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家40年记（一）
编者按
2018年，中国迎来改革开放的“不惑之年”。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使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改革开放的40年，也是当代中国企业家从诞生到成长的40年。40年来，一支具有较高政治素质，较强政治判断能力，以及市场应变能力和协调管理能力，埋头苦干，敬业奉献的企业家队伍正在不断茁壮成长，这是中国企业改革发展重大成就和最宝贵的财富。今天，我们开辟这个专栏，从一块块历史的碎片中寻找当代企业家成长的烙印。温故而知新，激励中国企业家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上策马前行。
1978为人造福就是政治标准1978年冬天的北京，寒风凛冽。北京的街头没有几辆汽车，大路空空荡荡的。从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共开了36天。会议议程过了一多半的时候，邓小平找胡耀邦和于光远等讲话稿起草人员到他家里，谈讲话稿的起草问题。当时在座做记录的经济学家于光远回忆说，邓小平提出，稿子要加写按劳分配的内容。他说，包括领导干部，搞得好的，就应该多得，就应该先富起来。积极性没有经济手段调动不行，只讲风格是不行的，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个时期可以，长期一辈子不行。要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他说：总之有赏有罚，都同经济利益联系起来讲这个问题。奖励而且物质奖励也奖到具体的人、具体的车间。通过责任制，通过赏罚，该升的升，该降的降，不合格就要降。要培养专家，专家一用就这样用下去，为社会主义事业，实际上，为人造福就是政治标准。
就在中央工作会议召开期间，30岁的浙江武义有机化工厂技术员章祖森在宁波炼化厂参加整流技术工作会议。在会议的开始部分，按照惯例，先要宣传形势。让他没有料到的是，从这次报告里他听到太多新潮的话，令他惊讶不已。报告的内容，他几乎一字不落地记在了笔记本里：“今后，企业要实行独立自主的经济核算……”“中央部属企业与地方国营企业将严格分开。中央与地方财政将分两级……”“鼓励同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交流，要大量引进国外的技术设备和生产管理方式，改变陈旧的封闭式的、长官意志式的小生产方式……鼓励从上到下发挥主观能动性，开展技术革新……”，“鼓励工业企业内部挖潜、革新，实行奖励制度。商业部门不收的产品，不计在产值、产量、数量之内。产品要标厂名和生产工人的姓名。要恢复技术职称……”，“对于有重大贡献的技术干部、厂长、书记，将评发奖金。当年任务没有完成的，领导干部要扣发工资。造成重大事故、损失大的，要追究刑事责任……”“国家将拿出资金解决住房问题……”
听完这些，章祖森情不自禁地说，可让我们盼到了这一天！
25岁开始创业的鲁冠球，到了1978年，他的工厂竟已有400号人，年产值300余万元，厂门口挂着“宁围农机厂”、“宁围轴承厂”、“宁围链条厂”、“宁围失蜡铸钢厂”四块牌子，到这一年的秋天，他又挂上了“宁围万向节厂”。这时候，鲁冠球已经在搭建自己的企业基石。
这一年，在一些企业已经开始悄悄恢复基本工资加奖金的制度，有的还开始尝试计件制。然而，早在1971年，鲁冠球就提出了计件（时）工资制，根据工人的劳动量来分配他们的收入。只有初一文化水平、从来没有接触过任何企业管理知识的鲁冠球在很早就尝试着管理工厂的方法。为日后鲁冠球成为著名的“中国企业常青树”埋下重重的伏笔。
袁宝华同志是我国工业企业管理理论的奠基人之一。改革开放初期，针对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和企业发展模式的创新，当时中国企业界呼唤“中国式企业管理理论”的产生。他从1978年6月起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袁宝华同志开始带领中国企业管理代表团考察多个国家的管理实践。
1978年10月他受国务院领导指派，率领马洪、邓力群、孙尚清等人赴日本考察，发现日本的文化传统与中国相似，学习日本企业管理可以为中国所用。当时日本已形成较为成熟的日式企业管理经验，故当时袁宝华同志提出学习日本做法，创造中国式企业管理模式。当然这种创造并非延续过去中国计划经济的企业管理方式，而是在改革基础上进行创新。
1984年，浙江杭州萧山宁围乡首次召开万元户表彰大会，鲁冠球（右一）榜上有名1979厂长经理们的“春天的故事”
“一九七九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 神话般地崛起座座城/奇迹般聚起座座金山。” 这是歌曲《春天的故事》中的一段歌词。讲述了“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在1979年首先提议，在深圳成立经济特区的故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像一声春雷唤醒了长城内外，缕缕春晖暖透了大江两岸，笼罩中华大地的阴霾被春风吹散。
一九七九年的春天，对于中国的企业管理者来说也有一个“春天的故事”。那个时候，在中国只有厂长经理，还没有企业家的概念。
1979年3月3日,中国企业管理协会成立。成立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康世恩、国家经委副主任袁宝华、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邓力群等领导同志出席大会。康世恩、邓力群等同志在大会上作重要讲话。
康世恩同志在讲话中指出：管理是一门科学。没有科学的管理，就没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生产技术的现代化和管理的现代化，是现代化建设的两 个方面，二者互相促进，缺一不可。协会的主要任务是适应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重点转移的工作方针，研究国内外企业管理的理论、制度、技术、方法和经验，为提高我国的企业管理水平，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邓力群同志在讲话中希望搞研究和搞实际工作的同志携起手来，为共同搞好企业管理作出贡献。会上,国家经委委员、综合局局长张彦宁同志宣读了中国企协章程(试行草案)和理事会组成人员名单。经过广泛的协商酝酿，产生了第一届理事会理事55名，常务理事34名。理事会推选袁宝华同志担任协会会长。
根据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和国家经委党组决定，为了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适应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提高经济管理干部的管理水平，切实改变企业管理的落后状态，中国企业管理协会协助国家经委举办企业管理研究班,这是新时期企业管理培训史上首次以最高层次命名的企业管理培训班,标志着进入真正意义上的企业管理培训的开始。康世恩同志提出了“解放思想、独立思考、研究问题 、总结经验”的十六字办学方针。参加第一期研究班的学员110名，来自国内大中型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和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 和主要工业城市经委(工交办公室)负责人。
