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驱动中国·道势术
中国创新政策转向分散试错
张文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
“创新”的概念很宽泛。我们谈论的创新，首先是经济发展意义上的创新，也就是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里所说的创新。但是有时候，说的又好像是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意义上的创新，伽利略有句名言“科学真理需要在实验和基于实验的理论中去寻找”，这里说的就是知识和真理的探寻。大家把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类的创新称之为“科技创新”，我姑且将之命名为“伽利略创新”，伽利略既发现了自由落体运动规律，又发明了天文望远镜，这样也可与熊彼特创新相对应。
改革开放以来有一个很大的熊彼特意义的创新，就是塑料大棚。年龄稍长的人知道，在北方，二三十年前的冬天，是没有蔬菜吃的。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解决的方案主要就是依靠塑料大棚。其实很简单，就是将非常成熟的技术和非常成熟的材料，广泛地用到农村种菜，这个产业就有了很大的发展。
我们许多人，包括一些学者，在讨论创新的时候，开始说的是熊彼特创新，说来说去不自觉地就收窄到伽利略创新了，譬如研究新增长理论的那些经济学家，都强调自己是走熊彼特创新的研究路径，但研究一展开，就收窄到研发（R&D）上了，而这根本无法深刻揭示经济增长机制。
伽利略创新与经济增长之间并不存在线性关系
大家可以看到，有些科技创新搞得好的企业，发展得并不一定很强大。现在很多人说苹果的创新很厉害，其实国外也有不少人说，苹果是世界最大的“小偷”，它没有什么很原始的科技创新。中国的联想集团，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和本世纪初，研发能力、技术水平比它强的同行业企业比比皆是，可是联想却成为行业的佼佼者，即使到现在，联想集团的研发能力也属于短板，当然现在是到了大补短板的时候了。
从国家层面上来看，科技搞得好的国家，经济上不一定行。日本的例子就很有意思。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高增长时期，日本以技术模仿为主，创新能力比较贫乏，譬如说日本汽车工业在五六十年代就从美、英、德等国引进了四百多项技术。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日本政府才在《八十年代通商产业政策设想》中提出了“技术立国”战略。到了1995年，日本政府提出“科技创新立国”新战略，并公布《科学技术基本法》，把该战略作为面向二十一世纪的长期国策。后来又制定了一些具体措施和政策，如促进日本在信息家电、生物工程、纳米材料、新能源等领域成为全球尖端研发基地，促进日本企业在这些领域形成全球竞争优势，等等。但是，恰恰是从“技术立国”战略和“科技创新立国”新战略以来，日本经济增长陷入了“失去的二十年”，而此时日本科技水平的确实现了大跃升，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大为增加。
日本经济增长失去二十年，很多人认为是日本少子化、老龄化造成的。让我们观察一下日本企业的“小机巧浪潮”吧。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三洋和夏普的收放录音一体机随处可见。九十年代，索尼和松下的随身听（walkman）满大街，而现在，到处都有日本企业的iPad和iPhone吗？并没有。或许这样，我们就能更深刻理解日本经济增长的起起落落。因此，在熊彼特创新中，企业家、商业天才、市场冒险者，而不是学究、科学家、工程师，具有更重要的地位。否则，就不能转化为经济增长。
技术“前沿距离”越小，对伽利略创新的依赖越大
在新增长理论中，“前沿距离”研究是一个受到越来越多关注的领域。研究显示，离前沿越近，经济发展越依赖于内生增长模式和科技创新。虽说伽利略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不是那么直接，但是当我们的经济体离前沿距离比较近的时候，经济增长对研究开发、技术进步的依赖就越来越大，尽管后者是前者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
