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零：我对“夏”的理解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李零（王旭华 摄）“中国”是个历史形成的概念，它是由小到大，越来越大。但轮子再大，也得有个轴心，四裔是围绕中心转。三联生活周刊：请您谈谈对“夏”的理解，以及“夏”与中国之间的关系。
李零：汉学家讲中国，有所谓“早期中国”（Early China），我们习惯叫“先秦”，他们叫“先汉”（Pre-Han）。有人说，商周以上皆史前，“三缺一”，不包括夏；即便有国家，也顶多是酋邦、城邦，只能算早期国家。不但史前无所谓“中国”，历史时期也被解构，只有朝代，没有“中国”。其更极端的定义是，只有说中国话（即汉语）的人才叫“中国人”，不说中国话的人不叫“中国人”。中国被细化，被缩水，乃至取消。这种方法太公孙龙。
夏、商、周，古人叫“三代”。从时间上讲，夏是开头。从空间上讲，夏是中心。这个概念，对孔子很重要，有如正、反、合。他说，三代以上，搢绅先生难言之，不敢讲。孔子都不敢讲，司马迁只好承认，他也没法讲。
三代，情况不同。周初，山西还住着唐人、虞人、夏人，统称夏人。刘起釪先生说，《尚书》头几篇讲尧、舜、禹，古人不叫《唐虞夏书》，也不叫《虞夏书》，只叫《夏书》。叔虞封唐，就是把这批夏人，连同当地的戎狄封给他。商克夏，周克商，都要定鼎中原，谁得夏地，谁得天下。西周铜器有祁姓、姚姓、妫姓、姒姓，就是出自唐、虞、夏三族。《史记》有《夏本纪》，有《陈杞世家》。这是西周的历史记忆，不是汉代的历史记忆。
古之所谓“中国”，其实是以夏地为中心的天下概念。尽管周是集大成者，他们留下的三大经典，《诗》《书》《易》，还有古代器铭，总是讲一个意思，甭管你是哪一族，现在住哪儿，谁都乐意说，我们是夏人，我们住在“茫茫禹迹”，就像辽、金、元、清，谁入主中原，都以“中国”自居。“茫茫”当然是形容大。“中国”是个历史形成的概念，它是由小到大，越来越大。但轮子再大，也得有个轴心，四裔是围绕中心转。这就是“中国”的概念。
王国维推崇西周，跟孔子一样，但他并不否定有夏。《古史新证》，一上来就讲这个问题，他是针对顾颉刚。
张光直给《剑桥上古史》写第一章，把夏叫“夏问题”（问题不等于伪命题）。夏既然是问题，当然还没解决。怎么解决？靠考古学。
考古学不光是挖，不光是记录，还靠分析，还靠思考。万事起头难，结束也不容易。考古报告，只是开始，不是结束。
三联生活周刊：您怎么看考古学学科的地位、边界与作用？
李零：我曾经是考古学的学生，也参加过一点儿考古发掘。我在社科院考古所工作过7年，现在，我仍然是考古学的忠实读者。谁都是先当学生，后当老师；先当读者，后当作者。你就是当了老师和作者又怎么样？照样要学，照样要读。我最喜欢的身份是学生和读者，一辈子当这个都不丢人。
考古学是什么？什么样的人才能叫考古学家？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从考古学史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并不简单。考古学家，过去叫考古工作者。学过、挖过，学过多少，挖过多少才能叫，是不是当了领队、所长才能叫，琢磨去吧。考古学家创造考古，还是考古创造考古学家？这是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1949年以前，真正到国外取经学过考古的就几个人，多数都是半路出家。西方考古学史也是如此。
考古是一种大规模知识生产，不是一两个人干得了的，李白、杜甫根本用不上。文明，复杂社会，有分工，有协作。知识也有私有制，学术圈也分三六九等，考古并不例外。种瓜的不一定得瓜，种豆的也不一定得豆。白劳的事情很多。
考古学是个综合性的学科，人文、社科、自然科学，什么都跨着，操作性很强，有点像军事学，你无法同其他学科完全切割、把它归入哪一门，各种人都会参与。他们，有些是主力军，有些是后勤保障。比如西亚考古，早期考古队的标配，除发掘人员和技工，还得有建筑学家和铭刻学家。现在，科技考古不得了。“白大褂考古学”，过去认为是辅助性的，现在已经从红案、白案上升到颠勺的大师傅，田野考古反而给他们备料。
过去，在我国体制下，考古学是从属于历史学。马克思说，他只知道一门科学，就是历史学，这是指大历史学。人类历史，旧石器几百万年，新石器上万年，有史时期只有几千年。当年，我在社科院考古所做过信访工作，寄来的东西，三叶虫寄南京，旧石器寄古脊椎所，所里分三个研究室，一室新石器，二室商周，三室秦汉以下，铁路警察，各管一段。
现在，研究历史的人喜欢讲“宏大叙事”，史料很多，人物很多，故事很多，这只是几千年范围里的事。其实，考古学真正的用武之地，也是公众最不了解的地方恰恰是故事中止的地方，几千年以上全都拜托考古学，“透物见人”，有如破案。
