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宏：无“疑”则无当代之学问
三联生活周刊：你从1999年担任二里头考古队队长一职，至今已有近20年了。对二里头遗址的发掘和研究，构成了你学术生涯的主要部分。能谈谈在你任内二里头考古所取得的主要成果吗？
许宏：当我和团队接手二里头遗址时，考古勘探与发掘工作已经进行了40个年头。我们的前辈在二里头遗址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四合院”式大型宫殿建筑，最早的青铜礼器群和兵器群，以及最早的铸铜作坊等。在此基础上，我们又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宫城，最早的多进院落的大型宫室建筑和中轴线布局的宫室建筑群，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及最早的使用双轮车的证据，最早的官营手工业作坊区和最早的绿松石器作坊等。
2014年，《二里头（1999～2006）》考古报告出版，这也是迄今为止中国遗址类报告中体量最大的一部，420多万字，插图、插表1000多幅，五大册。关于二里头的详细信息，都包含其中了。不过这实在是“文言文”，对二里头的“白话文”解读就是我的小书《最早的中国》和《何以中国》。对二里头的研究是一项集体事业，虽然这五大册考古报告我是主编，但作者总计有62人。在二里头，我们的工作有如“愚公移山”，要子子孙孙一直做下去。我们三代队长数代人（从“20后”到“90后”）在近60年的时间里，才发掘了二里头遗址现存面积的1%多一点，前面的路还很长。这也就注定了考古是找回文化记忆、造福子孙的长远工程，而不应该是短期的形象工程。
三联生活周刊：除了成果上的进展，你主持发掘后的思路有哪些变化？被称作“超级国宝”的绿松石龙在你的任内出土，它在各种场合被用作二里头文化的标志性符号。不过你曾说过，相比于2002年绿松石龙的出土，更看重2003年对宫城的发现，是不是因为后者是你所看重的聚落考古学方法的一次成功实践？
许宏： 我接手二里头遗址工作前，师从考古学家、中国考古学会原理事长徐苹芳先生从事城市考古研究。城市考古是聚落考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徐苹芳先生对我的博士学位论文的指导让我受益终生，先生给我选定了“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这一大题目，上下三千年，纵横数千里，涉及学术难题无数。这一大“担子”压下来，“阵痛”了数年，却使我对中国城市起源及其早期发展的宏观进程有了初步的把握，所以我特别注重遗址的空间布局及其历时性的演变。日后接手二里头遗址，得到了一个“解剖麻雀”的机会。
我一直说我是考古学科中做“不动产”的，是做“井字形道路”“宫室建筑”“四合院”这些东西的。二里头哪些地方有能出土青铜器和玉器的墓葬，我们很清楚，但我是城市考古出身，我最关注的是聚落形态（Settlement Patterns）。接手二里头考古工作时我就感觉整个都邑遗址的规划性我们还没有掌握，而规划性是政治性城市最本质的特征。以往对二里头遗址是否属于城市、都城的疑问，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长期以来从这处遗址的考古材料中看不出王都所应有的规划性。从聚落形态的角度来研究二里头遗址，会产生一套新的做法和成果。
举一个宫城之外的例子。比如前40年，对二里头遗址的现存范围和面积等一直争论不清，从1.5平方公里到9平方公里的推测都有，并未在田野中经过勘查而证实。按照过去建构分期、发掘重要遗存的思路，会认为遗址中间遗存丰富的部分还没弄明白，边缘部分没有多少意义。而沿着聚落形态考古的方向，就换了一个思路。我接手后的第一个季度，就是要确认遗址具体的、现存的分布范围。我们就第一次在二里头的平面图上标注出了遗址的大致边缘线，确定其现存面积约3平方公里。确认了遗址的分布范围后，又在遗址西部进行了普遍钻探，确认了这里仅是一般居住活动区，没有大型建筑和贵族墓葬等。这样，我们就将中心区锁定在了遗址中部和东部的高地上，以后的工作主要集中在中心区。这就是纲举目张，对一个都邑一定要做其最重要的部分，才能掌握其发达程度和重要意义。