我调研了很多行业的企业，结果发现，我国企业离前沿并不远，在许多工业行业，几乎没有什么代际差距。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下一步经济增长，对研究开发、技术进步类的创新的依赖程度一定是越来越高。这就需要我们在这方面大搞自主创新。
前沿距离缩小意味着更需要科技创新，对于国家如此，对于企业也如此。联想集团就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技术代际差距急剧缩小的时候，还不致力于科技进步类创新，还一味沉迷于二十年前的市场营销手段、营销策略和产品外观、产品配置方面的花样翻新，未来的发展空间就会受到压制。
华为在其发展的早期，与国外企业的技术代际差距非常大，也把创新的重点放在营销手段、营销策略和技术吸收、技术改良等方面，但华为敏锐意识到，它所处的这个行业，技术变化的速度非常快，技术颠覆随时会发生，也就带来了技术方面弯道超车的极大可能性，所以，华为及时把创新重点放在了技术研发方面，甚至在基础研究方面也下了很大功夫。开拓新前沿的创新，需要分散试错
在原来技术代际差距较大的情况下，集中攻关式的创新是很有用的。当人家是第六代技术，而我们还是第四代、第三代技术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目标是什么，技术路径也大概知道。即使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受到严重封锁的时候，一般的科技文献，我国科学家也可以获得，通过这种方式大体可以知道技术原理和技术路线，可以设计相应的技术攻关方案。通过政府手段、国家力量，来集中所有的专家，搞大会战，集中攻关几年，就能做出来。
中国高铁技术，南车和北车合并之后，又攻克了一些技术难关，高铁试车速度达600公里。从中国中车现在的创新情况来看，它还是一个模仿和集成、消化吸收再创新，不属于我刚才讲的在前沿上开拓新前沿。迄今为止，中国高铁领域的那种集中攻关式创新方式还是有用的，但是未来，我觉得未必。现在美国高铁技术创新，就是在前沿上开拓新前沿，譬如一个公司在拉斯维加斯沙漠上试验新型高铁，就是开拓新前沿的创新。
开拓新前沿的创新，需要的是分散试错型创新。这些创新对经济增长有没有直接带动作用？至今仍有争议，但至少，开拓新前沿的创新是激动人心、是激发梦想的。所以，我们下一步的创新政策，到底是把国有大企业合并到一起来，去搞集中攻关型创新，还是更多转向分散试错型创新？这可能是我们未来五年到十年的重大政策选择。
中国高铁技术，南车和北车合并之后，又攻克了一些技术难关，高铁试车速度达600公里。大国开放创新体系的特点
傅晓岚（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技术促进机制十人顾问小组成员、牛津大学技术管理与发展中心主任）
第一，中国创新的主体是多重的。在中国不同的地区（如东部沿海与内陆地区之间）、不同的产业部门（如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创新的主体构成有所不同，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外资企业所发挥的作用也有很大差异。对外开放最早的珠三角地区因毗邻香港和东南亚，外资企业相对比较集中；而江浙地区因民营经济发达，私营企业比重较高；此外，重工业在东三省，国防工业在西南地区等等。在不同的地区，产业结构不同，创新主体也不同。浙江私营企业以轻工业为主；广东是早年外资带来的电子加工贸易形成的电子工业产业基础；东三省是资本密集的，国有企业有相对优势，表现则相对活跃，起带头作用。
从更大的视角来看，在中国的创新体系中，既有华为、腾讯这样的民营企业作为“创新领军者”，也有在高铁、航天、电网等领域大型国有企业作为“创新骨干者”，还有在互联网、信息技术、以及新能源等领域一大批由海归创业和风险投资推动的“创新颠覆者”，更有像西门子、微软这样在中国建立研究院、实验室的“跨国创新者”。私营、外资企业都可以找到适合的发展空间与行业来推动中国创新。创新是多主体的，多个主体各自在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地区，找到各自适合的生存空间。
