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与山：无腿登山者夏伯渝的珠峰征途
无腿老人夏伯渝，手持登顶珠峰时用的一根登山杖，那是他挪着假肢捡回来的（黄宇 摄）
夏伯渝在第五次攀登珠峰途中就像海明威笔下那个在大海中搏斗的老人，夏伯渝残缺的双腿写出了一个真实的“老人与山”。他43年的珠峰征途，就是“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最好的现实注脚。“她接纳了我”
43年以来，夏伯渝第一次说自己要主动休息一下了，“实在是太累了”。
他今年69岁、双腿截肢、曾罹患中晚期淋巴癌。带着这些伤痕累累的标签，他于北京时间5月14日10时41分成功登顶世界海拔最高的珠穆朗玛峰，成为中国年龄最大，也是第一个依靠双腿假肢登上珠峰的人。
距离登顶珠峰已经过去了半个月，他身上的珠峰痕迹依然明显。6月1日，在北京的住所，一向准时的夏伯渝采访时罕见地迟到了——或许是珠峰征途太过艰苦，他的身体还没完全恢复，当日上午去了社区医院理疗。效果并不理想，他打算下午再去大点医院做进一步康复。
他老远笑着打招呼，精神矍铄，脸部充满了红润血色。这来自于被冻伤的血痂，它们暗红得发黑，像两块勋章，挂在了他左右脸颊上。冻伤让他脸部显得浮肿，起初很痒，然后是疼，当日上午又开始不停地流脓水，夏伯渝只有让家人找两块棉布，准备贴在脸上，免得脓水直流。
“我这么大岁数了，也不在乎什么形象了。”夏伯渝一边笑着，一边将棉布贴在脸上。能让他在乎的东西，还是跟珠峰有关。当摄影记者为他拍肖像时，他坚持要拿出自己登珠峰时用的一根登山杖。
在快要下撤到珠峰大本营时，夏伯渝两根登山杖已坏，团队所雇的夏尔巴向导就将登山杖扔了，夏伯渝一下子急了：“怎么能扔了呢？”向导说坏了，夏伯渝更急了，“坏的我也要！”他托着假肢去找登山杖，两根只拾回了一根。这根折了一截的登山杖，被他像宝贝一样珍藏着，放在登顶用的包里。“这是登顶的登山杖，多有纪念意义啊！”
当夏伯渝耗时7天登上世界之巅时，他只在上面待了不到10分钟，却成为当时珠峰顶最受欢迎的人。各国的登顶者，见他一对外露钛合金假肢，都立马围过来跟他合影，以至于他事先想好的两张要摆pose的单人照都没来得及拍，留下了一个小遗憾。
好在更大的心愿完成了，在第五次珠峰之旅成功登顶后，夏伯渝第一时间通过通话机向大本营喊话：“2018年5月14日8点31分（尼泊尔时间），我终于站在了梦想了41年的珠峰8848米的顶峰。”因为激动，他把43年错说成了41年。
整个过程远比喊出的这句话来得艰辛。对于用假肢攀登的人来说，最难的地方在于脚没有知觉，“踩在什么地方我感受不到，必须用眼睛看”。夏伯渝拿着两根登山杖，一路低头看着路面，根据岩石与雪层的受力方向，用两根杖保持身体平衡。
“哪一段路都很难走。”夏伯渝回忆说，珠峰南坡的登顶路，有的是50～60度的大冰坡，有的覆盖了厚不触底的深雪，“假肢抬不出来”。还有的路，又窄又陡，沿着山脊网上，只有20～30厘米宽，稍微踩错，两边就是万丈深渊。
最难的是主攀登路线到C5营地之间一段路。C5营地海拔8400米，是为防止他假肢磨腿特设，此前他未路过。路上有一段小路，窄而斜，上下起伏，中间只拉着一根绳。夏伯渝只有用弯曲幅度有限的假肢，挨着试探脚底岩石。这段仅有20米的路，他走了半个小时。“其他困难我都知道，这个从没见过。”
儿子夏登平和本次冲顶的团队负责人柯庆峰在大本营等待了一周多，才听到通话机中传来还有30分钟、20分钟、10分钟的登顶倒计时。当世界之巅的消息传来，柯庆峰一声令下“敲吧！”夏登平立刻敲响一口铁锅，夏尔巴人则挨着往他们脸上抹一种面粉。这是当地庆祝珠峰登顶成功的一种传统仪式。
