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汇婚姻与家庭(上）

那晚，几十位父母的老同事、老邻居来了，还有些素不相识的人也来了，家属院里里外外围了好几百人。影片放映的过程中，许多人哭了，三兄弟也哭了，虽然这并不是他们第一次看，可每看一次，他们还是会很感动。

片子只有26分钟，但兄弟三个用了8年的时间，才做出了这部《不能忘怀的爱》。他们几次到外地，跋涉数千里，花费数万元，拍了1000多个小时的素材，“这么辛苦，我们就是想把父母‘留住’，把爱留住。”

刻骨铭心的感情，有时候需要默默放在心里，有时候需要拿出来纪念，就像一年又一年的清明祭奠。对于三兄弟来说，这纪录片就是他们对父母最好的纪念。“每次看，仿佛父母还在眼前，家人之间的爱还在眼前。”

父母身上闪着的“光”

父母身上有许多东西，打动着孩子们。有担当和责任，有勤劳能干，有坚强独立……在父母看来，很多事情也许“自然而然”，可在孩子们心里，它们却闪着“光”。

2005年3月，母亲李文英突发脑溢血去世，对于申家兄弟姐妹5人来说，是个巨大的打击。一辈子没有麻烦过孩子的李文英，让兄弟姐妹几个心里满是遗憾，总觉得还没有来得及为母亲做些什么，她就匆匆走了。

李文英去世后，几个孩子时常想起相继去世的父母。“父母是平凡的，可在我们心里又是伟大的，有时候想着想着就想掉泪。”兄弟姐妹想把这份感动记录下来，作为对父母的纪念。

由于哥儿仨都是搞摄像的，很自然就想到了用摄像的方式，可具体怎么做，他们心里没谱。这期间，老二申长明跟自己的师傅刘思伟老师聊天，说出想纪念父母的想法。刘老师向他们推荐了一部名叫《山有多高》的纪录片，片子是导演汤湘竹为了纪念父亲而拍摄的，讲述了主人公对“家”的感情，以及寻根之旅。三兄弟深受启发，也决定为父母拍一部纪录片。

拍摄之前，三兄弟经常会聚在一起讨论拍摄的内容，常常一边讨论一边就想起许多往事来。“父母在世的时候，很难有机会回忆以前的生活，但拍摄纪录片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机会，让我们重新回忆父母，回忆他们对孩子、对别人、对社会点点滴滴的爱。”老二申长明说，“父母去世后，我常常会被自己的回忆打动。”

在三兄弟的印象里，李文英是个勤劳能干的母亲。

“除了我们3个兄弟，家里还有两个女孩，一共5个孩子。那时候生活负担还是挺大的，除了父亲努力工作，母亲也很‘卖力’。”刚到砖瓦厂的时候，李文英做的是卸土的工作，工作量相当大，可她没有叫过一声苦。转正后，李文英被安排到轻松的岗位上，可她却选择了另一个工作—拉灰，她觉得多干活就能多挣钱。那时候，干完一天拉灰的工作量就可以回家了，但李文英常常是用半天的时间干完一天的活，然后再给自己“加活”—翻坯。回家后，还要给几个孩子做饭。看起来柔弱的李文英，却在孩子们心里相当能干。

李文英还掌握着家里的经济大权，而且有着很强的“理财能力”。上世纪80年代，她就已经攒下了万元积蓄，在那个时候，成为万元户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老大申长云说，母亲总是把节省下来的钱一点点攒起来，攒够100或者200元，就会叫上他，一起去存钱。那时候，母子俩最快乐的事就是坐着厂里的小火车，到城里银行存钱。

虽然节俭，但李文英在一些大事上，却并不抠门。那时候一知道有什么新“玩意”， 老二申长明就去跟母亲说，母亲听完，总会“很豪爽”地说“哪天咱们去看看”。就这样，申家是当时厂家属院里比较早拥有电视、录音机和自行车的人家。李文英对外人也很大方。“母亲节省下来的粮票，邻居谁说想用，她就毫不犹豫地拿出来。姨家的表妹该上高中了，可姨家太困难，母亲知道后，拿出100元给了表妹。在那个年代，100元可是个不小的数字。”

“母亲其实是个很大气的女人。”这是兄弟姐妹几个最深的感受。这个大气的女人身旁，还有一个对社会有爱、有责任、敢担当的男人。

“那时候，父亲总是起得很早，为的是打扫从家门口到厂门口的那条马路。他跟我们说，打扫干净了，走上去也舒坦。但我们知道，父亲并不是为了一个人舒坦，而是想让更多人走着舒坦。下雨天，去厂里盖砖坯，完全是自发行为，其他人也会主动做，但父亲做得更多，他几乎每次都去，而且总要叫上我和大哥；每次回来的路上，父亲总让我和大哥披上唯一的雨衣，而他自己却淋着雨。我长大成人之后，才明白父亲的用意，他是让我们明白‘男人’的含义，那就是敢担当。”这个敢担当的男人被许多人信任着，加上工作兢兢业业，很快，父亲申连成就当上了瓦机段长，后来又被评为河南省劳动模范和人大代表。