第二，在创新的过程中，中国利用了两种资源——自主创新和外部资源，利用了两个市场——本土市场和全球市场。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更多的依赖外部技术引进，将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的过程相结合。而到了2006年“自主创新”成为国家核心发展战略以后，自主创新的权重越来越大。
第三，中国创新是动态演进的过程。中国创新有明显的行业特征：高铁、航天、特高压都是资本密集型行业，互联网、信息技术、新能源是新兴产业，跨国公司的创新既涉及高科技产业，也不乏中低技术领域。之前30年，中国创新是以技术转移为主导的这样的一个消化、吸收转移的过程；未来不仅会以自主创新为主，也会是一个技术创新和共同创造的过程——创新的资源要素组合在不断地演变和改进。
中国最优秀的创新型企业，又进一步演化成为两类群体。第一类企业是以华为为代表的全球性企业。第二类企业是基于原始创新和二次创新的技术，依托巨大的国内市场，逐步形成了独特的竞争力，以腾讯、阿里巴巴以及中国中车等为代表。这类企业下一个阶段的任务就是扩大全球化，通过全球的技术扩散，最大限度地实现自身的独特价值（包括技术和商业模式）和国际竞争力。
两种企业的区别在于：第一种企业的创新来源是全球的，市场也是全球的，而第二类企业的创新来源有一部分是全球的，但更多的是本土的，同时尚未形成全球化的创新网络，在市场上的国际竞争力还相对有限。某种程度上，尽管目前华为在中国企业里还是一枝独秀，但是，华为、中兴等企业代表了中国创新者整合、利用全球创新资源的一个重要方向。未来，在更多领域还会产生类似从研发到制造、再到市场创新都具有全球领先地位的领军企业。
中国创新活动的未来
胡志坚（科技部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
“中国式创新” 重回各国视野。但是，不同学者或研究机构对中国创新的特征有不同的描述和理解。比如，《牛津创新手册》认为中国的创新是以开发活动为主的创新，而不是以研究为主；Kroeber认为中国式创新是以60%的价格实现90%的功能，是一种效率型的创新；麦肯锡认为中国式创新的特征是以客户为中心的创新和效率驱动型的创新；英国国家科技艺术基金会认为中国能够迅速地消化全球最好的想法和技术，迅速地进行试验并改善自己的研究、质量和产品，是一种快速跟随式的创新，等等。
中国的创新活动未来会怎么发展？
第一，“中国式创新”的路径将转向更加依靠科技为基础的创新。随着科技投入的增加，我们的资本积累、技术积累不断上台阶，再加上成本的上升，要求我们必须创造更高的价值才能付得起工资，才能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所以必然需要更多的积极性创新、变革性创新、颠覆性创新。
第二，“中国式创新”的竞争优势正在强化与分化。一方面，依托中国市场的多样化需求和人力资本等传统优势的创新仍将存在，如盯住细分市场的山寨机厂商、致力于商业模式创新的小米以及快速模仿与再创新的腾讯等，这些模式依然会存在，但会各自分化。同时，在未来中国会出现一批真正有技术能力的全球性企业，成为像华为那样的真正的“创新者”，对人类的科学技术发展和产业进步有明显的贡献和至关重要的影响，这是未来中国创新的另一个发展方向。
第三，中国的创新要素、市场的获取走向全球化。一方面，中国的创新要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技术寻源”，从全球获取创新要素。中国已经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海外资产收购国，这些收购很大一部分是获取中国企业创新的关键战略要素。另一方面，中国的创新产品和技术将进一步走向全球市场，中国企业在海外市场不断取得突破。2016年上半年华为在全球智能手机市场上的份额为9.7%，居全球前三。深圳大疆在2015年国内企业PCT申请量排名第十，2016年销售额将突破100亿元，占据全球无人机市场份额的70%。
第四，“中国式创新”将变得更加全面、集约、绿色和包容。习近平总书记在杭州G20峰会上，把创新跟集约、绿色、包容一块提出来。未来中国的创新将越来越关注组织、文化和管理方面的创新，越来越关注创新的效率，越来越关注解决中国趋紧的资源和环境约束，越来越关注共享与全民福祉的改善。
第五，“中国式创新”的制度环境正在不断改变，我们要推动全球化条件下市场驱动型的创新发展，我们的产业政策怎么由以前的选择性政策向功能性政策改变？我们多年来强调企业是创新主体，中国产业政策怎么更加有针对性，或者对创新的能力和竞争力提高更加有帮助，也是我们的挑战。