1979年，《人民文学》第7期上发表天津作家蒋子龙的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给思想比较解放的文艺家们提供了一个新的契机。就题材、思想、人物而言，这篇小说是一篇不同于此前发表的那些“伤痕文学”的小说，被评论家们誉为开“改革文学”风气之先的佳作。其时，著名文学评论家陈荒煤在谈到这篇小说时说：“一个工厂的厂长，怎样领导生产，怎样管理企业，怎样为四化做出应有的贡献。《乔厂长上任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活的榜样。他破除了一切条条框框和种种陈规陋习，按照时代的要求，遵循经济规律办事，不愧为献身四化的当代英雄和闯将。”
1979年1月17日，邓小平邀请工商界领导人荣毅仁等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在谈话时，邓小平直接提出：“吸收外资可以采取补偿贸易的办法，也可以搞合营，先选择资金周转快的行业做起。”接下来，邓小平的谈话方向转向了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荣毅仁，“荣毅仁同志，希望你减少一些其他工作，多搞些对外开放和经济工作。形式你自己考虑……所谓全权负责，包括用人权，只要是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搞好，就不要犹豫。”
1979年2月初，荣毅仁向中央提交了一份《建议设立国际投资信托公司的一些初步意见》的报告。报告批下来了，“投资信托”，在国务院批下来时被改为了“信托投资”。自此，有了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1979年10月4日，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正式宣告成立，荣毅仁任董事长。荣毅仁在中信公司第一个章程中写进了,“公司坚持社会主义原则，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实行现代化的科学经营管理的原则。”荣解释说，“（这一原则）实际上使公司成为当时背景下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企业的一个试点。”
荣毅仁没有辜负历史的重托，这位20世纪30年代即投身民族工业的“荣老板”，独树一帜，创业伊始即大刀阔斧地开辟出一条令当时许多人费解的创业之路，公司成立第一年，就接待了来自40个国家和地区的客人达4千多人次，国内前来洽谈业务的也有3千多人次，在引进外资、技术、设备方面闯出一条新路来。为了实现国家全力吸引外资的目标，荣毅仁不遗余力地欢迎世界级知名人士加入中信的经营行列，其中更聘请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作为公司顾问，一时成为美谈。借改革开放东风，他勇敢地提出“搞市场经济要敢于蛇吞象”的口号，终于不负众望，“中信”一举成为打开国门的标志和走向世界的“引擎”。
坚持社会主义原则，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实行现代化的科学经营管理的原则。在当时已经成为那些具有远见卓识的领导者的共识。无论是刚刚成立的中国企业管理协会、“令人瞩目”的中信公司还是企业管理研究班的十六字办学方针都为它作出了重重的注解。
1979年10月经中央批准，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正式成立，荣毅仁同志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
1980年10月23日，中国科学院物理所研究员陈春先带领几名科技人员，创办中关村首家公司“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移植美国硅谷经验扩散新技术，从此开创中关村电子一条街1980 值得记住的两个人：陈春先 袁庚
中国·北京海淀的中关村,被人们称为中国的“硅谷”、高新技术企业的摇篮而闻名世界,但是对中关村首家公司的创建过程,只有以下简单的文字介绍。
“1980年10月23日，中国科学院物理所研究员陈春先带领几名科技人员，创办中关村首家公司“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移植美国硅谷经验扩散新技术，从此开创中关村电子一条街。”
1992年的冬天，笔者正在为中央电视台拍摄的一部有关“中关村”的电视专题片担任撰稿人。要想写“中关村”，首先要写素有“中关村第一人”之称的陈春先。
那是一个冬天的晚上，笔者来到陈春先先生位于北京海淀区中关村大街边上的一座老式居民楼11层的家，这位浑身都散发着知识分子气质的科学家和创业家用带着川音的普通话向笔者讲述了1980年创业的故事。
1978年，“文革”结束之后，陈春先和陈景润等4名科技人员从助理研究员被破格晋升为研究员，经国家学位委员会审定，陈春先成为当时中国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同年陈春先还参加了第一次全国科学大会。
1978年夏，中美核聚变学术交流计划启动，中国代表团首次访问美国，代表团成员有中科院物理所核聚变专家陈春先。
陈春先访美期间与美国核聚变试验室负责人、核聚变事业之父弗斯(H.P.Furth)教授，进行多次学术交流并成为好朋友。陈春先印象最深的是美国科研爆发力，托卡马克、人造卫星都是苏联首先研制成功，弗斯教授带领科技人员，只用几个月就研制出托卡马克并超过苏联，成为日本、德国、法国等国家建造托卡马克的学习基地。美国的航天事业很快赶上苏联，把人类送上月球。陈春先对美国的科研爆发力进行了思考，发现中美两国科研体制是不同。
1980年，陈春先第二次访问美国，走访了美国20多个城市，参观多处核聚变实验室。这次陈春先访美与上次不同，重点是美国核聚变实验室的效率、试验周期、实验设备、制造流程等。陈春先得知美国实验室设备是由几十人的小公司制造，设备质量优良生产周期短。中国几十人的小工厂只能搞小商品加工，拥有上千人的大工厂，才有能力承接核实验室设备的制造。
陈春先向弗斯教授提出疑问，他说:“这些小公司怎么能为实验室制造设备?”
弗斯教授回答说:“这些小公司是美国技术扩散区的技术公司，技术扩散区在旧金山硅谷、波士顿128号公路两地，那里有几千家技术公司。技术公司与其他公司不同，公司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人是教授、工程师、大学生，他们有技术负责产品设计、研发、制造、销售。另一部分人是风险投资家、企业家、金融界人士，他们有钱负责提供公司创业时需要的资金。我们实验室使用的超导磁体，就是128号公路汤姆克的永磁公司制造，汤姆克还是咱们同行核物理教授。”陈春先对新生事物非常敏锐和关注。
陈春先参观技术扩散区的首站，是波士顿128号公路汤姆克教授的永磁公司。汤姆克教授是荷兰裔美国人，波士顿大学教授。他向陈春先介绍永磁公司说:“我有技术有想法，另些人有钱，双方坐下来谈，同意合作就开公司，目前公司有20多人，买卖多的时候再招些临时工，产品在全球各个核试验室使用。”
陈春先问:“开公司当老板比当教授挣的钱多吗？”汤姆克教授说:“开公司能够赚到很多钱，使我的夫人、孩子生活很快乐。但是，我设计的产品在市场上销售的非常好，这种自我价值、自我满足感的快乐，超过了赚钱的快乐。”
汤姆克教授还介绍说:“华裔科学家王安先生的王安电脑公司，是我们波士顿最好的公司应该去看看!”陈春先没有去王安公司，却记住了王安的名字和美国媒体对王安公司的评价:“王安公司要代替IBM (美国商用机械公司)”。
陈春先第二站是硅谷，硅谷位于旧金山南60至70公里处，左边是太平洋，右边是旧金山港湾气候非常好。硅谷当年是个乡村，在地图上找不到标记。陈春先在硅谷参观时，美方陪同人员郭保光先生向他介绍硅谷公司状况说:“斯坦福大学校长特纳，把校园的土地提供给教授开公司，才有今天的硅谷。惠普公司(HP)就是斯坦福大学电机系两个教授开办的，第一个产品是高频振荡器。还有大学生乔布斯在车库里设计出全球首台个人电脑，他拿设计图纸找到投资商，投资商立刻给乔布斯资金创办苹果公司，苹果公司营业额已达到几千万美元。”
陈春先在参观硅谷时还发现，中关村与硅谷在人才密集度上极为相似，应该在中关村搞试验，开公司扩散新技术。他对技术扩散区也做了详细的调查，得知技术扩散区是美国对自身反省的结果。陈春先掌握这些情况后，更坚定在中关村开公司搞技术扩散的决心!