申连成是个有原则的人，想让他往家里“拿”个扫帚都难；他也从不动用任何关系给家里办事，以至于小儿子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工作。在这件事情上，李文英表现出了另一种大气，她理解丈夫，对他从没有过半句怨言。

父母的爱点点滴滴
　
父母的爱点点滴滴，小到给孩子包扎伤口。可当有一天你有时间认真回忆的时候，会发现，它们是那么打动人。

李文英非常节俭，好多人都说她从嘴里“抠”出不少钱。可“抠门”的李文英却没“亏”过几个孩子，她总是费尽心思，想着怎么给孩子们做“好吃”的。比如，当天做的面条吃不完，她就换个花样，把剩下的面条摊成饼；再比如，西瓜吃完了，瓜皮不舍得扔，她就把瓜皮削削炒菜。每次，几个孩子都抢着吃。

平时，哪个孩子受了伤或者是身体不舒服，都会去找母亲。申长明记得，他们手脚受伤流血的时候，母亲就会拿来大蒜，轻轻剥下一层蒜皮，粘在有伤口的地方，用来止血。谁被马蜂蜇了，母亲就去采一把草药，帮他们敷上。有几次，看母亲低头为自己包扎伤口时，申长明静静地不说话，可心里却暖暖的。

不只是母亲，父亲的爱，也藏在生活的点点滴滴中。

申长明到现在还清晰记得，小时候，一到夏天，他去砖瓦厂玩的时候，父亲就会喂他吃麻药片，说是能防暑提神。虽然只是一粒小小的药丸，但申长明后来一直记得那味道，他说，那不是药丸的味道，而是父亲的味道。那时候碰到谁家摆酒席，父亲也会带申长明去，没有位置坐，他就站在父亲身边，父亲总会夹块肉给他吃。

申长明和弟弟小的时候，一直都想要个玩具。有一年，父亲带他们去商场，哥俩儿在卖玩具的摊位前舍不得走，他们喜欢上一个带发条的青蛙玩具。哥俩儿因为实在喜欢，竟然拿起青蛙玩具就跑。父亲一看慌了神，先去付账，然后匆忙去追小哥俩儿。追上之后，父亲并没有责怪他们，而是说了句：“以后千万不能这样跑，太危险了。”那句话让申长明每次想起来都感动不已，而那个发条小青蛙则成了他和弟弟人生中的第一个玩具。

后来，几个孩子慢慢长大了。掌握财政大权的李文英，给几个孩子娶的娶、嫁的嫁，把他们安置妥当，自己却几乎没花过孩子们的钱。

老两口退休之后，并不打扰孩子们的生活，而是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丰富多彩，申连成被返聘到厂里搞绿化，李文英则回到厂里装瓦。老两口还开荒自留地，种菜自己吃、种棉花家里用，两个女儿结婚的被子，是用李文英亲手种的棉花做的。

1994年，申连成因脑血栓，永远地离开了爱着他的家人。申连成去世之后，几个孩子轮流照顾李文英，不管在谁家、吃什么，她从来不挑剔，也不让孩子们铺张浪费。

2005年3月24日，对于兄弟姐妹几个来说，是让他们终身难忘的日子。此前毫无征兆的李文英因为突发脑溢血，也永远地离开了她爱着、也爱着她的孩子们。

李文英生前总跟几个孩子说，希望落叶归根。于是，兄弟姐妹几个在她去世后，决定帮母亲完成心愿。

“带母亲回老家的那天，我们几个每走一段路，都要告诉母亲走到哪里了。‘妈妈，到卫辉了；妈妈，到淇县了……’终于，走到了母亲的故乡。我们几个流着眼泪，跟母亲说：‘妈妈，我们到家了。’”说起那天的场景，老二申长明还会哽咽不已，不愿意再多提。

重新体验，才会感受更深。于是，他们重走父母当年的路。

母亲去世后，为了纪念父母，兄弟姐妹几个开始拍摄纪念父母的纪录片，而有着摄像经验的三兄弟更是成了重要执行者。

为了拍摄到更多素材，三兄弟决定重走父母当年的路，甚至重新体验他们当年的生活。

2011年，砖瓦厂面临破产，原本在厂里做会计的大哥申长云，也面临着重新选择。申长云原本可以选择别的工作岗位，但为了积累拍摄素材，他提出回老厂烧窑，希望重新体验一下父亲当年的工作。那时候，申长云的年龄正好和父亲当年差不多。