尊重规律搞创新
刘世锦（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我们的产业逐渐走向了技术的前沿，创新的主要方式也开始从模仿走向探索，创新面临的不确定性大大提升。我们是否可以通过尊重规律来搞创新，从而应对这种不确定性呢？
创新是一个从0到1的过程，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我们的产业逐渐走向了技术的前沿，创新的主要方式也开始从模仿走向探索，因此我们创新面临的不确定性大大提升。这也是我国经济“新常态”条件下的一个重要特点。
创新成功是个概率问题
从0到1、从无到有的过程，意味着“1”和“有”在创新开始的时候，创新主体是不知道的，或者不确定知道的。实际上创新是一个试错的过程，创新成功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一个概率事件。腾讯的微信，当时不止一个团队在做，最后张小龙的团队成功了。
假设一项创新成功，需要试一百次，如果只有一个人搞一次，成功概率是百分之一，如果十个人搞，创新成功的概率就是百分之十。因此，我们现在提倡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就是要鼓励更多的人去试错，试错的人越多，整体上成功的概率才会提高。
创新不可以规划
我们要在推进创新的过程中强调市场的作用。为什么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前沿性、探索性的创新不容易成功？计划经济就是计划好由一个人来搞一项创新。这个人也许非常聪明，但再聪明，其成功也是个概率事件，这个概率也许是百分之一，即使他比别人聪明很多，成功概率提高一倍，也不过百分之二。但如果是十个人、一百个人、一千个人来探索、来试验，结果就会很不一样。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要旨之一，就是要让每一个有创新潜力的人都获得创新的机会。
因此，从本质上说，创新活动的这种不确定性，决定了创新本身是不可以规划的，或者反过来说，能够规划出来的，很难是真正的创新。我们一些政府部门，最近热衷于搞一些创新规划，这实际上是传统计划经济思维方式的延续，很难获得成功。
就项目而言，你规划三年之内完成，但也许某个企业的某个科学家某天晚上脑洞大开，立马就突破了关键的瓶颈；也可能这个项目三年、五年也突破不了。这怎么规划？类似的还有产业创新的规划、创新型城市的规划甚至创新型企业的规划。
在若干领域，一些政府部门习惯延续过去的做法，制定技术路线，从而把产业中企业的创新纳入传统的审批渠道。这样对创新的管理方式，风险很大，往往失败率很高，甚至有可能“套住”政府部门自身。
促进创新要素的合理流动
既然创新是一个试错的过程，那么，我们就需要更多创新的人聚集起来，相互碰撞，创新成功的概率才高。那些创新要素聚集的地方，就有可能走出一条创新发展之路。
中国原来发展过程中有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地方竞争，对促进创新来讲，地方竞争仍然是一个好办法。在市场竞争条件下，创新的要素是流动的，并在流动过程中形成若干个创新型的城市和区域创新中心，由于创新要素的集聚优势，在这些地区有较高的创新成功概率，因此产业和经济的创新活动主要发生在这些地区。美国的硅谷、中国的深圳、北京中关村、杭州等，都是这种创新要素聚集、创新活跃的地区。这些创新的城市不是政府部门事先指定的，而是在过去的发展中，由于区域竞争形成创新要素的流动、集聚自然形成的。
过去二十年我国创新要素分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重心已经从内陆向沿海发达地区转移，研发经费、研发人员和研发成果这些重要的产业创新要素，主要分布在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但如果你看研发机构的分布，除了这些地区，东北、山西、湖北、四川等地方也还不少。这说明，一些地方创新机构还在，但创新的资源在流出。我国创新要素跨省转移的速度在过去十年明显提高，这一趋势还将持续，我国已经进入创新布局加速调整、区域创新差距迅速扩大的新阶段。