夏伯渝的老伴马怡也第一时间得知消息，她连说几声“好”，叮嘱夏伯渝“一定要平安回来”。10分钟后，暴风雪来临，夏伯渝一行人不得不意犹未尽地下撤，他在峰顶就看了几秒风景，“一览众小山，都是云海，露几个小山头”。
珠峰顶上的暴风雪，夏伯渝并不陌生。两年前，他在距离峰顶还有94米时突遇暴风雪，不得不下撤，第四次冲顶失败。那场暴风雪先后导致了4支队伍遇难，但这次的暴风雪比2016年那场来得更为凶猛。
他的登山镜第一次结了冰，过往最多都是结起雾霜，“蹭一蹭就没了”。这次，他必须摘掉手套，“用手一点点把冰抠掉”。几秒钟工夫，手指就冻上了，手套被灌进了冰，时间一长融化在手套里，又连着手指冻起来。整个下撤中，他的手指“全是硬的”，最后冻伤了3根手指。
持续高强度的运动让他的小腿严重肿胀，假肢穿不进去了，只有忍者剧痛往里硬塞，小腿末端部分处于悬空状态，“跟活塞似的”，行动极为不便。下撤到7900米左右时，他突然一个踉跄，踩到冰裂缝里，腿连着穿戴不稳的假肢直接陷了进去。
他不敢发力，怕一发力假肢会在冰缝里脱落。在这个海拔高度，那将是灭顶之灾，“万一掉下去我就全完了”。他立刻大声呼救，向导赶了过来，用工具把冰裂缝挖宽，然后抓住他的假肢，小心翼翼地将腿拔出来。这样的惊险，他遇见了两次。
他疼得路都走不动，只有一步一步往前挪。下撤两天后，柯庆峰在大本营接到他们还有一小时到达的消息，最后却等了好几小时。团队和夏登平都忙去迎接，远远就看到一个卸掉假肢后只有1.21米的老人瘫坐在石头上，低垂着残缺的小腿。他们觉得肯定是他，但“越走近越不像，因为脸已经冻变形了”。
1975年第一次登山前，夏伯渝和登山队友在北京合影留念
被选入中国登山队前，夏伯渝是青海体校一名足球运动员柯庆峰一下子没忍住，哭了出来，“太可怜了”。他能感觉到眼前这个面目已非的老人极度疲惫，不停地宽慰着“活着回来就好，有伤很正常”。夏伯渝点了点头，心里想着“终于结束了”。
如今，夏伯渝双腿仍有痛感，很少坐轮椅的他回来后几乎在轮椅上度过。他的十根手指皆有麻感，筷子都拿不稳。有两根手指缠着绷带，右手中指尖处全黑。夏登平说，这根手指有再次截肢的可能，但夏伯渝对他说，这些都是家常便饭了。
“我登了这么多次，珠峰都没让我上去，用种种危险阻止我，这次终于让我上去了。”夏伯渝说，“所以并不是我有能力征服了她，而是她接纳了我，可能也是看我几十年这么辛苦吧！”
1975，梦碎珠峰
多年以后，当珠峰终于接纳了夏伯渝，不知他是否会想起26岁那年的自己。
43年前，也是在珠峰，夏伯渝失去了双腿。1975年5月1日，作为中国登山队第一突击队的一员，26岁的夏伯渝首次尝试登顶珠峰。这支肩负了历史使命的队伍，距离峰顶最近只有200米。眼看顶峰将至，却突遇一场暴风雪，20多名队员连站立都困难，却不忍放弃，在上面耗了两天三夜，直至所有氧气耗尽，才选择下撤。
一名藏族队员在下撤过程中体力不支，队友们只有用皮鞭抽着他前行。但这名队员还是不慎丢失了睡袋，寒夜里在帐篷中冻得瑟瑟发抖。夏伯渝看着队友，“心里很不舒服”，就将睡袋让了出来。
那时的夏伯渝身体素质绝佳，尤其不怕冷。北京冬天零下十几摄氏度时，他不仅出门不穿棉袄，还坚持冷水浴，队友人送绰号“火神爷”。“我觉得我不会冻伤的，谁冻伤肯定也不是我冻伤。”零下超30摄氏度的夜里，夏伯渝蜷缩一团、双手抱胸，在帐篷里就地和衣而睡。
当夜无恙，夏伯渝无任何不适。第二天走回营地，他怎么也脱不下靴子，只有让医生用剪刀剪开。他的双脚从肉白色到紫红，再干成黑色，又冰又硬，毫无知觉。随后，夏伯渝被送回北京医治。诊断结果异常残酷，一度让他不敢相信：双脚冻伤坏死，必须截肢。