回国后，陈春先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要在中关村建立“中国的硅谷”，1980年10月23日，中关村一个仓库的一角发生了建国30年以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在向北京市科协借来100元的基础之上，陈春先与15名中科院科技人员在这里办起了中关村第一个民营科技实体——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发展技术服务部。
这才是一场真正的“核聚变”。这些北京第一批大胆下海的科研人员，播下了中关村的第一粒火种，也标注了中关村从荒芜的郊区变成今日“中国硅谷”的起点。在随后的几年里，中关村大批科研人员投身下海，创办科技企业，这其中就有柳传志等人。
在后来的日子里，陈春先这位中国的核聚变科学家并没有象汤姆克教授那样圆一个企业家的梦。但是，有人评价陈春先创办中关村第一家公司，揭开新中国科技体制改革最光辉的一页，创建举世闻名的中关村电子街和中关村科技园区。
也有人评价，他为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一种科学的新观念，人们用这种新的科学观念能够科学的认识世界。这种观念就是扩散新技术，使科学技术成果走商品化的道路，进入真正的市场经济，成为国家的新兴经济。
1985年的蛇口，杂草丛生，空旷荒凉
2010年的蛇口，高楼大厦、鳞次栉比
如今的蛇口，滨海新城，宜居和谐
悦宾饭馆是改革开放后京城第一家个体工商饭馆在金融界，马明哲可以说是一个传奇，他从一个司机，奋斗到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并且成为金融业的常青树，这在改革步伐日益加快和风波诡谲的中国金融界中，是十分罕见的现象。马明哲的成长离不开一个人的栽培，那就是袁庚。
袁庚，1917年出生於广东省宝安县。193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年任东江纵队联络处处长，1945年任东纵驻港办事处第一任主任。1953年，任中国驻印尼雅加达总领事馆领事。1978年，就任香港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同年向中央建议兴办蛇口工业区，历任蛇口工业区第一任管委会主任、南山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职，被誉为“改革开放急先锋”、“中国改革开放第一实践者”。
1980年3月28日，蛇口在中国第一个正式实行了干部、职员公开自由招聘制，率先打破了新中国31年的干部调配制。1980年，袁庚突破了中国几十年来的“人事禁区”，开内地人才公开招聘先河，第一次拆掉了人才合理流动藩篱。之后，又实行群众民主直选领导干部。这个被人称作“早熟的民主”，却是冲破了中国几十年的“人事禁区”，解决了干部终身制的问题。
写中国改革开放史，势必要给袁庚留下一个重要位置。写中国科技体制改革史，亦要给陈春先留下一个重要位置。历史将会铭记这两位老人。
1981京城改革开放第一人
1981年的春节的大年初一，位于北京东城区翠花胡同里的悦宾饭馆来了两位特殊的客人，他们是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和陈慕华。
今天，女老板刘桂仙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姚依林和陈慕华在饭馆里坐了很长时间，他们先是把小餐馆视察了一遍，边看边询问饭馆经营的情况，并鼓励刘桂仙好好干。姚依林在看了餐馆的菜单后，还建议刘桂仙别光顾着做热菜，还要弄一些可以下酒的凉菜，这样既可以满足顾客的不同需求，又可以多赚钱。他们走后，刘桂仙足足放了半小时2麻袋的鞭炮，就在这一年，刘桂仙还在悦宾饭馆不远处又开出了一家更大的饭馆——悦仙餐馆。 悦宾饭馆是改革开放后京城第一家个体工商饭馆。1980年，刘桂仙为了两个待业已经2年的儿子决定自己开饭馆。那年，刘桂仙47岁，是5个孩子的母亲，她无忧无虑，为人老实。开始的时候，这个饭馆的条件还比较差，只有一间房子，三张桌子，这间31平方米的房子还是原来家庭的堂屋。刘桂仙开办这个饭馆花了1100元人民币。她的丈夫向人借了100元，她则用掉了500元的积蓄，银行贷款给了她500元，作为经营费用。此举引起了社会和中外媒体的广泛关注，称“悦宾饭馆开业标志着北京改革开放的开始。”一家国外媒体还以“北京第一家饭馆”为题做过专题报道。
饭馆开业后，姚依林、陈慕华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和老布什的夫人等70多家驻华使节、参赞和夫人光临过小店，来观看第一家个体饭馆的经营情况，来观察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走向。刘桂仙和她的悦宾饭馆一时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成为改革开放的知名人物，在国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响，为北京市个体经济的发展树立了榜样，打破了公有经济一统天下的格局，确立了个体工商户在国民经济和社会上的地位，带动和促进了北京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
30年过去了，悦宾饭馆也在刘桂仙的带领下，通过全家人的辛勤劳动，已从初创时期的那间30多平米的悦宾饭馆，发展成为悦宾、悦仙两家饭馆，一家古玩店和一家木器加工厂，资产上千万余元，从业60余人。
饮水思源，刘桂仙致富不忘国家，积极回报社会，从1980年开始，每年都定期不定期向社会捐款捐物，例如，每年都向街道敬老院500元，以改善孤寡老人的生活；手拉手资助密云县贫困学生5000余元上学，张北地震受灾，她立即购买3000多元衣物捐给灾区等等，有人问她图什么?她说，是党和政府的好政策使我富起来，吃水不挖井人，我和我们全家都不能忘本，国家有困难、社会有困难，我们都应该去帮助，尽自己一份心意。
北京的前门大街曾经是老北京最热闹的商业街，如今，这里依然是车水马龙、人潮如织的繁华地段。“老舍茶馆”就位于前门大街的西南侧。但是,如今声名远播的老舍茶馆，正是从卖二分钱一碗的大碗茶起家的。
1979年的时候，尹盛喜还在北京大栅栏街道办事处任供销组长，靠几千元贷款，尹盛喜带领着一拨儿返城知青，在前门从摆茶摊，卖“两分钱”大碗茶起家，历经8个春秋，发展成了“北京大碗茶商贸集团公司”。公司在北京、深圳和海南都建起了自己的分公司。两分钱的大碗茶几乎成了改革开放和艰苦创业的代名词。
1988年，尹盛喜力排众议，由大碗茶商贸集团公司投资700多万元，兴建了老舍茶馆。老舍夫人胡洁青女士评价说：“老舍茶馆除了它的商业性质和经济效益之外，还有它的文化性质，传统色彩，地方风格，旅游因素——它是一个高层次的文化窗口。”
老舍茶馆的创始人尹盛喜已经于2003年辞世了，尹盛喜留下的精神与物质财富却永远留在人们心里。
