景
图9 通过有机种植技术和品牌运营提升产品价值这个模式可分为生产、提升、销售3个阶段。生产阶段的重点是重塑村民与土地的关系，先将小规模闲置的农田土地租购，再反过来租给掌握传统农耕技艺的村民。同时通过技术培训，指导村民按照现代人需求的产品级标准进行耕作。这样一来，就有了将产品提升的基础。提升阶段旨在通过专业的设计手段和在乡村活动中的展示为高质量产品打造品牌，通过品牌价值形成产业规模，最终影响整个区域的生产者，调动他们提升生产积极性。在销售阶段，这种模式打破了以往二元结构的对立，利用文化艺术活动的影响力，拉拢消费者在地消费，最终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的产业生态结构。
在实践中我们已经对横港当地的桑蚕、稻米和鸡鸭养殖产品进行了运作，在运作过程中，我们向村民传授了现代有机农产品的生产技术和标准，同时将产品销售的利润按比例与村民分享。目前，横港村的蚕丝被、有机稻米(图9)、有机鸡鸭都销量不错，虽然刚刚达到收支平衡，但是整个生产、加工和销售的新型体系得以确立，横港村也随着经济的复苏逐步走向复兴。
4 结语
总体来看，横港村目前不管是从人口活力、农业生产、资本流转还是公共事业的运作方面都达到了较好的平衡状态。当然未来还会面临更多的问题，如所建设的公共空间是否真正具有社会公正性，所有被引入的外来文化是否真正具有地域适应性等，都需要未来更长时间的在地实践来证明。
从设计专业角度来看，相比一些历史文化名镇名村，横港村这样的普通乡村在历史风貌保护与更新的博弈中，非常容易找到平衡。很多改造项目仅仅需要简单的翻修、软装的采购和安装即可投入使用。回看这一路走来，关于设计和技术性的问题只占了很小一部分，而整个共同体的运转成为了我们工作的首要核心问题。庆幸的是我们一直坚持在当地对乡村复兴工作进行实践，将自身融入到共同体之中，身体力行，将乡村复兴的成果惠及共同体中的每一个人。
注：文中图片均由作者拍摄或绘制。
参考文献：
[1] 方文.中国社会转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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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罗谟鸿.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研[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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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陈同滨，王兴田.建筑前沿理论与思潮&建筑文化传统与新技术[J].世界建筑，2017(5)：28-30.
[8]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M].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9] 约瑟夫•克奈尔.与孩子共享自然[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
(编辑/刘欣雅)
作者简介：
(加拿大)李方悦
1966年生/女/深圳奥雅设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洛嘉儿童主题乐园创始人/研究方向为经济学、工商管理(深圳 518057)
颜佳
1983年生/女/湖南长沙人/深圳奥雅设计股份有限公司研发中心负责人/研究方向为建筑设计及理论、城市空间规划与儿童友好设计(深圳 518057)
郑峥
1988年生/男/黑龙江哈尔滨人/深圳奥雅设计股份有限公司研发中心研发专员/研究方向为工业遗产保护(深圳 5180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