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二里头考古队队长许宏（蔡小川 摄）所谓聚落考古，是一种以聚落形态为考察对象的田野工作和研究方法。它注重遗存的空间布局及其演变过程，强调遗迹遗物的背景关系（Context），是研究人群生活生产和社会形态的重要手段。譬如我们在以往的发掘报告中，注意到了一些骨器的半成品和加工后弃置的骨料等，它们被分门别类地放在对骨制品和动物骨骼的介绍中。当我们将它们回归到原来的出土区域和地点时，集中出土这些与制骨手工业有关的遗存的性质就昭然若揭了，借此我们找到了一处二里头都邑宫殿区范围内的制骨作坊。在发现和分析这些遗存的过程中，有没有聚落考古的理念，是否运用了聚落考古的方法，结果是大不相同的。
三联生活周刊：你用聚落考古学的思路打开了新的局面，而对二里头研究中的一个传统热点问题则有意“搁置”，即二里头的王朝归属、夏商认定的问题，表示“存而不论”。但是很多人非常关心这个问题，要求“许宏一定要给个说法”。你觉得二里头和“夏”之间是什么关系？
许宏：从时段上来讲，二里头文化属于“原史时代”（Proto-history）。如果不用这个词，而把中国的上古史做史前时代和历史时代两分的话，就像夏鼐先生等在《大百科全书》中写“考古学”这个词条一样，那么二里头划在哪儿呢？不少朋友会因为它已进入国家阶段，而将其划归历史时期。其实史前、原史和历史的划分，着眼点是文字的使用与否及其程度，而与社会发展阶段无涉。如是，二里头只能划在史前，而不属于历史时期。以殷墟当时的文书材料——甲骨文的出现为界，此前的商代早期或二里岗时期都应是传说时代或前信史时代。这样我们就好理解，二里头遗址为什么现在还不能确证是夏都，因为缺少如甲骨文那样的内证性的文字证据出土。二里头有可能是夏，乃至极有可能是夏，但这仍是假说。至于二里头与偃师商城的兴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王朝更替——夏商革命的说法，不能不说仍是最能“自圆其说”的假说。文献话语系统和考古话语系统目前的合流点只能是出土甲骨文的殷墟，在此之前试图对这两大系统进行整合的对号入座式的探索，都只能看作是推论和假说，而不是实证性研究。
三联生活周刊：除了缺少文字证据这一点，还有哪些因素可能让二里头与夏之间的关系变得不确定？
许宏：传世文献中记载的夏年和商年，以及相关都邑所在地的记述都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夏、商两个族团又都主要分布在狭义的中原地区，大体位于现今河南省境内，二者的文化交流又颇为频繁，所以无论从年代、地域分布和考古学遗存的特征上，都很难把二者分辨开来。例如，以往推断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的主要证据，是二里头文化的年代约为公元前1900～1500年，历时约400年左右，其主体在一般认为的夏纪年的范围内。但最新的碳素系列测年结果显示，二里头文化的年代约为公元前1750～1530年，只有约200多年的时间。如是，二里头文化的主体是否与夏纪年相合，就更加不确定了。此外，器物演变呈渐变的趋势，没有如“外族入侵”式的文化断裂，大型建筑的方向和都邑兴废的原因等也都比较复杂。几乎任何问题都没有唯一解释，使得二里头与夏之间的关系变得颇不确定。
三联生活周刊：你相信夏王朝存在过吗？
许宏：我只能说我不知道。到目前为止，这是个既不能证真也不能证伪的问题。传世文献中记载了夏王朝的存在，这些记载集中于东周至汉晋人的追述，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当然是存在的。但透过这些追述性质的文献，我们能够知道当时的人是如何描述看待“夏”的，但却不能据此确证夏王朝的存在，它们是文本而非史实本身。诚如北京大学朱凤瀚教授指出的那样，在求索夏王朝的过程中，对其是否真实存在，不应先有一个必定存在的预设。客观地看，对于古籍，我们既不能无条件地尽信，也没有充分证据认为其全系伪造。对其辨伪或证实工作，只能就一事论一事，逐一搞清，而无法举一反三，从某书或某事之可信推定其他的书或其他的事也都可信。既不能证实又不能证伪者，肯定不在少数，权且存疑，也不失为科学的态度。“古史辨”运动留给后人最大的遗产，在于其疑古精神。无“疑”则无当代之学问。
你相信夏王朝存在过吗？我只能说我不知道。到目前为止，这是个既不能证真也不能证伪的问题。