1952年，中国的个体户有750万人。经过20多年“兴无灭资”的改造，到1978年，个体户只剩下15万人。1981年底，个体户增长到101万人。但是，当时私营和民营企业仍不被承认，个体户也被限制在拾遗补缺的范围，“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慢慢补充着，百万富翁们也开始从倒服装、开饭馆、卖大碗茶的人中生出了。
刘桂仙和尹盛喜们从那个时候开始显露头角， 从“个体户”到“企业家”，这些名头上的变迁也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千千万万小人物的生意和生活正在随着经济大潮起起落落。
1982 下海
1980年10月23日，得到北京市科协的支持，科技人员“下海”创办的“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在海淀区开张。
随着1982年中央提出的“科学技术面向经济建设，经济建设依靠科技进步”方针的引导，大院大所科研人员的“下海”，一时成为在神州大地上涌动的热潮。热潮在北京市海淀区显得格外气势磅礴。
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在《激荡三十年》一书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1982年，武汉国营一八一厂的工程师韩庆生与其他三个工程师一起，为武汉的一家乡镇企业设计了两套生产污水净化器的图纸，还编写了两万多字的产品技术说明，使这家濒临倒闭的企业起死回生。厂长为表示感谢，到年底发给四个人每人600元。
就是这600元把韩庆生送进了监狱，一八一厂的有关领导知晓此事后当即向公安局告发，韩庆生被判有罪，罪名就是“技术投机倒把罪”，一审判决入狱300天，用韩庆生的话说，“相当于两块钱坐一天牢。”
尽管后来韩庆生被平反，厂长亲自登门道歉。但这种喜剧性的落幕，并未能真正解决此类事情。1985年前后，上海太平洋被单厂一个叫郑鸿坚的助理工程师，依然因为业余兼职而被判处徒刑、关进大牢。
在此后的若干年内，国营机构里的科技人员能否外出兼职，始终是一个纠缠不清的话题。当初争论四起，其中一种激烈的反对观点是：工程师在国有企业工作，拿的是国家的工资，怎么能用“国家资源”来填自己的腰包？
直到1988年1月18日，国务院专门下达了文件，称“允许科技干部兼职”，至此，争论才总算尘埃落定。而事实上，在那时，民营企业聘用科技人员已是一个十分普遍和自然的现象。吴晓波认为，这份文件已成一个追认式的“马后炮”。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也曾有一批官员“下海”，但那时主要是机构改革后编制缩减，一些官员到部门下属单位或企业中去当领导，充实基层力量。实际上只是原有编制待遇的平移，是体制内的一种流动，并非真正的“下海”。
台州之名，知者甚少。甚至台州人也委屈地说“人家和我们做生意，却问台州究竟在哪”。可是，提起吉利、苏泊尔、钱江、爱仕达等家喻户晓的名牌，却无人不晓。并不夸张，几乎每个中国人在家中都能找到台州产品。
中国大陆“富豪《福布斯》排行榜”上，刘永行、刘永好率领的刘氏四兄弟榜上有名。他们的新希望集团如今已在跨农业、食品、化工、房地产、金融等多个领域，完成了自己的商业版图构建台州没大港口，没丰富资源，没产业基础，没区位优势（到现在都没火车站），只有1976年1.0897亿元的财政收入、全地区人民人均存款9元的尴尬。如今变了，台州依靠民营经济，重工业竟很发达。据介绍，在台州生产整车的企业有4家，老板都是白手起家的台州人，汽车、摩托车的配套企业数以千计。加上缝纫机、塑料制品、鞋业等，台州共有9大支柱产业。
1982年，台州市温岭县工商局率先突破禁区，给当地的牧屿工艺品厂注册核发了“社员联营集体”的营业执照。这是国内第一家经工商登记注册的股份合作企业，台州因此成为“中国股份合作经济的发祥地”。26年后，当年的工艺品厂虽已更名为“宝利特”鞋业有限公司，但股份合作的性质依然未变。公司董事长陈华根告诉记者，起初几千元的合作资金如今已扩大到年产值8亿多元。
事实上，一家小小工艺品厂的发迹历程，恰好成了台州民营经济快速发展的印证。
步鑫生的作用也显而易见，河北的马胜利就宣称：我是学了步鑫生的事迹才搞起改革来的；浙江的鲁冠球也说，走改革之路，走步鑫生之路，才能搞好我们的企业1983“首富出生记”和“步鑫生创新”
1982 年 8 月 的一天，四川省新津县古家村，四个同胞兄弟坐在一间泥砖墙、茅草顶的小屋里 ，举行决定自己命运的方桌会议。
四个兄弟各坐一方：毕业于成都电讯工程学院、供职于 成都906厂计算机所的大哥刘永言； 有大学专科文凭、在县教育局供职的二哥刘永行；毕业于四川农学院、在县农业局当干部的老三刘永美（现名陈育新，幼时送陈姓农民抚养）；老四刘永好在省机械工业管理干部学校当教师。
家庭会议的主题是：追求幸福生活。
老三刘永美首先发言：“我爱人是农民，我自己又是学农的，干脆我先辞职回家试验，即使砸了铁饭碗也还能靠两亩承包田过日子。”
刘永好表态：“我情愿冒风险背‘农皮’也不愿安安稳稳地当一辈子穷教师。人生不过几十年，年轻不闯几时闯？”
刘家的家庭会议开了三天三夜，最后通过了一项特别决议：“脱公服”当专业户！ 四兄弟先后辞职，变卖手表、自行车和家中废铁，凑足1000元资本，开始大干一场。
兄弟们最先计划在古家村与生产队联办一个“奇异电子厂 ”，以实现刘永好多年的夙愿。
可是，奇异电子厂泡汤了，刘氏兄弟的建厂计划流产了。刘永好没有放弃，又办起了“育新良种场”，专门搞养殖。从育鸡苗到养鹌鹑，刘氏兄弟适应市场的需要，买卖越做越顺。他们什么赚钱就干什么，不仅净赚了1000多万利润，掘到了“第一桶金”，还获得国家星火科技成果二等奖，真是名利双收！
后来，刘永好兄弟经营空间不断扩展，从搞养殖到开发饲料生产，从家庭作坊经营向现代化规模经营的大步跨越。
由1000元原始积累起步，历经20年的艰辛创业，终于发展成为跨行业、跨省区，集科技、经贸、生产为一体，拥有资产83亿元的中国大型民营企业集团。2001年10月，美国《福布斯》杂志，将该集团法人代表刘永好兄弟评定为“中国大陆首富”。
1983年11月16日，《人民日报》刊发《一个有独创精神的厂长——步鑫生》的专题报道；其中，新华社编者按这样形容说，浙江省海盐县衬衫总厂厂长步鑫生“努力创新”，“甩掉产品包销的拐棍，自己到市场上创牌子，闯路子，以三新(款式新，衣型新，装潢新)，以快(转得快)取胜，大胆改变现行制度”。
此后数十天内，中国媒体迅速将步鑫生炒做成“全国最为知名的工厂厂长”。
让步鑫生出名的，是新华社记者童宝根。当时，他进行了一个星期的采访后，觉得步鑫生是一个有独创精神的厂长，步鑫生对于过去那种‘大锅饭’、‘铁饭碗’的旧体制深感不满，利用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机会，作了一些大胆的改革尝试，使企业得到迅速发展。他对外努力搞活经营，到市场上去竞争，以品种多，花色新的优势在大上海取得了一席之地。在企业内部，他改革了分配制度，按职工劳动实绩进行分配，并从生产实际出发制订了一整套严格的管理制度，生产现场管理也颇具特色。
