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院门口的“黄牛”老了
几乎每天，陈义都会在上午九点，准时达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位于五棵松的北京耀莱成龙国际影城。影院的营业时间就是他的“打卡时间”，周末更是不能松懈。
陈义的职业是电影票“黄牛”，他总是独自等待着来看电影的人，低声询问每一个经过他的人是否要买电影票。
最近几年，陈义的平均月收入一直维持在2000-3000元，最好的时候也只能到4000元，远不及滴滴快车或顺风车司机的最低收入水平。
没落的黄牛们已经很少在电影院门口骚扰观众，但还是会时不时地成为某个“刷票风波”的挡箭牌。
4月28日，《后来的我们》上映，当晚就曝出“刷票争议”。此后无论猫眼官方声明，还是恳谈会上的猫眼COO康利，都表示在38万张票﹑涉及1300万的票房中，有54%的订单确定是用户正常改签行为；剩余46%退票订单中，有部分确定为恶意刷票，疑似黄牛行为。
嚣张的黄牛
身为黄牛的陈义并不愿意背这个“黑锅”。在《后来的我们》上映首日，陈义没怎么挣钱，那一天，他净收入两百多元，与往常水平相差不大。
一些影院经理或负责人也不认可猫眼的官方说辞：“54%的正常用户退票本身不符合常理，‘黄牛’一说更是匪夷所思。”“这份公开声明漏洞百出，猫眼宣发应该是‘猪队友’给坑了。”
在中影股份制片分公司制片市场总监陈昌业的观影经历中，几乎没有遇到过电影票黄牛。他说：“我倒是知道有倒电影优惠券和电影节票的。他们（黄牛）会囤优惠券、会员卡，但不会囤电影票，因为囤票的风险太高了。”
黄牛敢“囤票”那都是七八年前的事情了，彼时黄牛们正处于他们的黄金时代。
2010年，《变形金刚3》登陆长沙万达电影城——那是当地唯一一家IMAX 3D放映厅。去看电影的观众发现，不管他们多早去排队，都买不到好位置。好票都被黄牛抢走了，票价翻了一番，从100元炒到近200元。他们对排队买票的观众说：“你明天来也买不到好位置的票，因为明天的票已经在我们手上了，你怎么买得到呢？不如早买早看。”
彼时的黄牛非常嚣张。
据报道，在这家影城售票大厅，几个男黄牛合伙“驱逐”一女黄牛。这位女黄牛需要向他们缴纳每月几千元不等的“保护费”才能在四楼卖票。而影城保安几乎对此“视而不见”，甚至与他们相谈甚欢。
黄牛自称拿到的都是内部票——他们的“老大”以110元的价格从“内部人士”那里拿票。为了遏制黄牛行为，这家万达影城想了些办法——解锁售票，在每天早上8点和下午2点对外销售。但这些并没有改变什么。
买会员卡、团体票是黄牛的普遍做法，还有一些非北京地区的黄牛跟影院“沟通”好，拿到最低的价格，然后卖给企业或单位。鼎盛时期，黄牛们直接买断黄金时段的全场电影票，不仅仅是赚差价，而是翻好几倍卖给观众。
“剩下的都是老弱病残”
《北京商报》在2014年暗访调查时发现，黄牛分为“单打独斗”和“团队作战”两种：独自工作的黄牛主要以回收网上团购和商场优惠券为主。但由于进票渠道较少，竞争激烈，这些黄牛的月收入在2000元左右；“团队作战”则减少了竞争，进票渠道也更多，他们的平均月收入在5000元左右。如果碰到特殊的档期，如春节或者假期，经常发生一票难求的现象，黄牛的月收入甚至可过万。
今年32岁的陈义来自安徽阜阳，五棵松耀莱几乎是他7年来唯一的工作场所。作为一名行业“老人”，他一直属于“单打独斗”的黄牛。获票渠道也很固定：其中一部分票来自二手网站，一些公司员工会把公司发的电影福利票挂在转转、闲鱼等二手网站上。还有一种方式是，他常年是电影院的会员，以充值的形式拿到打折电影票。
通常情况下，他以25-30元的价格收票，以35-45元的价格卖出。收票的数量取决于电影的火热程度。最差的时候他一天只能卖出几张票。不过，陈义有一些固定客源：多年的从业经历让他积攒了将近100名客户，大部分是影院附近的居民和学生，这些回头客是他收入的稳定来源。
黄牛也分“三六九等”：靠关系拿票的赚的是渠道钱，靠自己提前排队买票的赚的是体力钱，虽然陈义属于后者，但他也到达过“事业巅峰”。2012年12月，《人再囧途之泰囧》上映，80块钱一张票陈义卖到100元。那时，他也很大胆，一次拿票成百甚至上千张。电影上映的那段时间，陈义净赚两万元。那一年，他的年收入首次过10万元。
不过，电影票黄牛早已是“夕阳行业”，生意不好做，转行的人越来越多。
大约在5年前，和陈义一起干活的有二三十个人，现在只剩下几个。“剩下的都是老弱病残。”陈义自嘲道，他们互相认识，但不会抢生意，因为大家都赚不了多少钱。