20世纪是离我们最近的一个世纪，“二战”把它一劈两半。考古学，前一半是文化历史考古学的天下，代表人物是柴尔德；后一半是过程考古学和后过程考古学的天下，代表人物是宾福德（汉学的情况与此类似，20世纪前一半是法国汉学的天下，后一半是美国中国学的天下）。二德都是理论家，不是整天蹲工地的田野考古学家。他们都已作古，但“二德异同”值得回顾。宾福德说，考古学，除了人类学，什么也不是，非常美国。其实，柴尔德也讲，考古文化，不光是器物、遗址，背后是人。他倡言的两个革命，也都是围绕人。张光直先生说，他从台湾的监狱里放出来，打算到美国求学，目的是解人生之惑，研究“人之所以为人”。后过程考古学有“人文转向”，“人文”是什么东西，当然更是“以人为主”。可见，不同之中仍有共同点。
中国考古，民族主义和历史考古是两顶帽子。这两顶帽子一戴，代表落后。考古学分三个层次：民族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这个排序有文明等级。陈胜前说，民族主义、历史考古学，不全是负面，没错。其实，“太阳不是无影灯”，民族主义跟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是如影随形，不是在前，而是在后。我们不能说，现代中国之前，中国不存在，有也是“想象的共同体”，就跟德国、意大利一样，19世纪才拼凑成国。
研究“夏问题”，疑、信并不是关键。很多人认为，信是迷信，疑是科学，这种二分法不能解决问题。比如顾颉刚推崇崔东壁，他的书叫《考信录》，疑是疑其所疑，信是信其所信。他疑了半天，是为了信。中国的辨伪学，出发点是尊经卫道，尊正统，黜异端。顾先生与传统辨伪学的最大不同点是，他不尊这个正统。
中国的历史学之父司马迁，西方的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他们的方法都是兼存异说，疑以传疑，信以传信。上古荒渺，知之远不如不知为多，既不能证明是，也不能证明不是，既不能证明有，也不能证明没有，比比皆是。事实不明，证据不足，争也徒劳，辩也无益，何妨搁置，我们解决不了，可以留给后人解决。
三联生活周刊：可以请您推荐一部或几部关于“夏”的学术书籍吗？
李零：中国考古学界，学出多门，有“夏苏异同”，有“俞张异同”，以及其他许多门派。这些前辈，多已作古。读者要想了解考古学家在吵什么，比如许宏、孙庆伟的打擂，最好先看看他们的老师辈怎么看。
推荐三本书吧。
1.夏鼐先生在《夏鼐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中的有关论述。
夏先生叫夏鼐，字作铭。鼐是大鼎，传说禹作九鼎，上面有铭文。他的名字本身就跟夏有关。夏先生对夏比较谨慎，多闻阙疑，慎言其余，话虽不多，还是值得翻一下。
2.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
1982年，苏先生写过一首《晋文化颂》：“华山玫瑰燕山龙，大青山下斝与瓮。汾河湾旁磬与鼓，夏商周及晋文公。”1985年，张政烺先生在山西开会，用篆字写过两份，一份送苏先生，下落不明；一份留山西考古所，运城刻过碑。留在山西的一份，承谢尧廷先生提供复制件，前不久在北大文研院展出。
这首诗，郭大顺先生有文章，《从“三岔口”到“Y”形文化带》（《内蒙古文物考古》2006年第2期），就是图解这首诗。苏恺之《我的父亲苏秉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发了个图，是苏先生自己画的《三岔口图》，不够清晰。
此图现藏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近承孙周勇院长提供，我们终于可以看得比较清楚。苏先生的三岔口，东北一岔标西合营（在河北蔚县），其东有山，标燕山；西北一岔标朱开沟（在内蒙古伊金霍洛旗），两岔会于一岔，从上到下，标白燕（在山西太谷）、陶寺、曲村、侯马，然后往西南拐，止于华县。与图对照，诗意甚明，“华山玫瑰”指庙底沟彩陶，“燕山龙”指红山玉龙，“大青山下斝与瓮”指朱开沟陶器，“汾河湾旁磬与鼓”指陶寺石磬和陶鼓，“夏商周及晋文公”指三代崛起的背景和晋文公对三代文化的绍继。
苏先生喜欢讲大格局（他叫区系类型），他的“三岔口”，讲的是北方，而且主要是西北高地。他认为三代也好，晋文化也好，都是在这个格局下发展起来的。
白鸟库吉讲“东西交通，南北对抗”。南北对抗是高纬度和低纬度对抗，这是个长期对抗。最近，良渚、石家河、陶寺、石峁备受关注，中国南北都有很高很早的发现，但三代王都在35°线，晋楚争霸，晋占上风。
司马迁说“夫作事者必于东南，而收其功实者常于西北”（《史记·六国年表》），这个老生常谈是基于他的历史经验，一是楚汉之争，二是秦取天下，三是周取天下。张弛的文章，其实是讲更早的一轮。
3.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科学出版社，2001年），又有科学出版社的续集（1998年）和再续集（2011年）。
邹衡先生，专门研究三代。三代格局，他有系统考虑。考古探索，类似破案，一方面靠排除，一方面靠串并，一个萝卜一个坑。愚公移山，子孙无穷，而山不加增，考古不同，新发现总是层出不穷，哪个萝卜插哪个坑，经常要调整。你不知道原来怎么想，就不知道从哪儿调整。邹先生的大局观是我们讨论的起点，无论赞同还是反对。
事实不明，证据不足，争也徒劳，辩也无益，何妨搁置，我们解决不了，可以留给后人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