当童宝根的报道作为内参送到当时的胡耀邦总书记案头时，胡耀邦当即批示：“对于那些对工作松松垮垮，长期安于当外行，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企业领导干部来讲，步鑫生的经验应当是一剂治病的良药，使他们从中受到教益。”
后来，胡耀邦再度就步鑫生作出批示：“抓住这个指引人们向上的活榜样，对干部进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教育，统一思想，推动经济建设和整党工作。”
步鑫生的作用也显而易见，河北的马胜利就宣称：我是学了步鑫生的事迹才搞起改革来的；浙江的鲁冠球也说，走改革之路，走步鑫生之路，才能搞好我们的企业！
1984“给我们松绑”和“洋厂长”
1984年，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进入第五个年头。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中心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基本解决了农村群众的温饱问题，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尚未启动。作为国民经济重要支柱的工业企业生产经营没有自主权，既无活力，也无动力，只有压力。
这一年3月23日，福建国企厂长经理研究会在福州举行成立，参加活动的全省国有骨干企业的55位厂长经理一致认为，福建作为全国率先对外开放的省份，有着喜人而又逼人的大好形势，但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对企业统得过多，管得太死，企业没有自主权，想干动不得，想活活不了。”
时任省经贸委副主任的黄文麟十分理解厂长经理们的苦衷，深感旧体制非改不可，而改革又需要一股冲击力量，于是他集中大家的意见，起草了一封表达厂长经理们心声的呼吁书——《给我们松绑》。3月24日，《福建日报》全文刊登了呼吁书。很快，呼吁书成为全国新闻舆论关注的焦点，“松绑放权”一时成了社会各界的热门话题。之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红旗》杂志等全国权威媒体全文转发。
不久黄文麟带领5位企业家赴京，向国家体改委汇报了有关情况。从而引起了国内一场国企全面的放权运动。
威尔纳•格里希（Werner Gerich）(德国），企业管理专家，改革开放后中国国企聘请的第一位“洋厂长”，武汉市 “黄鹤友谊奖”获得者据了解，这封信与时任福建省委书记的项南不无关系，这封信就是经过当时人称“项大胆”的项南审批，并亲自写上短评要求《福建日报》发表的。
当年提出“松绑”请求的领头人黄文麟回忆说：“当时，主管部门过多干预企业，在制定一些措施的时候，不顾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特别是一些执法部门，具体表现为‘乱检查、乱收费、乱摊派’。‘松绑放权’的呼声，促使从国家到各省地市一系列搞活企业政策措施的相继出台。”
为了纪念这个事件，1995年开始，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每年这个时候都组织举办“全国企业家活动日”。
2005年3月，中国首位“洋厂长”———武汉柴油机厂前厂长威尔纳·格里希的铜像落户武汉市汉正街都市工业园。此次制作的格里希铜像共2尊，另一尊赠给了武汉的友好城市德国杜伊斯堡市。
这位1920年出生的德国老先生，1984年11月至1986年月11月任武汉柴油机厂厂长。作为中国国有企业聘请的第一位外籍厂长，格里希幸运地站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风头浪尖，曾一度成为国际社会观望中国改革开放的风向标。1986年，作为中国第一个外籍厂长、原湖北武汉柴油机厂厂长德国专家格里西先生成为中国第一位被授予永久居留资格的外国人。
2003年4月17日，格里希在德国米尔豪森市逝世，享年83岁。
1983年德国退休专家组织（SES）成立了，格里希先生“希望无偿奉献自己从业生涯中积累的经验和知识。”于是，作为SES 最早向海外派遣的人员，他来到了中国武汉，成为当时武汉柴油机厂的技术顾问。而谁也未曾料到，就是这个怀有一颗赤诚之心的老人，在改革初期的中国掀起了一阵轩然大波。
格里希的贡献绝不仅仅在于推动了武柴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他给人们的思想观念带来了变化。作为中国首位洋厂长，他在武柴的成功迅速在全国掀起了引进国外管理人才的风气，被称为“格里希效应”。格里希之后，武汉先后引进了3位洋厂长，都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就。
朱镕基曾亲切地称格里希为“质量先生”。1984年国庆游行，天安门前游行队伍中，北京大学学生突然打出了一个意外的横幅——“小平您好”，此画面瞬间传遍世界，成为共和国历史上一段珍贵的记忆。“小平您好”这句话感情真挚，就像是对亲朋，像是对自己最热爱、最熟悉的家人的问候，真真实实地表达了人民群众内心深处对邓小平同志的由衷祝愿和朴素、深厚的爱戴之情。
1986年，石家庄第一塑料厂基本完成了“满负荷工作法”的推广
1998年，马胜利在他创办的石家庄市胜利纸业有限公司前留影1985“满负荷工作法”和“承包法”
1984年1月，张兴让被调到石家庄第一塑料厂任厂长、党委副书记。在经历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贯彻农村承包制的热潮后，河北省的国有企业改革从1979年开始起步，承包经营从1983年开始盛行，石家庄很快就掀起一股承包国有企业的高潮。
在众多国有企业还懵懵懂懂、不知市场为何物的时候，一向以接受新事物快著称的张兴让已经三下河北白沟市场。1984年6月，张兴让联合石家庄其他6家企业，组建了供应、生产、加工、销售一条龙的经济联合体，完成了一次从计划经济迈向市场经济的跨越，“张联合”的名字从此传扬开来。
1985年4月，前往日本买设备的张兴让，在东京、大阪、奈良等地一共考察了9个塑料厂。那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跟日本的同行比，石家庄第一塑料厂不光机器落后，经营管理也差好大一截：操作同样的设备，日本只需 120人，“一塑”安排了836人；工人有效工作时间，日本七八个小时，“一塑”只有两三个小时；设备运转率，日本是98%，“一塑”只有43%；人均产值，日本最少的40万元，最多的70万元，而“一塑”只有4万元；二、三线非生产人员占总人数比例，日本是9%到10%，“一塑”是50%左右……
张兴让感到日本先进企业的人均效益要高出国内企业十几倍到几十倍。
日本之行，设备太贵没买成，张兴让却意外发现另外一条提高效益的路子：“满负荷工作法”。 他回到国内，多方比较分析后认为，管理混乱，企业员工和设备都没有达到“满负荷”工作，是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根源。于是，张兴让在本企业推出了“满负荷工作法”，即把包括质量指标、设备运转、供销经营、工作量和工作时间等8个方面，定出满负荷标准，从企业管理机制和分配机制上进行一次变革，一扫企业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弊端。