鉴于信史时代的上限是甲骨文出现的殷墟时期，而此前的二里岗文化时期或早商时期仍属原史时代，商王朝可以说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即其下限是清楚的，而上限仍有待探索，无法定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确凿的证据可以彻底否定徐旭生先生近60年前首倡的关于二里头属于商汤亳都的推断，因而，也无法判定二里头绝对早于商。如二里头的主体为商，则作为王朝诞生传说地的中原，在二里头之前还没有发现具有“王朝气象”的考古遗存，所以这个问题仍是存疑的。
三联生活周刊：可以说你是“疑古派”吗？
许宏：我不敢称自己是“疑古派”，顾颉刚先生他们是疑古派，是有非常强的文献功底去具体地“辨”具体的古书的。我们这代人在文献的把握上有先天的不足，我仅仅是继承了些许疑古精神，可以说是“考古派”吧。作为考古人当然难免有考古学本位的倾向，但这个“考古派”应该还不限于考古学的范畴，追求的是以考古学为基础、对中国古代文明进行全方位的系统考察。只有深刻地意识到考古学科自身的局限性，扬长避短，才能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芜杂晚近的文献中的说法，不足以支撑“信史”的成立，仅从现有的“不会说话的”考古学证据出发，更不能对夏朝的存在证实或证伪。我的这种态度可以叫“有条件的不可知论”，有了像甲骨文那样的自证性文书材料就可知，现在则暂时不可知吧。
三联生活周刊：你反对将过多的注意力放在二里头与夏之间关系的讨论上，除了此事目前无法确定，是不是也认为考古学的任务不在于此？
许宏：把考古学文化所代表的人群与历史文献中的国族或者王朝归属对号入座的研究，并不是最重要的，这也不是考古学擅长的。考古学擅长的，是对历史文化发展的长程观察，不擅长对具体历史人物、具体历史事件和绝对年代的把握。
我们从考古学的角度，可以说二里头是东亚大陆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或者说最早的中国，但从狭义的史学角度来说，我们这些年的田野工作是不是有助于确认它的王朝归属问题呢？没有。与其说解决了这个问题，不如说是提出了更多问题，让我们的思维更加复杂化。暂时不知道二里头姓夏还是姓商，丝毫不影响我们对它在中国文明发展史上的地位和分量的认知。
三联生活周刊：你主张考古学本位，但并不认为考古学应该止步于材料的收集，同样要用材料来解释历史，发挥想象力“讲故事”。对于“二里头是夏文化”的“故事”，你提出了颇为“苛刻”的要求，认为其不能确证，你自己的“故事”是“二里头是最早的中国”，这同样是有争议而没有获得学界共识的一种说法。为什么对这两种解释可以有不同的标准？
许宏：以前我们一般将“推论”和“假说”相提并论，认为它们可以互换，构成考古学整合研究层面的“解释”体系。现在看来，在众多的“解释”工作中，应当区分出“假说”和“非假说”两个概念，而这里，暂以“推论”来表述这种“非假说”。我以为，“二里头文化属夏文化”属于假说，和“西高穴大墓为曹操墓”是一样的性质，而“二里头是最早的中国”属于解释性的“推论”。
理论上讲，来自于传世文献的夏王朝（如果存在）和曹操高陵的遗存都是需要验证且可以验证的，因为它们都具有唯一性或曰排他性，只要有确凿的文字材料出土，问题即可解决。而什么遗存可以被看作是“最早的中国”这类命题，则是根本不需要也不可能证真或证伪的。它只是学者个人对历史文化进程给出的一种推论，一种解释。没有唯一或排他的标准，只是一家之言。“中国”的概念有多种，仅在古代中国就有六七种之多。何努先生可能认为陶寺是最早的中国，李零先生可能认可西周才是真正的最早的中国，只要自圆其说，概念和推论过程周延，就可以成立。
我认可最早的“中国”可以解释为“中央之城”或“中央之邦”，“最早的中国”可以定义为东亚大陆上首次出现的“核心文化”、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总体上看，这是取狭义的政体意义上的“中国”之意。作为一家之言，将其落实在考古学上的二里头文化。无论是二里头这一“点”还是辐射出的一个“面”，都符合我个人对“最早的中国”的认知。我认为与此前的文化相比，二里头产生了质变。“最早的中国”的观点不是权威发布，不是一个等待验证的假说，它只是学术百花园中的一朵小花，百家争鸣中的一说，并不排他。
三联生活周刊：中国考古学发展至今，和西方考古学走了一条相当不同的路。你怎么看中西考古学比较的问题？考古学的研究，该强调共性，还是差异？