掐断黄牛盈利途径
随着线上票务的兴起，黄牛势力迅速衰落。
2010年，美国大片《阿凡达》登陆中国，引爆了中国的电影市场，在有IMAX厅的电影院，票价高得离谱，被黄牛炒到800元。这或许是电影票黄牛的事业顶峰，从此以后，就走上了下坡路。
当时，刚刚起步的线上票务平台格瓦拉事先从影院预留了一部分票，以低于电影院的票价放到平台上卖。由此，线上购票、选座、终端取票机的购票方式正式诞生。
在线票务的萌芽期在2010年-2013年形成。团购的低价与影院的高票价相比，前者优势非常明显，且方便快捷，以此培养出一批观众。这也成为电影黄牛没落的开始。
格瓦拉之后，2014年，淘宝电影、微影时代成立；2015年，猫眼电影独立。时光网、网票网等一大批线上票务平台兴起。那时的线上电影平台主要以团购为主。
当时，华夏电影发行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黄群飞预测：“未来团购电影票的盈利点将会从低价转变为提供便捷的服务。与此同时，各大影院联合起来，根据市场的变化可以对票价相应地降低，使电影票价在整体上有所回落，掐断‘黄牛’的盈利途径。”
一语成谶。
到了2017年，线上票务已经可以独当一面。截止2017年末，中国在线电影票务比例接近80%，这一领域的竞争也日趋激烈。在线选座更是直接切断黄牛与顾客接触的机会。
在此期间，中国电影市场飞速发展。从2012年的13118块银幕（全国）增长至2017年的50776块。票房从2012年的170.7亿元增长到2017年599.11亿元。这也意味着，电影票不再是票务市场的稀缺资源。
转型做导购，开影院
互联网改变了中国电影票务商业模式，新一代电影消费者的购买习惯都从线下转到线上，公平、透明和可视化的买票体验，使当年横行影院的草莽黄牛们眼睁睁地看着整个群体迅速衰落。
陈义就是见证者：“过去线上选票技术没那么发达，电影院也没有那么多，大家到了一家电影院必须得看，要不就白来了，所以只能排队。现在不一样了，如果这家电影院没票了可以选别家，而且价格很便宜。”
尽管黄牛也在与时俱进，同时下手线上和线下，但线上票务平台的飞速发展，消除了信息不对称，让购票模式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甚至颠覆行业规则。随着平台与影院愈加紧密的合作，黄牛的生存空间被严重挤压，市场份额快速萎缩。时至今日，黄牛几乎已经退出舞台。
最近，陈义干得最大的一“票”是在《复联3》上映当天（5月11日），票房达到4.46亿元。就北京来说，热门影院和下班后的黄金时段的电影票早在白天被抢空，只剩下最前排或边缘的位置。那一天，陈义赚了500元。对于他来说，日收入500元已经不多见。
除了爆款电影，能让黄牛们赚上一笔的还有电影节。2015年，第十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公映的《进击的巨人》，电影票被黄牛热炒到300元一张，而原价则不超过100元；另一部电影《预告犯》被黄牛炒到400元，原价只要60元。而一些有明星参与的粉丝见面会更是夸张，票价逼近1000元。即便如此，高价票依旧被一枪而空，一位想买票的影迷找到黄牛，却被告知：手中票量充裕，但只卖给“想看和有经济实力的消费者”。
生意不好做，陈义也想过转行去做演出和演唱会的票务，但那个行业的水比电影票更深，他说：“很多人会欺负新人，而且又没有上家拿货。”也因为自己从业长达7年之久，对电影黄牛这个行业更加熟悉，尽管收入越来越少，但他还是选择维持现状。
也有混得好的黄牛，早早预见到这一天，转了行。一位来自陕的黄牛西，在2009年到2013年间完成“原始积累”，在线上票务颠覆购票方式前，转去做投资，并开了自己的影院。现在混得很好，经营着三家店，近期已经开始倒卖电影院了。另一位黄牛来自山东，转型后开公司，现在规规矩矩地做地方票务代理。
还有黄牛转型做代购。因为在商场周边老转悠，黄牛就和商场的导购混得很熟，在商场大力度促销时，他们会在品牌导购处预付一定的货款。导购在商场内拍好商品照片，他们再将照片上传到淘宝网等平台上销售。一个时代过去了，曾经的黄牛们未必都有光明的前途。
大约在5年前，和黄牛陈义一起干活的有二三十个人，现在只剩下几个。“剩下的都是老弱病残。”陈义自嘲道 摘自虎嗅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