1986年，石家庄第一塑料厂基本完成了“满负荷工作法”的推广。1987年，张兴让的事迹被《人民日报》等媒体报道后，立即引起了中央领导和省领导的高度重视，认为这是一大发明，并在全国大力推广。1987年以后的10年间，张兴让确实获得荣誉无数：“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劳动模范”、“河北省特等劳模”，还有两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总工会、工商联执委等职。只要是那几年企业家评选，总少不了张兴让的份。
成名后的张兴让没有停止企业改革的探索。1992年，张兴让又把企业幼儿园、食堂等企业办社会的部门剥离出来，让他们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使昔日的“大包袱”变成了“摇钱树”。
1993年以来，张兴让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国内塑料行业出现全行业不景气。张兴让带领全厂职工顶住了市场压力，使企业保持了盈利水平。张兴让说：“如果不坚持改革，企业可能早就垮掉了。”
张兴让在石家庄第一塑料厂一干就是14年，他如今津津乐道的仍是“满负荷”。他认为，满负荷是一个动态概念，随着技术的进步，今天生产满负荷，可能就会出现明天的不满荷，它要求不断地调整管理方法，来实现满负荷的目标。企业改革也是一样，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总会遇到困难，这就需要不断地深化改革，去克服困难、实现发展。
马胜利17岁进入石家庄造纸厂工作，从技术工人一直做到厂长。1985年前后因承包石家庄造纸厂以“马承包”而名闻天下，在全国掀起了“向马胜利学习”的热潮；1988年，中国马胜利造纸企业集团成立，马胜利成为100家造纸企业惟一法人代表；1995年10月被强行免职。
马胜利被公认为是中国第一个提出“打破铁饭碗、打破铁工资”的人。当年，他是当之无愧的兼并大王，谈一个小时就可以签下一个工厂的承包合同。他也是拥有10多个省市100多家企业的“一包就灵”神话的创造者，为改革时期企业扭亏为盈提供了行之有效的方式。马胜利的失误就在于承包的速度过快数量过多，超越了他管理的能力。因此，辉煌之后不久，“马承包”就不得不面对造纸集团的解体乃至憾然接受被强行免职的结局。
1986年8月23日，沈阳防爆器械厂宣布破产。这是新中国第一家正式宣告破产倒闭的公有制企业。8月24日该厂发放救济金。一边，财会人员正在核对名单，发放救济金，另一边，被冷落的厂长石永阶心事重重地闷头抽烟1986第一个破产厂长石永阶
1986年《中国青年报》记者郑鸣拍摄了一幅著名的照片，叫《倒闭后的滋味》，刚一发表，就引起了世界各大媒体的关注。照片上的这个人物也一夜之间闻名全国。照片上的主人公叫石永阶。
1986年8月3日是石永阶无法忘记的日子。这一天，沈阳市防爆器械厂被宣告破产，这是当时中国第一家破产企业，而他就成为了“破产厂长”。
国企破产在今天已经不是新鲜事了，但在22年前，当全国第一家公有制企业-----沈阳防爆器械厂宣布破产的时候，它所造成的冲击无异于一场地震。
1984年，沈阳成为全国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城市，而破产的出现与这一宏观背景有着密切联系。
1985年沈阳市开始了厂长负责制的试点工作，并且到1985年止，沈阳市已有233家企业实行了厂长负责制。同时，一份名为《关于进一步增强大中型国营工业企业活力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也随之出台，再次重申了省委关于“对企业放权”的规定。
与以往相比，搞活小企业在这一时期内走入人们的视野，“经济独立、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按劳分配、民主管理”意识开始逐步深入人心。
沈阳市防爆器械厂于上世纪80年代初正式成立，石永阶成了厂长，1985年被列入沈阳市黄牌警告企业，在一年警告期内也未实现扭亏为盈。1985年沈阳市政府发布沈政发【1985】24号文件，也就是《关于城镇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破产倒闭处理试行规定》，这一文件后来被称为中国第一部破产法。1986年8月3日，沈阳防爆器械厂被宣布破产倒闭。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家正式宣布破产的公有制企业。
沈阳防爆器械厂破产的第二年，《企业破产法(试行)》才开始实施，它属于典型的政策性破产。破产法的实行，是我国经济改革中的重要事件，它打破了大锅饭的局面，让严峻的经济规律来唤起人们的革新精神、自强精神，它对我国的企业界，乃至全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
破产后，沈阳防爆器械厂的大多数职工由政府安排了新的工作。 当时，“破产厂长”这个称号比破产本身带给石永阶的压力还要重，因为同时他还得背上“无能厂长”的恶名。其实，沈阳防爆器械厂属于政策性破产。可很多人以为是石永阶搞垮了这个厂，媒体的报道也把我说成是一个无能的领导者。这等于把企业破产的责任，全推到了他一个人身上，石永阶认为这不公平。
为证明自己的能力，石永阶没有接受安排，而是自己办一个厂，生产防爆产品。近20多年来，他先后创办了长城电器开关厂、风云冷面店、长城豆制品厂。现在，他是沈阳实明伟业经贸中心的董事长，该企业的主要业务是推销闲置的工业物资，资产逾百万元。
第一个破产厂长石永阶抚今追昔，感慨道：“工厂要倒闭了，破产了，从一个人来说，你思想上不能倒闭，思想要抱一个宗旨，我这个工厂是不干了，但是我个人要想出办法，我自己要干一番事业，你有了这种思想，那在生活上都问题不大，干啥都能干起来。”
在石永阶自己看来，外界的舆论并不重要，“破产是进步！”他说，“在改革中，我的角色是历史定位的，也会由历史来说明。”
1987 这个女人不寻常
这是一个载入中国当代经济改革史和中国新闻史的女人，这也是一个经过风雨后坚定地回归平凡的女人。然而，历史又怎能把她忘记呢。她就是关广梅。她曾经是副食商店的营业员，后来却成为最富争议的经济人物。《经济日报》连续40余天对其关注报道，开全国深度报道的先河。
关广梅1971年参加商业工作，一步步从副食商店的营业员、业务员、门市部主任做到业务副经理。1984年，她在本溪市蔬菜公司组织的承包招标中，以当年完成12万元，次年完成14万元，第三年完成16万元的利润指标，承包副食商店。1984年当年，关广梅当上消防副食商店经理的第一年，就实现利润18万元。1985年初，关广梅提出租赁经营的设想。4月29日，她与市蔬菜公司签订了租赁经营消防副食商店的合同，在本溪市第一个开始租赁经营。1986年8月，她承包了本溪市最大、同行业利润最高的东明副食商场。1987年伊始，关广梅与辞职投身改革的本溪市委政研室处长李明一起合租5家副食商店，形成了以本溪市最大的东明副食商场为龙头的8家租赁经营群体——东明商业集团。