许宏：首先，我们因为有丰富的文献资源和源远流长的重史证史传统，在考古学上也显现出了自身的特色。张光直先生就认为，中国考古学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醉心于把器物类型学和以文献为中心的历史编纂学相结合的一门学科。此外，前几十年的闭关锁国，对中国考古学的影响很大，很多时候我们陷入了“自说自话”的境地。比如说，我们在争论夏商的问题上花费了大量的时间，而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因为这本来不是考古学擅长和能够解决的问题。中国考古学也是世界考古学的一部分，总体来看，中国考古学和西方考古学相比在理论和方法上有相当的距离。考古学本身就是舶来品，我们比人家慢半拍甚至慢两三拍，都是很正常的事。我们正在走人家已经走过的路，经验教训应该深刻汲取。
很多人说第三任二里头考古队的队长关于二里头夏商分界的意见是很重要的，没有想到我最后说“我不知道”。我的前任都是明确表态，说二里头总体上属于夏代或商代，到了第三代队长，“不知道”了。我自嘲说，这会被认为是“九斤老太，一代不如一代”了。实际上，这是一个认识论上的巨大变化。中国考古学发展到今天，我们在认识论上开始反思。我不带学术成见、近乎白纸地进入田野进行考古工作，最后得出的结论与罗泰教授这样的西方考古学家的认识相当接近，这就是殊途同归了。让我比较欣慰的是，我之前受罗泰教授邀请，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做了三个月的访问学者，和那里做埃及考古、两河流域考古、中美洲考古的学者对话，大家工作的区域不同，但可以做很好的交流，因为大家其实都是在用相同或相似的研究理念和方法来处理学术问题。
中国考古学正处于巨大的转型期，从物质文化史研究为主的阶段转型为面向世界的社会考古新阶段。我们正在探索，我们正在追赶。
三联生活周刊：你的研究显然是不以司马迁《史记》一类的古史框架为前提的。如果抛弃了传统的古史框架，今天的我们应当如何认识自己的来处？
许宏：对于传统的古史框架，不是抛弃而是超越，我们正在探寻考古学贡献于人类文明史研究乃至人文社会科学一般法则建构的更大的可能空间。正如复旦大学陈淳教授指出的那样，一个多世纪以来，考古学和文献史学这两门学科无论在理论方法、基础材料、研究对象和范围，还是学者的自我意识上都有了重大的进展。而考古学的这种长足进展完全超越了文献资料与考古发现简单互证的范畴，它早已不再是“历史学的侍女”，而是充分借鉴艺术史、民族志、语言学、口述传统乃至自然科学的多重证据，来全方位研究过去人类的生活和社会变迁。
就像有的学者说的，现在存在一种整体上的中国焦虑，我们都想弄清中国从哪里来，向何处去。我们在做的也是学术上的寻根问祖的工作。但作为标榜科学的学科，我们是否应该先把祖先当作“他者”来研究，既没有必要自卑，也没有必要盲目地自负。我们是不是应该抛弃一些自说自话的提法，重新审视一下我们以往对中国“单线进化”认知系统之外的事实？
比如说文明交流的问题。在秦汉时代形成中国主体之前，中国对外来文化比后来的时代还要开放，很多发现可以校正甚至颠覆我们的认识。比如关于三星堆，为什么我们认为三星堆的大发现不合情理，这是不是我们的思维定式出了问题？其实，“‘异例’（Anomaly），是我们反思自身知识理性的最佳切入点”。王明珂先生的这一忠告极富见地。对三星堆这类完全不见于文献的存在，我们觉得它不应该有，可是为什么不应该有呢？它本来就在那儿。所以我主张不排除各种理论和史实上的可能性，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作为学者，我可以接受任何事实，只要有证据。
也不必过多强调东西方的差异，分子人类学的研究结果说明人类大体上都是同源的，都是从非洲走出来的。有很多东西并不是我们最早发明的，是学习别人的，在这个基础上有所创新，于是有了我们自己的文明。比如从龙山时代到殷墟时代的青铜冶铸，以及小麦、绵羊、黄牛、车、马、骨卜等事物、技术和习俗，已基本可证明是传入的。甚至甲骨文这么高度发达的文字系统，究竟是“无中生有”地从中原及其左近的东亚大陆一点点地发展起来的，还是受到外来文明的影响和刺激而产生的，至少现在在中原地区还没有找到它的明确的前身。像二里头这样一个广域王权国家的架构，究竟是自己产生的，还是受到外来影响，也有待于进一步探索。辉煌灿烂、独具一格的中国古代青铜文明，正是建基于对外来青铜冶铸技术的吸纳、数千年炉火纯青的模制陶器的传统以及意识形态层面对礼制建构的追求之上的。一句话概括，那就是中国从来就没有自外于世界，一定要把最早‘中国’这个概念的产生和发展，放到全球文明史的框架里去审视。在传统的古史框架和话语系统之外，探寻考古学对于历史发展进程的独特表达，既不等于历史虚无，更无损于我们的民族情感和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