登山之前，夏伯渝曾对自己说，身体任何部位都可以受伤，唯独脚不能。1974年，中国登山队到青海招募队员。当年还是体校一名足球运动员的他，经不住免费体检诱惑而参加，却因身体好被选上。他向往北京，但对登山毫无认知，觉得8848就是一串数字，还想着登山结束后就再回归球场。
他再也无法踢足球。更沉重的打击是，当年5月4日，就在夏伯渝冲顶时，父亲在青海辞世，他没能去送终。母亲曾从青海来看望他，却一直无法释怀，最终不忍看到儿子惨状，回了青海，整日以泪洗面。“我不知道今后怎么生活，觉得这辈子活得非常悲惨。”夏伯渝回忆说。
5月27日，病床上的夏伯渝从收音机里听到了中国登山队9人成功登顶珠峰的消息。他心情复杂，“什么感觉都有，说不清到底什么滋味”。他为队友感到高兴，觉得他们“总算上去了”；但又感到失落和酸楚，想着那9个在顶峰展示国旗的人，“应该有我一个”。
1975年的中国登山队是1949年后第二次登顶珠峰的队伍。1960年，中国曾首次从北坡登顶，但因时值夜晚，没有留下任何影像资料，而被国际社会质疑。1974年，中国决定再次冲顶，用夏伯渝的话说，是“带着政治任务的，必须要完成的”。
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树立中国登山大国的形象。夏伯渝说，当时国家希望登山队创下至少两项世界纪录：同时登顶人数最多、首次有女队员登顶。夏伯渝等突击队员在冲顶时还背上了梯子，肩负了开路的重任——1960年，北坡快到顶峰时一处名为“第二台阶”的5米绝壁，让中国登山队耽误数个小时，才导致到达时已是夜晚。
这批登山队员多为1974年从全国各地选拔，以藏族队员为主，身体条件和适应性出色，但准备时间仓促。夏伯渝1974年10月选拔入京，次年1月就奔赴拉萨。珠峰成为他攀登的第一座山。“当时不知道登山需要5000米、6000米、这样一步步来，没有概念。”
登山条件也极为简陋。补给团队只能把食物送达8200米，队员要自背上去。整个突击队20多人只有几瓶氧气，“都是救命用的”。夏伯渝说，所有事情都是自己干，不像现在有夏尔巴向导一路安排后勤。
中国登山队完成当时同时登顶人数最多的世界纪录，女队员登顶也仅比日本队晚了11天。代价也是沉重的，整个突击队冻伤十几人，登山队副政委、第一突击队队长邬宗岳在下撤过程中遇难。邬宗岳42岁，年龄偏大，对夏伯渝特别关照。至今想起，他心里依然特别难过。“那时汉族队员就4个，中途剩下3个，大部分都是藏族，领导就希望有汉族队员能上去。”
原本，夏伯渝可以成为登顶的汉族队员之一。直到8600米时，他感觉都非常好，未用过氧气供给，体力充沛，也没任何冻伤。但现实生活没有假设，只有冰冷与残缺的双腿。时至今日，他坦承，如果知道让出睡袋的代价是失去双腿，“我可能会有犹豫”。那位获救的藏族队友下山后回了西藏，两人此后再未谋面，断了联系。
1975年底，截肢后不久，国家体委为夏伯渝安排了一位德国专家会诊。德国专家告诉夏伯渝，假肢技术日渐成熟，配上假肢，他不仅不会影响生活，甚至可以还继续登山。
“那是我第一次听见这样的声音，那时我也希望听到这样的声音，管他是不是真的。”夏伯渝说，从那以后，他才开始对生活抱有希望。他深知一切运动的基础就是力量。于是，在积水潭医院的病床上，他就开始了康复性的锻炼。
他将骨科牵引的沙袋绑在腿上，像蹬自行车一样在病床上进行蹬腿训练，也就着病床做俯卧撑与仰卧起坐。一练，床就响，响久了就散架。卧床三年，他练坏了三张病床。
三年后，夏伯渝第一次穿上假肢。他能感觉到锻炼卓有成效，他的腿不仅不发抖，还能迈步，“一般人可能躺三个月就站不稳了”。他更高了，从121cm猛地蹿到了176cm，比他原始身高还高了5cm。视野更开阔了，这让他心情舒畅。