关广梅(中)成为20世纪80年代经济改革的风云人物两年间为国家创利100万元，职工收入亦成倍增长，但她在1986年的全部年收入为44000元人民币，是当时中国平均收入的12倍。有人认为“关广梅是在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走的不是社会主义道路。”对此，关广梅投书《经济日报》，建议对租赁企业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展开讨论。1987年6月12日，《经济日报》刊登了她的来信，并作连续报道，提出了“关广梅现象”的概念，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在那个时期，城市内的经济体制改革话题还比较敏感，很少有哪个报纸敢做相关的报道，《经济日报》在此做了大胆的尝试，通过大讨论的形式对城市经济改革给予了支持。
时任《经济日报》评论部主任，后曾任《经济日报》总编辑的冯并在他撰写的《“关广梅现象”提出了什么》一文中明确指出，“人们不要动辄提出姓什么问题，不要受旧框框、旧模式的影响，一遇到改革现象，一讲改革人物，就用‘社’和‘资’的陈旧尺度去衡量，观念不改革，我们将永远在姓什么问题上争论不休，徘徊不前。”
这组报道后来赢得了第九届全国好新闻唯一的特等奖。1987年10月，关广梅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87年10月底，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的媒体见面会上，几张新的面孔引起了西方记者的好奇。时年37岁的关广梅和其他三位企业家一起代表着上世纪80年代末，中国社会最为重要的新兴力量。
1988第一次被称为“企业家”和《企业法》诞生
1988年春末的四月，中南海里喜笑颜开的迎春花在阳光的照耀下，更加鲜艳夺目。
怀仁堂里，传来一阵阵开心的笑声。李鹏、姚依林、田纪云、薄一波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正在这里接见首届20名全国优秀企业家并进行座谈。首届“全国优秀企业家”之一、现任青岛双星集团“终身总裁”汪海回忆，这是他们第一次被称为“企业家”。由于中国社会对“企业家”这个称谓还十分的陌生，“当时能不能用这个称呼，社会上还进行过一次激烈的争论”。
据当时在中国企业管理协会工作的同志回忆，1988年3月21日根据国家经委《关于开展评选优秀企业家活动的通知》精神，经各地区、 各行业的评选和推荐，全国优秀企业家评选委员会审核评定，国家经委审定批准，授予马胜利等20位同志第一届全国优秀企业家(金球奖)称号。因为是首届，评选者显得十分谨慎，获奖者可谓万里挑一，最终全国只有20位企业家上榜，即使是在浙江这样企业家云集的省份，也只有冯根生一人入选。
1988年4月20日至22日，中国企业管理协会会第九次年会和中国企业家协会成立大会在北京召开。李鹏、姚依林、田纪云、薄一波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大会，向首届20名全国优秀企业家和荣获1987年度企业管理优秀奖、企业管理优秀论著奖的代表颁奖并合影。
全国优秀企业家，是那个年代中国企业家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
2003年11月，首届“全国优秀企业家”之一，时任杭州第二中药厂厂长，现正大青春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冯根生在杭州西湖举办了题为“光辉岁月、奠基中国”的首届全国优秀企业家聚会。
冯根生和杭州市领导一起描绘产业转型蓝图
首届优秀企业家去向冯根生时任杭州第二中药厂厂长，现正大青春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邹凤楼时任湖南醴陵国光瓷器厂厂长，后被免职，2006年去世。
尚海涛时任山西潞安矿务局局长，曾任煤炭部总工程师。
李华忠时任鞍山钢铁公司经理。
陈祥兴时任南京无线电厂厂长。后曾为一家咨询顾问公司工作。
孟祥海时任佳木斯造纸厂厂长，后曾在东莞一私营造纸厂打工。
汪海时任青岛双星集团公司董事长，现任双星集团“终身总裁”。
马胜利时任石家庄造纸厂厂长，现赋闲在家。
朱毅时任烟台港务局局长，后长期担任该职。
杨其华时任广州铁路公司董事长，后任粤海铁路通道有限公司董事长。
周冠五时任首都钢铁公司总经理，后遭撤职。
齐心荣时任上海澎浦机器厂厂长，1997年突发脑溢血成植物人。
殷国茂时任成都无缝钢管厂厂长，1996年企业严重亏损被免职。
徐有泮时任沈阳电缆厂厂长，后曾受聘沈阳物业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应治邦时任西北国棉五厂厂长，1997年以玩忽职守罪判刑一年，缓刑两年。
于志安时任武汉长江动力公司总经理，现出逃在外。
黄春萼时任大连石化公司总经理，后曾任国家有色金属工业局副局长。
邢起富时任天津飞鸽集团总经理，1996年退休后曾任天津自行车协会会长。
陈清泰时任中国第二汽车制造厂总厂厂长，后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霍荣华时任吉林化学工业公司总经理，病逝。
（据媒体报道整理）1988年4月召开的七届人大一次会议上，通过了《宪法》修正案，第一次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立了私营经济在我国的合法地位。同时，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简称《企业法》）。
新中国成立后，而立之年的袁宝华投入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相继担任中央重工业部和冶金工业部局长、副部长，国家物资管理部部长等职务。粉碎“四人帮”后，他又先后担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等职务，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成为蜚声中外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经济学家。
袁宝华经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他参加过东北工业基地的建设，参加了莫斯科156项建设项目的谈判。20世纪50年代，为发展中国钢铁工业，他不辞辛劳，足迹踏遍大江南北、戈壁山川，选厂址，上项目。全国钢铁基地的建设，许多都与他的努力密切相关。