2016年上半年华为在全球智能手机市场上的份额为9.7%，居全球前三。深圳大疆在2015年国内企业PCT申请量排名第十，2016年销售额将突破100亿元，占据全球无人机市场份额的70%。政府应该做什么
创新要素的流动会促进我国创新布局的调整，从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自然而然地形成若干创新型的城市。这些城市不是政府部门规划出来的，但并不意味着政府部门没事可干了。
在建立创新型国家的过程中政府部门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例如，最近中央反复强调经济工作要“稳中求进”，这中间首先就要稳定预期，坚持市场经济的基本经济制度、加强对产权（包括知识产权）的保护、稳定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家的预期，这些对于我国经济的平稳发展很重要，对创新来说更为重要。
另外政府部门可以做的，是为创新创造良好的环境，比如排除泡沫经济的干扰，引导创新资源脱虚向实；以及维护公平竞争、促进要素流动，这些方面政府可以做的事情还很多。
从长期来看，培育创新人才、发展有效支持创新全流程的金融工具、建设完善的创新基础设施，这些对我们国家创新型国家的建设，都具有长期和战略性的意义。政府在这些方面，依然任重而道远。
“银河小水滴杯”量化模拟投资方程式大赛在京启动
5月11日，随着银河资本投资总监吴振中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发表“量化投资在中国”的主题演讲，由银河资本主办，银河期货、银河证券等银河系机构合办的“银河小水滴杯”量化模拟投资方程式大赛之系列公开课在北京正式启动。
据了解，该大赛分预热、预赛、决赛三个阶段，而在赛程上，此次大赛又分三场：北京大学站、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站两场，待前两场顺利开启后，明年一季度还将在复旦大学开启第三站。该大赛旨在进一步挖掘高校后备量化投资人才，通过推动中小私募等资本市场发展来更好服务于实体经济。
演讲中，吴振中介绍了量化基金的起源、特点和国内量化基金的现状。量化基金是由数理统计分析技术建模，进行资产管理的一种投资策略。量化基金的概念起源于1971年的美国，由数理统计分析，选择那些短期因市场变动而受牵连，但未来回报可能会超越基准的证券进行投资，以获取超越指数基金的收益。
量化的作用在于构建包含足够信息并能对信息进行有效处理的投资决策系统，基于系统信息处理的结果进行选股、择时、决策，将人为干预的机会减到最小，避免投资者扭曲获取的信息，更能提升投资决策效率并降低决策风险。因此，量化基金的核心为建构模型、更新模型及提升模型的有效性。
量化投资已成为全球基金业主流投资方法之一。美国的量化投资从1971年巴克莱投资管理公司发行世界上第一只指数基金至今，已经成为美国市场中重要的投资风格。国外定量投资在全部投资产品中的份额中占比达30%以上。
吴振中介绍说，截至2017年3月底，国内私募基金行业认缴规模为11.90万亿，证券类规模为2.63万亿，如果估计量化对冲占证券投资比为15%，则国内当前量化对冲私募的管理资产规模估计约4000亿元，与全球3万多亿美元（约20万亿人名币）的规模相比，占比约2%。
据了解，2004年，国内首只采用量化投资工具的基金产品——光大保德信量化核心基金问世，广义的量化基金也随之呱呱坠地。与国外相比，国内量化基金无论在数量还是规模上都要小得多。几次金融危机极大地提升了国人的风险防范意识，也为量化基金的发展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2010年以后量化基金在国内发展加快。相比海外，国内的量化基金策略侧重有所不同。例如，ALPHA市场对冲策略在中国市场的有效性仍然较高，因此一直以来，该策略在市场中运用广泛，占据半壁江山。
吴振中表示，中国处于量化投资的黄金期，数据可以获取和处理，但又没那么容易，需要高端人才或高速机器，这些又都比较少，还没到海外成熟专家都来做而把利润挤压光的时候，那么这就是黄金期。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吴振中称，必须不断去深化、优化模型，挖掘一些市场还没有发现的因子，尤其是通过一些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的方法，在因子的搭配上用一些非线性的概念。另外，多策略的配置也是非常重要的。