第一对假肢的体验并不好。70年代末期，假肢技术并不成熟。夏伯渝的假肢就是下面一块木板、上面几根铁条缠着一块铁皮组装，身体所有的重量都压在上面，穿着多走一会就会又肿又痛，经常磨得血肉模糊。
那时，就有人质疑，德国专家是安慰他的，穿着假肢走路都困难，更别提登山了。夏伯渝不为所动，“他说能登山，我就要登山”。殊不知，磨难还在后面。
5月16日，夏伯渝成功登顶珠峰后，和特意赶来支持自己的儿子夏登平返回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IC 供图）重燃珠峰梦
假肢磨腿的疼痛并没有让夏伯渝退缩。出院后，他即开始锻炼。国家体委将他安排到中国登山协会工作，事业单位编制，夏伯渝还被授予三等功，直到现在每月还有一定的抚恤金。
他一般早上5点起床，进行一个半小时力量训练，后骑车16公里从北太平庄家中到南边的单位，下午下班再骑车。某次骑车时，夏伯渝的右脚假肢滑了出去，他都没发觉。自行车一歪，他本能用脚去撑地，残肢猛然杵地，瞬间皮开肉绽，他在马路上狠狠摔了一跤。路人围过来，把他抬到马路边，躺了一两个小时才缓过来。
他不想别人把他拿残疾人看待，不骑车时就刻意练习走姿，能不用轮椅绝对不用轮椅。当柯庆峰在登山协会第一次见到夏伯渝时，看着这个老头和正常人“没什么两样”，“走路稍微有点不一样，但完全看不出来”。
因为是冻伤，小腿血液循环情况很差，医生对夏伯渝说，想要伤口完全愈合，就需要卧床不动，否则他将一直带着伤口生活，需要一直换药。夏伯渝坐不住，经常活动练习，又不想每次换药都去医院，就学着自己在家换药，学着用酒精消毒、缠上纱布绷带。
夏登平的童年，就是在目睹父亲一个又一个独自换药的夜晚度过。“他出去骑个自行车都能磨，一直不痊愈。”1982年，夏伯渝经同事介绍，和爱人马怡结为夫妇，对方没有嫌弃他的残疾，反而为其精神所动，两人的儿子于1984年出生。
夏登平一生下来，父亲就没有腿。自他懂事起，父母就经常给他讲父亲为何失去双腿。为了不让儿子因此遭到非议，母亲还找人画了一组连环画，自己写文案，讲述夏伯渝为何失去双腿。夏登平的同学看了后，觉得“登登爸爸好伟大”，夏登平也因此感到自豪。“登登真的很喜欢爸爸的故事，他知道爸爸希望自己做个勇敢的人。”马怡写道。
但一直到夏登平上初中，夏伯渝还经常进医院，甚至做手术住院。“以至于后来我都不知道我爸每次是为什么做手术、为什么住院。”夏登平说。多数仍是因此小腿伤口磨破引发的并发症。1993年，在医生建议下，夏伯渝再次截肢，失去了1/3小腿。
他曾经以为二次截肢后，小腿情况会稳定很多。但长年累月的不愈合让伤口产生癌变，癌细胞转移至淋巴。1996年，夏伯渝被查出中晚期淋巴癌，生命一度进入倒计时。
“非常沉重的打击。”夏伯渝心里想着珠峰，不甘心就此撒手。医生劝他少吃肉类，他想着“那怎么行？不吃肉就没有力量！”照吃不误。好在先后经历四次手术和一次化疗，夏伯渝的淋巴癌被治愈，此后20余年再未复发。
化疗时期，他身体各项指标都很微弱，夏登平每次去看他，都觉得他面容憔悴，但心态很好，一直鼓励他好好学习。同一个病房的6个床位皆为癌症患者，每逢家人探视，都是一片哭啼之声。夏伯渝看不下去，觉得影响自己情绪，最后索性出院，自己骑车往返每次化疗。
用夏伯渝的话说，1975年到1996年这20余年间，“多亏了残疾人运动，为我赢得了很多时间”。残疾人运动针对伤残部位设有不同项目，标枪、铁饼、铅球等等，让夏伯渝身体得到极大锻炼。此时，夏登平对父亲另一些记忆是“早上我起床，他已经锻炼完了”，以及“经常是一出门好几天，然后拿几块奖牌回来”。