改革开放初期，袁宝华用了8年时间，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抓企业的全面整顿工作，抓职工文化、技术的“双补”工作，并主持制定了《企业管理现代化纲要》、《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厂长工作条例》和《企业法》。1978年，他在国家经委履职期间，推广了影响深远的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袁宝华说：“我一贯主张经济建设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实事求是，量力而行，循序渐进，讲求实效，尤其重视科学技术在发展生产中的积极作用，力主经济建设要走出中国自己的新路子。”
袁宝华说，最让他难忘的，是《企业法》的出台。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了上世纪《企业法》出台的前后经过，现摘编如下。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党政领导关系包括企业里的党政领导关系，也要适应这个变化。1980年8月18日，小平同志发表了重要讲话《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在这篇讲话中提出要改变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小平同志设想了很多办法，是董事长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还是职工代表大会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还是管理委员会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就小平同志当时的思想来说，还没有摆脱“什么领导下”的模式，可是有一条是明确的，就是党政要分开。党政分开，就是党政职责要分开。当时小平同志就批评那种“党不管党，以党代政”，大量的事务都放在党委的身上，最后把党的工作给削弱了。小平同志这篇讲话引起不同的反响，一部分人赞同，说这是改革必由之路；一部分人不赞成，认为这样做可能削弱党的领导。1981年《邓小平文选》第二册要出版，怎么办？胡乔木请示小平同志，说有不同意见怎么办？小平同志说好办，有不同意见就先把那一段圈掉，我没有放弃我的意见。后来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乔木同志把小平同志这段讲话给大家介绍了。直到1986年7月1日重新发表了小平同志这段讲话，才给补充进去。
当时，根据小平同志指示，我们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1981年拿出了工业企业法初稿，但因各方面对企业领导体制看法不同，未能出台。
1983年12月，彭真同志打电话给我说：小平同志下了决心，工厂企业还是要实行厂长负责制，厂长负责制不要带任何帽子，说耀邦同志也是这个意见，并说他受中央委托按照厂长负责制框架加快制定工业企业法。
1984年初，在彭真同志领导下，我们再次着手进行工业企业法草案的调查研究工作。一年之内进行了三次大调查，回京后我们向中央书记处汇报了调查情况。书记处讨论中指出，现在国有工厂存在的问题，从表面上看是企业无人负责，从实际上看，是无权负责、无法负责、无力负责。这种状况必须在领导制度上加以改革。书记处决定将《工业企业法（草案）》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名义下发，指定先在北京、上海、天津、沈阳、大连、常州六市进行试点。试点的结果，最后还是确定实行厂长负责制。此外，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也明确提出来实行厂长负责制，但是《决定》的提法也引起了一些企业党委书记的不满意，因为把党委书记排在了厂长、总工程师、总会计师、总经济师之后，排到了第五位。
在这之后，从1984年到1986年，《企业法》草案数次修改并数次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因意见不一，暂时搁置。在企业法一时不能出台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将1982年曾先后下发过的三个条例，即《基层党组织工作条例》、《厂长工作条例》和《职代会工作条例》，作若干重要修改于1986年6月下发，要求在进行企业领导体制改革试点的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中实行。目的是进一步明确企业党组织、职工代表大会和厂长各自的责任制度，为实行厂长负责制创造必要条件。1988年3月，经党的十三届二中全会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简称《企业法》）作为立法建议，于同年4月提交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
《企业法》最重要的意义在于把企业的内部关系、外部关系、经济关系和行为规范都明确了。它首先明确了企业的地位和作用。原来企业是政府附属物的地位从根本上得以改变，企业应该是一个独立的法人，应该是自负盈亏、自主经营、有自我发展能力的。第二就是必须改变长期以来的领导体制，来适应全党工作重心的转变，而且真正使厂长负起责任来，同时改变党不管党的状况。第三就是要解决企业的领导人和职工之间的关系，要明确全体职工是企业的主人，必须实行民主管理，职工代表大会制度非常重要。虽然是厂长负责制，但不能厂长一个人说了算，重大问题的决策还是要民主化科学化。《企业法》通过后，我作为《企业法》起草领导小组副组长，终于长舒了一口气。回想起《企业法》十年起草过程以及其中的风风雨雨，不禁感慨万千。可以说，小平同志也为这部《企业法》的出台奋斗了整整十年！
为了纪念袁宝华在企业管理方面作出的贡献，2004年12月，中国设立了由中国企业管理科学基金会推出的中国企业管理科学领域的最高奖项，并以袁宝华的名字来命名，即“袁宝华企业管理金奖”。袁宝华说，该奖项旨在进一步促进中国企业管理思想和管理模式的创新，提升中国企业管理水平和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现代化事业。袁宝华的卓越贡献得到几代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赞扬。在他80岁寿诞时，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曾为他作诗曰：奉天初识韩荆州，亦师亦友五十秋。廉颇跨鞍情未老，赤臣谋国志不休。企改运筹功绩著，公正廉明口碑留。我学袁公高格调，无愧于心复何求。
为了纪念袁宝华在企业管理方面作出的贡献，2004年12月，中国设立了由中国企业管理科学基金会推出的中国企业管理科学领域的最高奖项，并以袁宝华的名字来命名，即“袁宝华企业管理金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