刚开始，申长云还真有点不适应，做了许多年的会计工作，再重新去干那些重体力活，他有些力不从心。工作要三班倒，上夜班也是常有的事。申长云住的地方离老厂有10公里，因为面临破产，当时去往老厂的路都被挖了，地面坑坑洼洼很难走。有几次下雨的夜晚，申长云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去上夜班，走得很艰难。有一天，又是一个大雨滂沱的夜晚，申长云在泥泞不堪的小路上走着的时候，突然生出“不想干了”的念头，他真想一走了之。可一想到父亲当年不知道比自己辛苦多少，一想到父亲“敢于担当、敢于面对”的形象，申长云决定咬牙继续干下去，他想，这也许正是自己更好体会父亲的机会啊。

就这样，申长云在工作条件非常艰苦的窑上整整工作了一年。用他的话说就是，“我以前就知道父亲辛苦，现在更能体会他了。”

在老厂拍摄的时候，老二申长明遇到一个拉灰的小伙子，38岁。小伙子告诉申长明，他一天最多只能干6个小时，时间再长就受不了了。小伙子才38岁，可自己的母亲当时50多岁，拉着同样重的灰，一干就是8个钟头，下班回家还要给孩子们做饭，有时候为了多挣点钱，还要再去干点其他活儿。申长明在镜头前哽咽了：“我觉得母亲真不容易。”

在窑上拍摄完毕之后，三兄弟请一位民工兄弟吃饭。聊天时，老二申长明用前几年比较流行的说法问那位民工兄弟：“你幸福吗？”对方笑着说：“我很幸福。”申长明又问：“你哪里幸福？”对方说：“刚开始是我一个人来到这里，后来我又把同村的人也带来了。他们不仅挣了钱，还在这里找到媳妇成了家。”

申长明想，当年的父母应该也是这样吧，虽然辛苦，却是快乐的。在他们身上总有一股向前奔的劲头，那是一种可以看到明天的希望。

因为纪录片中要涉及母亲的成长史以及和母亲有关的亲人生活状况，三兄弟还多次去往逃荒时留在山西的姨妈家，还有逃荒到山西，后来又回到河南的舅舅家拍摄。

“1942年的时候，河南发生大饥荒。外婆挑着两个箩筐，带着她的弟弟和几个孩子逃荒。母亲当时只有6岁，因为脚受伤无法长途跋涉，只能跟外公留在家里。外婆逃荒后不久，外公就去世了，幼小的母亲只能跟着叔叔生活。十六七岁那年，母亲经人介绍，认识了父亲，后来，母亲带着自己种的几斤棉花，嫁给了父亲……”

三兄弟的姨妈住在山西的山区，道路非常难走，而且很容易迷路。那时候，三兄弟中只有老二申长明会开车，去山西都是他开车，路上的辛苦自然不言而喻。有一次，他们的车坏在路上，三兄弟推着汽车在山里走了好远，才找到修车的地方。还有两次遇到下大雪，他们的车越走积雪越多，到最后，两边的积雪几乎堵住了车门，他们只好从天窗爬出来。虽然辛苦，但三兄弟从来不嫌苦，把纪录片拍好，是他们唯一的信念。

“在拍摄过程中，我们了解到许多感人的事情。当年姥姥逃荒时，挑着两个箩筐走出故乡，箩筐里放的是两个孩子。许多年之后，两个舅舅也挑着箩筐，却是返回故乡，而且箩筐里不再是孩子，而是姥姥和姥舅的骨灰。两个舅舅去世前，还完成了姥姥的使命，找到了在山西逃荒时被卖给别人的两个妹妹。对于母亲一大家人来说，他们实现了最终的团聚，这是多么不容易的事。”

“母亲与亲人分离了大半辈子，她很看重一家人的团聚。”申家兄弟姐妹5个在母亲去世后，达成协议：不能因为父母的离去，而让这个家散了。拍纪录片的过程，让几个兄弟姐妹联系更紧密了，一家人也更有凝聚力了。三兄弟还想把摄像工作室也合并在一起，统一成一个名字—申氏兄弟。

除此之外，几家人还经常聚在一起。每年除夕，大家都会雷打不动地去大哥家吃饺子；一大家子16口人，无论谁过生日，他们都会一起庆祝；哪家的孩子“成人”了，他们也会聚在一起给孩子们办成人礼；他们还经常一起去外地旅游，栾川大峡谷、蓬莱仙境、洛阳牡丹园都留下过他们欢快的脚步。

“父母虽然走了，我们用这样的方式把他们曾经的生活记录下来，也成了我们对他们最好的纪念。父母让我们懂得，家就是有亲人有亲情的地方；他们虽然不在了，可这个家却不能散。”申长明说。

如今，母亲已经去世10年了，申长明还是经常会想起母亲，想起汪峰的那首《母亲》：“你是否还在我身边看着我，我思念的母亲。每当我在路上停下脚步，望着天空我都会看到你；每当我从荒芜的梦中惊醒，流着眼泪我都能感觉到你，我思念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