他平日在家的训练方式十分简单甚至原始，“引体向上就是趴着门框，仰卧起床就是把小腿伸到衣柜下抵住”。如此往复20余年，夏伯渝一边锻炼，一边等待假肢进步。他仍然笃信德国专家的话，有假肢厂商有新产品就叫上他试穿，到后来家里假肢已多得放不下。
2000年后，假肢技术日趋成熟。2006年，新西兰人马克·英格里斯（Mark Inglis）成为首位双腿截肢登顶珠峰者。夏伯渝知道后，几经辗转联系上马克，向他寻求建议。马克给了他鼓励，告诉他“你应该也可以”。夏伯渝不缺激励，觉得他并未提供特别有用的建议。
真正的建议来自自身。2008年，北京奥运会圣火要传递到珠峰，IT厂商华硕在全国招募志愿者去珠峰大本营，夏伯渝主动报名参加。那是他1975年后第一次回到珠峰脚下，而时间已过去33年。他说，他之所以重新回去，是想看一看自身身体状态，并实验假肢登山的感觉，为假肢的改进提供建议。
在大本营，夏伯渝尝试着登了一座山头。他身体感觉不错，假肢厂家后来也遵照着他的建议进行了改进。“比如说上下山角度不一样，而假肢脚踝是不能动的，那我能否就在假肢踝关节处，设置一个人工可调节角度功能，稍微调一下，适应上下山。”
“他一回大本营，当年的回忆和感觉就全涌上来了。”夏登平说。从那之后，夏伯渝就开始全力准备再登珠峰了。
“他的生命中只有一座山”
重拾珠峰梦后，夏伯渝加大了训练量。2011年，他从登山协会退休，大量时间投入训练。
他每天早上5点起床进行力量训练。包括负重10公斤的沙袋练下蹲，150个一组，一次10组；然后是引体向上，一组10个，练10组；接着是俯卧撑，一组60个，做完6组；最后是仰卧起坐，一组40个，练6组。他加大对登山训练，每周一三五去登香山。香山离家月20公里，他就骑车前往，45分钟便可登上山顶。
与首登珠峰的仓促准备不同，这一次，夏伯渝懂得了循序渐进。2008年起，他开始攀登不同海拔高度的山。2008年是海拔6178米的玉珠峰，2012年再登顶7546米的慕士塔格峰，2014年又先后登顶四姑娘山、四川巴郎山。
夏登平说，在攀登这些山峰的过程中，夏伯渝认识了一位“山友”，对方是一位房地产商人，承诺赞助他完成他的珠峰心愿。对于一位需要自筹资金登山的退休老人来讲，这笔费用十分珍贵。近40年后，在已商业化的珠峰攀登中，一个普通人的费用一般需要40万元上下，夏伯渝这样的残疾老人花费则更高。
“有好多人是主动提出要赞助夏老的。”柯庆峰说，夏伯渝再次准备登顶珠峰时，费用最初并不是大问题，许多人通过媒体报道找了上来，多数为“山友”以及一些户外品牌。
2014年，夏伯渝出发攀登。位于中国境内的北坡路线出于安全考虑，没有批准夏伯渝的申请，他只有转战南坡。但当夏伯渝南坡在大本营蓄势待发之时，南坡发生了历史上最大的山难，12名夏尔巴向导遇难，尼泊尔政府被迫取消当年所有登山计划。
2015年，夏伯渝再出发，又遇上了尼泊尔8.1级地震，珠峰发生雪崩。那一年也成为40年以来珠峰首次无人登顶的一年。那位房地产“山友”同样赞助了大部分费用。2016年，夏伯渝准备再搏一把时，对方已不太愿意出大头。夏登平说，夏伯渝无奈之下就将自己的养老金贴了很多进去。
质疑声不是没有过，甚至从未间断。2015年，当夏伯渝受邀去参加浙江卫视一档圆梦节目时，现场嘉宾与观众为是否资助他10万元产生不同意见。很多嘉宾表示了谨慎，劝夏伯渝：“人生应该永攀高峰，但不一定非要用一个高度来证明自己。”
“我觉得已知天命，就应该享受天伦之乐。”主持人周立波对他直言，“生命很美好，而且你已经够英雄了。”在决定性的观众投票环节，只有177位观众表示了支持，离达标的240票差距不小，夏伯渝因此错过了10万元赞助。
与之相对的，是家人的态度。夏登平与母亲基本持有两个态度。他比较支持，“母亲也不是反对，更算不支持，但也不会拦着”。无论支持与否，他们几乎都没有怀疑过夏伯渝的能力，那是基于对他日常训练量和登山实践的判断——如果不是天气等客观原因，他原本在2014年就该登顶。2018年，夏登平似乎提前感知到了父亲的成功登顶，去到了大本营给父亲一个惊喜，因为觉得“我爸的状态比之前都要好”。
夏伯渝不是没有退缩和放弃的时候。2016年，当他好不容易凑满了几十万元的资金开始攀登，却在距离顶峰只有94米时突遇一场暴风雪。一如1975年那场让他下撤的暴风雪一样，他一米之外什么都看不见，一行人站立难稳，雪打在脸上，“像针扎一样”。他想过不顾一切往上冲，但转过头就看到他的5个夏尔巴向导用直勾勾的无辜眼神看着他。想着这些20多岁的年轻人背后都是一个个家庭，他最终做出了一生中最艰难的决定：下撤。“不能因为我的梦想，牺牲掉他人的生命啊！”
下撤中，他像一个泄了气的皮球，第四次登顶失利让支撑他的那股劲“一下子就没了”。他连挪步都困难，身体到处晃，只要路不平就会摔倒，一摔倒就躺在冰雪里不愿起来，挣扎着在向导的帮助下才继续前行。那天，他走了将近24小时才回到营地。
回到北京后，夏伯渝腿部患上严重血栓，必须住院进行治疗。医生建议他休息半年，不要做任何剧烈运动，那半年也成为他40多年来唯一休息的半年。他给家人说，那是他最后一次登珠峰了，以后不再也不会去了——前几次回来后，他也是这么说的。
半年之后的某一天，夏登平接到了母亲电话。母亲问：“你爸现在每天4点钟就起床了，你说他是不是又要去登珠峰了？”母亲猜测十分准确，夏伯渝嘴上虽认输了，身体却很诚实。除4点起床练力量外，他还将隔天登一次香山改成了每天，想要抓住飞速流逝的时间。
与此同时，柯庆峰也找到了夏伯渝，承诺他下一次登珠峰的费用他全包，“您只管登山就行了”。柯庆峰是一家户外影像公司负责人，想要将夏伯渝的故事拍成一部纪录片。他声称，自己并非全为商业利益，不是“赞助”，而是“帮助”夏伯渝完成心愿。
“跟他接触得越多，越想帮他。”柯庆峰与夏伯渝相似于七八年前，最初只是泛泛之交，但这两年因工作接触渐多。柯庆峰觉得自己渐渐地被感染了，“他说起什么截肢、癌症这些事，永远都是在笑，说起登山就眉飞色舞，很乐观、很坚持”。
柯庆峰曾经负责中国登山协会旗下的一本杂志，熟知登山圈，自己也是其中一员。他说，夏伯渝不太属于登山圈，“登山圈的人都是一直攀登不同的山，登山家就是要把全球不同类型的山都爬了，但他的生命里只有一座山”。
2018年5月，夏伯渝终于登上了生命中唯一的那座山。即使是出发前，也并非一帆风顺。2017年，尼泊尔政府曾下令，禁止双目失明和双腿截肢者攀登珠峰。后来柯庆峰联系到其他受此命限制者，经过人权组织介入打官司，才推翻此禁令。
临行前，夏伯渝专门将家人召集在一起，宣布自己将要再次登珠峰的决定。让他意外的是，家人们早就看出来了。一如前几次登珠峰一样，他们去了雍和宫请僧人为夏伯渝做了一场法事。而这一次，爱人还专门给他戴上一个银葫芦，让他攀登珠峰时戴着。“不能说买的，这是‘请’的。”
他对爱人交代了水电费缴纳时间、银行卡密码、保险合同放哪等等，对儿子叮嘱着要按时给家里的花草浇水。儿子的名“登平”，在夫妻二人里有两种解释，爱人解释为“登山平安”，夏伯渝则说其意“登山如走在平地一样”。
“我每次都交代，因为我不知道这次去能不能回来。”他对我解释，自己并非不顾家，家里重活累活几乎都是他在干。但这么多年，因为登山，他总是觉得对家人有所亏欠。
每次出发前，他也会对家人信誓旦旦称“这是最后一次”。“但究竟是不是，咱们另说。”夏伯渝像个老顽童，带着一丝坏笑说，“如果没登上去，只要我活着，就肯定还有下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